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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这个人

          一、他向往"伟大惊人"                                                  
        
      　　少年时代的李敖，十分崇拜"奇人"。
      　　在他心目中，凡是秉奇气、有奇能、具奇才、怀奇情者，包括那些了不起的伟人，李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潜移默化地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李敖的二姐李小学毕业了。她买了一本纪念册请同学们题词留念，许多同学都画了图或
      写了字，李敖见了，也凑上去，在二姐的纪念册上画了一条船，船上单枪匹马站着一个人，手里撑着篙，船下还可以看到水波。旁边写了几个字，内容是：
      　　二姊：
      　　　伟大惊人
      　　愚弟　小敖　六月二日
      　　李敖在几十年后提到此事时说："后来二姊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姊共勉的话，也许二姊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①       　　"伟大惊人"，不同凡响，正是幼时的李敖对"奇人"的最高理解。
      　　在李敖儿时的记忆中，他最佩服的人物首先是他爷爷李凤亭。
      　　李凤亭个子不高，但短小精悍，满脸透着聪明，双目炯炯有神。在李敖二姊的记忆中，他已经衰老得只能"拄着拐杖，斜着肩膀走路"了。所以，李敖对爷爷的印象大多都是从大人的传说中得到的。他在自传中称李凤亭是有名的"厉害角色"：       　　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据资料记载，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当然也不能例外）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而做庄家的李凤亭，却面不改色地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①       　　这种在常人看来只是一种亡命之徒放刁撒赖的行为，在李敖眼中，却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壮举。李敖对爷爷万分佩服，他常常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他认为，爷爷就是那个勇者。       　　三十多年后，李敖告《自立晚报》诽谤罪，提出索赔。对方律师说不应索赔，李敖说："以我的性格，我的确不喜欢要人赔钱，而喜欢"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式的干脆割仇人一磅肉，但是，法律能允许人割肉吗？所以，要人赔钱是大家公认的文明方法。"在李敖心中，这种"割肉式"的斗狠才是勇者，这种心理有多少是来源于他少年时代对爷爷的崇拜，值得研究。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爷爷七十多岁时和老大两口住在郊区。一天晚上，被一伙土匪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儿，手拿丈八蛇矛，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只好撤退。       　　这种临危不惧、处乱不惊、不畏强暴的大勇，亦对李敖的思想产生极深的影响。成年后他八面树敌、以一人敌一党，受到政治迫害后，在法庭上、在监狱中、在刑求时，都以释迦牟尼和耶稣自许，表现得泰然自若、视死如归，这种大勇，实有前因。他在回忆录中曾夫子自道："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①在笑傲江湖的生涯中，他经常提及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等信念，可以说正是对这种大勇精神的奇特的继承。       　　若从遗传学的角度讲，李风亭的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在几十年后李敖的身上都一一得到了体现。不过，李敖的悍、勇、侠、义、刁、野、顽、烈，加上他的学识和智慧，与爷爷相比，都高杆得让先祖只能望其项背了。       　　给少年李敖以深刻影响的第二个人物当是他的父亲李鼎彝。
      　　从遗传学角度讲，李鼎彝和张桂贞皆属于Ｏ型血，在性格上，李敖禀承了该血型的"急躁热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如果说李敖在他爷爷身上直接遗传了强悍决绝的大丈夫气魄，那么父亲了不起的文化阅历，则是李敖契入新文化的机缘。李鼎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并亲历"五四"北大的黄金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他经常对李敖讲起北大教授如鲁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风采。那发生在中国最高学府里面的故事给李敖留下极深的印象。       　　他讲到蔡元培解决学生打架的故事。一天，一个湖南籍的学生打了故意挤兑他的湖北籍学生，两人找老师没找到，找到了校长蔡元培。老校长既不和稀泥，也不动用训导规章，更不乡愿。他对湖北人说："如果你不该打，他打你，他是妄人，你不必和妄人计较；如果你该打，他打你，你自己评判吧！"两个人都没说话，鞠躬退出；看热闹的也都没说话，鞠躬退出。李敖觉得，蔡元培片言解纷，真是高杆极了，这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水准。       　　他讲起鲁迅上课的情形，鲁迅上课，把讲义一丢，态度倨傲已极。
      　　他讲起魏建功的故事。盲诗人爱罗先诃到中国来，大家捧他，魏建功独持异议，说："我们不能盲从。"这件事引起鲁迅等人的抨击，魏建功却大大出了名。
      　　他又讲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蔡元培想请他顺便到中国来，传说爱因斯坦开价多少多少钱才肯，蔡元培筹不出这些钱，只好作罢。事后，蔡元培大骂犹太人爱钱云云。对这一项，李敖一直感到可疑，他认为爱因斯坦并非爱钱的人。       　　父亲讲到的这些秉奇气、具奇才、有奇行的大师级人物，在李敖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产生过几多神往。他羡慕父亲的阅历，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他感受到了那种民主、自由与科学的思想，以及那种"敢为天下先"的自由创造与理性反抗精神。耳濡目染，少年的李敖就直接"身在最高层"。父亲以及他口中人物的经历和形象亦成为他模仿的榜样。２０年后，他在台湾大学对老北大系的学者如胡适、姚从吾等的亲和感，当溯源于此时。家庭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他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的形成。这种家学渊源的底气也是非当时的同龄人可比的。       　　李鼎彝对少年李敖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化层面，他的政治背景李敖却一无所知。直到十多年后，他得到那封吴焕章致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密件，才对父亲有了全新的了解。此时，李敖对父亲的态度更是崇敬有加了。       　　李敖在太原小住期间，不仅见识大长，而且还结识了一个对他而言堪称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他家的佣人温茂林。
      　　温茂林４０岁左右，长得中等身材，两眼有神，有腮无肉，穿着裤角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民形象。他憨厚、淳朴、耿直，文化程度不高但有正义感，敢于仗义执言，略带江湖侠气，属于李敖后来所说的一眼看上去就有奇气的人物。      　　温茂林的职责是负责照顾少年李敖的饮食起居，整天和李敖形影不离。由于他的尽心尽职，受到李家的器重，后来跟李敖从太原到了北京，继续照顾李敖。李敖十分钦佩他的个性，他说自己日后的一些耿直脾气，其实是深受这个男佣人的影响。       　　温茂林能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地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李敖认为奇特无比，大为佩服，跟着全套学到，他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记得有一天，父亲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李敖看见茶碗四周画中的男人女人都没穿衣服，非常好奇。这时温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李敖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李敖莫名其妙。十多年后他想起这件事，才恍然省悟到自己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这种"非礼勿视"的思想亦深深地感染了他。       　　给幼时李敖以较深影响的家庭成员还有外祖父（李敖叫姥爷）张人权。他像崇拜爷爷一样崇拜外祖父那大丈夫的气概。李敖出生时，外祖父已经去世，关于他的为人行事亦是从人们口中得知，倒是他的遗像令李敖经久难忘，几十年后，他在"自传"中写道：       　　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哪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欧威尔《１９８４》中的"老大哥"。①       　　"老大哥"是英国现代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一个独裁者，他的粗犷、英俊而威严的巨幅画像无处不在，象征着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统治。"老大哥"画像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这里，李敖显然是取其表层意。       　　李敖在大学日记里曾经写道："我喜欢一种溢于眉表的精明英雄之气，两眼有一种锐利逼人的闪光，嘴唇紧闭，牙床咬紧，神情沉毅，态度坚决，一望就有一股慑人的奇气，轩昂不凡。"①并且有意去模仿。其实，李敖在这里所描绘的正是他少年时代对外祖父的印象。       　　外祖父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李敖在外祖父身上学到了为人的爽朗和为人的决绝，做一个堂堂正正自尊自强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勉求别人或乞求别人怜悯和施舍的人。这种做人的标准可以说影响了李敖的一生。       　　在北京度过的少年时代里，对李敖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人，是他称为"二太老爷"的沈铭三。他是前安东（今丹东市）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也是李敖外祖父的亲戚，大家称他沈二爷。他也是一个有"奇气"的人。       　　沈铭三在北京有许多家产，他靠家产吃饭，也没有什么职业。事业无成，却禀奇情。他年少时荒唐过，爱上一名妓女，救她出来，就结了婚，但没有小孩。夫妇俩感情极好，沈二爷从此不二色。他在北京内务部街和史家胡同中间，有一大片房屋，其中内务部街甲４４号这座房子，就租给了李家，前后１０年，直到１９４６年李鼎彝购置了房产才搬走。       　　李敖从这个"二太老爷"身上学到的东西主要有两点：一是做人，二是读书。
      　　在李敖眼中，沈二爷是典型的中国正派绅士，爱护朋友，对朋友忠心可靠，给李敖留下极为难忘的印象。李敖在"自传"中写道：
      　　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于１８８７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国民党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独立的消息传来时，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黄金以发行金圆券的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让国民党来骗。①       　　后来他凭着自己留下的黄金，逃难到了台湾。在李敖父亲去世后，他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使李敖姊弟几人能完成学业。
      　　这种对朋友的"义助"，李敖后来把它化作了自己"古典"品德的一部分。他义助严侨、殷海光、柏杨，义助慰安妇，义助台湾民主运动等等，无不流露出当年这位"正派绅士"影响的痕迹。       　　沈二爷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启发了李敖，使他从小就读到了一本"奇书"，那是沈二爷最爱看的一部书——明朝进士吕坤的《呻吟语》。李敖说：       　　沈二爷的立身行事，使我注意到《呻吟语》，使我对许多传统人格的形成过程，发生了兴趣。《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型。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       　　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这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①       　　李敖读小学二年级时，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袭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他每次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掸子，清扫讲台桌椅。他动作很慢，很有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整个清理过程他一言不发，全班同学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       　　崔老师给李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崔老师的那件蓝布大褂儿，那种长袍的古风和谨严，给了李敖一种奇异的审美。也许，胡适身着长袍的形象更增强了他的这种意念，到大学时，他身着长袍潇洒地出现在校园里、课堂上，成为台大一怪，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李敖在少年时代还有过一次奇遇，就是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他回忆说：
      　　我的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是王家桢（树人）的太太，王家桢是吉林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外交部次长，抗战胜利后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我家那时租他们家的后院，我有时到前院来玩。有一天，马占山将军来看王家桢，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那时我是初一学生。马占山将军很会骑马，在马上能双手用枪，神乎其技。有一次在零下３０度的雪地中，枪管炸开，炸掉了他的手指，所以他的一只手总是戴着手套。②       　　李敖见马占山时已经１３岁。因马占山祖籍吉林怀德，又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这种同乡关系更使李敖产生一种亲和感。两人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就是这一面，对李敖的影响也是极其剧烈的，以致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对这位崇敬的英雄的抗日功绩大书特书了一笔。       　　在李敖的童年，他听说过亦遇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奇人"，他们虽然身份地位不同，但那种非凡的才情言行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同情替国民党背黑锅的张学良将军，崇仰率先向日本侵略者开枪的"第一号民族英雄"马占山，向往蔡元培等大师级人物的风采，并在与现实中的"奇人"接触中，由好奇而对他们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仰慕之情。由仰慕到模仿，到探究，这些人的行为最终对他的成长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影响，民主思想、爱国热情、行侠仗义、好勇斗狠、建功立业等等都成为他的品德和人格的一部分。这一串串有棱有角、闪闪发光的人物，在他的小脑袋里占据了一个又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激励着他去读书，去交友，去爱，去恨，去实现他那小小年纪便萌发出的"伟大"的理想。       　　如今，当他孤独地坐在难民船的甲板上，回望那渐渐淡出的大陆时，他的脑海里出现的依然是这一串串有棱有角、闪闪发光的人物。                二、行为"古典"                                                           　　少年时代的李敖，在性格上属于那种比较"古典"的类型。
      　　也许是对心目中"奇人"的崇拜和模仿，也许是中国古典书籍中儒家文化的熏染，李敖少年时代对传统的行为方式和伦理观念有着极强的亲和力，比如男女授受不亲、侠义、刚直等等。这些东西，经过他的大脑的再加工，有时往往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致人们觉得这孩子有一种古怪性格。用李敖自己的话说叫"道学得很"。       　　他四五岁时，家里一部分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一个小女儿，大家都叫她小妹。李敖当时最大的禁忌，就是别人说他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李敖听了就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姐姐们知道他的这一弱点，吵架时就故意说李敖是"小妹丈夫"来气他。他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李敖的远亲的儿子，一个又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他和姐姐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姐姐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李敖失信，就是"小妹丈夫"。       　　他的这种怪癖的"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他不消。当温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时，李敖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温茂林看李敖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李敖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温茂林大声申斥一番。       　　北京城的夏天热得一丝风也没有，李敖的几个姊姊们早早就把五颜六色的短裙穿起来了，而李敖却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上裹腿。别人让他穿短裤，他说露着大腿"有伤风化"。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李敖不肯报考私立的育英中学而只考国立中学，也是他恪守正统所作出的决定。与姊姊们一起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       　　李敖的"古典"还表现在他对侠义行为的模仿上。
      　　李敖从小就热衷于"侠义"，好结交优秀的朋友。１９４６年，他上小学四年级时，和班里另一个领头人物詹永杰发动同学联合对抗班里的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好欺负同学，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李敖小时候看上去文文静静，没有人会想到他会有如此凶悍的表现。事后，连他当时的级任鲁小姐都惊讶地责备他："没想到你那么凶！"       　　后来，李敖与詹永杰及另外一个小朋友在自己家中，模仿"桃园三结义"，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父亲李鼎彝很喜爱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看见三个孩子拜起把兄弟来，不仅不反对，还叮嘱他们不要"拔香头子"，意即不要互相背叛、决裂。       　　过年的时候，李敖和詹永杰总是穿着缎子长袍黑马褂去拜年，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他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姐姐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读上海缉规中学时，李敖的这种崇尚侠义的行为又有了另一番表现。
      　　一天，李敖正在教室里刻图章，平时好欺负人、自以为是的"马面班长"走过来说了一番侮辱李敖的话。李敖毫不畏缩，正言相告："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那"马面班长"还不识相，李敖真的动了手，他举起刻印刀，顺手来了个"小李飞刀"，就在"马面班长"转身逃跑的当儿，飞刀扎入他的脚心，这个恣意挑衅的家伙立时软蛋了，疼得嚎啕大哭起来。       　　李敖闯了祸，不仅负担了对方的全部医药费，还被校方以行为粗暴、以刀伤人为由，记大过一次。
      　　但从此，没有人再敢来欺负他了。
      　　李敖在六年级下学期（１９４８年），遇到了他前所未有的情感问题，用他的话讲是一次"神秘"的"初恋"。究其实，当是一次埋藏于心底的暗恋。他回忆说：
      　　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京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１３岁以后的我了。①       　　李敖的语言在文字上比较细腻，在口语上比较粗糙，从上述回忆即见端睨。在这段充满诗意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场情感上的波澜对李敖的影响是强烈而深刻的。应该说，李敖少年时代这场没有行动、没有结果的初恋，正是他"古典"行为的一个曲折反映。他渴望得到一种来自异性的纯静的爱，但那种严男女之大防的思想观念却制约着他，那些伟大人物的豪言壮举与这种儿女私情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只有把它珍藏在心底，感受那神圣的颤栗和不可言说的爱情的激动。       　　古典的情感，古典的思想，古典的行为，少年时代的李敖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                 三、神交梁启超       　　在少年李敖眼中，梁启超是位隔世伟人，一位文化战士。他何时开始接触到梁启超的作品尚不可考，但最晚亦应在他１７岁以前。在《李敖五十年表》"１９５２年"条中有如下自述：       　　８月１日在《合作经济》第２卷第１２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３０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４０册。①
      　　李敖曾经说过，"我早在小学初中期间，就决定了我一生中想要做的一种人，今昔并无不同。我的志愿在用文字救世、鼓励风潮、关切苍生"。①他想要做的这种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梁启超也许是最好的楷模。       　　半个世纪之后，李敖出版了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梁启超是作品中重要人物之一。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杨澜采访了他，当问及他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态度时，他说"我会同梁启超一样"，因为他"走了以后，他用《新民晚报》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最后把坏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个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人比做烈士应该更正确"。②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斗争方式上对梁氏的认同。梁启超对少年李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李敖在回忆录中并未直接谈到，但是就他把自己"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拿出来购买《饮冰室合集》的行为，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李敖的强大吸引力。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１４岁中举人，２２岁随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２３岁参与策划"戊戌政变"，先拥袁后又讨袁，是近代史上知识界一位风云人物。他在从政之外，致力于学术研究，纵论古今中外，探测人生社会，知识广博，成果丰硕，新论迭出，自成一格，为人称道。曹聚仁说过："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③在少小年纪便读书广博且有良好家庭教育的李敖，对梁启超的崇拜亦在当然之中。       　　纵观梁的学术成果，无论是研究哲学、文学、佛学、教育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其轴心都是历史学。即以史为经，广取博收。并且以求新为本，处处都要开辟一条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饮冰室合集》即是其学术研究的结晶。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始印于１９３６年，重印于１９４１年，全书４０册，分文集、专集两部分，其中文集１６册，专集２４册，共计１４９卷，是一部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李敖所购正是此书。       　　李敖读到梁启超作品的准确时间尽管难以确定，但从他高中阶段的成绩看，那略显幼稚的文章中已经透露出梁启超治学的影子。这些影响，既有人格与思想方面的，又有治学方面的，而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他羡慕梁启超那丰富的藏书（"饮冰室"藏书达３４７０种，４１８１９册，并有不少珍本、类书，另有《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存世），更羡慕梁启超那博览群书的功力，决心亦步亦趋、脚踏实地地去学，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梁启超之后的空白。       　　梁启超谈治学方法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这部书是他在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大胆借鉴西方近代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中西结合、深入思考后逐步形成的。他认为，历史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要为现实服务。目的正确而高尚，则事半功倍，于学术、于社会都有益；反之，则费力而无好效果。他明确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①这是梁启超一向主张的用历史教育国民、用历史指导现实的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对此，李敖极有认同感。数十年后，他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依然重申此义："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②在８０年代复出后，他又指出："历史研究有两种方式，一是从历史之本身去挖掘它的真相。一是借历史来印证当今的社会，这是实用的观点。"①"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学问积极的一面——经世致用。"②他在各体文章写作中，都非常重视史料的运用，力图开掘史料中的新价值。他的《独白下的传统》就是以古鉴今的一个典型文本。       　　在理想与人生方面，李敖从《饮冰室合集》中亦受益匪浅。
      　　梁启超曾经写过大量的政治诗和言志诗，少有大志的李敖自然对后者更感兴趣。他有多篇文章引用到梁启超诗中的句子。尤其是李敖中学时代的诗作，受梁启超影响更深。如：       　　立志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
      　　风云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
      　　未老
      　　风雨天如晦，国难少鸡声，
      　　壮志如未老，大鸟总一鸣。
      　　浮海与藏山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人世间。
      　　五首之三
      　　锥处囊中是吾流，袱被今犹窘马周，
      　　壮志无成人欲老，怕看少年有白头。
      　　蒙祸与苟安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
      　　再看《饮冰室合集》中的诗作：
      　　自励二首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
      　　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献身让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浮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李诗与梁诗不仅都使用了"浮海"、"藏山"、"龙"、"虎"等意象，有些句式大体相同（如"十年如未死"与"十年之后当思我"），诗作所表达的思想也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决非偶然的巧合。毫无疑问，李敖言志诗中的远大志向、自信与豪情，是深深地受到梁启超诗歌的影响的。       　　至于在写作技巧、研究对象和文风等方面，李敖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就更大了，比如他在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三人连环传中对传记文学的尝试，他在《独白下的传统》中对"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民体"的摹仿，他在《北京法源寺》中对梁启超小说论辩形式的借鉴等等，但那已是他上大学和步入文坛以后的事情了。
                      四、师从严侨        　　在台中的日子里，最让李敖魂牵梦绕的老师是——严侨。
      　　严侨，福建福州人，是西方名著《天演论》在中国的最初翻译者严复的长孙。此公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他到台中一中时已经３１岁，时间是１９５０年８月。他虽然比别的老师来的晚，但与学生的关系却发展极快。在李敖眼中，"他有一股魔力般的迷人气质，举止洒脱，多才多艺，口才极好，还喜欢喝酒。尤其是他的那种疯狂气概，使人一见他就易产生好奇、佩服的印象。"从小就崇拜"奇人"的李敖很快地走近了他。
      　　早在李敖上初中时，他对严侨就已有印象。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了场外，正巧严侨走过，他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足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同学们齐声喝彩，他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这种即兴发挥的气质，李敖特别喜欢。       　　当时，台中一中的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很注重学校的学术活动，他主办每周讲座，邀请老师作专题讲演。严侨讲过一次"人的故事"，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爷爷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种独持己见不跟着祖宗走的气魄，令李敖钦佩，给李敖留下极深的印象。还有一次，他讲"家畜山羊"，他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玛拉雅山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他的知识的多样与丰富，更令李敖惊叹不已。       　　由喜欢到钦佩到惊叹，李敖在内心里对这位有着奇特气质的老师充满了向往，但当时他们并不认识，严侨是其他班的老师，他们之间还无缘接近。
      　　１９５１年，李敖１６岁。暑假后进入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正儿八经地成了李敖的老师。此时的李敖在知识的成长上已极为快速，他在班上"喜放厥词，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别的同学都吃不消李敖的那张嘴，有的甚至写匿名信丢在他的书包里痛骂他。由于李敖张狂好辩，在严侨的课堂上发言时，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的地方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别具一格。许多机械的题目，他干脆不做，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让数学好的学生上台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注重学生的思想教育。他说："我要把你们的思想搅动起来！"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为了证明他说得对，有一次他对学生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像一位"镜子书法"的专家。学生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       　　学数学就少不了做题。李敖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却有一套。他在练习簿的第一页就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Ｏｓｃａｒ Ｗ．Ａｎｔｈｏｎｙ的一句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这些话与练习题毫无关系。后来，练习本发回来，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李敖看了，觉得这个老师真是可爱，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李敖对严侨着迷，愈来愈欣赏他，渴望与他交流。后来，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自己成长的历程、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他把信交给了严侨。严侨看了，对他有所劝慰。两人的交情，从此就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了。       　　李敖升高二后，数学课改由黄钟老师来教。但尽管如此，李敖与严侨的交情与日俱深。严侨家住育才街５号，就在一中斜对面，是一栋日式木屋的后半栋，前半部分归另一个老师住。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两半，所以显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常约李敖上他家去找他。有一次，两人同去看望住院的黄钟老师，回来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李敖同行。在路上，他突然神秘地对李敖说："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按：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此指国民党特务。）李敖若有所悟。第三天，黄钟老师死了，严侨与李敖再去医院，感触良多。当天晚上，李敖送他回家，他让李敖进屋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严侨劣酒下肚，话语更多，终于告诉李敖，他是大陆派过去的共产党员。       　　在当时的台中一中，不时有所谓的共产党、"匪谍"被捕，或枪决、或判刑、或失踪，人人自危。包括黄钟死后，还有人说他也是共产党。黄钟的死，给严侨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再。于是，酒越喝越多了。由于没钱，他喝的酒是当时最劣等的米酒。喝酒的方式亦别具特色，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喝起黄汤来。喝多了，便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的是辛弃疾的《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每背到最后一句时候，他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李敖后来回忆说："中国文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７９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李敖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
      　　严侨的确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父亲严琥解放后担任福州市的市长。在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严侨志愿偷渡到台湾，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当时，他带着妻子，两人坐一只小木船，靠一个埋在沙里的罗盘导航，到了台湾。到台湾后，就被国民党特务请去。特务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来投奔自由。"特务说："你胡扯，你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一般都是儿子跟着老子走，你怎么会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他。"特务一查，果然，他母亲在台湾，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他的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了辜振甫，就是后来台湾大名鼎鼎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即女作家华严，嫁给了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社台湾分社主任的叶明勋。       　　谁知到台中一中教书后，严侨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并且在与李敖的交往中，也受到了李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脱离了大陆这个革命大磁场，特务又时刻在盯着他，他感到一种失落和无为，他想归队，想回到大陆去搞建设。虽然大陆也有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毕竟有"新"的气息，有朝气，有大干一场的条件和机会。一天晚上，在自己家中，他又喝醉了酒，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非常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之后，他对李敖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其中说他不能让自己的身体被一个党锁住，被另一个党监视，这是他最大的痛苦。他想回大陆。他对李敖说："现在我们的名册里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李敖对他十分信服并答应跟他走。他也在梦想着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       　　但梦想毕竟是梦想，就在这一天的深夜，严侨被五个彪形大汉抓走了。此时是１９５３年，严侨３３岁。
      　　见严侨后的第二天中午，父亲在家中讲述了严侨被捕的消息。李敖听后十分感伤，尤其令他担心的是严师母和三个小孩今后怎么办。那时严侨的大女儿才三岁，儿子两岁，小女儿还在吃奶。李敖和严师母商量多次，一筹莫展。李敖当时１８岁，正休学在家，家里又穷，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下一点钱，送给严师母。后来，父亲知道了此事，严肃责备李敖不可这样做，理由是："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         　　父亲的话并非毫无道理，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时代，对严侨这样一个"匪谍"，人们躲之惟恐不及，怎敢伸出援助之手！李敖和严师母认为只有通过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这一条路了，只有这些人帮助，特务们才不会产生怀疑。过了一段日子，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李敖商量，决定北上投亲，希望妹夫辜振甫能给予援助。于是，严师母变卖了残破的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他们走后，再没消息。李敖忙于准备参加大专联考，也不能再做什么。       　　有时，李敖晚上散步，经过严家旧宅，遥望月光下的小院，一片浓荫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幽黑的小屋隐藏着难测的惊惧，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几年以后，李敖听说严侨死在了火烧岛。
      　　听到这一消息时，李敖已从旧梦中挣脱，成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了。但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严侨是自己过去思想成长过程中人格上的导师。他为严侨的死感到难过。怀念之余，他庆幸自己能够亲自接触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是严侨使他具有了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他坚信，虽然导师已经倒下去，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五、暗恋罗君若        　　在台中的日子，李敖情感的天空曾经飘过一片玫瑰色的浮云，那便是他难以忘却的爱情。虽然这段生活与他在北京时的那次"神秘的初恋"一样，基本上也是一种"自抑"式的暗恋。       　　一天，李敖像往常一样到省立图书馆读书，发现坐在对面的是一个女孩子，长得身材窈窕，清秀可人，为之心动。她是台中一中的高中学生，在李敖眼中，这女生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情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李敖回忆说："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３０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这种感觉他只保留在心中，少时那种严男女之防的心理依然在起作用，李敖对她的爱慕也只能在诗中表露了。他在诗中写道：       　　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
      　　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他对这种暗恋采取了自我抵制的态度，但青春期的到来，那种对异性的爱慕又难以消除。所以，遇到此类问题，李敖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在行动上，除了采用手淫的方式解决片刻的冲动外，反映在他的笔下，一方面是拒斥，另一方面便是多愁善感的抒怀。比如：       　　情诗二绝
      　　丈夫志四海，击楫下中流。
      　　芳草虽云好，老子不低头。
      　　情诗二绝
      　　疾风拂壮志，走马入神州。
      　　记得绿罗裙，姑且忘温柔。
      　　井水
      　　男儿及壮感怀多，为何动心伺眼波，
      　　我愿心情如井水，月明星稀自悲歌。
      　　他只有自我鼓劲、自我勉励，以此摆脱那折磨人的困境。
      　　后来，李敖暗恋上了比他低一级的高中女生罗君若，他对"罗"的暗恋又表现出多愁善感的一面。他在《遐想》四首中写道：
      　　遐想之一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遐想之二
      　　歪思令我老，惆怅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
      　　遐想之三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
      　　这种爱慕与自抑对正处于青春期的李敖来讲，其心理上的痛苦显而易见，一方面自豪自负自持，一方面又自卑自哀自怜。这种矛盾的情感有时使他处于极度的孤独与彷徨之中，比如他的《往事》：       　　往事浑如梦，惆怅有泪痕，
      　　如今爱情死，又是一个人。
      　　再如他的《怎样》：
      　　我不自作多情，
      　　也不自寻烦恼，
      　　我该怎样就怎样，
      　　可是我又不知怎样才好。
      　　李敖对"罗"的暗恋后来发展到与对方通信。"罗"的家离他家不远，在台中一中上学，比他低一班。当初两人在路上偶然相遇，李敖发现她清纯无比，眼睛不大，但在含情之中，透视出一片灵光，于是一见钟情。他写了很多情书给她，信中称她叫"罗"，等她在放学回家的太平路上面交，但未说过一句话。这种柏拉图式的求爱方式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高效率的结果，但却埋下了"因"，在后来的大学阶段，两人的关系又有了奇特的进展，李敖的爱情观亦因此而发生转变。这是后话。       　　李敖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与情感的迷乱中，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他不满学校的现状，可是又无力挣脱；他胸怀大志，可是又时感前途苍茫；他追求自由，但又觉得处处与现实相悖；他渴望爱情，但"古典"的思想又强迫自己远离爱情。同时，在难以自控的青少年时代，尤其是休学一年的放纵与自流中，他的自大、疏懒、愤世、刚愎自用等等性格，亦愈来愈分明。这一切在台湾当时泛政治化的文化氛围中，都预示着他与环境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他读书愈多，愈感到无所适从，愈觉得相知难求。这种难以排解的痛苦使他下定决心参加大专联考，希望能在比较宽松的大学环境中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些许补偿。
      六、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李敖情感早熟，更不例外。在大学阶段，爱情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５０年代的台湾，西方现代文化思潮逐渐涌入，性解放的观念亦在台湾的大学中产生广泛的影响，比如大学生同居现象，在当时不乏其例。
      　　在李敖上法律系时，罗君若上高三，两人的情书往来并未中断。台湾大学地处台北，李敖的情书便改由在台中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每封信都谈天说地，洋洋洒洒，最长的一封竟长达８３页。这种交往后来因故中断。李敖父亲去世后，"罗"写信给他，两人又重续前情。在这一阶段，李敖对罗的爱情基本上依然是"外冷内热"式的，"古典"式的，鸿雁传书式的，自抑式的。第二年，他考入历史系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李敖重考入台大文学院时，罗君若考入台大理学院化学系，住女生宿舍。李敖没去找她，而只是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约李敖在深夜的校园相见，两人从此陷入热恋之中。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５日，两人"同归不处"。李敖说："当时我２１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地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痛快。"大二时，"罗"干脆由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与李敖同班。       　　在大学，"罗"姑娘的功课各科都好。入学时，她的中文作文考了近９０分，在当年台大录取的学生中是分数最高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对李敖说：我们原以为是李敖写的，没想到竟出自"李敖的女朋友"之手。在恋爱中，"罗"曾把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整本书抄在笔记本上，送给李敖，可见她对李敖的痴情。她的字迹秀丽，思路敏捷，聪明过人，读英文诗，三四遍即能背诵。李敖后来回忆说："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论眼神、论才气、论聪敏、论慧黠，无人能出其右。"       　　但正如李敖后来所说："相恋得太满也就是睛阴圆缺的开始"，两人的关系出现了波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李敖不信宗教，而"罗"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是"罗"的父母兄妹激烈反对两人交往的主因。二是李敖家庭困难，并且满嘴的异端邪说，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两人关系越密切，罗家反对越强烈，罗家妈妈气得在家里捣着饭碗大骂："李敖早死！李敖短命！"并且当面对他说："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的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       　　罗君若在种种压力下，被迫无奈，只有与李敖分手。
      　　爱情之梦的幻灭，使李敖遭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他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就要崩溃了。一天晚上，他独自呆在学生宿舍，服下一瓶安眠药，准备一了百了。结果被同学翁松然发现，强拉着他到台大医院去洗肠子。关于此事，后来与李敖有过一段姻缘的胡因梦说："他的朋友告诉我，李敖在台大时曾经为'罗'姓女友的离去，服过三次安眠药自杀，但都被同学发现送到医院洗肠获救。"①       　　李敖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失望。那呆板教条的教育方式，那庸碌无为的生活，那古典爱情的破灭，都使他在精神上难以承受。同时，他又不愿放弃他的理想、他的志向，在他灵魂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他，让他振作，让他奋起，让他坚定地走下去。       　　在痛苦与矛盾中，他选择了日记。从他的《大学札记》、《大学后期日记》甚至《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是怎样励志自勉，度过那最大的困境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日记是一种无害的解脱方法之一，每当我'有点茫然'的时候，它时常帮助我渡过难关，超越不满意。"①１９５７年２月到１１月，他记下了近十万字的"大学札记"；从１９５８年６月８日直至毕业，他又一日不落地记下了这一段生活的全部历程。在这里，胡适的《留学日记》究竟给李敖带来了多少灵感，尚无从考证，但在当时李敖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胡适迷"了。胡适曾在多种场合鼓励别人写日记、写自传，多为自己的时代、社会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资料，日记的这一起码的作用，对早已以天下为己任的李敖是心有灵犀的。       　　李敖在大学时期外在行为上的外露决定了他日记中的非掩饰性和客观性，加上他系统的史学训练，较高的史学修养和求真意识，在写作中虚构的成分相对要少得多。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即李敖在这一阶段的日记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他要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自省、自警、自励、自塑、战胜自我，作一个非凡的人。日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有自己的体裁属性。一个人在自己的日记中是非常自由的，有时它展现出的是作者的内心独白，是真实的心理剖示，是自我形象的塑造；有时只是客观的记述，如读书札记和来往书信。李敖的"大学日记"（含札记）多数属于前一种情况。       　　"大学后期日记"后来曾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和１０月分两集出版，第一集为《大学后期日记甲集》，第二集为《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前者主要记述的时间为１９５８年６月８日到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后者主要记述的时间是１９５９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５９年８月２日，其间一日不落。它是李敖大学后期生活、思想的真实写照。他在１９８２年出版的《大学札记》的"前记"中说：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花了许多气力来把自己锻炼成钢铁。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我都一网兜收，从摸索和试验中，求得安身立命。我这种自我炼钢，是很用心的，我今天能有一些个性、一些独来独往的气魄、一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追溯起来，都跟我早年的刻苦自励有深切关系。①       　　李敖的"大学后期日记"真实记录了他大学后期的生活境况。在日记中，他毫不隐瞒自己的生活，包括那些在许多人看来都不愿启齿的个人隐私，他都从不忌讳，比如他在青春苦恼时的手淫，他对异性的意淫以及最隐秘的思想意识，都在日记中毫无保留地记述下来，保持了日记最为真实的本色。正是这种如实的记录，使我们看到了大学时期的李敖从"幼稚、矛盾、自夸、彷徨"走向成熟的过程，看到了一个心高气傲的青年在困学阶段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它也记载了李敖在大学后期思想上所发生的嬗变。大到政治信仰、社会理念、"性的信仰"的转变，小到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作者都有细致入微的记述。其中，有不少内容成为李敖"日后的思想引子和灵感伏机"，比如李敖的爱情观、淑世的改良主义、《老年人和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适评传》、《传统下的独白》等重要文章、著作的写作，都可从中找到思想的萌芽。它还记载了李敖大学阶段的交友、从师情况。李敖是个十分健谈且谈锋犀利的人，他的博学使他在思想上往往高人一筹，这在他狂傲的青年时代更成为以思想引人的绝好谈资，因此他喜爱辩论，好放厥词。与学友聊天、神侃成为他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当然，祸从口出也给他带来过不尽的烦恼，这部分内容在李敖日记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李敖认为，"日记都是个人随手的速记和灵感引线，所以文字方面颇少修饰；又因为我的日记习惯是多记事、少论学（论学另有卡片、札记、卷册），所以我的读书心得，几乎在日记中极少看到，这也可说是我的日记的大缺陷。"①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已成为当代思想大师的李敖能为我们留下这两册日记是十分难得的。它是一个青年在情感挫折中的喘息，是一个学子在困学之路上的摸索，是反抗，是呐喊，是一个不羁于成规的青年叛逆者的挣扎。威尔斯曾经说"人的思想是流动的"，李敖的《大学后期日记》正是他在精神发生危机时生活、思想、交友、从师情况的真实记录，也是人们了解李敖思想演变和生平创作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在李敖大学日记庞杂的内容当中，爱情观的转变当是李敖世界观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
      　　为了排解个人情感上的郁闷，李敖一方面在行为上表现得更加放浪形骸，另一方面在内心里转入日记的倾诉和反思。他每日必记，在日记里自解、自慰、自我激励、自我发泄、自我设计，以这种独特的"治疗方法"来缓解心理异常所带来的压力。正是在这种"缓解"的过程中，李敖的爱情观也逐渐发生变化。且看他当时在日记中的内心表露：
      　　在爱情方面，我将是个多年冷冻的忘情者，浓厚的理智与早年的创痕已足以使我心如止水，永远不会再为可爱的少女而狂跳！曼殊的七绝该是我最喜欢的句子：
      　　禅心一任蛾眉妒，
      　　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
      　　与人无爱亦无嗔。
      　　长期过一段既有余味又不动心的生活，将是我此后的新方向。①
      　　我现在对前途有大梦想、大憧憬、大野心，把爱情看作米米小的一部分，那该是消遣、是点缀、是有无皆无所谓、是对象为谁都无妨，我可不能像那些恶心男人一样去做贴膏药的奴才恋爱。②       　　我愈想道德和爱情愈要风马牛不相干，反正"真"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没有的，我又何必信它或是要求它呢？在爱情里、性欲上，我决定完全踢掉"真"的成分。纯粹的剩下美与快乐，没有真与痛苦。情话是谎话，我是唯美主义的信仰者，唯美者是排斥真与善的地位的。在爱情和性欲上，我也永不再用真与善的标准去要求，不被它影响我的寻欢作乐，我纯粹的变成一个"黄昏之恋"式的人物。       　　对Ｌｏ我也毫不例外，只撷取快乐而不要痛苦，我不想那么多、那么远，也根本不跟她谈这些，随她去罢！她对我惟一的价值就是增多一点快乐的价值。我不想过去和未来，即使现在，我都只想些唯美的、肉欲的。       　　在爱欲上，深受胡适之毒，胡适在这方面不能跟歌德、拜伦、罗素、毕加索比。我过去在这方面太谨严了。
      　　不要信仰理想的美人，要享受现实的美人。①
      　　在李敖眼中，爱情已经不再变得那么重要，而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有时他甚至产生对柏拉图式爱情的向往，"图片、幻想、精神恋才是永恒的美、永恒的喜悦，这种态度只凭借一点点现实就够了，一笑终生不能忘，一言终生以记之，这是多么美的男女关系！"②当然，这种理想主义的爱情往往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在枯竭的情感世界里，得到一点心灵的滋润和补偿。       　　胡因梦在自传中对此有独到的分析：
      　　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所受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③       　　李敖对爱情的古典方式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过去把爱情的份量看得太重了，太高了。要做一个忘情者，过一种既有余味又不动心的生活，要保持一颗禅心，无情又无争，像柳宗元那样超凡脱俗归隐人间。但也不能没有爱情，只是在爱情上要做一个唯美主义者，不能像胡适那样自我约束，那样"谨严"，要像歌德、拜伦、罗素、毕加索那样。他很欣赏王尔德。王尔德２０岁时进入牛津大学，随之形成了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的生活观，即所谓唯美主义。但他不像王尔德那样追求豪华生活，只生活在阳光与鲜花之中，而只是对其放浪不羁、才华横溢、妙语连珠特别倾心。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既有西方所谓性解放的思想因素，又有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女性的歧视，这些东西与他自己的所谓"唯美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现代化的爱情"。       　　这些观念后来结晶为李敖的爱情理论，在他的《张飞的眼睛》、《关于"三情之书"》等文章中有了更加系统的表述。什么"爱情是不盲目的"、爱情是"纯快乐"、"爱情是灵肉一致的"、"爱情是会变的"、"爱情是要技巧的"、"爱情是唯美的"等等。其中不乏大胆的立论，但与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氛围实在是难以合谐相融。       　　在大学毕业时，李敖的情爱观念已基本定型，他在日记中写道：
      　　看到莫宜春的照片，使我起了一个很大的感想，我发现我毕竟是文人！一个太理想主义的文人！感情在游移之间，又趋向"一片冷香唯有梦"的境界。我知道我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我实在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博爱主义者，我不知道爱谁是好，但我知道我绝不能满足一个，绝不能从一而终的。还有，我已深知"爱情的超时间主义"，并且深信它，或一瞬，或永恒，或十天，或半月，我又拈出"爱情的超现实主义"，何必深识或厮守呢？我永远是一个落拓而不自怜的人，永远是电影与萍踪般的超现实。①       　　可以看出，他原有的那种"古典"的真爱已化作不可复得的美好的鸿泥，他不再去认真地对待了。不仅玩世，而且玩情。爱情只是为了轻松，只是为了愉快，其他不再考虑。正如他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所写的一首诗："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但寻风头草，不觅解语花。""解语花"系知心用典，乃美女之喻。当年，唐明皇携嫔妃贵戚于金秋至太液池畔赏莲，但见池中白莲盛开，其艳无比，左右赞羡不已。唐明皇手指杨贵妃对左右说："此花怎及我的解语花！"李敖引用此典意在表明，他不再去寻找那种红颜知己了，男女情爱不过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观念与常人所遵崇的永恒爱情自然相去千万里了。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写道："我对顺手牵羊逢场作戏的扯扯还感兴趣，可是要论及婚姻，我就怕了。"①这种爱情观具体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为了减少"麻烦与营扰"，当分手时就分手，决不藕断丝连。就像他后来诗中所写的："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李敖产生爱情危机，正值读大学二年级，那种本来就放任自流的生活更变得没有节制了，生活中的行为一度处于错乱之中。种种劣迹纷纷滋长，用他的话说叫"鬼混"：睡懒觉、逛大街、下象棋、打桥牌、看电影、抽烟、喝酒、侃大山、搞恶作剧、逛动物园……情感上的失意，陈旧而浅陋的大学教育使他对课堂也完全失去了兴趣，要么在课堂上专门捕捉老师的失误，用假史料捉弄老师，要么就逃课。有时仅仅是为了意气和情绪，为了逃课而逃课，心高气傲，故意作出并向人们露出一副放荡不羁和玩世不恭的样子，放浪形骸、以此来舒解对大学教育的不满和精神上的苦闷。在他的日记中，有一段"小弟昨夜骂我之文"，剖析可谓切中要害：       　　李敖先生，——刁猾尖刻，玩世不恭，学识渊博，天生傲骨的狂士，这是头一眼的结果。现在我要戴上眼镜了，眼镜背后的眼光，常使人难受，但它正在上下打量您，阁下的刁猾尖刻，玩世不恭，我认为不过是为了掩蔽阁下未成熟的感情与感情上的创痕而已！①       　　情绪的波折，环境的压抑，使他渴求解脱，但只要依然是这样的环境，依然是爱无着落，也许他永无解脱之日，他的同学胡家伦把他的玩世不恭比作等待阳光照射的一层"霉"，那消除"霉"的阳光何时才能出现？他不知道。       　　从李敖当时所遭受的情感挫折来讲，李敖的放浪形骸，消沉颓废，未尝不是一种心理危机的自我解脱，但从他古典而又炽热的真情来讲却又是一种痛苦的情感挥霍。他所认为的"爱是纯快乐"及"泛爱主义"的思想，严格地讲，追求的只是表层的快感而已。任何常态中人对这种观念恐怕都会认为具有不道德的因素，是难以接受的。难怪后来聂华苓在给李敖的信中说："你的那套想法，年轻的少女受不了的……记着：理论是一回事，可不要伤害女孩子。"但这种观念的转移，却是李敖在极端痛苦思索中完成的。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这种爱情观势必会对不苟同此观点的对方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这种情感上的无牵无挂，却也在事业上酿就了他的成功，成全了"笑傲江湖五十年"、"没有青春只有斗"的人生。是耶非耶，功耶罪耶，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评价了，也许这正是李敖人生中的一个悖论。        　　李敖在回忆到这一段生活时，曾说自己的"鬼混"完全是肇因于腐败教育对自己的压迫，他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的。其实这只是其一，爱情的失落和不稳定亦应是李敖走向"鬼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这种精神，使我常常采取一种虚无气质去'鬼混'，如果没有'鬼混'，而只是规规矩矩地做个'好学生'，我想我早已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我庆幸我在大学五年，还没有被巫师们感染上精神病，我庆幸我抓到了'鬼混'做武器——我感谢'鬼混'！""我的反抗方法，表面上是消极的，骨子里却是积极的。"①也许正是       这种对异性交往与爱情方式的奇特处理，对自己所不满的环境的变态的反抗方式，李敖摆脱了一场在青春时代难以解脱的情感危机，成为一个"钻破蚕茧的变形虫"，最终从情感的"盘丝洞"里走了出来。
                      七、姚本师，"不拒曲木"        　　在５０年代的台湾大学，李敖无疑是一个异数。他之所以能够"横行"到毕业，离不开一大批老师的宽容和理解，像对中国古代社会深有研究的李宗侗教授、教"中国通史"的夏德仪教授、教"西洋史"的刘崇系主任、吴相湘教授、教"印度史"的吴俊才教授、教"国际现势"的黄祝贵老师、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等等。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姚从吾当算一位。       　　姚从吾，原名士鳌，字占卿，一字存吾，河南襄城人，生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７日，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师从张相文、陈汉章、朱希祖诸人，１９２０年毕业。应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被录取，分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后留部工作（鲁迅当时亦工作于此）。又应中国地理学会主持人张相文之聘，编辑《地学杂志》，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１９２２年毕业后，参加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深造考试，入柏林大学研究所。１９２８年完成论文《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刊载于《辅仁杂志》，为人注目。１９２９年应德国莱茵省波恩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聘，任汉文讲师。１９３１年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１９３４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１９３６年任主任。抗战开始后随校西行，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发起组织中日抗战史料征辑委员会，征集抗战史料达１６４箱，抗战胜利后移交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１９４６年任河南大学校长。１９４８年改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１９４９年，护送故宫第三批文物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在李敖上大学期间，他被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姚从吾主攻辽金元史，１９５６年李敖升二年级时开始选修他的课。
      　　此时的姚从吾已６３岁，满头白发，嘴唇奇厚，满口乱牙，讲话时声音中气十足，道地的河南男低音，配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大学生们在人前人后都称他"老公公"。他讲课的情形，台大毕业的张伯敏先生曾有一段记载："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①李敖回忆说："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李敖跟姚从吾学习《辽金元史》，成绩颇佳，上学期得分８６分，下学期得分８８分。大三时又跟姚从吾学习《史学方法》，上学期９４分，下学期得分８６分。大四时，姚从吾又指导李敖写论文，尽管李敖说"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但李敖执着于史学研究的情结和求真的科学研究态度，除了过去受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影响外，毫无疑问，他更直接地受到这位辽金元史专家的熏陶。李敖说："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这更是年轻气盛的李敖心高气傲的极端之语，是在对他的"姚本师"进行求全责备了。姚从吾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契丹、女真、蒙古史实的研究成果，更在于他的与人为善、不耻下问。他对李敖的论文不在行，便拿去请师大教授赵铁寒审查，赵铁寒的评价是："'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②李敖后来回忆说："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       　　尽管如此，在李敖眼中，姚从吾做学问仍然属于埋头耕耘而收获不佳的一类。他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他，把他当作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典型，认为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李敖从姚从吾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学问以外的东西。他的《"北土怀吾愿，东林怀我师"》一文，表达了对姚本师的深深怀念。他说："姚从吾老师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姚从吾在赴台前曾加入国民党，并曾奉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联合大学党部，但赴台后却拒不办理归队登记，李敖认为，他的这种"全无党性"的做法，乃是其"内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觉悟"的表现，表示敬佩。李敖在大学期间曾多次与姚从吾通信或面谈。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３日，两人小谈。姚从吾劝李敖不要多发表文字，李敖以为此话正确，乃作诗一首：       　　鱼倦低游每返渊，
      　　鸟倦高飞总知还，
      　　摒情专心穷文史，
      　　隐姓埋名二十年。
      　　姚从吾先生比李敖大４２岁，已步入人生的黄昏。望着他苍苍的白发，李敖由衷地感到青春的可贵与珍惜青春的迫切，同时他也得到了一种对时间的透视，深信每天都有"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的重要性，那种"急求早成"的心理也显得益发炽烈了，这种急迫感后来变成无时不在意识中的一件大负担，它鞭策着李敖，不停地努力、不停地紧张，在李敖心中，姚从吾已化作一股奇异的力量。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李敖在走近胡适、结识胡适的过程中，姚从吾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
      　　由于李敖在大学阶段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问的精深，这位被李敖称作"姚本师"的姚从吾，对李敖在赏识中有着一种偏爱，他认为李敖有"偏才"，不论在治学还是做人上，都给李敖以殷切的教诲和鼓励，甚至在经济上亦给予李敖以很多帮助。李敖在毕业后给老师的信中说：       　　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你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在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诸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       　　柳子厚在他"与大学诸生书"中写道：
      　　绳墨之侧，不拒曲木；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读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ｎｒｙ Ａｄａｍｓ在第二十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ｈｅ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ｔｅｌｌ ｗｈｅｒｅ ｈ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ｔｏｐｓ．（按：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无处不在，永恒不止。）①
      　　这应该是狂傲的李敖对老师发自内心的感激之语。从李敖的大学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大四阶段，李敖与同学之间游玩的记录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他与诸位导师之间的交往。而此中交往最密切者当是姚从吾先生。       　　在李敖大学日记中，多处可以看到他与"姚老"谈话的记录。尤其是在大四写毕业论文阶段，姚从吾是李敖的导师，两人过从更密。为了李敖的发展，姚从吾用亲笔写信介绍李敖去见太老师胡适，并不断传递胡适对李敖的评价，说"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胡适得意门生）"姚从吾对李敖说："胡颇欲使关系深切"，故多次督促李敖去看望胡适。       　　显然，姚从吾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弟子了。       八、胡适                                                       　　"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在台湾大学，最令李敖难忘的是结识了自己崇仰已久的学界前辈——胡适。
      　　自从他在初中时读到《胡适文选》之后，他的思想便按照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了。上高中时，李敖曾写过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到台大后，１９５７       年３月１日，李敖在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论文《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并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适的文章数篇。这些文章颇具功力，开始引起远在美国的胡适的关注。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６日，胡适从美国归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演说，他的学生姚从吾携李敖一起去听。演说结束后，姚从吾特别向胡适介绍李敖，胡适立刻约李敖去聊聊。当天晚上，两人在台大校长钱思亮家相见。胡适热情地对李敖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谈话之中，胡适对李敖治学的褒奖溢于言表。       　　在这次会面时，李敖就已萌生出一个愿望：要给胡适写一本传记。但他并没有把这一想法当面告诉胡适，而只是提到了批评胡适的几本书，如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而对《胡适与郭沫若》一书，胡适根本就不知道。这次会见，当是李敖写作《胡适评传》的最早萌芽。       　　应该说，在台大期间，李敖与胡适能有一段笔墨情缘，一方面缘于他的奇才，另一方面离不开他的导师姚从吾的极力举荐与撮合。在他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我们不难看到姚从吾在李、胡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在李敖第一次见胡适之前，他与殷海光已渐疏远，他的精神领袖也只有胡适一位了。一方面他的狂傲使他并不以胡适思想为最高境界，认为胡适"没有多少好'吸收'的"；另一方面，由于胡适的学术成绩和地位，他又绝不放弃与胡适交往的机会。因此，他对胡适的印象也就时好时坏。       　　１９５８年６月８日，他赴南港见胡适，这天他写《札记一则——再访胡适》：
      　　十时半抵南港，在参观民族学研究所的展览后，我到礼堂找胡先生，推门进去，室中坐着六七位客人。胡先生立刻走过来，一面伸过手来一面叫"李先生"，我说："我拿来点纸，请您替我写些字。"胡先生满口答应，我接着说："您忙吧，我走了。"刚要走出来，他叫住我道："Ｍｒ．李，我送你一个小玩意。"我随他进了卧室，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此文原载《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给我，我说："好，好。"我走出后，他又道"再见"。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       　　这次见胡适后第六天，"胡适先生送来字，午睡醒来（二时前）看到"；第七天，李敖在日记中对胡适又生非议："'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了呵。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对胡适有些反感，过去吾之态度不正常。"第十天，他又称胡适为独一无二的"ｐｏｐｕｌａｒ（大众）式学者"了；第１８天，他又要"写封信给胡适"了。到同年１１月６日，他写道："前晚迎胡适以来，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１１月２３日，他又羡慕胡适之"手勤"。１２月２０日，他又说"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１９５９年１月２日，他借他人之口，说"胡适已不能领导李敖了"。又说"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１月１４日写道："深觉鼓舞一时风潮当从马戈采罗曼罗兰等著书之法，胡适等法不行也。"３月１日记："傍晚复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４月３日记蒋廷黻对胡适的评价："适之先生的个性要比我温和得多，即以他目前在国内发表的若干谈话来说，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但我的个性却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从李敖时冷时热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如果把胡适与此时的殷海光相比，李敖不难看到胡适的老惫。殷海光曾多次对学生说，早期的胡适，无论是新文学运动，还是《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对民主科学的宣扬，甚至《中国哲学史》上卷，都称得上光芒万丈；中期的胡适，包括任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表现平平；晚期的胡适已沦为一个十足的"乡愿"，连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够格，爱热闹，爱人捧，一点硬话不敢讲，一点作为也没有。如果给胡适的一生打分的话，早年的胡适可打８０分，中年的胡适可得６０分，晚年的胡适只有４０分。对此，李敖是认同的。但由于中学时代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太大了，加上胡适在台湾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李敖眼中，胡适的魅力，依然是任何人也难以比拟的。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６日，胡适６８岁生日，李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他祝寿：
      　　哈哈笑声里，
      　　六十八岁来到，
      　　看你白头少年，
      　　一点都不老。
      　　寿星说话不妨多，
      　　喝酒可要少，
      　　不然太太晓得，
      　　那可不得了！
      　　面对这位后生的幽默，胡适马上回信表示感谢："谢谢你送我的生日诗！我常说，凡能做打油诗的，才可以做好诗。你这首诗可以算是成功的打油诗，可以预测你做白话诗的前途。"①两年后，胡适７０岁生日，李敖又一口气写了打油诗３０首表示祝贺。       　　从两人的赠答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李敖是情有独钟。李敖参军后，两人依然有书信来往，显然，他已把李敖看作是北大精神的传人了。
      　　祝寿诗后，李敖与胡适的来往更加频繁。毕业时，李敖与胡适互赠照片，李敖称其为"又开风气又为师"，可见师生情意之深。李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说："我承认由于受他的启发，我放弃了许多旧的道德，我转而对他很着迷，过去几年中，我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研究他，我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传他的，我自问我没有其他的动机，而纯粹是出于一个对'贤达人'的热爱……"①       　　从胡适的角度而言，他对李敖的才能十分欣赏，颇有揽之门下之心，他对李敖的关切和热情后来使姚从吾都有了妒意。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曾说过："'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②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露了自己对"求士"（收徒弟）的渴望。由于自己过去名满天下，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故在"求士"这一方面他并不如意。如今，胡适发现了李敖这棵苗子，便不肯放手，着意交好，处处关心，包括李敖的毕业论文都数次过问，从中亦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但李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使他既接近胡适又不以胡适的"门生"自居，他说："在胡适'求士'的心里，我是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③一方面，他把胡适的人格作为楷模，继承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对胡适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他的远大的志向使他在人生理想方面又远远超越了胡适。他不以皓首穷经终老于学术研究为己足，他的目标是超越他们，走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道路"。       　　李敖十分欣赏陆游的一首"咏蛾"诗：             　　人生如春虫，作茧自缠裹。
      　　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
      　　他与姚从吾、胡适、殷海光（包括中学时代与钱穆）等人的治学因缘，可以说正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化蚕为蛾、脱颖而出的过程。
      　　难忘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回首过去，李敖感到这是自己人生历程中最吃力的一段。他在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在治学上，却表现得孤独、孤寂而自负，他认为，"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他感到生活中无他取法的"大宗师"，也无可与他并驾齐驱的知音，师友与他，似乎只有情感上的交流，而无知识上的共进。他读书治学，都是"单干户"，他感到自己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所以在心境上，他是一个独行者；在行为上，他是老学究派的反叛者。用他自己中学阶段的诗歌来表述就是："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这首诗，有刚毅与激愤，有傲慢与偏见，是一种情绪化的自尊。就他当时的心情看，爱情无果，事业无成，别人考研，他却从军，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说："毕业带给人的是'东飞伯劳西飞燕'，可是我呢？却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有翅膀，可是飞不起来，不但飞不起来，还得在地上爬！"①这种失落感和自卑感，当是他此时复杂心情的另一面了。他曾经对这种"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有一段反省：       　　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在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①       　　李敖相信，走出这所令人烦恼的大学，走出这段情感生活的盘丝洞，那天宽地阔的未来就在自己的面前。                 九、"偏要惊人过一生！"       　　李敖的性格从外表看是乐观的，但他思想的敏锐性和易感性又使他不时感到一种难言的内心寂寞。
      　　１９５９年３月３日，李敖在下部队后的第一天给妈妈的信中写到："这个地方在仁武附近，凤山北面，天气最热，苍蝇最多"，他用五张苍蝇纸去抓苍蝇，一抓就是一两百只。"臭虫多，蚊子多，厕所远，吃饭要蹲着，交通极端不便"，可见当时战士的生活条件之苦 。真可谓"蚊子与苍蝇齐飞，饮水共长天一色。"但他认为，"这也是个读书的好机会，我懒得动，懒得往外跑，倒也可多读一些书。"在疲劳、疾病、饥渴中，在蚊虫叮咬和日晒雨淋中，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凝固了他的悍气与斗志。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坦然面对。他对印度古伽拉德的一位青年诗人的诗十分欣赏，两次在日记中提及，并对其进行了改写：       　　你已经吃了不少（无数）苦药，
      　　请再（勇敢地）喝了这杯毒酒罢！①
      　　他以阮籍诗自励：
      　　林中有奇鸿，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
      　　一玄昆仑西，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
      　　他并不赞赏诗中的那种浓烈的悲愤气息，但却与作者那种"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的恬淡清峻隐晦高远的境界发生了共鸣，并以此自况。要使自己变得有韧性、强悍而豪放，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有力量的人，而不是一个在世俗场中游手好闲的人。他以诗自励：       　　牙根咬住：
      　　嘴唇闭紧。
      　　沉着着，
      　　深敛一股憎恶的力量，
      　　锤炼，锤炼
      　　在那一连串苦斗的日子。①
      　　在政治上，他依然信仰自由主义，反对党派之争，反对在恶势力面前的"缩头主义"，主张真正的文人不应"自惜羽毛"，随波逐流，他在日记中写道："王德毅的诗说：'难得惊人过一生'，而真正的新式文人却'偏要惊人过一生'！"。       　　在步校学习期间，李敖曾经遇到入党的问题。指导员对他印象很好，他知道印象很好意味着什么。指导员的使命之一，就是要非国民党的优秀分子入党，并且说如果不入党，结业时就可能会被分发到金门，那是八二三炮线的最前沿。       　　所谓八二三炮线，指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下午，福建前线的解放军炮兵部队万炮齐轰被国民党占据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守军司令胡琏和"国防部长"俞大维被弹片炸伤，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当场毙命，官兵伤亡达６００余人。此后大陆炮兵逢单日就打，双日休息。再后改为不定时地打，有时大打，打几万发炮弹；有时小打，只打几百发，这给金门岛上的９８０００名蒋军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所以，金门，在台湾军人的眼中，是一个充满了炮火硝烟的死亡之地，在此防守每天都有丧命的可能。许多人提心吊胆，害怕到金门，于是纷纷入党，而李敖对此则不屑一顾。他诙谐地对指导员说："我为人全是一派浪漫文人的作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现在拉我可加三分，以后我惹了祸不晓得要扣多少分了！"他表示甘愿去前线。他在１９６０年２月６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自思我之为人，最与这些年轻人不同的，在我是一个最有灵性的英雄人物，并不是一个现实的躯壳的肉食者——这是我最自负的地方，也是这些浑球们最不能及之处。我实在可说是一条硬汉……小人们得志得利得鱼摸之处是当然的事，何足歆羡也耶！个人这区区颠沛，何足道哉！       　　指导员还不死心，继续同他谈话。
      　　"李敖你不怕去金门？"
      　　"我不怕。"
      　　"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
      　　"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
      　　"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
      　　"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
      　　指导员无可奈何，摇头而去。
      　　而结果李敖因勇得福，并没有被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车入党的学员给分派到了这座死亡之岛。
      　　这些人得知消息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
      　　"前线需要最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
      　　这番话气得有些人把党证都给撕了。
      　　李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这"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如果我们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伺机蠕动一番，说说我们想说的、做做我们想做的，捣一下小乱、冒一下小险，使老顽固们高一高血压，大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能耐"了！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岂配做"杀头生意"么？       　　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与覆巢同下，我们希望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我们在釜底，我们希望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
      　　路是那么长，我们随时会倒下，死就死了，又何必"正首丘"呢？青山多得很，到处都可埋我们这副不算重的骨头，在重归尘土的刹那，愿我们都能刻上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①       　　他在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７日的日记中记下陈眉公《小窗幽记》卷十中几句话："不能用世而故为玩世，只恐遇着真英雄；不能经世而故为欺世，只好对着假豪杰。""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作人要存一点素心。"在他眼中，素心，那是纯洁的心地、怀才不遇之心、任性侠气之念、返朴归真之望，这是他行为的张本。       　　由此可以看出，李敖后来的特立独行的独进之勇，早已蓄谋于军中。他说："我的肉体，虽奔波于日晒雨淋凡夫俗子，但我的精神却独与天地往来，神驰他方，没有人知道我这样肉体与精神交错地生活着，可是我显然日复一日这样生活着。几乎所有的预备军官都在'鬼混'、'数馒头'、数退伍的日子，可是我却这样充实地利用肉体训练的机会加工给我精神训练，我真的自豪呢！"他崇尚的是海明威那种夺人的雄浑刚毅而强悍的气焰，要以自己埋头的努力、沉默的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千锤百炼的'老顽固'。       　　李敖在讲话中放言无忌，所以在官方眼中，他是一个不令人放心的人物，并说他"犯马（马克思）、自（自由主义）、灰三大错"①。在步校期间，军方安排同是毕业于台大的孙玉华（国民党员）靠近李敖，负责暗中打李敖的小报告，李敖心知肚明。有一次写诗给孙玉华："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以表达他对前途无所畏惧的心情。而忠厚老实的孙玉华也没有在小报告上写他的坏话。集训结束，下部队时，指导员把一牛皮纸袋交给带队同学，其中有对他们的思想考核材料，路上，他们"很技巧地"偷拆了这个口袋，李敖看到一向与自己嘻嘻哈哈的指导员在自己的资料卡片上赫然有十字评语："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李敖说："政战人员之可怕，由此可见！"当然也有其他领导的评语，诸如"学识渊博、守正不阿、能力高强、对政党不感兴趣"等等，则是其他领导的褒扬了。       　　古语云"蚌病成珠"，一只海蚌某部分有毛病才会产生一颗珍珠。有人说天才不是疯子就是他身体上某部分有毛病。也许李敖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他的身上，有太多太多的不自在，不适应，不合时宜，他想努力摆脱它，超越它，最终成就了他的一身奇才。       　　对于将来要走什么路的问题，他说自己是"ａ ｍ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按：一个奔波驰骋的好汉）。       　　在退伍前几个月，对将来干什么的问题他思考得最多。他在日记中写道：
      　　归途内心感触很多。要之以"该做怎样的一个人"为念，我简直有点混乱，我不太知道我将来走哪一条路才好，人间的成败，腾达的种类，幸与不幸，目的与手段问题等等都干扰着我，我想我大概不可能甘心做胡适之一样的学者，更不可能做方东美一样的学者，我的本质上是一个ｍ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也许我会演电影，也许我会做一些惊天动地的狂飚
      事业，也许我会组织一个裸体园，一个怕太太协会，谁知道我会做什么？我想我终必会是一个"捣乱鬼"，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异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一个"波澜人物"，一个"使旧社会头痛的家伙"，一个"专门会耍花枪的人"，一个"永远使人不停的惊异的人"。我还要好好再想想再摸索，再制造花样，再一变二变大变一阵。①       　　因此，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选择定下了四个标准：
      　　一、"这个职业的本身一定是我感到兴趣的"；
      　　二、要考虑到"个人的ａｂｉｌｉｔｙ（按：才能）的限度"；
      　　三、"最好与个人的志愿相配合"；
      　　四、要"能用世"，"对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有直接或较直接的影响"。
      　　他希望自己是"ａ ｍ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而不是"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在考据中度日的"白首太玄经"的老文人。他还说："做一支蜡烛或一面反映烛光的镜子，是两条'发扬光大'的途径。"而自己要做的当然是"蜡烛"而不是"镜子"。他所说的蜡烛是指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自己发光，自己就是一台工作母机，以无穷的精力和智慧，作出自己的判断，宣传自己的思想，来行动，来实践，来作出"有价值之'谠论'"；而不能像"镜子"那样，做白首注经的考据工作。他说："雕虫篆刻之事，我不为也。"       　　他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信心，为自己思想与人格的更加成熟而自豪，对自己要走的路更加坚定，这种坚毅与执着，在他的日记中有最深刻的表白：
      　　在众人午睡时躺在床上想：我还这么年轻，我有过许多经验，又具有着俗人所不及的许多本钱，军中的磨炼——更使我在刻苦与意志上面有了极大的进步，我现在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我明显地感到我从来没有如此成熟有力，他们都是昏睡的人群，他们是真正的弱者，他们只有些原始的力量、专科知识的力量，而我呢，既非粗犷的男人，亦非坐井的学人，我是真正的一个万千人中的有大办法大抱负的人，以我的年龄才具与性格，我决心放弃了在我里面那些无为的、缩头的、重视爱情的"陈彦增的毒素"，我决心只给我自己一条路走，就是要好好把我锻炼成新时代的英雄人物，锤成一条"坚强得可怕"的铁汉。       　　沉沉一片力，
      　　亦侠亦温文。
      　　霸气与野心是我指给自己的一条新道路，——一条唯一的新道路，这是我在军中的一个大转变，——放弃了"陈彦增式的老路"，在外表上也做了一个汲汲求名勃勃好功的人物了（暴雨中写竞）。①       　　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０日，他因工作问题乘车北上。在台北，他看望了时刻关心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姚先生对他期望甚殷，听说他手头拮据，便拿钱给他，他拒绝了。又劝他明年考研究所，并说三月至七月之间他每月资助李敖５００元，以助他考试，他十分感动，但对老师的慷慨解囊还是再一次谢绝。望着姚先生那充满期待的笑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感激、内疚、惭愧、奋发，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       　　一月之后，他又收到了同学萧启庆的来信，萧告诉他，胡大博士有意"栽培"他，但希望他读完台大历史研究所。姚从吾为李敖解甲后的职业问题也在想办法，想聘李敖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研究讲座助教"（每月１０００元）。这无疑又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一年的１２月２日，李敖就工作问题又回台中。这一次，他感觉到问题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好办了，即使代课的职业也不可能谋到。他妈妈说他臭名满古城，也袖手不管，并说："退伍后十天半月，勉强可住，久则恐难相处。"这无疑是在堵他还家的退路。走投无路之中，他只有寄希望于"姚老头"了，但他又不知姚从吾能帮他到什么程度。他想到了父亲的老同学王墨林。于是，１２月２３日，他给王墨林写信，就求职之事请求帮助，他说写稿子、帮教授打杂都不是稳定可靠的办法，由于自己"修名之不立"，简直找不到能帮助自己的人，年轻的朋友们力不从心；长一辈的不骂他，就算是他的造化了，谁还肯对这个大逆不道立异标新的人拉一把呢？他希望王墨林能帮他找一个"轻松的、自由的、在台北的五百元的"差使就行了，这样他可以专心于个人的研究工作，只要自己时间多些，生活艰苦也没什么。李敖把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７日，李敖看到《联合报》１月１２日登载的消息《发展科学委会教授助理聘定》，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５０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４２人"中，"专任助理"１１人，在专任条下，李敖排名第九。显然，这是他的导师姚从吾先生一番苦心的收获。看到这则报道，李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心想至少一月可以有１０００元的薪水了，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从容地放眼未来了。第二天，他在床上神作计划，又有了考出国留学、以渡海西去的打算。他想起５０天前在行军途中于旗山慈云寺玩抽签游戏时的一条偈语：       　　只恐前途命有变
      　　劝君作急可宜先
      　　且守长江无大事
      　　命逢太白守身边
      　　如今，姚从吾真成了偈诗中的那个"太白"金星了。       十、《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就文学角度而言，李敖称得上一位持之以恒的日记作家。在部队服役期间，他除了写作一些诗歌、小说、散文、论文和书信外，最大的成绩便是他的《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的日记往往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私生活记录，如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等生前的日记就是如此。鲁迅曾说自己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胡适早年发表的《藏晖室札记》，也只是其友许怡荪从他的日记中摘抄出来的一部分而已。而像郁达夫发表的日记体作品，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加工提炼后的文学创作了。从这些发表出来的文字是很难看出日记作者的生活真相的。与许多日记作家不同的是，李敖的日记既是写给自己看的，也是可以拿来给别人看的。他的日记基本上是公开的。在连队里，李敖日记成了战士们精神上的食粮。几十年过去了，战友们依然记得那个在休息时间不停地挥笔写作的书生形象。他似乎永远不会感到疲劳，一有空隙便能文思泉涌，神速地执笔成文。即使是在夜晚熄灯后，同室的战友也时常能看见他打着手电筒看书或写日记。他说："许多事本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可是它们消磨了你一天的青春，把它们简单记下来，留给回忆，也许就是它们的意义了。"②       　　李敖军中日记基本上是每月一册，每册都有标题，如"横槊集"、"插羽集"、"金戈集"、"杀气不脱集"、"双枪少尉集"、"在那一连串苦斗的日子"、"不与集"、"兹疑录"等等，从标题可以看出他在此一时期的生活内容和思想路向。就他的日记内容看，他的确是有闻必录、有感必记，训练状况、连队生活、人际纠纷、同学来信、读书心得、个人"隐私"、百姓生活，以及标语中的错字，厕所里的"文学"，小学生在墙上的胡写乱画，等等等等，无论美丑，无论善恶。他说："我要把我内心的喜怒哀乐好恶皆不掩饰地表示出来，我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不是道学家的门徒。"       　　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从不午睡。在闷热如蒸的正午，在战友的鼾声中，他悄悄地记下半日来的生活。他的日记是典型的随身日记，日记本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胸前，不论下雨或汗如雨下，由于有塑料袋的保护，日记本不受影响。上课时间，如果那课讲得枯燥乏味，他便拿起笔又写日记又写诗，决不浪费一分一秒。他在日记中自我勉励道："我实在该这样走路——时时刻刻用功。用五分钟的功，半小时的功，一天的功。"       　　就这样，在一年半的艰苦生活中，他写下了完整无缺的预官日记，共计６６万字。真实地记录下了那个时代里个人、军营、家庭、社会之间，相互产生的激荡。有战友说看李敖日记，像是看"鬼打架"。盖矛盾曲折错综复杂之谓也。从他的日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变化特征，同时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现实生活形象再现的艺术功力。比如他对环境的描写：       　　四时起床，夜行抵山头再防御，时阴霾满天，乃卧于山顶，雨衣甚潮，侧卧及用枪托为垫，乃稍解潮气……太阳出来了，晒走了草上衣上的露水，晒出了身上的"露水"——我明显地感到胸前一行行汗珠的下淌……       　　太阳大了，德武的"人造树"遮不住了，乃跑到竹林下，在人声嘈杂中睡了一小时。二时五十即出发，一上公路即遇大雨，我没带雨衣，雨点大，打人痛，可是要熬过这"迟滞作战"大正面的课目。沿公路南下……我在水中洗了一阵裤腿，时全身早已透湿数次，晚风自对岸吹来，冷得至于上下齿打抖其剧，真要老命、要老命。时方晚晴，景色甚美，对岸群山与火车过铁桥皆好看，傍晚始奔下山。在路旁吃饭后出发，过善化、新市。途中谈天，赖以忘疲，唱歌时连长奇怪我高兴，我语以苦中作乐，今日唱歌及走单轨玩，人多怪之。连长途中一再怪我爱请客的毛病，尔昭说我不量财力请客之不当。晚上赶路竟把裤管"腾"干，真想不到也！十时后抵新化。今日净走八个多小时，三万公尺，六十多里，善培送的袜子助力不少，右脚鞋垫又从中凸起，故一大段路甚艰苦。途中吸烟一支，边际效用甚大。①       　　整日上午六○及八一炮讲习试射，面对美浓溪旁，群山遥抱，溪水与砂石相间，午饭后人皆就荫而卧，我却携板凳、望远镜、讲义夹步于一砂石角上，远眺二村女浣衣，二童子浮于木上戏水，全身虽受日炙，然以清风澄水微波，亦不觉其苦也。现在我还在该处写日记，一同学言我如是颇有"诗意"，我心头有所思，可是充满了一片茫茫的味儿。往远处望，山真是高得多，平望过去，鹅卵石、碎石、绿草、黑沙、浇水、长堤、轻烟、微波、浅蓝的天、不定的白云、云上的山峰，现在我准备来一次水清而濯足了。上面太阳晒着，水不算凉，可是脚放下去却有一番"不知足下"的感觉，头上的胶盔还不错，遮了不少的阳光和热度，水中的鱼比蝌蚪还要小，板凳放在沙上就陷了下去，愈陷愈深。①       　　作者写"雨衣甚潮"、汗珠"下淌"、"太阳大了"、"雨点大，打人痛"、"上下齿打抖甚剧，真要老命、要老命"，鞋垫"从中凸起"、"一片茫茫"、"水中的鱼比蝌蚪还小"等等，这种细微的心理感受与单纯的环境描写相比当然更具有形象的表现力，文笔简洁清峻，具有一种独特的意境美。再如：       　　天黑下雨，我轻装，只穿雨衣戴胶盔，急行于泥泞，转赴马路，在桥边被团长拉了一把，真混球！军行甚速，间跑步，唱了一段歌以解之。至小新营，东向走入土路中，小休息一会，又在泥中乱走……我浑身汗湿，拉出上衣，在冷风中吹吹，吹了一路，反倒凉快。自山上小休后，再行即渐不支，终落伍，独行山中，夜色甚美，但有一点恐惧，远村灯火，望之极美、极诱人。黑路摸索多时，宜其向往夜间之光明也。②       　　午后赴六○阵地，在小三角茅棚中躲雨，脱衣扭干衣服，不穿衣真舒服，宁冷不愿湿里也。下午又去看地形，路多为水淹，车行时雨打面不能睁目，又冷又湿，要命要命。自台南北部后甲里看地形归，在大子村下车，请忠庆、信忠、明山等喝酒，吃花生及糕，另送驾驶烟一包，我此时已冻得吃不消，乃把军毡裹在身上湿衣服里才免于身上大抖。车过新化时，又下车请他们喝酒吃东西，我又贮酒一瓶于水壶中，以御夜间在野外过夜之寒气，准备以醉态争取"杀时间"也！③       　　这里，作者在"泥中乱走"的语句十分形象地表达了行军中泥泞遍地、慌不择路的情态，既写出了行为动态，又写出了此时的心态。作者"落伍"后，独行山中的"夜色甚美，但有一点恐惧，远村灯火，望之极美、极诱人"，又真切地写出了自己当时复杂的心理活动。而"雨打面不能睁目，又冷又湿，要命要命"一句更是叙中有描，描中有叙，极尽白描之极致，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寒冷中的生理和心理感觉，有声有色，如在面前。       　　在李敖的军中日记里，以内省式的思想感受居多，以客观的叙述居多，但作者对心灵上感触颇深的事物总是不放过捕捉感觉的机会，因此像上述细腻的艺术感觉在李敖的军中日记里时有出现，其中显露出来的作者的艺术才能，恰恰说明了他日后的白话文成就并非天外来客，盖其来有自也。       　　就总体而言，李敖的军中日记不仅是他个人生活的实录，更是当时国民党军人生活的纪实，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自然不容忽视。他的战友、后来取得博士学位的杨尔琳教授以"真、切、透、活"评价，其实不虚。       　　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记述底层人的故事，是李敖军中日记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他对军中乐园黑暗内幕的调查。６０年代的台湾已在世界上有"妓女王国"的"雅号"，"军中乐园"就是其中的一大"景观"。       　　１９６０年３月７日，李敖从步校分配到连队的第四天，便参观了"美娜公共茶室"、"仁武特约茶室"，即人们所说的"军中乐园"——军队中的妓院。       　　军中乐园是国民党军队中特有的一种丑恶现象。从大陆过去的老兵，最小的也比李敖大六七岁，无妻无家，也无钱成家，生活单调枯燥，精神上的苦闷可想而知。作为一种肉体上的安慰，"军中乐园"随之产生。而他们每个月可怜的一点薪水也随之挥霍殆尽。茶室中的妓女，大多都是台湾当地一些生活无靠的女子，也有被拐卖而来的少女。       　　李敖怀着对人口问题和军中丑恶现象的敏感，在对军中乐园的调查包括民间私娼的调查上做出了许多努力。且看他在几则日记中的记录：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晚与张福永及周毅先去参观军中乐园，２８号酷似光锦之妹，身材尚好，面露烦躁之色，三军人挑抚之，毅言："好像圆锹，人可休息，工作器具不能休息。"丁忠大惊奇："你也到这儿来？"一男专司时间登记栏，为一黑板，有电钮三十多，又有许多兵围与一轻佻者玩笑，打她屁股，她亦骂以詈辞。又访"私窑子"，寻得二处，一处茅屋，有二少校及一上尉旁看其友在搞；一处在猪栏边，老鸨伴之，周毅到处乱摸。栏上×号为妓女请假，"例假"也。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日：上午与镜昌调查台南市军中乐园，二人倚楼梯抄写，人多怪之，营妓乱抢帽子眼镜，只好逃出，香茶我不敢喝（茶票即月台票二元）。３０号穿白衫白短裤，皮肤甚白。又同赴康乐街访民间妓女户，真想不到竟如此多，如此公开藐视民法第××条，如此多招牌与彩色广告！甲级（三绿灯）不拉人，乙级（二绿）拉人甚凶，或以脚勾你裤腿或敲你胸问："为什么不要？"半裸而卧者有之，年幼十二、三岁者亦有之（每日至多只能卖四次，多则不支）。此何等人间乎？感想极多，不详记之矣。       　　１０月４日：晚与镜昌访拔林军中乐园，抄写后归。
      　　１２月５日：烟诱贾贵诚讲乐园中事。
      　　１２月８日：他与国钧逛书店，转赴"逢缘妓女户"，为一二层楼房，门口三蓝灯，两旁有红底金字之联："逢声作戏且喜千樽留醉意缘分相投莫笑一吻寄相思"。内部有许多平房，正在装修之中，一个个天蓝门，迷宫筑法，约三四十间，妓女们有的抢李敖的烟斗，有的敲他的头，要他来，他说："卵叫坏了"，慌忙逃出。       　　１２月２８日：在车中与九师老兵聊天，顺便得一二军中乐园史料。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８日：恩伟言附近私窑子老鸨们以烟酒等赂军中流氓，以足足之四十分钟及气功及药物搞军中乐园姑娘，使之畏而缺货，尤其漂亮一点的皆惧不敢来，如是则私娼生意盛矣。       　　此外，他还请在军中的其他同学帮他抄录军中乐园的资料，如标语、规则等等。他都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
      　　在李敖眼中，无论营妓还是老兵，他们都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被损害者，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在日记中激愤地写道："人肉市场真可怜，老兵雏妓互相残。买卖双方皆弱者，如此军中一乐园。"他想到，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沦落到每天接客五六十次，什么"三民主义"、"国家民族"，在他们的心中全无意义！如果自己是这个小姑娘，那么，无论是谁统治，只要能使自己少接几个客人，自己就拥护它。什么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都他妈的是骗人的，都是太遥远的，对苦难者来说，都是狗屁、狗屁、狗屁，只有鬼才相信。       　　他开始对自己调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拟定了写作题目。２６年后（１９８６年），在台湾的妓女现象日趋严重的时候，他公开发表了长达四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军中乐园"的血与泪》，揭露国民党军队中老兵的精神苦闷，妓女的苦难和军中的黑暗。文章资料之详备，思想之尖锐，盖其来有自也。       　　李敖的目光是锐利的。他洞察到了台湾社会最黑暗的一面。妓女现象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的确已成为台湾当局长期以来难以去除的一块心病。据资料统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妓女人数不少于１５万人。直到９０年代中期，台湾的雏妓尚有６万人，且数字仍在增加。１９９４年５月，台湾"内政部"还专门在台北主办了"台湾地区雏妓防治研讨会"，其危害性由此可见。       　　除了日记、书信的写作外，李敖曾经制定过一系列的研究计划，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要做中国的"Ｈａｒｒｉｓ"或"Ｌａｗｒｅｎｃｅ"（按：劳伦斯）。他想要做一个能"救时弊、造新因"的新时代文人。写就要写新的，有轰动效应的内容，他在诗中写道："才华灿烂当倾倒，惊世骇俗度此生。"具体到个人的兴趣，便是对ｓｅｘ文化诸问题的关注。早在大学时期，他就有"该作第二张竞生"的愿望（《十七天的日记》），从军以后，他对性学方面的资料更感兴趣，他说："来日我或为中国之Ｈａｒｒｉｓ或Ｌａｗｒｅｎｃｅ正未可知也，要之，吾叛逆文人耳，语不惊国人世人誓不休，而在ｓｅｘ（按：性的内容）上着力最有效，我当读英法文著作。"①"及于出路问题，我决定考'考古人类研究所'，改攻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于我之专业——性问题……"②李敖自视为一"叛逆文人"，而且在写作上朝着一鸣惊人的方向发展，他选择"ｓｅｘ"方面的题材，这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写作心理状态的一个侧面。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目前最有兴趣的问题是和ｓｅｘ有关的一切事：家庭、恋爱、结婚、娼妓、人口……等社会性的问题，都是我所要选择的，也许诚如你所说，这些都是经不起价值判断的"小问题"，我想这种轩轾是很难一致的，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我现在深信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小，个人这一生能对浩如烟海的社会的不合理与黑暗有一点点小改革，这就很不容易了，做了一件，再做第二件，总比大而无当一事无成的乱吵一辈子来得好。③       　　这段自谦之语简直不像是性情狂傲的李敖所说，但这正是他于苦难中在思想上打磨的结果。
      　　他的这种思想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方面，在大学时代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宋代婚姻方面的论题，关于婚姻的有关资料早已是他搜集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则出自读书中的启发，在军中，他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方这方面的著作，如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他内心深处潜意识中为排解性苦闷而对此类材料所产生的那种微妙的亲和感，这些因素都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       　　在他的写作计划中，他曾拟下过许多题目，如《现阶段男女关系的分析和调适》、《裸体画问题》、《论强奸》、《中国残忍史》、《论没有拒奸的自由》、《张竞生传》、《中国性史》、《从〈性心理学〉（上）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的性心理学研究》等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尽管在他的潜意识中埋藏着难以自抑的性苦闷与性渴望的因素，但在他对社会及历史上的性问题展开思考时，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个人的表层体验，而是真正地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考究了。由性趣而导致研究的兴趣，不能不说是一种欲望的升华。通过这些活动，他缓解了过度的精神压抑，那种心理学家常讲的"利比多"的潜力亦有所归缩，本能的要求亦得到相当的满足，使其与周围的环境能够相融共存，成为鼓动高尚情绪的原动力，产生趋向庄重严肃的结局。李敖在１１月１９日给朋友的信中说：       　　对"性"的问题的看法不正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病症。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宗从来就未曾对性的问题有一个好办法，礼法与道德的教条，并未给人们带上正途，反倒招致了许多恶果；设想一个荒谬的贞节观念害了多少人！一个畸形的审美观念（如束胸、缠足、柔弱）害了多少人！一个野兽文学的作品（如"金瓶梅"、"肉蒲团"）害了多少人！……①       　　他认为作为一个能"救时弊、造新因"的新时代的文人，应该把精力放在立言上（立德与立言是一类），应该从小问题做起，由小及大，以致对社会产生全面的影响。而他要解决的"小问题"便是与"性"有关的一切社会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一部分一部分来，先来个婚姻问题五年计划。五年间专搞此问题，专攻此一系列、此一类之书。"②"昨曾与胡、吴言我欲治心理学，夜读性心理学益增此意，吾志已决，决心致力于ｓｅｘ之研究。潘序及赫理斯促成了我这种决定。"③李敖此一阶段的思考便是他后来完成的一篇篇惊世骇俗的文章的雏形，如《中国小姐论》和中西文化论战中的《论"处女膜整形"》等等。
      　　在１９６０年年底他又在日记中自订写作计划："今晚与珂大谈写《中国性史》计划，为之眉飞色舞，我意我定不会长寿，期以一年，速成此帙，期于惊世骇俗而至于不朽。我想暂不写杂七杂八的文字而'集火'先成此书，退伍后即思绝游闭户开笔著此书。众人呼呼入睡，我灯下写此段日记，这是我一生中极重要的一段想法与计划，而我从今晚起，决定努力以赴了！"④几十年后，李敖出版了他的《中国性研究》。读了这部十多万字的性文化著作，许多人奇怪为什么李敖竟写了那么多关于性方面的研究文章，而且再俗的话题他都能写得有一定的学术味道，把人们难以在公众场合启齿的话题放到学术平台上解剖，实乃惊人之举，以致于坊间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专集成书出版，他在这方面的用心实自大学、军队时就已经开始。李敖上大学时，胡适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无心插柳，尚且成荫；有意栽花，当然要发。"这话用到李敖身上，着实不虚。       　　李敖不仅记住了胡适的话，而且脚踏实地地去做了。
      　　李敖还在军中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有译诗、白话诗、仿古诗、小说、散文等，最能代表他此时文学成绩的是他的散文《妈妈的梦幻》。这篇作品深受台湾女作家林海音赏识，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联合报》副刊发表。作品虽然写于作者的青年时代，但从中可以看出李敖的艺术才华和造诣。作品选取了妈妈一生中的五个片断，前后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但语言的表述和结构的安排极其自然。最令人难忘的是作者含蓄而质朴的语言，比如："在外祖母专政的第１９个年底，一辆黑色的灵车带走了这个令人敬畏的老人。""爸爸执政第八年的一个清晨，妈妈在流泪中接替了家长的职位。"既道出了亲人的去世给全家带来的悲痛，又保持了作品整体氛围上轻松舒缓的一致性，写得哀而不伤。孟子说："引而不发，跃如也。"正因如此，平实的语言背后充溢着说不尽的文化底蕴。至于在人物的刻划上，作者往往采用活用词语的方法，比如写外祖母时用了"独裁"、"侵权"、"专政"等词语，写爸爸时，用了"外戚的势力"、"以在野之身，任意发挥宪法上第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利"、"历数爸爸的十大罪"等短语，写妈妈时用了"妇女会"、"发布新闻"、"主权"、"错认时代的潮流而开倒车"等词语和短语，这种大词小用的方法造成了词语与语境的疏离，使语言在陌生化的搭配中，在不谐调中呈现出诙谐幽默的审美效果。①       　　李敖的朋友景新汉在来信中说："我一向以为，在台湾报端写'方块文章'的人，当推写'黑白集（联合报）'的钟鼎文为个中翘首，何凡、言曦、方以直都不是'个儿'，至于凤兮、茵茹（耿修业）已经是第七八流了，现在我发现，如果你去做这种事，当是钟某人的唯一敌手，而你在文字里所表现的气势，则非彼所能及者。"①李敖以其深厚的旧文学修养和学识的广博为基础，率尔为文，便能超凡脱俗。他能从旧东西里发掘丰厚的营养，创造出充满了文化底蕴的优美作品，这正是他的出手不凡之处。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６日下午４时，李敖所在的部队全团离开了仁武防区，开始了又一次长距离拉练。部队步行四小时到高雄港，夜十时登上了一艘老式运输舰，次日抵马公岛接受将官校阅，然后直达澎湖。上岸后又步行四小时抵达白沙岛东北的大赤，在那里驻扎１１天之后，２月６日，李敖从澎湖退伍。       　　一年半的军营生活终于结束了。回首一年有半的酸甜苦辣，李敖充满了感慨：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①       　　这段军人生活在他思想上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记，他的思想、情感、性格、人格都因此而更加趋于成熟。
      　　站在军舰的炮塔旁，遥望碧波万里，海鸥高翔，那隐现于薄雾中的台湾岛幻化成一个勇士驰骋的疆场。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他忘不了自己少年时代立下的宏愿。
 
    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
 
      　　１９６１年２月６日，李敖从澎湖退伍，回到了台中古城——这个充满了"缠人的旧梦"的地方。
      　　小城洁静的街道依旧，清澈的河水依旧，铁砧山上的郑成功雕像，宝觉寺内悬挂的巨钟，一切都是老样子，但李敖已变。他已不是十年前那个初涉世事的惨绿少年了。山地的太阳、澎湖的海风和肉体的磨炼已使他变得一身英气，沉稳而干练。       　　此时已是腊月二十二，"尾牙"早过，过年的气氛已经浓起来了。街上到处都是采购年货的人群，大小商店则披红挂彩，以大幅广告招揽顾客。明天就是百姓祭灶的日子，走在熟悉的小街上，已能看到大红大绿的灶王神像和甲马了。那甲马上的画物自与大陆风俗不同，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二十三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那"饧"就是软糖，是用来粘灶王爷的嘴，希望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豆"则是为驮灶王上天的马匹备的马料。而李敖眼前的甲马画里，则有了靴、帽、衣甲、刀杖、弓箭等物，李敖不禁哑然失笑，台湾人比大陆人想得真是周到多了。把自己的命运系于那一张薄薄的画纸上，李敖感到实在荒唐。       　　过了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便开始大扫除了。卖春联的人也在街头摆上了摊子，除了靠手艺能赚点钱外，这也是他们施展身手的好机会。看着那些老头儿老太太手捧红红绿绿的对联喜盈盈地往家赶，谁都会感觉到年关的脚步真的越来越近了。       　　就在家家户户忙着迎新年吃年糕的时候，李敖一直在为自己的谋职奔忙。他很希望得到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位，但经过多方努力还是落空了。他心中暗想，自己惟一的出路只有去做姚从吾先生的助理了。这份工作虽然薪水不多，但毕竟能使自己的经济困窘得到一些缓解。解决了烦人的经济问题，报考历史研究所也就比较从容了。       　　腊月二十六，他的同学萧启庆来信转达了姚从吾的嘱咐，让他不必着急北上，可以年后再去。于是他在家中开始了上班前的准备工作，洗澡，理发，整理资料，并且买来了木工工具，与同学商量到台北后如何住宿才省钱。       　　大年初一这一天，当人们穿着花团锦簇的新衣走街串巷拜年道福的时候，李敖已难耐这种"走春"的热闹，下午四点，在同学的相送下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临走时，母亲给了他二百元钱，并送他四个橘子，三姐夫送他一张快车票（５４．５元），就这样只身来到台北，又回到了台湾大学。       　　两天后，他在台湾大学西侧的新生南路找到一间房子，与同学李善培隔壁。这是那种老式的对排木屋，地点在该路３段６０巷１号，月租２２０元。此时的李敖，生活全靠借钱维持，其困窘可想而知。       　　小屋只有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李敖定名为"四席小屋"。
      　　李敖和善培合买了１５０块钱的木头，两人大干一天，做了五个书架，一个资料架，便很快进入了艰苦而忙碌的学习状态。
      　　对于李敖而言，真正称得上艰苦的，仍然是他拮据的生活。他在经济上时常要靠借钱度日。借同学的钱，借老师的钱，有时还要因钱而闹不愉快，比如对方催他还钱，他要借的多对方又没有那么多等等，因此，每当夜深人静回首一日的生活时，他总是为此事烦恼。他在日记中写道："钱为最伤朋友感情之物，我真恨我经济不能独立！我真不愿与好朋友因钱伤感情、露真面。"他与善培合用饭票，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他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假装说自己吃过了，因此而饿了一顿。在他的日记中，还有"夜几断炊"、同学偷家里老爸的茶叶来喝的记述。这种生活也迫使他挤时间赶写文章向外发表，靠稿费救急，并抽出时间给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改作文，每篇一元，聊补温饱。       　　生活艰苦，并且忙碌，他要一边应付姚导师的助手工作，一边还要学英语，写作，并参加了法语和德语补习班——他还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加上每天有朋友来侃大山，最多时达１４人，李敖常常不堪其扰。       　　在这里他住了四个月，白天用黑布幔遮住门口，以增加神秘气氛，晚上伏大木桌上，点一百支灯泡，边整理边读写，忙得不亦乐乎。在他记述详细的"四席小屋日记"中可以看到，为了救生活窘迫之急，从三月到四月，他写下并改定的文章有：《梁实秋与徐志摩》、《长袍心理学》、《西藏葬俗考》、《"两昆仑"考》、《行李考》、《假如我是女人》、《爱情的刽子手》、《红玫瑰》、《无为先生传》、《中国小姐论》、《一封神气的情书》、《论赤子之心》等等——这几乎是《传统下的独白》一书的雏形了。       　　文稿投出去之后，有退稿也有发表。其中《充员官》、《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于《中华日报》、《联合报》、《人世间》等杂志。当时他的朋友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并说可以介绍他去投稿，但由于这是蒋经国救国团的杂志，李敖讨厌救国团，故拒绝了。       　　在这几篇文章中，有的是比较严肃的话题，比如《充员官》，写的是军中难忘的战友情谊；再如《"两昆仑"考》、《西藏葬俗考》、《行李考》（改中学旧作）则属考证性的学术研究文章。而《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则一方面带有反传统观念的思想，另一方面带有玩世的性质。       　　这一组谈情论美的文章，使李敖赢得了大批的读者。其中有许多内容实在是一种玩世之作，像《中国小姐论》、《由一丝不挂说起》等文，文采盖过了内容。与其说人们喜欢他的观点，毋宁说更喜爱他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幽默诙谐的表述，因为喜欢他的表述，转而也接受了他的观点，或默许他的观点的存在。难怪后来大学问家徐复观与他打官司时要说他没搞国学研究真是可惜，"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       　　在"四席小屋"中，李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作，即他已经开始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著名长文的构思与写作。
      　　这是他写作的一个活跃期，越写思路越活跃，他不由从内心发出感叹："要做的题目太多了。"过去的积累与苦思正在结出一个又一个殷实的果子。
      　　此时的李敖，在胸怀与志向方面，可以用心无旁鹜、志向远大来形容。他说自己有六大法宝：
      　　（一）眼光——多得是，算得了什么？
      　　（二）心胸——笑哈哈地，豪迈气概！
      　　（三）远景——勇敢的梦想，瑰丽的梦想。
      　　（四）刚毅——强悍，意气不少衰。
      　　（五）勇气——虽困难重重，吾往矣。
      　　（六）活力——精神十足，生龙活虎，生机勃勃。①
      　　姚从吾对李敖寄以厚望，不愿看到他现在花时费力沉迷于写作之中，于是两人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一天，李敖把自己发表的文章拿给姚先生看，姚大为不快，对李敖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文章，一句话，要发文章大家就算了！"李敖听了甚为不快，当即反击他说："那我只有请求辞去这个职务了！"姚先生见李敖坚持己意，语气也减缓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想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       　　此时，女作家林海音因发表了小说《城南旧事》正走红文坛，她对李敖的文章十分欣赏。一次，她在与李敖的朋友谈话时说："台湾写文章最好且最易招忌故而不得登出者有二人，一为东方望，一为李敖。有的即使登出来了，也常遭人非议。"①也许，姚从吾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又有一天，姚从吾怒气冲冲地对李敖说："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胡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李敖看着姚老先生那激动不已的面孔，无声地笑了。他在给林海音的信中说：       　　他（姚从吾）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②       　　他想走人，姚从吾岂肯放行，他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人了。当初李敖来姚从吾研究室上
      班，研究室的钥匙，本来只有姚从吾一个人有，后来竟配了钥匙给李敖。而从１９３４年起就在北大做姚从吾的学生的札奇斯钦，虽然也在研究室工作，但从没有拿到过这把钥匙。后来罗家伦曾想邀李敖去国史馆工作，姚从吾又当即回绝；姚知道自己的老师胡适有揽用李敖之意，故连李敖军中时给胡适写信，他都不高兴，只怕这棵苗子被人挖走。他的目的就是让李敖赶快考历史研究所，正儿八经地做他的弟子。他都快７０岁了，他渴望自己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因此，李敖考研，他比李敖还着急。       　　"四席小屋"解决了李敖独处的问题，但由于它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加上周围全是民房，环境又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晚间天花板上老鼠来去奔驰，这对"心事"重重的李敖来说，简直是"不堪其扰"。他决定搬家。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５日，他装满一卡车书，搬到了租来的新家──新店镇狮头路１７号。
      　　这里是台北市的郊外，已进入台北县的地界。租来的房子建在半山坡上，是二层青石小楼的顶层，钢筋水泥结构。它位于小镇的制高点上，在它的下面是一条陋巷和一家菜市场，远方新店溪碧绿如玉，蜿蜒而过。溪水的西岸便是美丽的碧潭公园，一潭碧水似一颗明珠镶嵌在古老的小镇当中。在潭水上空，横卧着一座２００米长的铁吊桥，从桥上可以欣赏碧潭全景。这是一个顺着山的走势曲曲折折形成的天然湖泊。从桥上望去，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长龙，盘绕在山壁上。碧潭水清浪静，可以划船，环境非常幽雅。       　　李敖住在土楼顶上这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尽管屋舍简陋，但他认为在这里可以在水上泛舟，还可看廉价电影，可谓极得孤寂之乐。他想到法国英雄戴高乐在隐居时代，住在巴黎郊外的一幢房子里，养他的浩然之气，而自己能在"江水皆东我独西"的情况下安身立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真可谓好有一比了。他觉得古往今来，大人物的进与退、出山与归隐，都是很洒脱的，也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只有有了在隐退时那种隆中高卧的素养，才可能有风云际会时的"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因此，他的心情平静而苍茫。他在日记中写道：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悠悠忘情！
      　　他为小屋定名为"碧潭山楼"。
      　　两月之后，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８日，李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姚从吾读研究生。在口试时，主考官们一见到李敖，都对他笑，而不问问题，他们对这位已露锋芒的学生早已无题可问。最后，"主考官"沈刚伯说："你还要穿长袍吗？"一场口试在一片笑声中结束。       　　李敖在新店住了九个半月，一直到第二年的３月２９日，才搬往市区。
      　　新店的乡居是李敖２７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李敖深刻思考的机会。他息交绝游，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他仔细地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细想自己应该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怎样去走这一条道路。他不愿做姚从吾那样"白首下书帷"的事业，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应该冲冲看。于是，他在积郁之中写下了投给《文星》杂志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有感而发的长文发表后，马上触怒了、开罪了许多当时的"老人"，其中包括文化界的、学术界以及官场里的，他们称李敖为"文化太保"、"大逆不道"，成为《文星》杂志一连串笔战的导火线。       　　接近了大自然，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时睡的是行军床），考上了研究所，许多曾令他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他：那就是贫困。他做助理时，由于一些规章不尽合理，薪水总是往后拖，李敖要花钱、还钱，不堪其拖，也不向姚老师借钱了，索性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管此事）。他在１０月６日给胡适信中写道：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①       　　胡适收信后，在７日就将限时信寄到李敖的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７月４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典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７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①
      　　收到钱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他认为胡适对他的赏识，完全是基于他的治学成绩，是胡适看出了他的潜力。他并没有向胡适借钱的意思，但胡适却主动帮助了他，他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过一阵子后，再还给他。       　　三天以后，李敖回信胡适，表示他的感谢。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他与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他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等等。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多字，也写得很动人。       　　据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曾拿给几个人看。但李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由于胡适让别人看了这封信，后来生出许多事端。       情系花莲                                                          　　１９６１年的春节，李敖依然住碧潭山楼。由于要到"文献会"上班，他常坐"中央研究院"的班车。这天是正月初十，车上的人并不多。李敖正低头看书，听到有人叫他："你是李敖吧？"他抬头一看，一位清秀可人的少女正对着自己，那明眸皓齿和善良的微笑使李敖感到一种莫名的温馨。交谈中才知道，她是自己大学同学王尚义的妹妹王尚勤。在台大时，李敖曾经到过他们家，当时她正上中学，如今已是台湾大学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了。       　　王尚勤中等身材，长得清纯美丽，善良温柔，正是李敖所喜爱的女性类型。自从公交车上的第一眼李敖便认定，她是一位文学素养很高且最有女人味儿的小女人。
      　　也许是为了与王尚勤交往的方便，李敖在搬入"文献会"不久，又在安东街２３１号三楼找到一套公寓，与文星老板萧孟能合租。在这里，他与即将大学毕业的王尚勤同居。       　　李敖又一次陷入热恋之中。
      　　１９６２年的秋天到了，王尚勤走出了台湾大学，被分配到台湾最东部的花莲市任教。
      　　花莲位于中央山脉东麓，东临太平洋，是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海港城市。发源于中央山脉的美仑溪呈Ｓ型穿过市区，把小城装点得旖旎多姿。在这里，王尚勤先任教于农校，后调入地处市郊的海星女中，开始了她短暂的教师生涯。       　　在王尚勤任教花莲期间，李敖的情感为之所系，两人以笔传情，书信不断。在情书中，李敖充分发挥他语言的天才，极尽"花言巧语"之能事，写得既灵且肉，使王尚勤不能不为之心动。且看其中之一：       　　亲爱的Ｇ贝贝：
      　　……在真的太平洋畔，想不想台北的太平洋旅馆？
      　　你是哪儿学的？你好会写情书呀！看你写的：
      　　"我唯一想的是你，关心的是你。"
      　　这种多情该多可爱呀，哎呀，宝宝当没有起呀！
      　　你嘱咐我别不告诉你就来花莲，理由是"学校管理甚严"，我怎么能相信呀？我有时候会想："她怕我不告而来，当场拿获"吧？你一定要老实呀！
      　　……
      　　你真好意思！你在农职惊鸿一瞥，第二天就搬走了，你把他们的胃口都提起来，然后就坐十元一次的计程车跑掉，你怎么这么寻人开心呵！我猜你走的时候，"他们"一定每人坐了一辆计程车追你——像"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追法，结果花莲市计程汽车生意暴涨，表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农业"增产，"经济"景气，此皆"农业经济系"出身的小贝贝之功也！       　　昨晚写到这里，赶回来应付台风来临，心里一直为你捏一把汗，越想你越不乖——你跑到花莲那可怕的地方干什么？前两天伊朗地震，死了两万多人，花莲地方又有台风，又多地震，还会着火，计程车又贵，香蕉又供不应求……越想缺点越多。       　　昨天一晚我这儿总算房顶没塌下来，漏得很多，幸亏昨晚有先见之明，把窗户用防水甘蔗板钉起，否则更不堪想像。你那儿怎样？你的"现代化建筑"！
      　　今早醒来，天凉而阴沉，外面风声凄厉，越发想到跟你温存的情景，触物思情，为之"心酸酸"不止。（"心酸酸"是个台语片的片名，这是我第二次告诉你的台语片名，第一次是"无你我会死"，你还记得吗？）       　　因为整日不能外出，吃得真窝囊，到现在（夜１１时）胃还不好受。
      　　没电，没报纸，一点也没有关于花莲的消息。真倒霉！想不到这辈子为这么一个鬼地方担心受罪——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住在那儿，我真诅咒它干脆被台风吹到海里去算了！每次台风都是它招惹的，台风最对它感兴趣，老是从它那儿登陆。       　　１９６２．９．５．夜深①
      　　一封封充满柔情蜜意的情书从台北飞向花莲，飞到王尚勤的手中。有时李敖每日一封，连续数日不断，就像电视里的连续剧一般，对恋人进行情感轰炸。在炽热的情爱力量感召下，１９６３年３月，王尚勤离开花莲，回到李敖的身边。       　　就在这时，王尚勤的哥哥王尚义因肝癌住院，不久即离开人世。这对王尚勤一家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李敖也退出研究所，两人的生活出现波折。
      　　１９６３年９月１日，李敖的第一本专著《传统下的独白》出版，他在文坛的声誉亦愈来愈高。此时，王尚勤想到了哥哥的临终遗嘱。
      　　王尚义生前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和文学作品，他在病危时希望自己的朋友们能帮他将这些遗著整理出版。他的朋友们经过一番努力后进展依然不大，最后事情又推给了王尚勤。王尚勤想请李敖帮忙。李敖并不欣赏王尚义的文章，但念在王尚勤的情份上，为王尚义出版了第一本遗著。       　　这时，王尚义感情线上的朋友又找到王尚勤，请尚勤出面催李敖设法出版尚义的另一本集子《狂流》。关于《狂流》一稿，王尚义在世时李敖就看过，也为出版之事帮他奔走过，但由于印刷质量问题都未办成。现在王尚勤又旧事重提，李敖觉得暂时不出为好。尚勤见李敖如此消极，一气之下自己拿去让一家小印刷厂排印，但校样效果很差。李敖见尚勤如此执着，只好将稿子转到自由太平洋文化公司印刷出版。①       　　在为王尚义出书一事上，因观点不一致，李敖与王尚勤之间有过一系列不愉快的经历，两人的情感生活亦受到影响，加上李敖此时的文章已受到官方注意，他的处境十分不妙。王尚勤想马上结婚的愿望难成现实，便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       　　关于出国留学一事，王尚勤曾与李敖商量过多次，她希望李敖能同去，但李敖不大情愿，他不愿离开《文星》这块战斗的阵地，两人因此十分苦恼。如今王尚勤去意已决，李敖也不再阻拦，只有无可奈何地望着那赴美的飞机从远空消失。       　　面对王尚勤的离去，李敖深感自己的无能和无奈。在与情人分手的第三天，他怀着愧疚而又怨愤的心情在情书中写道：
      　　也许人世的沧桑已使我逐渐变得冷酷而麻木，也许是我的恶性重大而难改，在我的生活和生命里，已经没有对"明天"的憧憬，我也许该羡慕×××一流的人，他们满脑袋"明天"和"家庭第一"、"小孩至上"，我好像在这方面非常不及格，我非常惭愧。       　　站在一个女孩子的观点，如果她聪明智慧，如果她知道一个幸福家族所必须的条件，如果她了解一个无聊文人的没有出息，她应该知道什么是她最后的抉择，医学博士、工学专家、留美学人、安谧的小家庭、美国的定居……这一切一切，都该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的真正需要与真正归宿，浪漫文人给她的应该只是昙花一现的ｒｏｍａｎｃｅ，一些欢笑与眼泪和那眼泪流干后的梦醒。现实是最残酷，也是最真实的，如果一个灵巧的女人不把她的未来抛掷在不承认现实的幻觉上，那她的幸福，将是无穷的。       　　如今，现实如此暗淡，人生如我，哪里还有什么理由和热情来选择什么？我只是任凭别人的选择。别人可以选择我入牢狱，可以选择我自己否定自己，可以选择我所背的十字架的式样……我就俯首而已。我所做的一切都该使我负担它的苦果。因为人人看我是罪人恶汉，人人都是如来佛，我好像在人人的手心里反抗。（像孙悟空？）       　　……
      　　我觉得人和人生越来越荒谬，而不可理解，有心栽花花不发，有心为善反遭恶报，残忍反换到仁慈之果，仁慈反倒伤害别人，帮人忙反倒落埋怨，为人作嫁反倒害了人，策划明天反倒今天就完蛋，杀人越货反倒名利双收或成为民族英雄……这一切一切，都是荒谬荒谬，而荒谬即是正常，即是人生。       　　我多年前就喜欢苏武给他太太的诗：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忆。"
      　　蛮动人的。其实改写一下也未尝不可——
      　　"努力爱春华，可忘欢乐时，生当不来归，死当无所忆。"
      　　都是诗。①
      　　王尚勤赴美后不久，发现自己已有身孕。次年夏天，王尚勤生下一女，取名李文。这是她与李敖爱情的结晶。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就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一月之后，李敖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这两篇文章不亚于两颗重型炸弹，在台湾思想界激起层层涟漪。其中，《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影响最大。在台湾地区，日报、晚报、英文报，以及杂志方面如《文星》、《政治评论》、《世界评论》、《学宗》等十多家杂志都有报道；在香港地区，除了日报       以外，其他有《自由报》、《天文台》、《民主评论》、《中国评论》、《大学生活》、《人生》、《中国学生周报》、《新闻天地》，以及亚洲社会研究所（Ａｓ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报告等等，都有文字谈到这篇文章或这篇文章所引起的论战。此外，在美国、德国，曾有一些留学生将它复印流通。李敖说："数不清的来信，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援、恐吓，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使我得到不少的信念与困扰。"这些都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巨大威力。它与胡适的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被称为是"真正划时代的指路文字"。在这两篇文章的带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中西文化论战进入高潮。       　　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５日，周若木在叶青主编的《政治评论》上发表了长达万余言的《论中西文化问题》，称李敖是"胡适的鹦鹉"，是"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与俄化派是"兄弟伙"，"他们共同致力于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完全一样"。３月１日，同期《政治评论》上还有一篇莫辛的《全面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说得切实点，不过陈序经的旧调重弹而已。尤其他们一个把胡适视为折衷派（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一个认为胡适不够认真（李敖：《播种者胡适》），那一见解上，使人觉得此二人真是穿着一条裤子。"３月１日出版的《文星》第５３期，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刊载了胡秋原长达七万多字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文中批评李敖是在断送教育学术，是"梅毒主义"，说"梅毒主义之错误，首先在不明白人之本性，人之自由，即是选择。反对选择，将达到非人主义，反自由结论。梅毒主义第二错误，除不了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真相外，根本不明白中西文化接触中各种有关事实"。文章称李敖的文化是"抗战胜利以后兴起的一种'内幕'体"。"李敖在思想和情绪方面，在对国家和个人态度两方面，都陷入门户主义很深，因而心病很重了。""他的精神有一点不平衡、一点紧张、一点分裂，而这与他原来若干小毛病结合，便一切趋于极端。"３月１０日，《政治评论》第８卷第１期又发表了郑学稼的《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说"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只能接受和自己国情相近的，不能够全盘西化或批发西化。""凡是主张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者，都是虚无主义者或是内心对民族前途已感绝望的人。"３月２５日，该刊第八卷第二期又刊发了主编叶青的《全盘西化论之分析》、《再论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两文。叶青在文中称李敖犯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病"，"全盘西化论是抄袭主义，因而是保守主义"，"主张它的人是一些妄自菲薄，而没有一点志气的人"，"是文化自悲的表示"。       　　对于上述发难，李敖都随之一一给以回击，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发表以后，李敖陆续发表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重要文章有：
      　　一、《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文星》第５４期（１９６２年４月１日）；
      　　二、《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文星》第５５期（１９６２年５月１日）；
      　　三、《"文化太保"谈梅毒》，《文星》第５８期（１９６２年８月１日）；
      　　四、《敬答吴心柳先生》，《文星》第５８期（１９６２年８月１日）；
      　　五、《由一丝不挂说起》，《文星》第５９期（１９６２年９月１日）；
      　　六、《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文星》第６１期（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日）。后收入《传统下的独白》，并被转载在《今日医药》及《台湾医界》；
      　　七、《论"处女膜整型"》，《文星》第７２期（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日）；
      　　八、《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自立晚报》（１９６４年１月１日）。
      　　同时，在当时的许多刊物上，支持李敖的文字亦有不少。比如居浩然在《文星》第５３、５４期上先后发表了《科学与民主》和《西化与复古》二文，在５４期《文星》上还刊载了许登源的《从超越前进到狂妄》、洪成完的《玄学英雄底狂想曲》和吴心柳给李敖的信。居浩然在文章中说："在五四运动时代，胡适先生还只是一员猛将；到独立评论时代，不成问题是西化运动的主帅。因为做了统帅，口气反而缓和，譬如西化则改称现代化，国语拼音不再提及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实际上胡适先生自始至终是全心全意的西化运动者。在下文将特别说明'西化'这一名词更比'现代化'来得肯定而恰当，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既然是西潮东来，就不妨称为'西化'。何况事实上是在全盘西化，筑一万尺厚的堤防也堵不住这股洪流。"许登源和洪成完二人则对胡秋原都有严厉的批评。香港记者吴心柳则致信李敖表示支持。在《文星》５７期刊载了谢剑的《文化问题的基本认知与中国文化的出路》，文章说："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的潮流，也可以说是赞成'现代化'。让我们放眼看看，今日的民主政治、自然科学、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哪一样不是西方文化？所以笔者说'西化'就是'现代化'，这话并不为过。"同期还刊发了居浩然的《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东方望的《骂街式的"微辞"，帮腔式的"平议"》，重新发表了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形成一种磅礴的攻势。殷海光亦在致李敖的信中认为李敖文章"所提出的大方向是不错的。近６０年来中国之乱的基本原因之一，无疑是传统文化腐溃而失去适应力。病相已这样显著，再要提倡中国文化，真是'非愚即诬'。"①       　　李敖及其同仁的系列反击性文章以"全盘西化"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加上李敖的笔锋无所顾忌，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也因此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直到孙中山的"道统"，标榜台湾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基地。而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自然危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崇奉的"道统"，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正统"地位。       　　事实上，李敖抨击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他嘲笑讥讽国民党表面上大谈"道统"和"正统"，背地里却挂羊头，卖狗肉，吃美援。"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他批评说，有些人口头上大喊"历史精神文化"，但在物质上却又崇洋媚外，依靠外国。他们对固有文化并不真诚，只不过是一些伪君子而已。通过批判和否定传统、"道统"，李敖还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要国民党交出政权。       　　显然，国民党当局对李敖及其言论不会坐视不顾，二者的冲突势所难免。
      　　同时，李敖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带有浓厚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文字，也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亦持异义。留学海外的林毓生就称《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此外，还有更重要一点，李敖在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台湾的一大批党政要人和学界名流，触怒了一大批人，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       　　在李敖眼中，《文星》已成为他摧枯拉朽的阵地，对一切落后、保守的思想，对一切影响"现代化"的人物，他都要把它们放到《文星》上来评判，用他的话说叫："送他上《文星》！"       　　此时的李敖，在休学之后已正式到《文星》杂志工作，并于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８日，由陈立峰让贤而成为《文星》主编。
      　　早在大学时代，李敖就十分向往做一个"文化商人"，既有钱，又能出书，传播文化思想，从事文化事业。"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动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如今，他把这一计划真正用在了《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       　　以论战之后的香港书展（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７日到６月８日）为例：台湾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２２个，展出册数２７４００册。而文星一家就独占了２４５３５册，是总册数的８９．５４％。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约９０％的地位，剩下的１０％，才是其他２１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文星书店几乎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业黯然失色。       　　李敖主编的《文星》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这一系列特征，使"官方"慢慢得出推论：《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要走《自由中国》的路、是生活书店翻版、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鼓吹两个中国言论、"在海外通共"、"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影响民心士气、诬蔑先烈和元首、推翻法制、反对当局、反对国民党……因此，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之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官方大搞罗织之法，李敖气愤地说："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保守势力的围攻下，西化派被戴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最后发展到人格攻击和谩骂，理论层面上空对空的辩论亦是众说不一的重要原因。到了１９６４年，论战已趋尾声。在这一年，李敖将他在文化论战中的几篇文章编为一书出版，书名为《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其中《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文中，作者称我们这个民族是"不长进的民族"，人们"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以致"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并说："真正肯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们必定愿意做一个战士，去打几场漂亮的仗，乃至准备打一场勃朗宁（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所谓的'最好的又最后的'（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一场仗。他们可能被暂时封住嘴、锁上腿，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或死亡——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十字架上的人物不会死亡。"
      　　为信仰和真理而战，他在所不辞。           炮轰高等教育                                                          　　谈到对台湾教育的批评，不能不提《自由中国》杂志和李敖的老师殷海光。
      　　５０年代初期，蒋介石总结反共失败的教训，将反共思想和三民主义精神渗透于各种学术、课程之中，并通过党团组织，加大了对学校文化教育的控制。这种做法，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１９５４年５月，《自由中国》发表了余燕人等人的来信《抢救教育危机》，对蒋氏父子的"反共救国团"干扰学校教育，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文章发表后，蒋介石勃然大怒，在当年１２月的"宣传汇报会"上对与会人员下令说："开除雷震的党籍！"谁知，雷震在逃到台湾后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归队登记，等于自动脱党。蒋听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的汇报，依然愤愤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       　　殷海光得知这一"笑话"后，在信中对雷震大加鼓励，"欣闻老前辈断尾（指开除党籍）"，"可喜可贺"。他认为，蒋介石杀人如麻，祸国殃民，作为一个败军之将，逃到台湾来仍然要老百姓，甚至正在受教育的娃娃崇拜、拥护、效忠、服从他，简直太不像话。他决定再次撰文拆穿蒋氏父子在台湾搞"党化教育"的祸心，使人们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于是，在１９５８年，他先后写出了《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两篇文章，发表于《自由中国》杂志。这两篇文章强烈呼吁官方停止"党化教育"，要求学术自由、简化课程，为"国家"保留一片生机。       　　这两篇文章公开向蒋介石的言论挑战，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殷海光也以民主斗士的形象受到人民的欢迎。李敖曾对这一时期的殷海光有高度的评价："他以简明的分析，高明的远见，清明的文笔，为历来糊涂的中国人指点了迷津。在思想指向以外，他在政论方面的文章，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同时，由于他的文章矛头直指当时执掌党、政、军、特四大权力的蒋经国，也为他后来遭到官方残酷迫害埋下了伏笔。       　　作为殷海光的学生，６０年代的李敖在斗争的视野上并没有超越他的老师，但他的斗争方式却有所改变。《自由中国》及其同仁的下场也使得他不可能重蹈覆辙。他避开了那个强权政治，由殷氏的对政权和制度宣战而转变为局部的阵地战，集中火力，逐个报销。战场缩小了，而论敌却更加具体、更加清晰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西文化论战的文章，虽然树敌八面，但并非造成李敖被四面"围剿"的主因，真正导致他腹背受敌的，是他１９６３年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对台湾文化知识界的两个高峰——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以及对他的老师沈刚伯、史学界泰斗李济等人的批判。       　　这一组文章讨论的中心话题是教育文化部门中学术人才的老化问题。这是作者在人生方向定位以后投向社会的一束重磅炸弹，是作者直面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思想批判的第一次大爆发。作者与"五四"时期的学术界作比较，指责现今学术部门的老人们不求进步、缺乏朝气，只是把持现状的衰朽与堕落，十足表现出他们"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面对学术界的一班"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庸才，作者的心情是沉痛的。虽然他当时依然是台大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但他什么也不顾得了，"我宁肯牺牲掉在台大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籍（还差半年，就可得硕士学位），不管三七二十一，终于'发难'。"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日，《文星》７３期刊载了李敖炮轰高等教育的第一篇文章：《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
      　　台大文学院是李敖选取的典型个案。在这篇万字长文中，他首先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自己在台大的老师沈刚伯。"我每次看到死气沉沉的沈刚伯，从死气沉沉的台大文学院中荡出来，我就忍不住一肚子鸟气。"他认为沈刚伯心胸狭窄、排挤异己：当从大陆撤守的时候，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有一个抢救"第一流"教授的计划，在被抢救的人中，朱光潜名列前茅。可是谁能想到这个计划竟被现任台大文学院院长的沈刚伯"扣"住，为了保住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前途，沈暗中作梗，阴错阳差，终于使朱光潜教授不能到台湾。最不可原谅的是"他身居高位，却不拉屎一点上。这是败坏中国学术与学风的真正罪恶"。因此，他要"炮轰这个文学院和'沈刚伯型'的老教授，使他们受到文字上最厉害的惩罚，使他们多少要假装有点'赧颜为人师'的惭愧。"使其"把戏被拆穿了、劣迹被昭彰了、学术者'风度'被炸掉了"，这是作者第一次指出"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的结果。作者在该文中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台大文学院展开剖析，指出绝大多数台大教授中存在的四大特征：寿比南山、不研究、不让贤、也不发表论文，以及两大流行症："分赃"和"意淫"。比如作者指出，在文学院中，４０岁以下的教授一个都没有，而现在的教授绝大多数都在４０岁以前就当了教授。他们虽然不研究、不让贤，但"还是照当教授不误，照样念一本焦黄的讲义，照样搓麻将，照样'学界分赃'，照样长吁短叹说：'年轻人真不行呀！我们后继无人呀！他们接不上棒呀！他们程度不够呀！'"在文章中，李敖深刻地指出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从长远的眼光看、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眼光看，却是教育影响政治。'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只有教育才能使思想变化，主持教育的人，自己若不先思想变化，只是敷衍守成，盘踞下去，摆不出新气象，国家如何能有希望？"作者处江湖之远，依然忧国忧民的心情溢于言表。同时，作者又指出了教育界一潭死水的原因：缺乏强有力的制衡或考核的力量。"对教育界的黑暗腐化，没有人去'扒粪'"，导致体制僵化，在其位者高枕无忧。       　　该文发表后，在台湾产生了"强烈而普遍的反应"。有的说作者快人快语，有的说作者勇气十足，有的说作者哗众取宠，有的说作者大逆不道，有的说李敖是受人指使，甚至还有人说作者叛师毁友，应该"依法追诉"等等，由此而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展开了。       　　一个月后，李敖又在《文星》抛出了第二篇文章：《师道与是非》，对传统的卫道士们予以驳斥。文章围绕什么是真正的"师道"展开议论，对不讲"是非"的名分观展开批判。深刻地指出："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老师是永远不可违背的、不可批评的"，所谓"当仁不让于师"，只是一个"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的牌子，谁如果不信此言，硬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就"一定要被围剿"！这是中国历史上"狭义的师道迷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李敖认为真正的师道是存在的，"师道"是"经师"与"人师"的同体，包括"言教"与"身教"。作为教师，除了单纯的传授知识以外（第一层次），它还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名分、应该走开。"在真正的'师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关系、任何'狭义的师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与是非。只有把真理与是非放在'师道'的牌位上面，这种裂痕才有了弥补的共同标准。""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自然，"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作为一个受教育者，面对并不令人乐观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都不应该人云亦云，随大流，而要能有所超越。"你不能在羊圈里学做一只老虎，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当然，要做羊，就不必学，羊在哪里都是羊，做羊是无师自通的。以羊为师，除了吁吁吁，又能学到什么呢？"①        　　但是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教育与学术界的腐败都不是某个人的问题，究其根源都会追溯到体制问题。正因如此，作者付出失学、失业的代价所换来的是：现状依然如旧。"惊魂甫定，遮羞完毕，有人又从麻将桌边浮了出来，照旧打出了'白板'，做成了'清一色'，然后望望窗外，喘气说：'吓！这次台风好大呀！'"       　　关于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正反双方撰文颇多。正方如梁实秋的《整顿高等教育的几
      点意见》（《文星》７４期１２月１日）、蒋匀田的《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文星》７４期１２月１日）、乔龄的《人才之叹》（《大华晚报》１２月２日）；反方如洪炎秋的《一个教授的自觉》（《中央副刊》１２月２８日）、梁容若的《天国之路》（《中央副刊》１２月２日）、刘世超的《大学的师资问题》（《新时代》３卷１２期）等，各呈己见。然而反方的重点慢慢转移到一个方面："大学教授待遇菲薄论"。因为"待遇菲薄"，所以不能专心做学问、不能研究、不能发表论文、不能退休、不能新陈代谢、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总之，一切都没法子，一切都得维持现状——拖！       　　李敖认为，这种观念正是教育黑暗与腐败的症结所在，它是那些老而不退者的"定心丸"、"安魂药"、"遮羞的帘子"、"老不长进的帘子"，是一种"偷天换日的技巧、一种移花接木的把戏"。基于此，１９６４年７月１日，李敖又在《文星》第７５期发表了《论"占着茅坑不拉屎"》一文。作者以洪炎秋文章为靶子，在本文中给予揭穿。       　　在发表《高等院校的一面怪现状》的同时，李敖又发表了《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一文，把第二个目标对准了台湾岛上的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
      　　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知识界的双峰，一个是最高的教育机关，一个是最高的学术机关。为了把它们的主要问题拿出来进行检验，前面李敖选取了台湾大学的文学院及其主持人沈刚伯，这里作者把矛头对准了历史研究所及其主持人李济。这两位学界掌门人是"亲家"，且都是气焰震"主"（台大校长钱思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两人被震成了小傀儡）的人物。在选取典型上，自然是首当其选。       　　李济，北平清华学校毕业，五四前夕公费留美，取得三个学位，２６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起初在南开大学执教，后转入清华大学以讲师资格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担任导师，主要从事考古研究，参加了河南新郑（１９２４年）、山西夏县西阴村（１９２５年、１９３０年）、安阳小屯（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７年共１５次）的考古工作。１９２８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三组主任，后历任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故宫中央博物院理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故宫中央博物院理事及中央图书馆联合管理处理事及出席菲律宾、西雅图等学术会议的代表，又曾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大学、华盛顿大学讲学，１９３８年起，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Ｈｏｎｏｒａｒｙ Ｆｅｌｌｏｗ），１９４８年起，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考古学人类学系主任。
      　　在《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一文中，李敖首先介绍了李济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爱国思想以及对科学思想的宣扬，同时也谈到了他悲剧的一面，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严肃而不可亲（甚至有时气量狭窄小气，态度跋扈专横）"，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       　　就在李敖指出李济气量狭窄、态度跋扈专横，"希望他能警惕，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时候，１９６４年７月，《清华通讯》第９期发表了一篇《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对李济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为了给这种"结合"找出证据和反证，李敖按捺不下，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２日，挥笔写下了《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一文，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该文从九个方面对李济的"悲观"、"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正如《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一文的结尾所说："李济的悲剧象征着教育学术悲剧的拟人化"。李敖把矛头指向学界"大老虎"李济，实为一不作二不休之举。要彻底廓清学术界的腐败与黑暗，就不能只论制度不论人，"有治人无治法"的现象和"有治法无治人"的现象皆不可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骂倒一些个人'，甚至应该打倒一些个人，我们要逢佛砍佛、逢罗汉砍罗汉、逢老不长进砍老不长进。只有这样，才能赶走拦路的老虎或纸老虎。"对"李济型"的人，只有"擒贼先擒王"，才可能招致学界大哗，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动，搅起千尺死水，形成思想的大波。       　　李敖在后来出版的《〈教育与脸谱〉序幕》中说，该书"收集我１２篇的文字，其中有１／３是没发表过的。"无论是批评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还是批评史语所所长李济，无论是评价"入世"而"用世"的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还是赞美勤奋工作、锐意进取、充满了智慧和人情味的美国总统胡佛，全部的文字都是环绕在一个主题上面，那就是："老头子，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所用的方法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贬痼弊常取类型"。他在致台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台静农的信中说："我批评的对象是'众人'，是ｆａｃｕｌｔｙ。我偶尔提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众人'，代表ｆａｃｕｌｔｙ，值得借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泰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众人是不好的。对'个人'，我何成见之有？"       　　此类文字一发表，真正捅破了学术界的马蜂窝，马上引起四面八方对他的不满与反击。
      　　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台湾，既未"全盘西化"，当然无法容忍他的"目无尊长"、"尖酸刻薄"，甚至更有老先生告他"人身攻击"，闹到法庭去"对簿公堂"一番。因李敖曾师从台大台静农、吴相湘和史研所姚从吾先生，故文章发表后，胡秋原撰文说李敖斗胆写此文是受到"一个教育机关"（台大）和"一个学术机关"（中研院）的支持。实际并非事实。对于李敖凌厉的笔锋，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７日，著名作家於梨华在对李敖的信中有劝说之词：       　　……你批评台大的几个人，尤其是沈的事。我先说明，并不是因他替我写了序，我要袒护他，你说的许多话如：他的懒、他看武侠小说等等我完全与你同意，可是你说得太粗糙、太表面化，像两人打仗，你身上毫无遮蔽的上战场，不是先弄得遍体伤痕吗？１７世纪末英国的大文人Ｓｗｉｆｔ、Ｐｏｐｅ，都是骂人的能手，他们也指明的骂Ｄｏｎｎｅ他们的前辈，而且说得十分刻薄，可是他们用的技巧十分ｓｕｂｄｕｅ（按：委婉），所以对方无法攻他。尤其是Ｓｗｉｆｔ，他的笔犹如蛇舌，教人生恨，可是别人一点也捉不到它。你的才华如此强烈，记忆力又特别超人，做一个ｓａｔｉｒｉｃ
      ｗｒｉｔｅｒ（按：讽刺作家）已有了最好的条件，所需要的就是一点①技巧，②锋芒绝不能太露，年轻人像你这样特别易受伤，就是你锋芒太露咄咄逼人，③字句用法千万不能流气俗气。①       　　李敖并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他依然在我行我素。
      　　显而易见，在"众神默默"之下，李敖以一夫之勇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所支持的学术集团，其力量之悬殊，不可比拟。但历史的责任感已使他对一切利害得失在所不惜，他清楚地知道："说这些话的后果也许是鹦鹉救火、也许是飞蛾扑火，或是另一个方式的不得善终。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坐等别人来'发难'，对政治，我们已经不说话了；难道对教育学术、对社会问题，我们还装孙子吗？"难怪他要说"只好用这本教育中的脸谱和脸谱中的教育来表示螳螂之怒"了。但他依然自信，坚信自己的方向是对的，代表着历史和正义。他说："在我不能斩将搴旗的时候，我只能悲愤地留下这部历史的纪录，让一代扰攘的老头子们，会在千秋万代以后，使他们的子孙会因他们而感到羞耻。假使他们不断子绝孙的话，历史之神总有一天要为我作证。"（《序幕》）"我是酱缸里的一条虫，不过是一条野生的、想飞的。我飞的方向是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能达到或不屑达到的，但是我却直朝前面飞去。'安能居牖下，白首太玄经'，这是我的新境界了！"李敖的勇气来自于他的自信，他自信自己的境界在众人之上，正因为他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才能有如此义无反顾的思想和行动。       为文学开窗      　　１９６５年６月５日，李敖在论战的硝烟中，突然游兴大发，乘车南下，来到了台湾著名的风景区——高雄大贝湖。离开了喧嚣的闹市，望长天一色，湖光猗旎，李敖完全陶醉在大贝湖的湖光山色之中了。游玩途中，街头小摊上出售的一本书引起他的注意，这便是当时正走俏一时的琼瑶的长篇小说《窗外》。       　　向往战斗的李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的台湾文坛，正是"战斗文艺"猖獗的年代。国民党当局为了"反共复国"的政治需要，在文化界对新闻出版业进行全面的严厉控制，出台了一套箝制言论的法规，取缔具有革命倾向的，特别是"五四"以来大陆的大部分新文学作品，通过建立文艺团体（如"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国文艺协会"等）、出版"反共"文艺刊物（如《文艺创作》、《幼狮文艺》等）、颁发文艺奖金、制定文艺政策、开展"国军"文艺运动等手段，推行所谓的"战斗文艺"，在文艺作品中提倡所谓"反共救国"的"战斗精神"，"反共"文学泛滥一时。在"反共"文学的主潮中，一些作家逐渐看穿了国民党"光复大陆"的神话，"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焦灼和重返大陆家园之梦的破灭，使他们普遍患上了"怀乡病"。乡愁小说、乡愁诗、乡愁散文应运而生。他们写乡野传闻，忆故人旧事，状漂泊沦落之景，抒寻根归源之情，这种民族情、祖国情、乡土情亦成为当时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这种中性文学对当时的政治触犯较少，遂有了一块生存之地。琼瑶正是在这种中性文学中成长壮大的一位作家。       　　琼瑶，原名陈，笔名琼瑶、心如、凤凰等。湖南衡阳人。生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９４９年随家迁往台湾。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９岁时在上海《大公报》儿童版发表文章《可怜的小青》。１６岁在台湾《晨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云影》，读高中时已发表作品二百余篇。１９６３年，她的第一部自传式长篇小说《窗外》出版，一举成名。随之又有《六个梦》、《烟雨》、《幸运草》、《菟丝花》、《几度夕阳红》等长篇问世，在港台地区引起轰动。６０年代中期，是一个"琼瑶热"的时代。       　　琼瑶是一位比较成功的言情小说家，美化人生的爱情理想是她作品的主旋律。她小说中的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的基本倾向是追求真情流泻的爱、忠贞不渝的爱、有文化有教养有道德的爱。她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个性解放，以及家庭的民主和睦。这种温情软调的文学正好适应６０年代台湾社会新兴中产阶层的需要。面对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面对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人们寻求着心理上的逃避和平衡，尤其是那些正值青春初萌而又面临升学或就业压力的少男少女，更是企盼在文学作品中寻找他们憧憬中的爱情王国。此时，多情善感的琼瑶为读者编织了一件件梦的衣裳，在烟雨和爱的浮云中进行爱的旅行。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她生活天地的狭窄，作品取材缺乏广度，思考领域缺乏深度，对读者很难产生永久的历史震撼力。       　　面对文坛的种种现状，在文化思想的第一线搏杀的李敖十分不满。他认为目前的台湾文坛就像一间没有窗的暗室，"人们摸到的，只是断烂朝报；呼吸到的，只是乌烟瘴气；听到的，只是鬼哭狼号"。他将台湾文坛的作家划为十派：即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表妹派、新剑侠派、新活见鬼派、广播剧派、古装派、新闺秀派。他认为此类文学"缺乏营养、缺乏气魄、缺乏不受精神虐待的自由，也缺乏一盏真正的'智慧的灯'"。①因此，他除了在暗室中要"自造光芒"，号召人们"向积极、向上、面对现实的西方振作精神学习"②之外，还要反击，对这种文坛怪象和粗制滥造的文学进行猛烈抨击。在文学乱象之中，他要找一个切入点，找一个靶子，但这个目标一直未确定下来。       　　此时，由于王尚勤的离去，李敖"李代桃僵"，又结识了美国海军情报中心的秘书吴海蒂，海蒂被电影《窗外》的导演看中，饰演剧中的女主角江雁容。在她的多次推荐下，李敖有了读一读《窗外》的念头。大贝湖游览期间，他在旅馆里挑灯夜读，通宵达旦。看着被自己批注得乱七八糟的《窗外》，他认为自己的切入点找到了，靶子确定了，他决定以此书为个案，对台湾文坛的陈腐风气开刀。于是，一篇文章的雏形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李敖与琼瑶并不认识，就在他写作这篇文章期间，两人才有了第一次交往。那是１９６４年的６月中旬，他应聂华苓、潘琦君、徐钟佩、张明、张兰熙、华严等女作家邀请，在华严家中吃饭，在这里，他认识了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琼瑶。琼瑶亲切和善的面孔，成熟优雅的举止，沉稳智慧的谈吐，给李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但对她的作品，李敖依然不敢恭维。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写下了长达两万余字的长文《没有窗，哪有"窗外"》，发表在１９６５年７月１日出版的《文星》杂志第９３期。在该期的"编辑室报告"里作者写道：       　　琼瑶女士，以她的软弱的心灵，混沌不清的思想，老得掉尽大牙了的观念，借她的一本又一本的小说，哭哭啼啼地把我们年轻的一代带入一个可怕的噩梦。《窗外》这本书，就是一个显例，可是这本书却一版又一版的重印，甚至还要拍成电影，继续扩大它对青年们的麻醉。       　　我们认为，"暴得大名"的琼瑶女士是应该醒醒了，一个作家，如果仅仅以"媚世"的作品来取悦群众，这种做法是卑下的，不可取的。在此时此地，拿笔杆的人必须面对现实，向愚蠢、软弱和盲目挑战，绝不能再躲在烟雨濛濛的象牙塔里去做他的六个梦。①       　　《窗外》写的是一个１８岁的高中女生江雁容与她４４岁的老师康南恋爱的故事。李敖认为这部小说所宣扬的观念对社会青少年是一种误导。作品中的人物依然是传统观念的奴隶，他们并没有认清什么是爱情的本质，真正的爱情是自由的，是"妈妈管不着"的。"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今日的青年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暗室中被熏陶、被围困，他们凭借作家们为他们营造的所谓"窗"，望到的无非是这种乌烟瘴气的迷雾。"'如果青年的梦和希望'竟是花呀、草呀、月亮呀、'淡淡的哀愁'呀、妈妈的话呀、罪恶感呀、传统的性观念呀、皱眉呀、无助呀、吟诗呀、苍白呀……这一套的话，那么这本《窗外》的作者，显然是这些'梦和希望的代言人'。岂止是代言人，她还是他们的偶像，她的书是他们的经典。她在传统的集中营里面，为软弱的一代编织了新文网，使他们更僵化了思想，走向了做顺民之路。这些'罪状'，又岂是善良的琼瑶想象得到的吗？"李敖认为，琼瑶是在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与作家的身份不相称的。真正的作家应该能敲打出一种声音，使"人同此论"，而不是随波逐流，降格取媚。群众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而不是软弱的眼泪与苦恼的痕迹。他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       　　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原子弹的效果"。在官方媒体上，《中华日报》副刊于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２６日发表王集丛的文章《"反派"小生》和《先天性的毛病》，指出李敖是专门和人抬杠、唱反调的"反派"，这同样是一种"媚世"的作派。并对李敖的爱情观展开批评。１９６５年８月，《中华日报》又登出凤兮的文章《作家走出小世界》，认为李敖之文是在"钻牛角尖"，李敖劝告琼瑶应写的雏妓之类，在台湾只是"癣疥之疾"、"秋毫之末"，真正重大的课题应该是"反攻大陆"、"恢复大陆同胞已经失去的自由"。１１月１日，《幼狮文艺》又发表隐地的文章《狂妄与偏激》，认为李敖"目空一切"、"狂妄偏激"、令人"生厌"。       　　在私方，苏雪林在８月３０日的《中华日报》上发表《寄琼瑶女士》一文，附诗云："自古文章有真价，岂因群吠损毫芒。"而琼瑶本人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李敖叫我去多发掘有关妓女、矿工、死囚一类的题材，这些问题，都是我生活环境范围里不可能有的题材，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司法，是不会有冤狱的死囚。"琼瑶认为，李敖文章牵涉的问题，早就超过了对《窗外》的评论，到底什么居心，只有李敖自己心中明白。       　　在《文星》杂志上，首先是散文作家蒋芸撰文《象牙塔外是什么》，对李敖发难。她认为李敖文章充满了嘲谑和自我炫耀，批评琼瑶根本不够资格。该文发表后，先后有刘金田、张润冬、吴健等在《文星》发表文章，对蒋芸进行反击。刘金田在《闺秀派呐喊了》一文中，批评蒋芸的文章软弱无力，"连人道主义的齿轮都扣不上"，同时，他把笔锋指向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       　　更令我迷惑的是，那些搞战斗文艺吃饭的批评家，只会盲目地跟着推"炮"的谢冰莹开"卒"过河向空军军眷郭良蕙进剿，面对这股闺秀派的暗流、面对这些削弱战斗精神的作品、面对这些"待字闺中"的文字美人，却装聋作哑，不肯挺身出来点正义之火，扑文坛的花蝴蝶。而让眼前那一流卫道者把《窗外》捧上摩天楼，让"不够资格批评"的李敖打了"明是非"的头阵，丢了一颗使闺秀派"心碎"的手榴弹，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①       　　张润冬的《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支持李敖的观点。他认为小说主人公江雁容的悲剧一切都来源于传统，"传统中的不好部分是人性的枷锁"，要建立一个真正科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先扫清传统的乌烟瘴气。       　　而作者吴建则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对蒋芸提出忠告，赞扬李敖凭着对新思想、新知识、对中西文化的深刻认识、对社会和国家前途的狂热的关切，凭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的勇气，凭着像鲁迅一样"粗俗、尖刻"的文字，向社会发出呐喊，震撼了我们这座"古老社会的大梁"，他"击倒了许多权威、毁去了许多主义"，这一切都并非出自仇恨，而是出自他的爱心——"他想毁去古老、衰败的旧社会，然后从废墟中重建一片清新的朝气和希望。"但尽管如此，却依然有人向他攻击、向他扣"帽子"、教他吃上官司，这是多么的不公道。"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是人群生活的写照，历史家的笔和文学家的笔应该同样为人类文明担负起承先启后开展光明远景的责任。"①       　　尽管有不少作者支持李敖，但就总的形势而言，李敖的处境愈来愈不妙，不仅琼瑶认为李敖别有居心，官方杂志亦在利用作者对李敖文章的性质层层升级。如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台湾日报》刊登读者投书，认为李敖文章"有意要和我们台湾现在的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作对，他的居心到底怎么样？我们不难看出来的。"琼瑶的男友平鑫涛执掌的《皇冠》杂志亦发表读者来信说：李敖"有意要和我们事实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分庭抗礼，他到底是何居心，我们实在不太了解。"这一切迹象都表明，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拥琼派的作者，都在努力将文学问题政治化，给李敖扣帽子，使问题升级，最终使官方动手。       　　李敖对此早已有所察觉，他认为这种典型的戴帽子战术，"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谄，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警，'花落谁家'尚不可知，但是'头落谁家'却早派定了。"面对危机四伏，他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他又以《窗外》为例写下了《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辞汇》和《论头不可乱摔》两文，对文坛上流行的"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提出尖锐的批评。       　　另外，在批评琼瑶《窗外》的同时，李敖对台湾文坛武侠小说成风的现象亦给以激烈的抨击。他在《"武侠小说"，着镖！》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武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新剑侠派"的危害。他认为，武侠小说发展至今，"它的最大罪状，乃是它助长了并反射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这种挫败情绪，正好从武侠小说中，得到了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而"新剑侠派"为害更劣，它那"投机取巧霍然成侠"的路数，那"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它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①在当时，李敖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来认识武侠小说，可谓空谷足音，它的独到与深刻直到几十年后依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论战胡秋原(1)                                                          　　尽管李敖反复强调，他写文章的真正意愿是"减少论辩，指出趋向"，并说"我要使中国民族朝'科学'、'民主'、'现代化'的西方'趋向'上走，而不走传统、保守、反动的路，我的着眼点是整个的古老民族，而不是几个臭文人和臭笔仗。"然而，他的目空一切、狂放不羁的批评文字，还是在文化界触动了一批人，引发了一场混战。       　　在被他批评的人中，最吃不消的便是"超越前进"论者胡秋原。
      　　胡秋原，就是那个当年自办《文化评论》、主张文艺自由、被鲁迅指为"自由人"的作家胡秋原。他于１９４７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１９５１年由香港赴台湾任师大、政大等校教授。１９５４年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顾问。１９５７年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讯研究员。１９６３年８月，任台湾《中华杂志》发行人。著述有《唯物史观艺术论》、《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之前途》、《中国英雄传》等书。       　　关于中西文化问题，胡秋原的主要观点是超脱传统、超脱西化、超脱俄化而前进。他说："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固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屏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他主张："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①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把胡秋原的观点列为第１１种病，即虚矫的"超越前进病"，其实质仍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他批驳胡秋原说："这种虚矫又是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鹜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       　　面对李敖的批评文字，胡秋原在《文星》第５３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６万字的文章，进行反驳。胡秋原批评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批判"老先生吴稚辉、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并说，如果"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胡秋原根本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人的事，他在文章中称李敖是"豪奴"、"犬"、"小军阀"、"文化废人"、"骷髅姿态"、"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等等。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殷海光、吴相湘，再就是陶希圣。       　　为了反击胡秋原的人身攻击，也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日，李敖在《文星》第６０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文献会的陶希圣为拉拢李敖，告之他要多加小心，胡秋原可能会以政治大帽子来压他。第三天，陶希圣又与李敖谈话，说胡秋原正在搜罗李敖文章中的句子，以构成违反三民主义及"总裁训词"等罪名。第四天（１０月４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李敖的消息。陶希圣对李敖说，"我可以帮忙找律师，你尽管打官司，文献会全力支持，绝无问题"。       　　由于论战的双方态度都很激烈，相互使用了许多挖苦、讥讽甚至谩骂的语言，所以还没有就学术问题正式交锋，就陷入了情绪化的攻击。
      　　李敖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作文章，他先是揭露胡秋原在３０年代曾写过一部《唯物史观艺术论》的著作，系由"神洲国光出版社"出版，而该出版社又是由一批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创办的。接着，又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文章揭露了胡秋原的一些历史情况。文章说，胡秋原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４年，福建发生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胡秋原又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变之后，他去苏联避了一年半的难。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国为国民党办党报，又撰写了大量"亲苏"的文字。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０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台湾政局又不稳定，胡秋原便避居香港，准备做共产党的顺民百姓。后来，他见台湾政局稳定，便到了台湾，并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大写"秋原抗俄文字"。但有一次被派出去，他又在英国偷偷与共产党接触，回来后受到了国民党党纪处分。李敖尖刻地写道："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最后，李敖给胡秋原送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       　　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李敖也揭了任卓宣、郑学稼的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并暗示他们的酝酿思路和理论背景都来源于早年的历史，他们的文字是"前期快感"的体现。       　　胡秋原在指斥李敖是"西化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他揭出李敖的祖父曾在东北做过"马匪"，父亲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当过官，因而给李敖扣上了"土匪后代"、"汉奸儿子"的帽子。       　　他还说，李敖和《文星》有强大的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个奇异同盟。""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有中年，有老年，有比我更老的前辈。"他还一口咬定，有许多机关和人士在利用李敖。其中，那个"教逻辑的"，自然指的是殷海光。       　　在用文字反击李敖的同时，胡秋原以"立法委员"的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又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
      　　对此，李敖毫不畏惧。他没钱请律师，便买了一些法律的书，开始备战。谁知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对此，李敖感到十分不快。萧孟能的亲朋也纷纷找到李敖，力劝他和解，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但李敖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于是李敖断然拒绝议和，他说："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４日，胡秋原正式上法院以"诽谤"为名对李敖提出控告。
      　　１１月２２日，法院再次开庭。原被告双方刚到庭，旁听者已济济一堂。有人好奇地问："哪个是李敖？"前往旁听的徐复观在人堆里说："就是那个小孩子！"在旁听席上，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李敖的支持者。台大法律系的学生还向李敖丢来一张条子：       　　李敖：
      　　别出言太意气，留心构成侮辱法庭罪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ｏｆ Ｃｏｕｒｔ
      　　台大法律学会
      　　李敖微笑着朝他们点点头。
      　　在法官的提问中，李敖有问必答，谈笑自若。面对李敖的轻松愉快，胡秋原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其律师悄悄对法官说："李敖诽谤别人如儿戏，他现在在庄严的法庭上，居然还一直在笑！"       　　休庭后，李敖马上被一群人包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请律师？"他笑着说："我的律师被胡秋原先生请去了！"
      　　同学马宏祥的父亲是位"国大代表"，他问李敖有何感想，李敖说："你们'国大代表'制订的'宪法'第１１条我太相信了，我以为它会给我保障！"李敖指的是"言论自由"。       　　晚上，李敖应朋友之邀去看电影、吃饭、喝啤酒。在马路上还有人指点说："那就是李敖，是祸首！"
      　　李敖的不屈不挠使胡秋原陷入被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对他的名声不利，颇欲和解。他同法官说："我并不想打官司，像居浩然那样，只要'稍稍给我过得去一点'，我就可以撤回。"但由于李敖的坚持，萧孟能也寸步不让。       　　回到台大研究所，台静农教授笑着对李敖说："这个官司真奇怪，被告反倒不肯和。胡秋原这下子可完了！"
      　　就这样，官司打到１９６３年的秋天，法官做出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法官张顺吉说，因为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方法院判决后，双方不服，都上诉到高院。       　　１９６５年５月，李敖反诉胡秋原。
      　　同时，李敖又在台中地方法院状告中央书局（为徐复观印刷诽谤李敖的文字）诽谤罪。中央书局请了两名律师来打官司，李敖没有律师，单枪匹马，最终于１９６６年３月胜诉。中央书局被罚款新台币１５００元，这也是李敖有生以来打赢的第一个官司。但他与胡秋原的讼案却从此拖了下来，１９６３年起，一拖１１年。       　　也许正是胡秋原与李敖在论战文字中的互相攻击，当时在美国读博士的自由主义文人林毓生对这场笔战的看法持否定态度，他在给殷海光的信中说："最近小妹寄来五本《文星》，是关于文化论战和胡（适）先生的，读了令人非常气愤！文化海港上居然能听到征战的号角，固然是可喜的现象，但两方面都是不学无术一派胡言，这仍然是从前绍兴师爷耍笔杆、舞文弄墨的作风，真是如何得了啊！"①       　　１９６６年９月４日，台湾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李敖相见，有近两个小时的谈话。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其中讲到：       　　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这段话显然是为李敖而发，因为胡秋原曾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
      　　胡秋原与李敖、萧孟能案拖到１９７４年时，李敖已因叛乱罪被捕，高院趁此机会把胡秋原的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下了李敖和萧孟能。李敖在回忆录中谈到这场官司时曾经说：       　　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结了一辈子梁子，在他告我３０年后，我找到机会告他，他赔了我３５万，我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了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他老得无力出庭了。曾祥铎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３０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我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①       　　其实这还不是尾声。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７日，中国大陆《新民晚报》、《法制文萃》又爆出新闻："台湾一桩１０年（实为３０年）文字官司最新判定：胡秋原赔偿李敖百万"，真可谓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了。这是后话。       　　且说这场官司李敖虽然在当时以失败告终，但面对黑暗法律，他却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他认为，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他常常想起自己十分喜爱的陶渊明的那首《拟古》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诗中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李敖认为，陶渊明的诗真正道出了他此时的心境，本来自己的努力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三首中又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里，"夕露沾衣"指的是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李敖想到，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来说，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的这种诗情。"       状告徐复观       　　由于李敖在《老年人和棒子》等文章中批评了他的母校台湾大学以及学坛大牌人物李济、沈刚伯等人，台大历史系教授许倬云作为调解人首先从台后站了出来。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１９３０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获台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美国芝加哥人文研究院博士。也许是他感到自己与李敖同为校友的缘故，他以老学长的身份与李敖谈话，试图使李敖与李济等学界前辈和解，但他的极力斡旋被李敖严辞拒绝。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５日，他再一次约李敖、萧孟能、余光中去他家，因为他腿不方便，李敖同意去了。当天，李敖有日记如下：
      　　一、南港来的消息，李济读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吴相湘家，沈刚伯托他转告我："在过去，我没说过李敖什么坏话，虽然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从此以后，我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当然我也不会帮他什么忙。"孙德中在座，对我说台大文学院，在台湾还算是好的。我说，正因为文学院在台湾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该更要求它有生气。       　　三、夜在许倬云家，互恶声相向，光中在座，颇劝慰。
      　　四、晚与孟能决定，拒与李济晤面。①
      　　就在李敖与学术要人拒不言和、执意己见的时候，著名学者徐复观又站了出来，撰文批评李敖，其中一部分写道：
      　　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
      　　……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
      　　……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①
      　　面对这位几十年前就已声名显赫的文化名人，李敖并不示弱。他认为，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除了自己，并无别人，按照文明社会的诽谤律，无他人可适用此一情况者，纵未指明姓名亦构成诽谤。所以徐复观骂"小疯狗"自然构成诽谤，何况他文中还用了"李×"字样，更除李敖外别无他人了。于是，李敖一纸诉状把徐复观告到了法院。       　　但徐复观在法庭上一再辩解，说自己并没有写出李敖的全名，并不构成"诽谤"，后来《台湾日报》曾登出这段法庭笔录：
      　　庭问徐：比较明显的是"新闻天地"中的李×。你文章中甲教授所说的李×，是李敖吗？
      　　徐答：甲教授说的是李敖，但我蓄意避免诽谤，所以称李×。
      　　庭问：是否指李敖？
      　　徐答：我蓄意避免诽谤，所以不说这个名字。
      　　庭问：你是说你不知是不是李敖，所以写李×。
      　　李说：审判长，他已承认李×就是李敖，他已很明确地指出是我。
      　　庭问徐：甲教授所讲的李×，你确定是李敖吗？
      　　徐答：不能确定，我等于新闻记者作记录，为了蓄意避免诽谤，把别人说的名字写成李×。
      　　庭问李："利用"和"指使"是诽谤的意思吗？
      　　李答：我控告徐复观诽谤的语气有两件，这两件是有关联的！如果他在《新闻天地》中所写的李×是指我，那么他在《民主评论》中所骂的"汉奸的奴才"和"小疯狗"，也是对我的诽谤。影射也足以构成诽谤罪的，何况他已明确地指出是我。       　　庭上问徐：你在以前未看过这本《废人废话》吗？
      　　徐答：李敖向我提出自诉后，我才看到的。我认为一个名词，任何人认为恰当，都可以加上的！洪炎秋写的《废人废话》说李敖是"小疯狗"，我事前完全不知道！       　　庭问：你说应该洪炎秋负责吗？
      　　徐答：应该中央书局负责。
      　　李敖此刻插嘴说：应该徐复观负责，因为在这以前，只有徐复观骂我"小疯狗"。
      　　徐说：如果我文字说李敖就是小疯狗（转向李敖问），你总不能说是一两条呵！
      　　李说：你写过"这条小疯狗"！
      　　其实，无论徐复观如何辩解，其文中所指，读者一看就明白，法庭上的巧辩只是一种不敢负责任的狡辩而已。由于徐复观曾任国民党少将，一度得蒋介石信任，有着较深的政治背景，退役后，又精研儒学，成就斐然，是台湾学界名人。所以，被国民党控制的法院也极力为徐开脱，说"李×"是李敖，"尚属不无质疑"，因此判徐复观无罪。       　　走出法庭，徐复观请李敖喝咖啡，一边喝一边谈论。徐复观心血来潮，突然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       　　李敖单告不成，后来又找到一个机会，把徐复观、洪炎秋双双告上法庭，但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郑学通裁定驳回。李敖提出抗告，并把对郑学通的指责登在《文星》第９８期，即《文星》被官方封杀前的最后一期，官方不但封杀杂志，也同时对李敖下手，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郑彦（李敖称"郑矮子"）以"语涉侮辱"法官为名，下令检察官林奇福对李敖提起公诉。最终，法官判李敖有罪，如了郑彦所愿。       　　１９６６年１月６日下午３点，徐复观写限时信约李敖喝咖啡。面对这位状告自己的文化思想界的后起之秀，徐复观的思想是复杂的，其中有一点不可否认，即他对李敖的才学和聪慧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的。也正因如此，两人扯了两个半小时还兴犹未尽。       　　徐复观对李敖说："我提倡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可放弃的好武器，我们不能把任何可抓的武器留给敌人。若能从中国文化的研讨中推出中国文化中本有自由民主的因子，岂不更好？"       　　李敖笑着摇摇头，表示不敢苟同。
      　　徐复观又说："从内心讲，我极不希望你被抓起来。"
      　　李敖说："抓起来就抓起来！我认倒霉！可是我一旦被抓起来，从当局、国民党，直到你们这些跟我打群架的文人，都要背上恶名，背上害贤之名，背上迫害青年之名，看你们失不失立场！看你们觉得划得来划不来！如果你们不在乎有伤'令誉'，我绝不在乎坐牢！大家如果玩得不漂亮，硬要给世界人士看笑话，大家就走着瞧吧！"       　　面对这位大义凛然的青年，徐复观无言以对。
      　　在当日的"备忘录"中，李敖有如下记述：
      　　一、"张大义"即胡秋原。
      　　二、胡秋原希望徐复观就"张大义"此信做一复信，徐以已与我碰面，不愿再生事，故拒绝。
      　　三、今早徐电话给胡，胡在电话中甚表示不痛快。
      　　四、……
      　　五、徐又转达郑学稼欣赏李敖的话。
      　　六、徐说他与萧同兹无仇怨，且有信赞彼再娶，只以孟能刊文攻击，故不得不"找他父亲算账"。我说此与萧同兹何干？他说不如此，实在划不来。
      　　七、徐说稍待时日，愿意给《文星》出他的书。
      　　八、……
      　　九、徐甚盼我能和他无条件和解，我说无条件恐怕很难，让我再想想看。
      　　十、这次"和谈"，拖得愈久，愈有利，至少在"和谈"期间徐对《文星》之攻击，必暂停止，此点胡必不快。如因徐而拉郑学稼成功，则可孤立胡秋原。①
 
     《文星》被封
                                                                    
      　　１９６４年，李敖２９岁。这一年对李敖和《文星》来说，并非吉兆之年。国民党对《文星》的动手在这一年就已经秘密地进行着。其中最明显的是坚持"反共第一主义"的国民党御用文人侯立朝出版的《文化界中一枝毒草》一书。该书指出李敖执掌的《文星》"决不是'为文化而文化'，是'为预谋而文化'。也就是说它的政治面纱是以文化丛草来编织的。"①它是"把'讲台'当作通向'政坛'的阶梯来用的"，"《文星》的目的，就是要把很多的人头脑给搞昏。使它好直接的间接的牵着别人鼻子走，这真是失了路向的沙漠导游者 。"②这无疑是向社会发出了政治解决《文星》问题的信号。
      　　此时，早年跟随蒋经国的国民党宣传干将谢然之担任中央党部第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面对《文星》的兴风作浪，谢然之决心进行封杀。在一次研究《文星》的会议上，谈到李敖，第四组中有两种观点，一些老派的国民党如唐棣等人，认为李敖不过是爱出风头的反调分子而已，而谢然之等人却一口咬定"李敖是共产党"！       　　在谢然之的带头操作下，大祸像一张弥天巨网，慢慢向《文星》罩下。但李敖毫不在意。
      　　当时，台大学生陈宏正等曾邀李敖到法学院演讲，李敖去时，校方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了起来。
      　　１９６５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殷海光与李敖亦被邀到场。李声庭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李与殷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１９６５年８月３１日，警备总部"（'５４'）训唤五九八四号"文说：
      　　查《文星》杂志第９０期张湫涛撰写之《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制》一文中，附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匪宣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应依同法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实际上，《文星》上的这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是反共的，只是配上了有关中共的图片而已。但欲加之罪，是无须分辩的。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孙中山百岁诞辰，李敖应台湾省医师公会之约写了《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文，由《文星》出版。在出版过程中，台湾省医师公会忽然来信，要求出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李敖认为依法无据，严词拒绝。书出之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       　　李敖在文化思想上挖国民党的老根，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曾多次下令查禁封杀，《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李敖决定对这个共产党出身的国民党败类进行打击，但始终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征信新闻报》的余纪忠发表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批判谢然之的不实之词，谢然之与之发生冲突。李敖见机会来到，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的共识，一方面于１２月１日写了《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发表在《文星》９８期，用矛盾战法，引用蒋介石言论来讽刺谢然之。指出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同时也批评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从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批评国民党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刁难记者，诬控爱国青年，企图"一手掩天下耳目"，陷害良善，并要求谢然之引咎辞职。文章还指责那些"坐在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那里，而朝外管事的人"，"整天朝小百姓飞书翰、打电话、下条子，不惹得小百姓莫知所从，误会丛生，又怎么办呢？"李敖在文章中还要求，在"宪政体制"下，"国民党不但要注意退出司法、退出军队，并且还要注意在政治上所遗留的'训政式'的余波与惯性。"这篇文章可谓正式突破了"拿武士刀者"所能容忍的极限，《文星》也因此而倍遭厄运。       　　１２月２５日，由任卓宣主编的《政治评论》发表社论，骂《文星》"走了《自由中国》的道路"，"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不讲是非，惟以反对和破坏是务，专事恶意的攻击"，"完全是造谣中伤，挑拨人民与国民党的恶感，用心至毒"。在扣了一大堆帽子以后，社论又指斥《文星》对谢然之的指控是"中伤、侮辱、诽谤，其触犯刑章，甚为明白。"       　　《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很快被送至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左右为他朗读了这篇文章后，气得立刻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了其要害之处。       　　李敖曾经总结过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方法：一是立刻消灭法，一是积分消灭法。"立刻消灭法是立刻杀立刻抓；积分消灭法则是靠累积的分数够了，再杀再抓。累积的法子是东一件，打分；西一件，打分；上月一件，打分；这月一件，打分。最后一件，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积分够了，也就构成消灭的条件。而这最后一件就无异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①这篇捋虎须的文章就如同"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构成了"文星"书店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       　　蒋介石要下手令封闭"文星"，自然会造成与老同志萧同兹的不快。为了防止这种不快，萧同兹事先得到党方高层人士传达的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阅看一遍，便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
      　　萧同兹何许人也？
      　　萧孟能之父萧同兹，１９３２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１８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到１９６４年离职。随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事关系极佳。其实，对于"文星"杂志，他不是赞成，而是管不了儿子。他曾说"儿大爷难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萧孟能。当然他乐见儿子事业有成，凡能置身事外的，都置身事外。所以，有人责怪《文星》责怪到萧同兹头上，是不公平的。但有他作靠山，使《文星》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倒是实情。在国民党眼中，你儿子的事业，你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当谢然之等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时，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下面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       　　１２月２８日，"台北市政府新闻室"发出通知，命令《文星》从１９６６年１月１日起停刊一年，理由是"违反发行旨趣。"同时，警方通知《文星》编辑部，禁止《文星》第１２月号发行。       　　一年后，当《文星》准备复刊时，又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第四组的通知："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的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彻底宣判了《文星》的死刑。       　　李敖被迫离开了《文星》，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有生以来的最大困扰。此时，梁实秋对他颇为关注，他劝李敖休息休息，放弃杂志上的攻击，改换走学术著述的道路。李敖深有同感，他觉得自己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上已达上限，已达毛姆小说所谓的Ｔｈｅ
      Ｒａｚｏｒ
      Ｅｄｇｅ（剃刀的边缘），再走下去，已步履维艰。但即使走"学术专著的路"，又怎能与现实脱节！他在《文星》被停刊三天后给王尚勤的信中说："不论是学术性的，普及性的，我的主旨都要坚持'经世致用'的原则，我最不喜欢逃避现实，最不喜欢'置四海穷困而不言'！"①       　　此时，侯立朝从海外返台，又出版了《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一书，在该书中，侯氏武断地把李敖同国民党最憎恨的自由主义文人殷海光拉上了关系。他说：
      　　……我们有根据地这样说，殷海光是"文星集团"的大法师。
      　　在这位"法师"面前，排列着５个咬牙切齿的金刚：
      　　绰号"人权牧师"的李声庭；
      　　绰号"恶法克星"的陆啸钊；
      　　绰号"西化大少"的居浩然；
      　　绰号"西化义士"的韦政通；
      　　绰号"小疯狗"的李敖。
      　　为了说明李敖与殷海光的主从关系，该书辟出３４页的篇幅列出一幅"殷海光与李敖的写作基线对照表"。侯氏指出，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的"立意和思想是在殷海光的意像圈之中"，《播种者胡适》的立意"也有殷海光的意像光圈"，《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则"根本不是李敖的创作"，大多是殷海光观点的重复。"打个比方：殷海光如果是个'老八路'，李敖不过是个'红领巾'的小鬼。"①       　　更为荒唐的是，侯立朝还在书中想当然地列出了文星集团政治造反、文化卖国、运作方式解析等图表，通过图表来说明一个离奇的结论："文星集团"在政治上要造反，文化上卖国。政治上造反是要推翻政体，推翻法律，推翻教育，推翻社会。达成的目的是：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投靠中共。其中，侯立朝在第三个图表"文星集团政治文化运作整合系统图"中，把李敖列为这个反动组织先锋队的一号人物，并列出了李敖背后的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补给处、参谋团、资料处、理论研究处等机构，指出，"文星书店是毒气运作的总司令部和总根据地，犹之乎'毛酋'的井冈山"。萧孟能和用黄梅调把台北弄成"狂人城"的李翰祥都应送到××岛，××町①去。历史已证明，侯立朝的上述演绎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无稽之谈。       　　侯氏为什么会对文星如此野蛮地大打出手，据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５日林正杰在《前进》上透露，侯立朝曾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       　　显而易见，上述一切征象，都有国民党当局在背后的策划和组织。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１日《征信新闻报》刊登徐复观的长文，其中在"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小标题下，历数李敖"罪状"，并杠上开花，说他"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台湾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这篇长文真正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四年的文星风云，从此开始降下帷幕。       　　《文星》的被封杀，在李敖眼中，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象征意义。回首过去，他忘不了那段与同仁们并肩作战牧野鹰扬的日子，《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它是那样远在天边地震撼了冰河期，近在眼前地影响了新生代，这个大成绩是任何人也难以抹灭的。面对《文星》的暴毙，他仿佛看到了两千年前被送上十字架的耶稣。在耶稣周围的胜利者们的狞笑，并不证明他们手中的法律就是对的，并不证明十字架上的人错了。扪心自问，《文星》为天启民智鼓动风潮，求仁得仁，历史自有公论。       　　他坚信：《文星》是一个烈士，烈士死不瞑目，在正义与公道没有盖棺前，不论如何掩埋在秋坟鬼唱之中，烈士永不瞑目！
      　　他坚信！
 
     商海谋生，义助殷海光      　　在"文星"时期，由于主张"西化"的几名学者如李敖、许登源、居浩然、陆啸钊、李声庭、洪承完等人都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在台湾大学曾大力宣传、介绍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潮流和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并且猛烈批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此，他便被反对西化的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想当然地指斥为西化派的总后台。       　　殷氏虽然并未介入这场中西文化论战，但他反专制、反独裁的立场和揭露国民党官局黑
      暗的文章却一步步惹恼了当局，加上他与爱因斯坦、罗素、费格、海耶克等世界第一流的大脑袋通信不断，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增大，他为狭隘的国民党所不容就在当然之中。尤其是李敖文笔犀利，咄咄逼人，颇与殷海光相近，在初出道时曾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殷海光的"化名"①，因此，从李敖身上往往能勾起官方的一系列接近联想。蒋介石在国民党党部召开的中常委会上说："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到'反共复国基地'来后，完全变了。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这无异是对殷海光进行全面迫害的一个信号。       　　到"文星"后期，随着官方对殷海光打击力度的增强，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更是把殷海光和"文星"绑在了一起。前已述及的侯立朝在《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中列有一表：①       　　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毫无根据的罗织，把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一批新老自由主义文人摆在了一张平台上。以至文德先生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替殷海光抱屈说："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李敖与殷海光——这位同样狷介的学界前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前已有述，李敖在大学阶段就与殷海光有过交往，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和李敖对殷海光认识的的转变而中断。
      　　还是在１９６１年１１月的一天，李敖独自徜徉于文学院中，与殷海光不期而遇。两人虽然多年不见，但这位自由主义大师并没有把李敖忘掉，他主动叫住了李敖，问："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李敖告诉了他。适逢姚从吾走过，殷海光指着李敖对姚从吾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说："你们两个都是奇才！"殷海光与李敖谈得高兴，便约李敖到他家去谈谈。李敖把给胡适信的副本给他，并说定第二天去看他。于是有了后来李敖的这段记录：       　　近五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感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的小店吃鱼。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ｗａｒｍ
      ｕｐ）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①       　　在这次谈话中，李敖谈了自己的两点意见：第一，雷震搞新党导致了《自由中国》的完结，故新党运动对传播新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此之外，对乡土台湾、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殷海光望着这位谈锋犀利、睿智频出的后生，深以为然。这位一向与人交谈需要"暖车"的怪杰，与李敖亦能"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自此两人的交往日渐增多。       　　在李敖的认识里，国民党逃台后，在检讨失败的原因方面，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进步的反省才行。而后者呼吁最多者，即殷海光。在过去，殷海光的评论多发于《自由中国》，但１９５９年雷震案后，他失去地盘，渐形索寞。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李敖与胡秋原由论辩到人身攻击，胡秋原误认为是殷海光在背后策动，以致后来对殷氏的思想、学术及人格不停地施以攻击，单是他个人发表的丑化殷海光的文章就达２５万字之多。殷海光在一篇回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中说："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国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俨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按：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①胡秋原因文化论战被打得灰头土脑，对殷海光自然不肯放手，他联合国民党特务政工力量，对殷氏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大搞整垮文星、斗垮殷海光的作业。台大校长钱思亮也就朝着这一方向对殷海光进行迫害，最后致使殷海光被解除台大教职，并取消了他赖以生存的科研补助。       　　胡秋原在殷海光备受折磨及迫害的时候，对他如此打击，原因何在？许多人难以理解。原《自由中国》编委夏道平教授曾披露过一件事情，对胡氏此行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胡秋原曾将自己的新著托诗人周弃子赠送殷海光，殷海光素厌胡之为人，当着周弃子的面将胡秋原的赠书丢到纸篓里去了。殷氏的这一做法，使周弃子很感意外。事后，可能是周弃子将殷海光丢书的情况告诉了胡秋原，致使胡氏对殷海光结怨。       　　如果说胡秋原攻击殷海光其中带有个人恩怨因素的话，那么，另一位学者徐高阮对殷氏的攻击则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官方的操纵。从他披露李敖致胡适的信（其中有不利于殷海光的文字），到在胡秋原的《中华》杂志、徐复观的《民主评论》杂志连篇累牍地狠批殷海光，拿殷氏学术研究中的翻译问题上纲上线，大做文章，并打着用笔保卫"国家"、学问及个人尊严与权利的旗号，要求"内政部"、"教育部"对殷氏展开调查，给予必要的处置，其险恶用心可谓不言自彰。李敖在回忆录中曾经说：       　　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他死之日，吊丧行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他的背景，原来这般！——徐高阮在职务上只不过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在这种冷衙门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后，居然冒出成群的大特务为他吊丧，双方关系的不简单，由此可证！①       　　从１９６０年《自由中国》垮台到１９６９年去世，这九年间，殷海光"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他的内心世界是寂寞而荒凉的，周围已无人能与他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只能在与海外门生的书信中苦诉衷肠。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日，他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②这种寂寞当然与殷氏的性格有关，但他在精神的窘境中赶上李敖的文星时代，则是一大幸运。由于李敖的帮助，他虽在迫害、衰病之中，却在出书、生活、医疗和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支援和安慰。在这期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费正清到台湾，他邀请李敖陪他专门去看望，并与殷海光在一起吃饭。此后，李敖对这位反专制的斗士更加关心。在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６６年间，殷海光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思想与方法》、《到奴役之路》、《海耶克和他的思想》、《中国文化的展望》），都是李敖主持。李敖说：       　　在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目所指"，也不消说；第三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       可禁之书，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剂其中，希望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苦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稿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剂，当事人不知也。①       　　１９６６年前后，李敖与殷海光的关系渐渐疏远。据李敖讲，有一次，一些殷门弟子在殷海光面前讲了李敖不少坏话，殷海光明知弟子们讲得不对，不但未予制止，而且还点头。当时，与李敖关系甚好的黄中在场，黄中认为，殷老师明知弟子们之间有矛盾，却不加化解，这是不对的。他回去后，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李敖。李敖听后，非常生气，他认为殷海光是非不分，从此不去殷家。老师的情况，他也不再过问。       　　１９６７年春天，李敖在台北美而廉碰到殷海光，发现他气色很差，便仔细询问他近段的生活情况。老师的身体再次引起他的关注。看到这位与国民党暴政苦斗的前辈身体每况愈下，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想：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来讲，殷海光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他的身体好坏，不仅关系到台湾自由、民主理论的弘扬与传播，还关系到反集权、独裁的斗争能否深入、持久。自己是一位后来者，不应该因小怨而误大局，在关键时刻应该帮他一把。因此，他觉得，眼下当务之急是帮助老师查病、治病。       　　李敖找到大学同学陈平景，询问老师的身体为什么那样差，并发火说："你们经常往老师家里跑，难道看不出老师有病？"
      　　陈平景解释说："我多次向老师建议去医院检查一下，老师和师母不同意而未去成。殷老师还讲，除非到贵族医院检查，一般的公立医院是绝不去的。而且他们也不同意去检查，我没有办法，除非你去逼。"       　　李敖说："我去逼，一定要把殷老师逼到医院去！"
      　　当时，像殷海光这样的教授，如入台大医院，因为有公保，便不需再掏钱，但殷海光要入贵族医院，那就要用钱说话了。李敖只有照老师的意思去办。４月１３日，李敖丢下手边的事情，亲自跑到台北的贵族医院——宏恩医院，预定了为殷海光查病的时间和医生。次日清晨，他给殷海光写有一信：       　　海光老师：
      　　好久不见，十几天前晓波买点礼物送您，收到了吗？
      　　上次在美而廉相遇，我就感到您气色不好（很久不见了，所以感觉特别尖锐），前天听平景说，您的胃病，并没有请医生看，我颇惊讶，我以为您请了医生，没有想到您竟对您的身体这样不科学。       　　我看还是由我来吧！我昨天跑到宏恩医院，替您约好看病时间如下：
      　　下星期二（１８日）上午１０点照胃部Ｘ光。
      　　下星期四（２０日）上午１０点请台湾最有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医师诊断。
      　　您治胃病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所以我愿意"请客"，以我们的关系和了解，您自然不可推辞。
      　　您在星期一（１７号）晚上１１点以后，就不能吃任何东西，也不能喝水，直到第二天照Ｘ光以前，千万不要吃喝。我准于星期二（１８日）早上９点前来接您。一切面谈。"但愿人长久"。保重第一，一时的被诬谤戴红帽子，又算得了什么，只要留得青山在！       　　敖之
      　　１９６７．４．１４
      　　夜５时１０分
      　　殷海光读到李敖的来信，非常感动。他为这个善良的学生而感到宽慰，同意到宏恩医院检查。
      　　其实，李敖当时哪里有钱，他说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是骗殷海光的，他不愿意殷海光知道自己经济上的困窘而不安。
      　　就这样，李敖、孟绝子、陈平景等人把殷海光送到了医院，李承泌大夫对李敖和殷海光说："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李先生。李先生郑重托我，我自然尽力办。"他调动了医院最好的设备，对殷海光的病作了仔细的检查。之后，他把李敖拉到了门外，说有话要讲。       　　在走道里，李承泌大夫十分严肃地说："怎么到现在才来看，百分之百的胃癌！"
      　　李敖焦急地问："还能拖多久？"
      　　李大夫说："这次若不来看，只能活几个月。"
      　　"现在还有救吗？"
      　　"要等动了手术才知道。"
      　　李敖叹道："好人多磨难啦！"
      　　他回到病房，把其他人支出去，然后对殷说："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郁的哲学家啊！竟得了胃癌。罗素要听说你得了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现在决定开刀抢救，你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这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书也白看了。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看到李敖以强者对强者的态度对待他，殷海光显得很镇静很从容，但当李敖走出病房后，他的精神马上垮了下来。       　　殷海光需住院手术，医院要他先交３０００元住院保证金，李敖身上没那么多钱，便和会计挤眉弄眼，会计才同意李敖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押，然后四处去借。他与孟绝子、陈平景到水牛出版社去找发行人彭诚晃，七缠八缠，弄到了３０００元。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殷海光做了胃切除手术，李敖在当天与女友的信中写道："殷海光今早开刀，打开后，医生犹豫不决，不知是割好还是不割好。最后还是决定割，结果胃切去２／３，肠切去一截，毒菌已蔓延到淋巴系统，故已无生望，现在只有等死。刚才我第二次去看他，等一会夜深时再去。因为他太太在医院，傍晚我特别到他家看看他的小女儿，一个人在跟狗玩，好可怜！"在殷海光做手术的当天，李敖连续三次去探望，由此可以看到他对这位思想者的关心。       　　手术后，殷海光的病情得到稳定。考虑到自己在台湾的处境，殷海光想离开台湾。１９６７年５月，在海外朋友的帮助下，美国哈佛大学正式发函，聘请殷海光为该校研究员。但蒋介石不肯放人。由于李敖与国民党一些要人有关系，殷夫人夏君璐曾专程去找过李敖，要李敖出面去找国民党某要人，李敖很卖力地去做了，这位要人也在蒋介石面前为殷海光说了话，但蒋介石始终未表态。无奈，李敖在信中对殷海光说：       　　我还向有关方面暗示（等于明示）还是把殷海光放走罢！逼人走绝路（生活困难）乃至抓人关人，是没有效果的，如果有效果，我们今天也不会在台湾了（过去在大陆，这套方法还用得太少了吗？可是效果呢？）。殷海光一类人（包括李敖之流），到了"国外"，当然不会说"政府"什么好话，可是他们到了"国外"，本人就该是台湾"政府"有自由的最好人证！就凭这点人证的资格，这个"政府"就值得做，并且划得来，得可偿失，值回票价！       　　总之，你能否走得成，完全要看他们智慧的高下，他们高或肯高，你就走了；否则的话，还是老局面，吾们是殉葬者而已，呜呼哀哉！①        　　蒋介石为把殷海光酱在台湾岛上，专门召见警备总司令刘玉章。他对刘玉章说："他不是不愿与'政府'合作，不愿到'教育部'去吗？我考虑还是让他呆在台湾大学。对外就说不是'政府'不要他去美国，而是台湾大学离不开他。这样，我们不放他走就有理由了，也堵住了美国、香港一些人的嘴巴。"       　　刘玉章说："台湾大学已解聘了他，那怎么……"
      　　"再补发一个聘书嘛。不过，此事要向台大校长钱思亮交待清楚，为防止殷海光再在学生中散布毒素，影响青年，殷海光的课表照贴，但不要他授课，也不准他演讲，只做个名义上的教授。"       　　就这样，殷海光因政治原因，成为台大也是台湾唯一一个不能上讲台授课的挂名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的聘书成为一纸空文。
      　　此事对殷海光刺激很大，加上生活困窘，他有时连寄信的钱都没有了，写作计划受到影响。１９６９年４月，他的病情明显恶化，难以正常写作。６月底，胃部又开始疼痛，身上开始浮肿。９月１６日下午５点４５分，这位自由主义大师与世长辞。       　　在这期间，李敖数次探望并施以帮助，又协助师母筹划后事。他极力要求主持出版一套高质量、高水平的《殷海光全集》，以表纪念，但因殷门弟子之间的矛盾争端，终未如愿。       　　在殷海光的学生中，像林毓生、张灏等海外弟子虽然也曾对困窘中的老师寄钱寄书，但对殷海光能如此不惜一切全面考虑并施于帮助的，李敖也。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者，也仅李敖一人耳。       　　李敖曾说过："思想家和先知中，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
      　　在殷海光住院治疗前后，李敖已经完全被官方封锁，很难靠写作出版维生。经济上的困顿使他步入商海，贩卖冰箱、冷气、打蜡纸、吸潮机、吸尘器，销售《古今图书集成》、《中华古籍丛刊》、《大汉和辞典》，出卖自己所藏的历史资料，代人写广告等等，只要能赚到钱，他什么都干。当时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李敖和李世君合作，经常在英文报登广告，收买旧电器，有时靠朋友帮忙，还能买到新电器，比如美军军眷毕丽娜（费翔的妈妈）就帮过他。每次成交以后，他都亲自搬运，与苦力无异。有一次卖了一台冰箱给李翰祥，他在参加搬运时被李太太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了？"李敖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李敖在与殷海光的信中说：       　　我近来整日亦忙于谋生，旧债累人，甚苦恼。最近拟去一私人广告公司做事，代商人写广告辞，所堪阿Ｑ式自慰者，美国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Ｌｅｗｉｓ、Ｓｈｅｒｗｏｏ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Ｃｏｍｅｌｉａ Ｏｔｉｓ
      Ｓｋｉｎｎｅｒｅ诸文豪皆出身于此，今日之我，却正好逆其道而行之，呜呼哀哉！国民党统治下之独立文人！（我们这种人，"义不食周粟"！"渴不饮盗泉水"！）①       　　这段文字，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无声的控诉。与殷海光不同的是，李敖在愤而不屈之余，依然在夹缝中积极而顽强地生活着。他相信，"坚忍是我们这类人在目前的唯一'武器'"②，自己还不到３０岁，未来的道路还很远很远。       　　除了经商之外，李敖还编过《罗素选集》、《胡适语粹》等，但出版时都不是以他挂名出版的，挂名者要得的是名，而他此时所要的只是钱，也只能是钱。他出卖自己的书籍、资料，直至为商人代写广告，都是为了赚钱。他太清楚了，靠别人吃饭，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要特立独行，必须有经济作后盾，那就是要有钱！       情场多变幻，纸上罗曼斯      　　在文星风云变幻中，李敖的私人情感生活亦表现得山重水复，变化不定。
      　　１９６４年年底，就在送别王尚勤后不久，李敖结识了"文星"编辑部附近一家咖啡馆的老板娘。此女长得清秀匀称，年轻漂亮，李敖的情书中称她为"谷莺"。谷莺原籍上海，她嫁给一个流氓丈夫，婚姻生活很不如意。从那朦胧的眼神里，李敖读出了她心中的忧伤。在漫不经意的谈话当中，李敖为之心动，便约她来到安东街２３１号三楼，两人遂有了一夜的欢愉。临别时，她送给李敖照片一张，暗示从此永别。
      　　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李敖改租水源路１９号之八"水源大楼"三楼。在附近的"君子行"买东西时，经熟人唐静琴介绍认识了海蒂（情书中称"Ｈ"）。海蒂是苏州人，香港英文书院毕业，当时在美国海军情报中心做秘书。在李敖眼中，海蒂步履轻盈，神情矜持，一副名媛作派。她的未婚夫去美国，她被官方限制出境，暂时留在台湾。相遇两天后，两人便有了第一次约会。此前，海蒂曾应著名导演陆建业、崔小萍之邀拍琼瑶的《窗外》电影，做女主角，演得很好，后因出现纠纷而未能上映，后来林青霞做女主角的《窗外》是第二次拍的。在１９６４年８月到１０月间，李敖有一些情书给她，下引两封：       　　亲爱的"Ｈ"：
      　　等你的电话，好像是一个漂流荒岛上的水手，在等救生船——那样的殷切，又那样的渺茫。
      　　但是等到了又如何？那可能是一条"贼船"，而你是"女海盗"。
      　　我要被折磨，被罚在船上做苦工。
      　　我会嘴里喊着"亲爱的Ｈ"，而心里骂着"该死的海盗"。
      　　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折磨男人？生命是这么短，短得整天寻欢作乐都来不及，秉烛夜游都不够用，为什么还浪费生命来勾心斗角？浪费时间去Ｐｌａｙ
      ａ ｔｒｉｃｋ ｏｎ ｏｎｅ？
      　　我们是人，我们有性欲，我们会老，我们会失掉及时行乐的机会，我们会后悔，我们不该再谈十八世纪的恋爱，我们该把衣服脱光，上床（或上床，把衣服脱光）。       　　窗外刮着台风，我好寂寞。
      　　敖　１９６４．９．９．醒来以后①
      　　亲爱的"Ｈ"：
      　　昨天晚上送你回来，吃了两粒Ｄｏｒｉｄｅｎ，勉强睡了四个钟头。今早四点钟就醒，一直工作，现在快十点了。
      　　今天早上下雨，天气阴沉得好凄凉。我好想你，好寂寞。
      　　你的病好了吗？我真担心。你应该听我的话，若还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为了怕你碰到"风流医生"，我特地拼命忙了一阵，剪了一堆"女医生"的广告给你，希望你去送钞票。她们该把你的红皮夹里付出来的十分之一给我做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他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段描写男医生给女病人看病的文字。那女孩子被看过病以后，还要哭一场！真是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但是反过来说，男病人给女医生来看病也很麻烦。无怪乎１８１３年俄国的县医会议上，竟有会员提议请女医生走路了。
      　　我现在"傻"想：我真不该学文史，我该学工医。那样的话，在你健康的时候，我是工程师；在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生，趁机"风流"一下，该多好！
      　　开放了你的信箱，却关上了你的心。Ｏ！"Ｈ"，你是一个该比我多下一层地狱的女人。
      　　永远"被动"的（床上除外）　李敖　写
      　　１９６４．９．２８．星期一①
      　　李敖曾经说过："自己同女人的关系，可分四大类，第一类是有性交关系的；第二类是没有性交关系但有肌肤之亲的；第三类只是相识但却长入我梦的，所谓梦，主要是白日梦式意淫；第四类最邪门，是双方完全不相识的，这种'女人'，主要是她们的照片，尤其是裸照。"在李敖所结识的情人当中，海蒂大概要算是第二类了。李敖与她的纸上罗曼斯持续了两个多月，从那一行行读之令人耳热心跳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窥到作者真性情的一面。       　　就在李敖与海蒂展开纸上罗曼斯期间，王尚勤带着三岁的女儿李文从美国飞回了台湾，与李敖相见。在短暂的接触中，本存希望的王尚勤发现了李敖给"Ｈ"的情书，倍感碧潭依旧情已疏。她不再留恋，不再心存奢望，她给李敖留下一封信，带着女儿又悄悄地离开了他。李敖读着那几行冷静的文字，不由心中一阵阵发冷：       　　敖兄：
      　　我走了！我不告而辞地离开了你的新居，重新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同安街４６巷的老宅里去了！我感到我们的缘分已尽。一对缘分不再存在的男女，继续生活在一起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当然，我理解你。一个男人在离开他为之倾心的伴侣以后，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心灵上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而我则是为了毕生珍视的学业，失去了包括爱情在内的所有身外之物。但是，尽管这样，我不后悔。因为我毕竟在追求着我视为仅次于生命的东西，那就是学业！       　　在与海蒂分手后不久，李敖又和一个叫"阿贞"的女子相识了。阿贞是国民党党营企业中兴公司头目的姨太太，３０出头，有一头很漂亮的卷发和一双抑郁的眼睛，五年前她在一种功利的驱动下，给人包了二奶，过着荣华富贵而忧怨寂寞的生活。       　　当时，《文星》杂志刚刚停刊，李敖用自己的一些积蓄买下"国泰信义公寓"一户大套房，总价１２万，地点在信义路四段２１７巷１６弄１９号。在一个朋友的酒会上，李敖与阿贞相遇，看到这位国民党大员的宝眷眼中的忧郁，李敖似乎看到了国民党的气数已尽，他正式向阿贞发出了邀请。秋后的一个夜晚，阿贞依照李敖提供的地址来到了国泰信义公寓。在两人的一夜风流之后，李敖有信写于阿贞：       　　在回家的路上，你说你冷得发抖，因为那种冷气"不正常"。我引申你的意思，说："不正常从五年以前就开始了！"想想看，亲爱的，还有什么生活方式、什么遭遇，会比你这五年来的一切更"不正常"呢？       　　也许你愿意知道，对这种"不正常"的感受，"局外人"如我，比起"当事人"如你，也许并不轻了许多。当我想到社会对你的不公平——太早太早就开始的不公平，我的痛苦，不会比你更少。恰像那神话中被关在古塔里的小女神，想拯救她的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她还着急。       　　请想想我的话，亲爱的阿贞，打起精神，努力去过一种新生活，选取一种新生活方式，剪断过去的幽光魅影，不要对人生失望。
      　　其实，想开点说，人生又是什么？人生就像你昨天晚上送我的那支Ｓａｌｅｍ香烟，它一定要经过不断的燃烧，才能有意义，正如那古诗中的蜡烛和春蚕，它们一定在成灰和丝尽以后，才算"徒劳"完毕。从死亡的终点站来回溯人生，一切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你若换一种角度，也许你会发现，正因为一切都要成灰丝尽，所以把握眼前，争取现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寒冷的过去所已做的和渺茫的未来所将做的，都不因我们的肯定或否认而有所改变，对变化无常的生命，我们能够控制的，实在还太少太少。正因为人生如此飘零不定，"活在今天"对于我们，才显得比其他生活方式更值得选择。我们不该忽略这种选择。       　　昨天你上楼后，我一夜没睡好，我预感到你不只是我梦里面的人，你从这个梦里走出来，变得更真实、更美、更楚楚动人，使我在成灰丝尽以前，永远难忘。早上"七点钟"快到了，我认为我的信到你那儿比我的人到你那儿更好。也许下一次——如果你允许我有下一次的话——我不会送一封信到你那儿了，我会送一些"火柴盒"，使你"燃烧"。①       　　李敖称这次与阿贞的艳遇是"偷国民党大员的姨太太"，这也算他与国民党有了间接的渊源了。       　　１９６７年春天，"文星"被迫改组。在官方压力下，"文星"编起了与政治无关的字典来。在新成立的小组中，有一位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女生，就是蒋芸，李敖在情书中称她做"小Ｙ"。       　　蒋芸两年前就曾投稿《文星》批评李敖，与李敖缘悭一面，如今她就在李敖的隔壁办公，两人开始认识。她原籍苏州，不但才情出众，而且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美女，因为她的漂亮       迷人，所以李敖第一眼看到她时，马上升起一种爱怜之情。一天下午，李敖开着自己的凯莉小汽车在路上与蒋芸相遇，便请她上车兜风，之后送她回学校，第二天，便有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后来，两人之间情书不断，下面是李敖情书中的几段：       　　……把你的照片拿在手里，多少可控制你捉摸不定的"飘"忽。我觉得只有你在我怀里，在我底下，我才能感到安谧，感到生命和死亡。不管是生机盎然也好，视死如归也罢，我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安谧，我快乐。       　　英国的女诗人，写她爱的境界是"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广、深"（ｈｅｉｇｈｔ，ｂｒｅａｄｔｈ，ｄｅｐｔｈ），我年纪愈大，愈感到用"深"来爱人是一种什么味道。"深"并不玄秘，有许多时候，它甚至用粗浅来表达，表达到"波澜起落无痕迹"的境界，而它的外型，可能反倒雅俗交织，高低难辨。真正"深"的地步是一种淳化，隐士和老农在一起，隐士淳化的程度，会使凡夫俗子看不出他跟老农的分别，事实上，隐士也不希冀在凡夫俗子面前，要有什么分别。       　　我对爱情的态度，如不谦虚的说："庶几如此。"隐士绝不在乎别人说他是老农，是乡巴佬；我绝不在乎别人说我是狼。①
      　　还有什么能比得过看你"谈笑风生"？享受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除了'小Ｙ'"以外的事都云散烟消，你会觉得你飘在云里，浮在水上，飘浮之间，你会感到生命与原始，色彩与天籁。       　　你不再Ｄｉｒｔ，在她轻盈的笑谈中，你已被洗练——你是一头"小白驴"。对我来说，"小Ｙ"的圣洁，实在已把我洗练得不敢再碰她。她痛过，叫怕过，惹得你无限怜爱，使你不忍心再使她感到"屈辱"——在她还没放弃这种观念的时候。       　　"凡有翅的"，可以盘旋攫获；"凡没有翅的"，请勿动手。弱肉已不再被强食，要慢慢的，忍耐、等待，从食指开始。
      　　我从泥土里来，又要归于泥土。在来临与归去间，我的生命将被烛油烫醒。泰戈尔已叮咛过："不要忘记那执灯的人。"我不会忘记，直到"天边"，直到永远。①       　　李敖是主张灵肉一体的"唯美主义"者，而蒋芸则显然喜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境界，她曾拿来一本名为《欲之上》的书为李敖"洗脑"，并叮咛他不要那样喜欢肉欲，这显然与李敖的观念有了一些落差。有一天，她认为他亲热太"过度"了，一气之下，一走了之。直到三个月后，两人才又通起信来。第二年五月，她已到香港。李敖读到了她发表的一篇回忆录，文中历数她的情人，在"号外"一节写到了李敖，表露出她对李敖的真情。       　　１９６７年夏天，文星被封杀后，《纽约时报》请李敖写新闻稿，李敖需要一位出色的英译者，便和萧孟能去找梁实秋帮助，但梁实秋表示为难，他显然是被国民党吓怕了。从梁家出来后，李敖驱车经过敦化南路，此时，他在等计程车的人群中发现一位细高个子的漂亮女孩，天使一般站在那里，李敖顿时被她迷住了。这就是他后来情书中经常提到的"小蕾"。       　　小蕾大名叫鲁岚，当时才１９岁，身高１．７０米，长发披肩，清纯可爱，是李敖的崇拜者，此时正从高雄女中毕业来台北铭传商专读书。
      　　两人相识之后，李敖经常送她上学、接她下课，于是有了近乎形影不离的三年七个月的快乐时光。李敖对她有着难忘的回忆：
      　　在文星星沉的日子里，她一直在我身边，伴我度过被国民党大力封杀的岁月，在山边、在小溪、在花园、在电影院、在保龄球馆、在特务跟踪的日月潭……我们一起徜徉大化，过了无数欢娱的时光。小蕾是最善良的少女，她从没跟我发生争吵，她永远依偎在我身边，任我提议做我想做的任何事，从要摸着她大腿看电影，到泡在浴缸里下跳棋，到她二十岁生日时由我拍裸照……她都让我满足，她是我有生以来最怀念的女人。①       跟监十四月，与"警总"斗智      　　１９７０年１月，台湾的一起政治事件使李敖的处境倍加恶化。这起事件的主角是另一个与国民党当局作对的"危险人物"彭明敏。
      　　彭明敏就读台大早李敖十年，是台湾知名的国际法专家，３４岁即受聘为台湾大学教授，后任台大政治系系主任。此公学识渊博，精通四国语言，当选过台湾"十大杰出青年"，曾被聘为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当局原计划对他好好"培养"，蒋介石也单独召见过他，但他后来竟走上了主张"台独"的道路。
      　　还是在李敖上大学时，彭为法学院教授，但没有教过李敖。李敖《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曾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李敖，说："我一向爱读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有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彭通过郭鑫生相约，在台北致美楼请李敖吃饭，李敖说："此人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０日，彭明敏联合谢聪敏及魏廷朝等三人起草了《台湾自救宣言》，该宣言约２８００字，开宗明义即断言："'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的事实"。此宣言首次提出了"台独"的八大主张、三大目标、八点原则，印刷了一万份在岛内秘密投递。当年中秋节，彭明敏等人乘节假日的机会又外出散发"宣言"时，被特工人员抓获。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２３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他的学生《今日中国》编辑谢聪敏、"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魏廷朝等三人因"叛乱罪"被逮捕。由于彭明敏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当局决定从轻发落。１９６５年３月经台湾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三人被分别判处８年到１０年徒刑。但在国际势力的干涉和施加压力之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彭明敏被"特赦"，其他二人也减刑一半。       　　彭明敏一年后历劫归来，他的朋友大都不敢同他往还。而李敖当时亦备受迫害，与他处境相似，于是惺惺相惜，相濡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在蒋介石把李敖和陆啸钊赶出《文星》后，李敖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先请萧孟能帮忙，萧不肯，彭明敏知道后，慨然相助。
      　　有一段李敖靠卖书为生，彭亦为他写信向洋人兜售。"此类义助，不胜枚举"，两人交往增多，彭曾把亲手所植的非洲紫罗兰给李敖，还给李敖的女朋友小蕾送过一只小狗。彭明敏曾因政治叛乱罪入狱，出狱后生活亦甚艰难，且旦夕有调查局派人跟踪，李敖曾与黄胜常（黄三）拍得跟踪照片。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日深夜，在台中市清泉岗美国空军军用机场，一架飞机已发动引擎，振翅待飞。这时，一辆黑色轿车急速驶入停机坪，车上的人匆匆登上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划破黑暗的夜空，呼啸而去。谁也没想到，飞机上坐着的，就是台湾当局限制出境的彭明敏。       　　一周后，瑞典政府宣布了令台湾当局震惊的消息：彭明敏申请"政治庇护"，已获批准。
      　　１月１５日，又传来了"台湾独立联盟总部"在美国成立的消息。２３日，"台独联盟"在美国、日本、加拿大、西德等各地同时宣布成立。半年后，彭明敏移居美国。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在美国的"台独联盟"宣布，彭明敏为其总负责人（后改任顾问）。彭明敏能凭着独臂在台湾情报部门严密戒备之下平安逃出台湾，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惊慌，认为一定有美国情报机构加以协助。他们怕李敖也步彭明敏后尘，便立刻把李敖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两人一组，对李敖进行"紧逼盯人"的监视。       　　这一"紧逼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踪监视了李敖１４个月。在这期间，李敖虽与外界的联系减少，但他并没有悲切困窘，而是以坚强的意志和百炼成钢的大丈夫境界与国民党斗智斗勇。       　　在李敖被软禁的１４个月里，警察监视他时有专车一辆，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２４小时全天候监视看守。李敖住在四楼公寓的顶层，警察们则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屋，车就停在门口，和李敖的自用车（也是裕隆出品，与计程车同一品级）遥遥相对。望着神秘徘徊如临大敌的特务警察，李敖笑了，他的脑海中涌出杜工部的诗句："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他想，这前一句正好是写自己，后一句正好是写特务，真是妙绝妙绝。李敖出门，警察们马上跟踪而来，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有时李敖干脆和他们一起同行，大开他们的玩笑。在与他们嘻嘻哈哈中，套取情报，并从中取利。其中最有趣的当是他"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一天，李敖在四楼用望远镜向下望，发现跟踪他的是一胖一瘦两个警察，李敖为他俩取外号为"胖子"和"小子"。这两个人在楼下无聊，坐立不安，耐性最差。１９７０年４月７日晚８点４５分，楼下传来撞车声，不久有人敲门，李敖开门一看，是"胖子"。按警方规定，跟监人是不准同被跟监人直接打交道的，但是"胖子"满脸难为情地说："李先生，真抱歉真抱歉！真抱歉！来打扰您，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俩在下面，刚才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正好没人在，小店的小孩子顽皮，趁机跑到我们汽车里，发动马达学开车，一下子就冲到您停在下边的车后面，撞坏了您的车。请把车钥匙给我们，我们为您修好、保证修好，务必请李先生原谅！"李敖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等我下去看看。"李敖下楼后，看到自己的车屁股侧面被撞伤，他想，自己的车已旧了，这回被撞，索性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于是对"胖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明天你请管区警察来同我谈就是了。"       　　管区警察叫罗翼飞，湖南人，跟李敖很熟。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他说"胖子"拜托他来道歉，并表示"胖子"要把李敖的车开走，修好后归还。李敖问罗到底是怎么回事，罗说根本不是一个大便一个小便去了，而是"小子"不会开车，在楼下无聊，要"胖子"教他开车，不料"小子"一开就一档猛轰油门、高速起步，车就冲出来，冲到李敖的车上了。李敖说："'胖子'闯了祸，竟还想瞒天过海，他妈的太可恶，我要收拾收拾他们。这个车，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们去修呢，他们修，还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车厂，吃老百姓，修了也不会好好给钱，这怎么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钱，由他们照实赔我。"于是，他请"国产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代开了一份估价单：计开板金５５００元；喷漆１５００元；前保险杆一支９００元；方向角灯一个８０元；车身镀条一组７００元，共计８１８０元。       　　罗翼飞看了说："这些钱不是'胖子'、'小子'出得起的，恐怕得由大安分局想办法才成。"说完便告辞了。
      　　过了一天，罗翼飞又来了，他说："他们研究认为，李先生的车只不过屁股侧面碰坏一点而已，怎么要整个全修？甚至连前面的保险杆也要换新的，全部车身都要改喷，他们说李先生在吃豆腐。"李敖说："李先生没吃豆腐，是吃刺猬。你们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来。你回去告诉大安分局局长，叫他识相点，乖乖把钱送来，不然我就写信给他的上司，信中写法是'你们派人来跟踪我，我没办法，要你们撤回，是强你们所难。但是你们派来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点，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我的车，就被撞了。我现在求你们撤回跟踪我的人，因属奢求，但求你们精挑细选一下，派些屎尿少一点的干员来，你们应给予方便，如此则感谢无量矣！'"罗翼飞听了又大笑又苦笑，说回去想办法。       　　５月１日，他又来了。他说："大安分局局长屈服，由他命令警察们凑钱，凑足了你李先生开的价码，现在钱带来了。可是局长说，有一个条件，必须请李先生帮忙，就是我们绝不承认警察撞了你李先生的车，我们抓到个计程车司机，他愿意承认车是他撞的，我们警察只是调解，由这司机赔你李先生钱，并且和解书日期要倒填２３天，倒填在撞车那天当时。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样和解？"他说着把早已写好的"和解书"和现金８１８０元双手奉上。李敖笑着说："这事容易，就大家做假好了！"于是，李敖在对方早已签好了的"和解书"上签了字。那和解的对方叫"张颂德"，他是谁，李敖一概不知，李敖心想，我们两人能在腾云驾雾之中相撞而言和，真不能不佩服大安分局局长的导演之妙了！       　　倒霉的"胖子"不久也给调走了。他临走时对接替他的人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大把银子才松口。你们别以为李某人吃了我们警察，把钱拿去修车了，其实我们查出他车保的是全险，保险公司不敢追查谁撞了他的车，只好认赔了事，所以修车全都是保险公司孝敬的，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部给他小女朋友去买花衣服了。李某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家伙，你们可要小心才好！"       　　后来，那接替"胖子"的警察向李敖讲起此事，李敖不禁哈哈大笑，他说："这才叫'警民一家'啊！"
      　　１９７０年９月３日，《自由中国》的总编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这一天，国民党新闻局为了封锁消息，特意安排外国记者到中部旅游，以便暗中放出这位曾经名扬海内外的大政治犯。李敖得知消息后，马上约来了《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Ｄｏｎａｌｄ Ｈ． Ｓｈａｐｉｒｏ）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Ｌｅｏｎａｒｄ Ｐｒａｔｔ），告知详情，并不顾警察的跟踪与他们一起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接雷震出狱。于是，雷震出狱的消息很快在海内外的报刊上传开了。李敖就是以这种独特的反"老Ｋ"的方式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用他的话说叫："老Ｋ使我受明害，我使老Ｋ受暗伤。"       　　在"跟监"的日子里，李敖常常数日不下楼，写来看去剪贴东西，每天洗热水澡两次，偶尔看看电视、听听唱片，连理发都请理发师上楼来，有时楼外天气阴晴都不知道。但外面的消息依然通过种种渠道传进来，在这段日子里，他知道姚从吾死了、殷海光死了、英千里死了、包乔龄死了、左舜生死了、梅乔林死了……他已３４岁，他益发感到生命消逝之快，已无生命可再浪费，他每天的工作愈发紧张了。       　　有一天，"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埃纳到了台湾，魏廷朝、谢聪敏约李敖一起去看马丁。李敖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李敖的话，两人觉得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登门拜访。当时李敖的处境是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李敖联系艾玫与马丁见面，但不知为何，艾玫爽约。       　　就在这次会见中，李敖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泰源监狱名单（政治犯名单）交给了马丁。这份名单是从监狱中辗转数人，偷运到李敖手中的。不久，它被刊登在海外发行的"台湾独立联盟机关志"——《台湾青年》第１２０期上，李敖获罪，此其一也。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李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关于我的劫后余书又被劫事……非法查扣单早已转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并做副本留存《纽约时报》等处，凡是我运出去的文件稿本，我和收件人有一铁律，就是运出去的就运出去了，若再收到我要求修改或讨回的信或表示，一概可以拒绝。这一铁律，可以防止许多流弊，所以这非法查扣单是要不回来了（何况我也根本不会要！）……横行的权属他们，记录并散布他们横行的权属于我，他们如果不想过好日子那就走着瞧吧！"他已充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将自己的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记都托人送出国外，用一种戏谑的态度与国民党周旋。这种斗智又斗气的做法，最后终于促成了他的"以身试法"。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２日，驻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发生爆炸案。次年２月５日，台北的美国商业银行也发生了爆炸案。这本来都是"台独分子"所为，警方却借此机会逮捕了李敖。李敖做梦也没想到，这事竟会和自己有关联。直到警方提起公诉，他才知道参与爆炸案的"台独分子"中有他的老同学谢聪敏，而自己与谢聪敏又有一定的来往。       　　当局欲把爆炸案套到李敖头上，但怎么也套不上，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他都不可能参与爆炸案。尽管如此，他心中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己的入狱已经不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早与晚的问题了。他深感时间对他的重要性，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读书与写作上。我们从他当时与魏廷朝的一封信可以窥到他此时的思想境界：       　　魏胖：
      　　以下成绩，得以具体化，皆拜国民党软禁之"赐"也！
      　　一、苦其心志的锻炼，更成熟。锻炼自己可应大难、任大事。并充分做这一准备。
      　　二、专注于世界性大目标的研究。瞩目于新世界、大世界，而不仅仅于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一个老人政治、一个小岛。
      　　三、对于人情冷暖，有更清楚的测验。
      　　四、对曾经磨难的榜样，有更大的兴味与体认。
      　　五、能过孤独生活，且在孤独中忙个不停，自得其乐，得到不怕孤立的本领。
      　　六、全天候做工，没有假日。增加了做工的时间，自然效果也相对地看好。
      　　罗素说："……从全体看来，安静的生活是伟人的特征，他们的喜乐并不是世俗心目中所认定的那一种。一切伟大的成绩必由于历久不懈的工作，其全神贯注与繁重程度使人没有余力去从事狂热的娱乐。"这几段话，我都喜欢，都受用，特地写给同被国民党迫害者，而此一迫害，如善处之，亦安知非福也！       　　敖之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夜３时①
      　　这封信乃李敖劫后复得，弥足珍贵。它表明当时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在李敖眼中，不过尔尔。他不仅没有坐以待毙，而且要化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要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力量。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的一天，李敖在自己的家中发现了被偷装的侦听器，他不动声色地把它转到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事发后，警方将他传去，逼他交出销案，他笑着说："这一个是要不回来了，等我找到第二个，一定给你们。"看到警方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如今我已无所顾惜，'政府'如想不把人丢到海外，就不要再逼我。"       　　此时，正值联合国"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在台举行。在李敖被抓问的次日，美方代表奥森伯格请李敖吃饭，李敖将刚刚发生的情况告知。当晚，在蒋经国请与会代表吃饭时，奥森伯格便以李敖的处境问蒋："这是否于人权构成迫害？"蒋经国说只是"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而已。①       　　李敖曾经说过国民党打击异己的一种方法叫"积分法"，他的反抗行为日积月累，但都还不足以构成大罪的口实，最终导致他坐牢的是他与彭明敏的关系。
      　　在他被跟监１４个月后，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９日，李敖被正式逮捕。
      　　那一天，他像要出远门一样把身边的十万元钱和与小蕾拍的裸照交还小蕾，然后相吻而别，坦然地登上了特务的汽车。
      　　李敖被捕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３日，《纽约时报》登出李敖的照片及被捕的报道。报道称："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伯格教授（Ｍｉｃｈｅｌ
      Ｃ．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和斯坦福大学的曼考尔教授（Ｍａｒｋ
      Ｍａｎｃａｌｌ）。奥森伯格教授说，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但就像当初雷震案一样，海外的反应并没有阻止国民党当局对李敖的行动。它们最终以"与彭来往带信"、"家藏文件入伙"、"监狱名单外泄"等罪名把李敖打入大牢。       　　这些罪名，对李敖来讲，实际都是子虚乌有，乃是官方通过串供、刑求、捏造等手法而炮制出来的假案，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彻底封杀李敖。这正应了他一贯所强调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这句话。①        　　漫长的牢狱生活，对思想者李敖来讲，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它促使李敖对台湾社会展开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使李敖从此开启了研究政党、研究政治、研究现代历史的大门，成就了他的一系列政治与历史研究著作的问世。       匪谍?小偷?流氓      　　李敖在坐牢期间，饱经了黑狱中的身心折磨，也饱阅了狱中万千怪象，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囚犯身上，他看到了国民党司法的黑暗，也看到了政治与人生的荒谬。
      　　１９７２年７月，李敖被关入军法处第二房时，他遇到了国民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范子文。这个特务头子在内斗中被诬为共产党，成了李敖的难友。他整天气鼓鼓的，动不动就大发牢骚，有一天，他对李敖说："以我几十年抓共产党的经验，是不是共产党，我一闻就知道！台湾国民党整天抓共产党，其实真的共产党，国民党根本抓不到，抓到的都是假的！"这样的话出自国民党特务头子之口，李敖更加感到了那个政党的可憎和可悲。他点点头，笑着说："你讲的对极了！对极了！"他想起了黄中国。       　　黄中国是一个在牢中做外役的大胖子，山东莱阳人，五十多岁了，整天提着塑胶水桶，为每个牢房送饭送水。此人生得肥胖而肚大，皮肤粗糙，面目黧黑，老实憨厚，混熟了，李敖戏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
      　　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他们的牢房白天不锁，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与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是如此。       　　这一年的７月１４日下午，李敖正在刚转入的１１房休息，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哭喊由远及近，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接着１１房的铁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推了进来。李敖心中一怔："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那从山东男低音里发出的嘶喊与绝望，使李敖为之一震。       　　原来，抗战前夕，黄中国不愿当农民了，只身跑到青岛，去当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所以，抗战一结束，他就成了"汉奸"。１９４９年，他到台湾，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后因跟一些同乡人发生口角，被诬告，说他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等等，就凭着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他被关入大牢，不料想，如今竟以"匪谍罪"被判处死刑，"被褫夺公权终身"。黄中国得知后，自然要大呼冤枉、大喊救命了。       　　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２日，李敖为黄中国写成一份长达六千余言的《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共分１４点为其喊冤。但令李敖可叹可惜的是，"警备总部军法处"把这种人命关天的大案子，不传证人，就草草定案；而"国防部军法局"也同样草菅人命，依样画葫芦。在这种双杀之下，黄中国终于难逃一死了。       　　这一年１１月１日清晨５点钟，１１房的牢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声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另一个囚犯胡炎汉吓得举臂大叫，缩成一团。这时，七八个狱警进来，直扑黄中国，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黄的声音变成一种嘶裂之声，渐渐远去。李敖披着小棉袄坐在那里，目击着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       　　当天晚上，几个牢友坐在一起谈起清早的事，同房的李国龙问："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当然知道。只是他们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交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       　　胡炎汉说："在那样的情形下，你还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你可真狠！"
      　　李敖冷静地说："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从黄中国身上，李敖透视出国民党法律的荒谬。
      　　一次放风之际，李敖碰到一个小"叛乱犯"，他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因想组党，被抓入笼。高中生大惑不解地对李敖说："李先生，公民书中告诉我们，宪法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我以为那是真的，就想组党，结果就给抓进来了。"李敖听了哈哈大笑。联想到黄中国，他愈发感到那个不可与言的政党的滑稽与可恶。       　　在军法处关押期间，李敖曾与一个小偷住在一起，小偷才１９岁，浙江奉化人，因长得奇黑，李敖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
      　　小偷刚进来时，十分好奇，对李敖老是问东问西。李敖整天忙于读书，便禁止他同自己说话，他只好坐在一边贼眼溜溜地看，每当李敖休息一下或小便一下时，他赶忙说上几句。       　　冬天的牢房阴凉潮湿，李敖将父亲当年在东北穿过的一件皮袍子也带了进来，聊以御寒。皮袍是猞猁皮做的，是皮货中的上品。不料，有一天，它竟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又要问李敖问题，李敖用食指挡住嘴，暗示他不准说话，他无奈，就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       　　结果第二天，他就被叫出去了。监狱官调查他的政治问题。他大喊冤枉。监狱官说："若没政治问题，怎么会说'毛真好'呢？毛泽东还在大陆那边，你说'毛真好'是什么意思？""欧卡曾"这才想起昨天的事。原来每间牢房的天花板上都安有一个扩音机，既可发号令、放音乐，又可窃听牢内犯人的言语。因为这个"大耳朵"只能听不能看、只能录音不能录影，所以窃听时就难免断章取义，于是"毛真好"的误会就发生了。       　　"欧卡曾"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来解释，才算过了关。他庆幸自己的运气好，没有变成政治犯。
      　　后来，小偷因为偷运香烟，被戴上脚镣，移到别的牢房去了。临走前，他感到李敖待他很好，便说："我出狱后，一定找个脱衣舞女，用摩托车载来，在你窗下大跳一次，在警卫赶到前，再用不息火的摩托车载运逃走。"       　　李敖笑着说："那好啊，你看我这么忙，哪有那样的时间啊！"
      　　小偷说："龙头啊！不要太用功了！那时候该休息一下，看看脱衣舞，看看死脱瑞普，看看也好！"一边说，他一边扭动，学脱衣舞的模样，丑态可掬，李敖笑得腰都弯了。坐牢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       　　李敖在坐牢期间，曾经有三年多时间是独居一室，过着面壁四面的生活。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小房虽有门，但极难一开，一切与外联系的事情，如送饭、递物等等，都通过墙根那个小洞，李敖戏称这是名符其实的"洞房"。       　　有一天，有一个外役蹲下来把脸贴在洞口同李敖说话，李敖只能看到那张几近变形的脸，年轻、饱满、聪明、白净，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给人极深刻的印象，他压低声音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班长来了，再见！"       　　有了这位崇拜者的帮助，李敖在牢中得到不少的照顾，比如打菜时，他会自动多打一点；装水时，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他能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终于有一天，他与俞中兴有了一次长谈的机会。       　　那天，军监要粉饰走廊，俞中兴做油漆匠，当他刷到李敖的房外时，站在梯子上，与李敖对话。班长正好不在，两人便聊起来。于是，李敖知道了这个外役的一些情况。       　　俞中兴长得人高马大，念过大学，后来讨厌读书，不念了，混入桃园黑社会，在流氓集团中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有一次，他与另一流氓团伙古永城派发生冲突，他和同伙李盛渊（外号"阉鸡"）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了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俞中兴因此被捕。谈到抓他的警察，俞中兴依然怒气未消。       　　"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友。"
      　　李敖说："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
      　　俞中兴应声答道："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手下的流氓，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李敖笑了："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理直气壮："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
      　　李敖被他的话震惊了。他觉得俞中兴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意深长。他想到了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       　　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曾给李敖一信，李敖因自己是政治犯，写信不方便，未回信。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后，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       　　在漫长的黑牢生活中，有一天，李敖读到美国休伍德（Ｒｏｂｅｒｔ Ｅｍｍｅｔ
      Ｓｈｅｒｗｏｏｄ）描写流氓的名剧，不禁浮想联翩：流氓之中，有的具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实在叫人看不起。戴布兹（Ｅｕｇｅｎｅ
      Ｖｉｅｔｏｒ Ｄｅｂｓ）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想到俞中兴，李敖怆然而有同感。
    
       智者的微笑       　　监狱，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是人类文明开放出来的一朵黑色之花。
      　　监狱本身无所谓善恶邪正好坏之分，这要看掌握在谁的手中。
      　　从监狱心理学角度讲，监狱的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摧残被囚者的精神，消灭他的意志和对自由的本能冲动。即便是它的一堵墙、一扇门，一方小小的铁窗和它投下的一线微弱的光线，都无不使囚徒感到阴森、恐怖和绝望，这也正是监狱建筑所遵从的主要心理原则。
      　　小窗上的栅栏是铁做的，透过高高的小铁窗，可以看到一角蓝天和白云飞鸟，使人感到自由的可贵。而那四堵坚固的高墙，则中断了囚犯与世界的一切联系和交往。它能够使人孤独，使人悲观，使人沮丧，使人反悔，使人屈服，使人绝望。       　　但这种作用对它的囚犯并不是每验必灵。在那些意志坚强者眼中，只不过是斗争的环境发生了改变而已。王尔德说，"全世界在我看来也不过和我的牢房一样大"。古今中外，文天祥、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甘地以及现代民族解放中无数的争自由求解放的坚强勇敢的献身者，他们面对黑暗的牢房，都毫不畏惧地与对手进行了殊死的较量。       　　李敖正是以这一类人而自诩的。他曾打过一个比方：小鸟在树林里要歌唱，在铁笼里照样要歌唱。
      　　在囹圄之中，他也有过沮丧，有过失落，有过亲友背弃身心两困的磨难，有时，动起肝火时连远途跋涉而来的母亲都不愿晤面。他在给大学老师吴俊才的秘信中说：       　　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所向披靡，使想用笔杆压伏我的人为之失色，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颜色。"才如江海命如丝"，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灯黯淡，子夜独思，李鸿章说这岛是"伤心之地"，对我更有多重的感伤。①       　　但最终他还是挺过来了。他很庆幸，在牢里，他读到了吴俊才老师的一部大书——《甘地与现代印度》。甘地的坐牢哲学，使他步入一个新境界。甘地认为，一个人自由与不自由，关键还在他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正因为他具有这样一种高迈的思想，所以，他前后五次入狱，但每次都"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②这种坐牢哲学给李敖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他把甘地这种被囚者的心灵自由称做"不自由的自由"。马克思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中外古今，往往是那些受难者最终成为思想者。在先哲思想的启发下，李敖不仅认同了这种"坐牢的哲学"，而且在长考中丰富和发展了这种"智者"的哲学，这种哲学成为他度过漫漫长夜的精神支柱。       　　入狱后不到一月，他便在阴暗的牢房中写下这段自励之语：
      　　智者深明人生乃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福祸相依等交综而成，有浮有沉有荣有枯，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故智者只是随遇而安，不徐不疾，不烦不燥。智者爱护朋友，尊重敌人，珍宝女人和小孩。智者是新约里对比文字下的人物。智者是甘地，是金格，是吕坤所描写的化身。智者修养功深，喜怒哀乐少激于外而深得于内，智者即是强者，是上通古今伟大人格的榜样。智者善于超以象外，静观万物和自己。智者坐井仍能观天，不出户仍能知天下。智者达观，智者是塞翁。智者能苦中作乐且不以俗苦为苦。智者知菜根香。智者理性不多愁善感，肠亦易断，泪不轻垂，于通人断肠垂泪之处，智者恬然若无情者，若太上忘情者。（"我但见明月，更不想什么"）智者于忧患中不失其兴致，不失其本色，不失其趣味，不失其幽默，不失其ｅａｓｙ，不失其微笑。……       　　智者看世事，一笑置之，智者有度量容人——甚至纵容人（包括朋友、敌人、女人、小孩），智者知足。智者喜看光明的一面（Ｌｕｃｙ），智者知道"可能没那么糟"、"可能石块并不大"、"比下有余"、"设想更坏的遭遇"、"既来之则安之"。智者不惑不忧不惧。智者有耐心，知道人间事急不得，知道多一分自在即少一分苦恼，知道过一天就少一天，多努力一小时即累积（储蓄）一小时收获，快乐一天就赚了一天。智者巧于排遣，工于进修。智者可随处得智增智。智者可师任何人（老农老圃），可交任何人。智者可神交。智者虽老，然仍学牧虎关高旺所唱"我一时起了少年的心"，而知老来少，而学少年狂。①       　　他从古今中外的圣贤身上找到了精神的依托和智慧的源泉，这便是达观、理性、兼爱，便是坚韧的意志和主动的排遣，便是对事物积极的感悟，便是悟真识幻，便是勤奋的工作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他在行为上崇尚古往今来的传奇人物，并且以传奇人物自诩。在他心目中，梅尔维尔、海明威、拜伦、邱吉尔，都是传奇人物的典型。       　　传奇人物的特质就是生命力的莫测，生命力的跳野马。
      　　传奇人物生命力极强、智慧极高、勇气十足。他的充沛的生命力，无法把他按在一个固定的角色上碌碌一生。传奇人物不拘一格，他不是书生，也不是剑客，但他是书剑飘零型的人物。他也许是一阵子书呆、一阵子军人、一阵子怪杰、一阵子作家、一阵子商人、一阵子投机者、一阵子情场浪子、一阵子赌台常客、一阵子热如火、一阵子冷如冰、一阵子老僧入定、一阵子顽若顽童。……或整年在温柔乡里，或终岁在离群索居中……       　　传奇人物最大的特色表现是不安于环境。一年二年，三年五载，他要找新的环境去浪迹人生。传奇人物不怕任何遭际，任何遭际对他都化为教育与磨炼，然后铸成他丰富生命的一部分。       　　传奇人物亦刚亦柔亦狂亦狷，但都行之于神机莫测。女人抓不住他，男人伤不了他，朋友吃不消他，敌人又被他烦死。他的生命力有一股力量，一团火，永远折腾个没完。       　　传奇人物是勇士、是艺术家、是快乐的人，并且也给人不少快乐。传奇人物是豪迈之士，传奇人物是大丈夫。①
      　　李敖所论的传奇人物其实就是他自己，他所列举的传奇人物的特色其实就是他曾有过的生活，他对传奇人物所悬的规格正是他自己已经做到的和正在做的，他为自己已有的行为感到满意，并在继续朝着这一规格靠拢。正因如此，在面临常人难以忍受的困境时，他感到非常坦然。他认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给了我小的不方便而己。即使在外面，我也是不见人、不接电话、不逛街、不看电影、不参加婚丧喜庆、不去看什么艺术活动、不抽烟喝酒、不喜欢山珍海味，我只是家居的隐士而已。即使家居，也不看电视，也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严格说来，没有心爱的女人、没有热水浴，只是这两样大不同而已（但我和心爱的女人热水同浴，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只是一样大不同而已）。其他都不算大不同，只是小的不方便，大多是工作环境上的，如灯光不足、没有桌椅、文具与设备欠缺、参考书不够、日夜太嘈杂等等。除了这以外，这种生活与纪录，对我全是好处。"       　　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李敖和别人合住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后来，他自动申请斗室独居，终年做宗教式的闭关隐遁。由于李敖是一个特殊犯人，当局正担心他对其他牢犯的影响，故对李敖的申请求之不得，美其名曰"优待"，批准了他的要求。而在其他囚犯眼里，让李敖一个人独住实际上是在"虐待"他。       　　没有哪一个囚犯愿意一个人独住，因为寂寞是非常难挨而痛苦的。李敖在军法处１１号房和其他犯人合住不久，就开始享受"特殊待遇"，搬到８号房。在这里，他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他以一贯的豁达和幽默戏称这儿是"洞房"："佛教里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       　　也许就是在此时的思考中，他想到了文天祥、想到了拿破仑，想到了谭嗣同，想到了贞德、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想到了他们在狱中的生活。由迫害他们的人想到了为信仰而战的自己，想到了蒋氏集团，由蒋氏集团想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太后集团，想到他们是多么的相似，于是萌发了写小说的念头。在黑牢中，他对近代史上思想巨人们的心灵历程展开了思考，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小说《北京法源寺》的整体框架。尤其是谭嗣同在狱中对影与形的哲学思辨，正是李敖此时真切而独特的内心体验的真实写照。       　　在苦难的逆境中，李敖以非凡的勇气和意志顽强生活下去，他甚至不以坐牢为苦，在苦难中自得其乐，情怀依然是幽默、豁达而自持。
      　　他真正做到了以达观的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去对待面前的逆境。在一个中秋节来临之际，他在笔记中写道：
      　　又是一年的中秋了，对受难的人来说，不是"一年容易又中秋"，而是"一年不易又中秋"，虽然不易，但是还是活过来了。可见，受难的人有受难的人的活法，这种活法，非身历其境的，不能体会它的艰苦；但这种艰苦，对伟大的人说来，也不过是"苦其心志"的一种磨炼与过渡，一念之转，一切艰苦，也就统统可以心平气和，可以若无其事，可以不以为意，可以视为当然，也就不足道了——因为他有更高远的目标在使他贯注、全神的贯注，这种贯注，使人生中的艰苦，变得渺小而算不了什么。所以，伟大的人对黑狱、对陋巷、对人际的不幸，内心被干扰的，远比一般人少，甚至可用达者的心情，去苦中作乐，用勇者的心事，去观察、去记录、去"不虚此行"……所以，人生的艰苦对他说来，绝对得可偿失，绝对值回票价。①       　　他想起胡适青年时代写下的《沁园春》中的句子："春去秋来，干卿何事，何必与之为笑啼？吾狂甚，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胡适的这种不滥用情、超然高迈的境界，成为他战胜孤寂和痛苦的精神力量。       　　在狱中的冬季，严寒来临，为了御寒，李敖就在阴暗的灯光里，咿呀的地板上，不断来回走着，边走边背书，经常连续两三个小时。结果是因走动而血脉通畅，抵御了寒冷，同时又锻炼了记忆和思维。李敖后来说："我之能背书，能走路，都拜坐牢之赐，坐牢对强者说来，真不是坏事。"       　　在八号房漫长而平静的孤独中，李敖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忧患。他细致地思考上下古今的每一个主题，甚至每一条谚语都要花时间去重新审视，有时甚至是长考，以求得他自己的一个结论。       　　日后李敖写文章文思泉涌、妙语如珠，正是因为他早就有了思考的结论，胸有成竹，方有万卷雄文。他在后来谈起这段难忘的牢狱生活时不无感慨地说："训练一个男子汉有两个最好的地方，一个是在军队（战场上），另一个就是监狱。如果在这两个地方你能够应付得好的话，你会更坚强，更壮大，应付得不好的话，就会受尽折磨，痛苦万分。"       　　李敖正是抱着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面对监狱生活的挑战的。他在文章中写道：　 
      监狱可以说是人间最苦的地方，在这种"苦其心志"的状态下，会使你觉得人生需要面临很多的独立作战。在孤独无助的状况下，大多数的人都会产生自怜的情结，但是我就没有产生这种情结。       　　……我能放开心境，非常干脆的和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的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
      　　我在牢房里始终维持着规律而平静的生活；而坐牢更坚定了我对一些事物原先的见解。
      　　志士仁人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与遭际，不敢实验与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的、缺少磨炼的。有实验与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小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歌唱。小鸟在林间，它歌唱；在笼中，它也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①       　　李敖正是以这样一种智者的超迈豪情面对眼前的苦难，以救世者的心情面对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以进实验室的心理走进黑暗的囚室，以达者的超然去面对好朋友的陷害出卖、情人的黯然离去，以坚定的意志和理想主义者的信念度过了那常人难熬的牢狱岁月。也正因为他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救世思想，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观照愚妄的众生，所以，在五年八个月不见阳光的囚犯生涯中，他对世界有了全新的思考，并写下了《论"快乐律"》、《论传奇人物》、《对自然要自然》、《与阳光有约》、《用冰冷表现洁白》、《朋友的没落》等十多篇杂文。这些作品篇幅短小，感受细腻，意境悠远，是他对人生、对命运、对历史长期思考的结晶，显现出强烈的思辩色彩，是他宇宙观念的浓缩，亦是他精湛的艺术功力的展现。       复出文坛       　　１９７９年５月，在李敖隐居专心写作期间，出版人沈登恩把目光瞄向了他。
      　　沈登恩是台湾远景出版社的负责人，一位年轻有为的出版家。他在当时台湾出版业译著风行的大潮中，大胆地出版了一批中国作家的作品，像黄春明、鹿桥、陈映真、王祯和、陈若曦等作家的作品，它们的预约数都创下了台湾出版界的最新纪录，可以说出版一本畅销一本。远景版的中国作家作品成了最受欢迎的文学书籍，沈登恩也被称为是出版界的"小巨人"。在台湾出版界，是他第一个把呆板的单色调封面改成了彩色艺术封面，从此彩色封面成了台湾图书出版的主流。也是他第一个想到把当时只是停留在报纸上的金庸作品用书的形式出版，《金庸作品集》成为远景出版社的一个大手笔。之后，他凭着一位出版人的智慧，看到了李敖的价值。       　　沈登恩三顾李宅，与李磋商，希望重版李敖被查禁的旧作《胡适研究》与《胡适评传》，终于得到李敖的首肯。李敖说："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沈登恩满口答应。立即秘密筹划出版工作，并请专人给李敖拍照、设计封面，请李敖在扉页题辞，于是，李敖挥笔疾书，写下了一段让千万读者瞠目结舌的文字：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
      　　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沈登恩又请李敖为该书写简介：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４１岁了，盼他重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沈登恩不愧是一流的出版家和推销家，他不仅请李敖为三本书写了浓缩而奔放的简介，并在出书前夜，找到《中国时报》副刊版的主编高信疆，说动了报纸老板余信忠，在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在副刊上大幅刊出李敖的长文《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并且派出两位记者采访李敖，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６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大胆写出李敖。从此文坛奔走相告：李敖复出了！       　　李敖两年零七个月的隐居，自此告一段落。
      　　《独白下的传统》出版后，各界震惊，"佳评如潮"。５０００本书在一日之内销罄，台湾出版界再起波澜。扉页的题辞在饱受牢狱之苦的李敖眼中，可能只是一种玩笑、一种调侃、一种玩世不恭之语，但在那些写惯了、看惯了雅驯之文的作者、读者眼中，自然有一种目瞪口呆的效果。读着那跃跃欲试、充满信心、笔法鲜活的文句，人们似乎又重新感受到了李敖的文风。黑牢的苦难并没有磨去他斗士的锋芒，他的思想更成熟，也更加激进了。面对国民党的斧钺交加，李敖没有退缩，他继续积蓄力量，向国民党腐败的政治发起更为强大的攻势。在该书自序中，读者感到李敖仍是十多年前的李敖——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收放自如，少了卖弄学问的痕迹，多了行云流水的笔致，"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焰习气"。用浅一点的话讲，他仍然"敢骂人"，尤其爱骂读书人。       　　这里值得插入一笔的是，远景出版社的另一位出版人王荣文，可能是出版理念的原因，在此时离开了远景，自己成立了远流出版社。他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是一个极富创意的青年。他总结自己在远景学到的编辑和出版经验，决定投入巨资出版一套只有总定价的大套书——《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共计九百多万字。要让这套大书引起读者的注意，必须请一位在历史文化方面的权威人士来帮助，他也把目光瞄准了李敖。他请李敖做全书的校订，并写总序。全书分精装与平装版发行，精装版定价九千元。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大胆计划。结果预约广告发出后，第一年就销出一万多套，获利五千万元。这套书的出版，开了台湾出版界出版大套书的先河，也大大提高了台湾出版界的水准。李敖称他是"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①，之后，他又出版了《李敖作品集》等套书，均获成功。王荣文成为台湾出版界的风云人物。他对这套书的成功总结了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李敖的魅力"。②关于这套深深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套书，李敖有一篇二万字的总序——《中国历史演义总说》，写得生动感人，充满了一种先睹为快的诱惑力，序的结尾写道：       　　有了这部大书，你可以翘起两脚，读得津津有味；你可以纵横上下，把古往今来从头说起；你可以变成渊博的人，加入"白头宫女谈天宝"、"古董山人说晚明"的行列；你可以变成理智的爱国者——因为你真的通过它，了解了中国！③       　　这篇文章与《独白下的传统》有着一致的风格。很显然，对李敖来说，他依然是从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与王荣文合作的。
      　　１９８３年下半年，王荣文致信李敖说："香港那边，台湾这边，都整理了无数的国学材料，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读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④，该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于是他把选编的使命又交给了李敖。李敖欣然同意，并写下了谈读书治学之法的著名长序《要把金针度与人》。他在序中指出："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①而读古书最好的方法便是"读书得间"，能读出书中的"窍"，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无疑，这又是一部面对传统、审视传统而作的比较成功的大书。它与《独白下的传统》在精神上也是遥相呼应的。       　　《独白下的传统》是一部借古讽今的奇书，它颂扬孤傲决绝的中国"书生传统"，赞颂勇于求真的史家笔法，反对逃避、妥协、助纣为虐的不良传统；主张抛弃保守落后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建设一个科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反对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呼唤自由平等的性别文化；倡导言论自由，反对思想专制。它敢言人之所不敢言，敢骂人之所不敢骂，从中可窥到作者打破旧传统、革除坏传统的苦心。作者采用轻松自然的谈话体，大量运用俚俗词汇、感情词汇来描述人物的个性，唤起读者的情感，使读者加深对所谈论事物的理解。为了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李敖在作品的开头常常安置一个与主题相关的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或话题，使读者第一眼便被吸引住，手不释卷地读下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敖对中国传统修辞的娴熟使用，使文章语言妙趣横生，具有一种独特的谐趣美。该书写得形象生动，以俗为雅，从小传统透视大历史，一上市，便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台湾《大学杂志》曾有专文评述，其中写道：       　　……他（按：李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钳制，却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①       　　"横睨一世"，可谓传神地道出了李敖的部分特征。
      　　李敖三部著作重现在读者面前，就像漫漫冬日临去时的几声春雷，响彻台湾文化界沉闷的天空，人们预感到，一个思想界的喧闹的春天也许会很快到来。
      　　之后不久，李敖应《中国时报》之邀，成为该报的专栏作家。
      　　也就在这一年，《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问世。
     
       胡、李婚变       　　在《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之后，《工商日报》曾登出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目叫《特立独行的李敖》：
      　　李敖又公开露面了，不但公开露面，还出了一本新书，不但出版了新书，并且又在创作一本"最伟大的小说"。这是继"中美断交"后最惊人的消息。
      　　在一阵"寻根"、"自我肯定"、"老王卖瓜"、"乡土、乡土"这虽正确却不甚精彩的开倒车潮流中，卷来了"李敖逆流"，使得爱困的读者们再度被惊醒，在拍案叫绝声中又年轻了十岁。人性中最具破坏性也最具建设性的宝贵特质——不满现状，因为这阵再起的逆流而得到共鸣与抒发。       　　报载李敖出书的消息，第二天，各大书局、报摊已经找不到《独白下的传统》的踪迹，书局老板都以惊讶又带点兴奋的口吻说："一天之内就卖了三十多本，现在已经再版中。"一个星期后，我终于购得再版的"独书"，封底最后一行写着："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这一行字看得人百感交集，有伤感，有希望，也有怀疑；伤感为作者的过去，希望是看到作者的未来，怀疑却是怕被出版社和自称"最高明的宣传家"的宣传术所愚弄。       　　看完全书，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李敖仍旧是李敖，虽然笔调和缓了一些，文字仍然犀利、仍然大快人心、仍然顽童性格，最重要的，这位步入中年的顽童还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台湾"中央电影公司"的著名电影演员胡因梦。
      　　胡因梦，曾用名"胡茵梦"，１９５３年生于台中市，祖籍东北沈阳。祖上本姓瓜尔佳，是满洲正红旗的贵族。１９７１年台湾辅仁大学德文系肄业。走上社会后即出演电影《云深不知处》的第一女主角。后赴美国纽约与做游艇生意的沙完婚，但因性格等方面原因未成，遂留美一年，在一家模特学校学习，并接触到了美国民间歌谣及艺术家的作品，也经验了美国的性解放浪潮。２１岁时返台，从此展开长达１５年的演艺生涯。胡因梦小时家住台中存信巷，与李敖家并不很远，所以她很小就已听到过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怪行怪语，想象着这位怪人的庐山真面目。她看到过李敖的母亲身穿素净的长旗袍从街上走过，也读到过李敖过去所写的《传统下的独白》等作品。后来她还听到父亲说他和李敖的爸爸过去是同事，于是，她对李敖感觉好像是更熟悉了。       　　《独白下的传统》出版时，胡因梦出演的《梅花》和《笕桥英烈传》正在台湾上映并引起轰动。她读了此书之后，凭着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思想的勇气，写下上述文字。       　　胡因梦写此文时，并不认识李敖。该文发表后，马上遭到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的警告。文工会行文党营机构"中影公司"，警告该公司所属演员胡因梦不得写文章捧异己分子李敖。李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禁对胡因梦另眼相看。       　　胡因梦对官方警告不予理会，反倒传出她想结识李敖的消息。在李敖的朋友萧孟能的暗中操作下，终于胡、李相会。后来，台湾与海外的报章风传李敖、胡因梦由相识而相恋、由相恋而同居，花边新闻此起彼落，热闹经年。李敖也由"社会版"人物一变而成"影视版"要角。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晚，李敖接受了新闻媒体的座谈采访，胡因梦亦与之同来。这是他１６年来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抛头露面"，年轻而略显腼腆的李敖以他幽默、诙谐的语言和亢奋、敏捷的思维、出众的口才征服了在座的听众。胡因梦娴柔雅致地坐在他身旁，时而倾听，时而插话，长发披垂下的笑靥，透散出一股朦胧若梦的氤氲与宁静。次日，《台湾时报》以《李敖、胡因梦与青年朋友谈——历史、文学与电影》（龚鹏程）为题给以报道。       　　在幽居金兰前后，李敖曾与刘会云有过两年多的平静的隐居生活。刘会云，英文名Ｍａｒｔｈａ，台大外文系毕业，在萧孟能女婿周其新办公室做英文秘书。当胡因梦在李敖的生活中出现后，她远飞美国，从此从李敖的生活中消失了。在"唯美主义"者李敖眼中，他百分之一百爱刘会云，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他只有让刘会云到美国"暂时避一下了"。       　　《时报周刊》的发行人简志信（简瑞甫）是李敖的朋友，他坚邀李敖写一篇白描胡因梦的短文，于是李敖用２０分钟的时间，写下了《画梦——我画胡因梦》：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因——梦。
      　　通常明星只有一种造型、一种扮相，但胡因梦从银幕画皮下来，以多种面目，教我们欣赏她的深度和广角。她是才女、是贵妇、是不搭帐篷的吉卜赛、是山水画家、是时代歌手、是艺术的鉴赏人、是人生意义的勇敢追求者。她的舞步足绝一时，跳起迪斯科来，浑然忘我，旁若无人，一派巴加尼尼式的"女巫之舞"，她神秘。       　　胡因梦出身辅仁大学德文系，又浪迹纽约格林尼治区，配上满洲皇族的血统和汉玉，使她融合了传统与新潮、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她是新艺综合体，她风华绝代。       　　你不能用看明星的标准看胡因梦，胡因梦不纯粹是明星。明星都在演戏，但胡因梦不会演戏——她本身就是戏。
      　　你不必了解她，一如你不必了解一颗远在天边的明星；你只要欣赏她，欣赏她，她就从天边滑落，近在你眼前。
      　　胡因梦与李敖相恋后，很快便过起试婚的生活。几十年后，胡因梦这位对心理学早有兴趣的才女，在她的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中，从一个局中人的角度对李敖的性爱心理有过独到的分析，她的感觉之细微，出语之大胆，可是以往李敖的任何一个情人都没有过的：       　　在感性的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男性的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一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一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性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那是一种单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于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满足，他对于那个关系的评价就很高，这一点你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一览无遗。       　　……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的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仰望天花板上的那一片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和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保留而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个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他们在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示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得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情感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中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ｐｈｉｌａｎｄｅｒｅｒ）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然而，这个指导原则完全建筑在"二元对立"之上——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不能有人性的挣扎。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他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然而从古至今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就是人性中的颠倒和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①       　　这些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李敖。一位是美国性解放浪潮中熏陶出来的"新女性"，一位是中西杂揉的爱情唯美主义者，两人的性爱生活之和谐与冲突程度，不难想象。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两人能由同居而走向结婚？据胡因梦回忆，正是她的母亲在中间起了作用。她说：
      　　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按：刘会云），请她到美国ｓｔａｎｄ ｂｙ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２１０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拿出２１０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五月六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的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动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得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①       　　１９８０年５月６日，李敖与胡因梦结婚。
      　　胡因梦喜好星相，更听信卜算，为能与李敖结百年之好，她请台湾佛学中人林云出主意，在林云授意下，她坚持要在李敖床上的四角钉上铜板。李敖"坚持原则"，不肯照办。为此两人还闹了一场小别扭，胡因梦说李敖"不爱她了"，这些观念上的分歧日积月累，渐渐成为两人分手的诱因。       　　结婚的当天晚上，胡因梦的父亲胡赓年请女儿、女婿吃饭。
      　　胡赓年，生于１９０４年的东北沈阳。抗战时加入国民党。曾任中央军校教官，韩城县县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抗战胜利后，负责旅顺、大连的接受工作，后转任青年团主任，《中央日报》社长，"立法委员"。他在吉林女子师范教书时曾经是李敖父亲的朋友和同事。１９４９年到台湾。       　　对这次吃饭，李敖印象深刻。当时，胡赓年谈到自己的"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地说："３１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李敖听后，感到很难过。他难过的不是此公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于是他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说话，——一连３１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吧？一个警察如果３１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后来，李敖以此为由头，写下了杂文《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就在李敖与胡因梦结婚的第二天晚上，李敖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对方恶狠狠地说："李敖，我要杀你全家。"李敖笑着说："我只一个人，你怎么杀我全家？"对方说："好，那我就杀你一个。"李敖大声说："那你排队吧！要杀我的人一大堆，还轮不到你呢！"       　　次日，李敖又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那时已是深夜三点钟，一个自称中视林导播的，打电话找胡因梦。李敖说："现在是夜里三点啊！"对方说："没错，我知道是深夜三点钟，你叫不叫胡因梦来听？她不来听，明天我就公布胡因梦跟我的床上照片。"李敖说："林导播，胡因梦在跟我结婚前，就开过一张名单给我，名单里面没有你，可见你是冒充的，如果你有照片，那你公布好了。"李敖的作风就是如此，他用奇特的方式处理来自周围的干扰，决不让对方使自己呕气。       　　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但他并没有与世隔绝，他出版《独白下的传统》，也正是要用这本新书，使读者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海外杂志有一种说法，说"他们（国民党当局）把李敖放出来了！是他们的决策，是他们的一着棋。"是以此来表示其言论自由和民主。对此，李敖说："事实上，这真是既不了解国民党又不了解李敖的浅见！第一，国民党没有慧眼和雅量下这种棋；第二，李敖的个性与人格也不屑被国民党这样下棋。国民党并非'说放就放'的弹性政权；李敖也非'你说放就配合你放'的弹性人物。这种浅见，真未免高估国民党和低估李敖了！"他从复出一开始，就作出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准备再次遭受"封杀"。       　　他此时此刻的斗争锋芒所向已经不再像当年在文星时那样，局限于中西文化的论争，李敖现在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社会现实，对准了国民党当局，对准了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他认真地思考着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发表自己对社会改革的见解，"以历史批判当政政党，以笔杆左右党外选情。"       　　有人说李敖像三国时曹操借黄祖之手杀掉的那位祢衡，朋友也劝他"勿作祢衡"。李敖在回信中以屈原见太卜郑詹尹的话作答："宁正言不讳，以危生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他说："难道老朋友以意气风发献身真理始，以妻财子禄屈服现状终，这种局面，是你忍看和愿看的吗？你的朋友里面，我的朋友里面，你我共同的朋友里面，这种人还少吗？又何必多我一个李敖呢！"       　　他认为祢衡并不是有意找死，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他在这一阶段发表的《奇情与俗情》、《第一流人的境界》、《蝙蝠与清流》、《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擦鞋者言》等杂文中便表露出他此时的心境。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祢衡碰到曹操讲道理，可以不死，碰到黄祖那样的敌人，也只有一死了之——君子"患有所不辞也"。
      　　李敖如此不思悔改，再一次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压力再一次铺天盖地涌来。
      　　首先是舆论对李敖进行封锁。
      　　复出文坛后，李敖一直在《中国时报》开专栏，现在《中国时报》的负责人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官方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间，停刊李敖的文字一个星期。
      　　于是，李敖致信高信疆辞去专栏，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在舆论封锁之后，接着便是组织舆论工具要把李敖斗臭。
      　　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开始围剿李敖。
      　　也就在此时，李敖与胡因梦的关系发生更大的危机。由于李敖与萧孟能之间的房产纠纷，胡因梦也被牵扯进去。胡因梦认为李敖趁萧孟能出国期间，侵吞了萧的古董和家俱，拍卖了萧在水晶大厦的房子，退租了花园新城的房子，并且把与萧共有的天母"静庐"的房产换到了胡因梦的名下……胡因梦想，"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而又超越名利       的侠士，而不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侠盗'。"如今她感到，这个幻想彻底破灭了。与李敖结婚后，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于是，她打定了与李敖分手的主意，并卷入了帮助萧孟能索回财产的官司之中。       　　就在他们结婚后３个月零２２天（８月２８日），李敖从报上看到胡因梦参加了国民党幕后策动的斗臭李敖集会，并口出"伪证"。李敖想："全世界无此婚姻行规或婚姻伦理、也无此做人或做人太太的离谱行为。"于是，他放下报纸，通知叶圣康等朋友们，告诉他们决定招待记者，宣布离婚。       　　当天下午，李敖在大陆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一纸：
      　　一、罗马凯撒大帝在被朋友和敌人行刺的时候，他武功过人，拔剑抵抗。但他发现在攻击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人布鲁塔斯的时候，他对布鲁塔斯说："怎么还有你，布鲁塔斯？"于是他宁愿被杀，不再抵抗。       　　二、胡因梦是我心爱的人，对她，我不抵抗。
      　　三、我现在宣布我同胡因梦离婚。对这一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胡因梦没错。
      　　四、我现在签好离婚文件，请原来的证婚人孟祥柯先生送请胡因梦签字。
      　　五、由于我的离去，我祝福胡因梦永远美丽，不再哀愁。
      　　李敖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８日①
      　　此时的李敖没有悲哀，没有沮丧，没有忧愁，没有痛苦，而只有一种感情，那就是仇恨。他要用一种超乎常人的奇特方式，向世界表示自己的战斗力。
      　　也许是这一纸声明在起作用，不久，李敖又赢得了一位空中小姐的芳心。这位小姐对李敖说过一段话："李敖，你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是你跟胡因梦离婚前后，她说了你那么多的坏话，可是你却不说她一句坏话，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跟姨妈们谈起来，大家都欣赏极了。"李敖听了，用梁启超的两句诗答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在李、胡婚变中，究竟性格的成分占了多少，政治的成分占了多少，局外人已很难说得清楚，但至少在胡因梦的理想生活中，像李敖这样危机四伏的生活是难以适应的。一个是梦里求真，又操练情感；一个是浑身是戏，亦幻亦真。本想着天地绝配，天长地久，谁料想，阴错阳差，缘尽梦醒。李、胡的证婚人孟祥柯（孟绝子）也无奈地说："在李敖的天地中，胡因梦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没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马迁、文天祥那一类血泪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过闹市，从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壮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因梦心目中的真善美。""大女人主义"的胡因梦也许忘记了"大男人主义"的李敖的爱情箴言："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       　　大概是这一次离婚离得太干脆了，当天晚上这一消息就上了电视新闻。
      　　就在胡、李婚变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带头以专论攻击李敖，《新生报》干脆用漫画骂李敖是狗……
      　　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把李敖批倒斗臭，让他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说不出话。
      　　官方控制的各家报纸，在发表李敖的文章和新闻与批评李敖的文章和新闻的处理上，是以３０比１的比例进行的，而且关于李敖的文章和新闻，即使发错了也不按《出版法》和《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予更正。       　　正是在官方一路追杀李敖的同时，又出现了萧孟能控告李敖"背信侵占财产"案。李敖不得不又投入了这场官司之中。
      　　第一审地方法院宣判李敖无罪。李敖却不"见好就收"，他准备办一份杂志，利用这块阵地来继续战斗。这便是后来在台湾风靡一时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李敖创办评论的构想来自于日本的一位思想家河上肇。河上肇从１９１９年起办个人杂志，共出了１０５期，除六期外，都是他个人的文字，对日本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但他后来因杂志惹祸，被当局逮捕入狱。李敖从这位异国思想家身上得到了灵感，也想办一份思想性的杂志，最初起名叫"李敖评论"。消息传出后，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当时的《时报杂志》有一篇石敢言的文章颇具代表性。他说："以李敖的本身条件、经历和现仍有的支持读者来说，李敖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办杂志，更应该办杂志，更能发挥杂志对社会的功能性……然而……杂志是社会舆论，不是个人舆论：杂志从事探索真理的工作，不能成为真理独断的刽子手。'李敖评论'则毫无疑问地充满着个人主义、英雄崇拜的色彩，相对的则欠缺作为社会公器的基础。'李敖评论'何异于'个人评论'或'片面评论'……我们乐于见到李敖出面办杂志，乐于见到李敖在杂志里开辟'李敖评论'专栏，用以评鉴社会之事或人，用以反映不平或揭橥理念、思想……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李敖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把杂志的反应功能极端化、一己化。""敢请李敖把'李敖评论'改名为'千秋评论'或'肝胆评论'或'事实评论'或其他任何客观化的名称。"①为了不在杂志名称上搞"名词之争"，李敖吸收了石敢言的建议，就把杂志定名为"李敖千秋评论"。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８日，按照官方"出版法"第九条规定，李敖顺利地申请得到了《千秋评论杂志》的执照，但就在执照发下来的第５５天，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地方法院又重新裁判李敖有罪。官方以"出版法"第１１条"技术击倒"了这个执照，即"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人或编辑人"！       　　尽管李敖从多方面提出证据表明萧孟能所告不实，但事实是：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０日，李敖突然收到台北市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９日剑刑勇字第２６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１１条第３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１６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李敖从这里真正地悟出了官方借此案封杀《千秋评论杂志》的味道。       　　关于此案的情况，李敖后来得知不少。原来，冤狱之构成，与国民党"军机处"王升主持的"刘少康办公室"有关。王升如果不介入，萧孟能绝无胜诉之理。连萧孟能的律师李永然都承认："在法律的层面上，我们打不赢这场官司。"       　　就这样，作为杂志的"千秋评论"胎死腹中。
      　　数年后，李敖锲而不舍，对萧孟能"千刀万里追"，追究出萧孟能诬告自己的内情。由于政治因素已结案，法官乃依法判决，于是萧孟能先后两次入狱，在第三次被李敖控告并判其入狱的前夜，他逃往美国，受到台湾警方的通缉。       禁止李敖出境       　　在国民党当局眼中，李敖是特大号的政治犯和异己分子，所以，一直被列入限制出境人员的名单之中。
      　　早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８日，李敖正沉浸于中西文化论战之中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高立夫（Ｒａｌｐｈ Ｎ．Ｃｌｏｕｇｈ）致信邀请李敖访问美国，两周后（１９６４年６月１日），李敖又收到林诺华（Ｌｙｎｎ Ｈ．发Ｎｏａｈ）的信，洽商访美细节，但国民党当局刁难李敖，要与之"交换条件"，被李敖拒绝，遂未成行。
      　　１９８０年，台岛的民主空气有所缓和，李敖为了试验一下这种限制是否取消了，于当年８月，委托一家旅行社代办出境手续，结果旅行社回话说，别人都通过了，唯独李敖的手续未办成。       　　不久，警总保安处处长郭学周约见李敖，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出境证，笑嘻嘻地交给李敖说："情治机关不会刁难李敖的。"
      　　李敖遂将出境证交给了旅行社，但在"外交部"领户照时，又遇到了麻烦。经办人汪应松说："从新闻媒体报导中证实，李敖与胡因梦有离婚行为，但在李敖的户籍誉本上却是'未婚'，因此不能发护照。"       　　原来，李敖与胡因梦结婚时，胡的户口、图章皆在胡母手中，一时迁不到李敖名下，所以结婚时未能及时到户证机关登记，不料还没登记，两人就又离婚了。
      　　李敖明白这是官方在有意刁难自己，便写信质问"外交部"部长朱抚松。当年１１月１５日，"外交部"领事事务处出面解释，说"查申领护照按规定须据实填写护照资料卡，台端所填资料卡之婚姻状况经查与事实不符，用特函达，请即亲自或以书面委托他人前来本处办理更正，以凭发照"。       　　李敖乃再次写信给朱抚松："这是户政机关核发的合法文件，作为公家机关，'经查手续'自以'公文书'为依据，'公文书'上关于我的婚姻状况，你们不引为依据，反倒依据报章来'查'，难道一小块剪报便可以推翻附卷的'公文书'了吗？"李敖还在信中说："你太太徐钟珮在《我在台北》一书中骂你是'死鬼'，有道理。因为我所填资料卡中，全无与事实不符之处，是'死鬼'手下公务员自己弄错了。"       　　朱抚松已知理屈，又见李敖揭开了自己的私生活，紧张了，大骂了一通汪应松，下令即发护照。
      　　如此看来，出境似乎没问题了。李敖准备出国旅行。就在李敖准备上飞机的时候，出境证又被"警备总部"收了回去。李敖打电话给保安处找郭学周少将，对方推托不在，并对收回出境证的原因"无可奉告"。此时，李敖真正明白了："外交部"和"警备总部"在轮流扮黑脸，轮流踢皮球，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你出不去！       　　当局的这种态度直到十年以后依然未变。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全美华人协会在波士顿举行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并颁发杰出华人成就奖给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李敖、柏克莱大学加州分校校长田长霖、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李天和。       　　全美华人协会是美藉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等人发起，于１９７７年成立的非牟利性组织。其宗旨是增进华人间的友谊，保障其合法权益，促进美中两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该会成就奖每两年颁发一次，得奖人由全美华协提名委员会提出，主要条件是自身的工作成就和对华人社会的贡献与影响。自１９８２年开始颁奖以来，先后获奖的已有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林家翘等人。在本届颁奖中，华协主席潘毓刚说："华人成就奖是嘉许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华人的，李敖是台湾鼓倡民主言论自由的先锋，他有９４本著作被国民党所禁，但其思想言论对台湾许多年轻人仍然影响深远，华协颁发这个奖给李敖，是要引起世界人士对他在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上的承认。"       　　李敖是该协会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第一位获奖者。
      　　当日下午六时，颁奖宴会由华协主席潘毓刚主持。早在大会之前，华协曾向远在台湾的李敖发出邀请函，请他到波士顿做一场公开演讲，但台湾"政府"向李敖声明，假若他赴美国领奖，将不会准许他返回台湾。李敖在台湾存有很多写作材料，并有十万册藏书，他在电话中向潘毓刚说："既然台湾'政府'不能保证我一定能出'国'后返台，我宁可不要出'国'。"于是，他再也不去办理什么出境手续了。       　　李敖寄去了他自己的录音讲话。
      　　就这样，颁奖次日，在哈佛燕京礼堂，与会人员收听了长达２０分钟的李敖的录音讲话，然后观看大陆电影《开国大典》。李敖在讲话中劝留居国外的"人才"们不要做"自了汉"，应该为祖国的自由而战。他讲道，作为一名海外华人，"要扩大各位所做的、增加各位所做的，把'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变成'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才是各位最后的抱负。"       　　这又何尝不是李敖的抱负！
      　　早在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６日，郑南榕在《政治家》上曾发表《李敖，不要走！》一文，最后一段说：
      　　这个世代，有财的人想离开台湾，有才如李敖之流的人也想离开台湾，真是时代大悲剧。财、才不缺的李敖先生，应该挺身出来，以心作则，阻挡这种悲剧的潮流。李敖可以站起来，与赵耀东先生一起合唱《归来吧，台大人！》的高歌；也可以坐下来为我们写出第一流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思想文章。       　　如果我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权人，以上这些论点，就会是我《禁止李敖出境》的理由。这些理由，将使我们对历史有所交代：对列祖列宗保留了一个优秀的文化精英；对子子孙孙留下一个富贵的文化遗产——李敖。       　　对这段文字感到"好玩"的李敖，在愤怒之外，他感到欣慰，也充满了自信。２０年后李敖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台湾，一开始是'大有为政府'不让我走；到头来'大无为的我'自己也不想走了……至今我能否出境，我没办过手续尚不得而知，照判断应该可以，因为叛乱时代已逝，而我又非通缉犯或什么什么犯，也无什么欠税记录等等被管制条件，可是我已经准备'出'此一步，即无死所了。我这种决定，大概死友郑南榕最能满意了。"①       "二进宫"与"忧患之书"       　　在国民党官方的一手操纵下，李敖因萧孟能告其财产侵占罪被复判有罪。
      　　按照国民党的出版法，发行人坐牢，就要变更发行人，重新登记。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可以"合法"地因判李敖坐牢而封杀《千秋评论杂志》于胎中。
      　　于是，国民党用舆论和法律对李敖形成的双杀局面——从斗臭到斗倒，就这样前后完成。
      　　按照判决，李敖将于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４日起再坐６个月的牢。
      　　这是李敖已经预料到的事情。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７日，李敖在准备第二次入狱的前夜，再一次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成长道路，充满激愤地写下了长文《被封杀的"人民公敌"》。他写道：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１４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史，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前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２０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得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２０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诩、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３２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作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①       　　此心无悔，此心不改，任何的艰辛和苦难都不能改变仁人志士的初衷。
      　　李敖不怕苦难的折磨，不怕把牢底坐穿，他惟一的悲哀是不能被人民所理解：
      　　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５０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５０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作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Ｉｂｓｅｎｉｓｍ）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１８９１年，是论易卜生最精采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①       　　面对周围令人无奈的环境，李敖的心中在淌血，在流泪，他无法理解这一切，只有从中外的先贤那里寻找寄托了。他认为，自己如今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他联想起了在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代严侨老师对自己的劝告，想起了那篇《十三年和十三月》，在那篇文章中他曾写道："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们看！我还有一杯毒酒！'"如今，他真的要继续喝下那一杯苦酒了！他在文星沉没之后写下的一首小诗《我们相信》，现在成了他的碑记和鼓舞：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种气候，
      　　像一阵阴天，
      　　他们总要过去。
      　　面对荒谬的判决，李敖并没有屈服。他开始仔细研究继续战斗的对策。他找到了国民党出版法的一个漏洞，即若违犯当局出版法规定，对"新闻纸类"的刊物可以"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使你无限期停止；而对"书籍类"则只能出版一本查禁一本，而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出版。按照官方"出版法"第１６条至２２条之间的规定，作者可以自己出书，并且不需经过书店的登记。他想，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在某种形式上不就与杂志一样了吗？而每月一书，十万字的写作量，且要坚持下去，显然对一般作者来讲是难以做到的。但要继续战斗，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不再办杂志，而是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每月出版一本，这就是变相的《千秋评论》杂志了。国民党当局除非重新修改出版法，不许作者每月出一本书，否则他们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多只有期期查禁，根本无法吊销杂志执照。       　　李敖想到了街头那些流动不居的摊贩，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真要做一名文化界里的摊贩了。
      　　此时，李敖在情场上又有了新的变化。他在与胡因梦结束了短暂的婚姻后，先是由林清玄、陈彩鸾为自己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女秘书武慰先，之后不久，又结识了一位叫"汝清"的女子，是某留学生的新婚夫人，于是在坐牢之前，他与"汝清"有了１６天的同居生活。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达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一书中的境界。并有诗为自己变化不定的性爱生活张目：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酲。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李敖以自己的行为实践着自己那许多人不敢苟同的奇特的爱情观。
      　　与胡因梦离婚后，由于李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女人身上，他写作的文章并不太多。在与"汝清"短暂的同居生活里，李敖编好了６本《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请好友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告之要每月一本，如同拆开锦囊一般。这样，虽然自己身处黑狱，可是锁链岂能阻挡自己的存在。       　　就这样，在他入狱后不久，《千秋评论丛书》第一期《千秋?冤狱?党》顺利与读者见面。
      　　入狱后的第二个月，他结识了狱中人员石柏苍，在石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有李敖的新作出现在杂志中。如有新作，就通过隐秘的渠道把他在牢中写出的新稿送出来。这样，在后几期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里，竟期期有新文章出现。如《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等等，总计有１７篇之多，这１７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丛书》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       "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０日，李敖第二次出狱。
      　　出狱后的当天，他便召开记者招待会，揭发土城看守所的黑幕，揭露国民党司法的黑暗，并且发表文章《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以此证明，李敖是打不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此文发表不久，就有李敖的书通过黑市流入土城监狱，龟山监狱亦有犯人捎话给李敖，希望他为他们打抱不平。２月２７日，花莲看守所发生喧闹事件，由１７名犯人闹起，警察局派武警前往弹压，才告平定。３月８日，新竹少年监狱又发生暴动事件，１４７６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２４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后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愈大，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李敖难辞其咎。"行政院长"孙运璇在院会里对狱政表示疑虑，李元簇亦对李敖"点名批判"。但一些议员出于选票及其他目的，却拿李敖所揭露的事实对官方不断提出质询，党外人士更不放过这一机会。李敖又成为一名焦点人物。       　　对李敖来讲，这仅仅是他"没有青春只有'斗'"的生涯的开始。
      　　这一年的３月１６日，李敖在接受记者李宁的采访时说：
      　　３２年来，我是台湾惟一可以很狂放表达自己的人，很多人不敢做，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很多人不屑做。但是我敢，我是一个顽强的战士，我要在与官方不合作的大前提下，突破封锁的重围表达自己。       　　跟以前比起来，我现在的反击能力强了很多。他们第一次可以对我秘密审判，封锁舆论，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封锁得了吗？我觉得我比以前更进一步了，出来后几个小时我就给他们反击。①       　　三个月后，李宁再次访问李敖，李敖用"吐他一口痰"来表示对敌人的轻蔑，并发出战斗到底、一生无悔的宣言，他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句话很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我在台湾就是要做到这点——我个人不受迷惑，也希望训练一些青年人不再受迷惑。"他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激进与坐牢有关，"我遭受的压力越大，我就越激进。偏偏又碰到国民党最喜欢不断给人制造压力，这是他们的特色——交朋友很失败，造敌人很成功。而且还专门制造他们打不倒的、特大号的敌人。"②他在答问中表示，光阴不再，来日无多，所以他要更勤奋地工作、写作。当采访者问及"如果你还可以再活一次，你希望做什么样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李敖第二。"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９日，李敖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战斗性隐居"。他在《隐而不退的告白》中说："从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８日起，我计划到草山过'隐而不退'的生活。我专一工作，独立战斗，不见朋友了。"       　　这里，他所说的"战斗性隐居"，就是对外界除了书信等书面交往外，其他一切都息交绝游。
      　　为什么要这样做？李敖自有解释："古人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我李敖谅非贤者，所以一切不避，相与周旋到底。别以为我一个人隐居起来，在生闷气，我高兴得要死，Ｉ ｄｏｎ＇ｔ ｇｅｔ ｍａｄ，Ｉ ｇｅｔ ｅｖｅｎ！我对敌人，不发火，只开火"。他在《出师表感》一文中指出，我们只看到诸葛亮写《出师表》明谏之切，竟没有看到他隐痛之深。诸葛亮的隐痛，在于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格局的、不成材的阿斗。诸葛亮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       　　面对自己的孤立，面对群众的不理解，李敖现在正有这种痛苦，加上他面对国民党的压力担心"祸及友人"，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想在来日无多的时间里沉静下来，完成"世界性、永恒性"的著作。这些都是他产生"隐退"的雄心之念的重要原因。他说："我在性格上喜欢宁静致远，喜欢孤独。我年纪愈大，对俗务与俗情，愈来愈感到烦人，更严重的，是我来日无多，一心想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该我做的事情上。俗务与俗情使我心烦以外，且有得不偿失之感，因此我决定除非书面交往，别的都息交绝游了。"他在给邓维贞的信中亦言明苦衷："前天自上午１１点起，到晚上１１点，友人前后１４位见面，使我不能写作，虽然交换意见等并非无益，但比起最该我做的事情来，自属得不偿失。梁启超每天写八九百字，胡适每天写四五百字，以他们的大才，每天的成绩竟这样少，原因无他，俗务与俗情不能毅然摆脱之故也。"①他不愿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他说："并不是凡夫俗子的生活有什么不对，但伟大人物那样去过，就是不对。伟大人物必须有大量的专注与牺牲，才能成就一些事、一些功德，否则就是偷懒，就是逃避……"②他对自己时间的浪费感到痛惜，一再表示，他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他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他却想一个人完成它。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有大帮助。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他作出了此决定。"我坚信只有这样'不近人情'，我才能好好把握住余生，做对自己最能尽其才，做对世人最有益的事。"       　　他要过的是一种"第一流人的生活"：
      　　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的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       　　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做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       　　林肯说他没工夫答辩，生命用来扯这些，他将无暇做重要的事。
      　　第一流人会妨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越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一流的人认定Ｌｉｆｅ ｉｓ ｔｏｏ ｓｈｏｒｔ ｔｏ ｂｅ ｏｅｔｔｌｅ（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ｙ）"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       　　第一流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过、也不能过的生活。①
      　　他为写出"世界性、永恒性"著作的理想而兴奋，而激动，他本来就有的"工作狂"习惯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他以惊人的意志力勤奋地工作，简直成了一台写作机器。       　　这种生活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一个人在家里，每天不抽烟、不饮酒、不看电视、不养猫、不见客、不午睡，精力过人，有全套"翻江倒海的作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敖的家是一个小型的私人图书馆。在他的家中，书是成排的墙，墙就是书。书架中有龛，大小不同的龛，龛中就配上大小不同的绘画、拓片与旧照片。除了书以外，便是一面又一面的大书桌，有复印机、各种文具、多样的设备、音乐、拖鞋。有时要同时进行几个专题的写作，使一个桌一个专题，使用不同的书桌来同时写作，只换桌子不换人。他诙谐地说，这有点像舞女的"转台子"，与这个跳过再与那个跳。       　　李敖又把他的小天地称作是"豪华监狱"。"在'自由中国'中，似乎没有人在一天２４小时内，比我更能独处。没有人像我这样每天看到人或动物的时间只不过四五个小时，其他时间完全'顾影自雄'或'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常常说我是一个'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的人，这意思就是说，我常常一个人，从黑夜直到天明。有时候我开玩笑——'没有李敖这种忍耐寂寞本领的人，休想批评李敖！"       　　李敖虽然隐居在家，但是依然遥控着《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的出版。国民党当局对李敖的书依然查禁很严，但李敖已练就一套功夫对付警总的抢书大队。他说：
      　　在作业方面，我分了很多股，有明股、有暗股。换句话说，有的是跟国民党捉迷藏的，有的是明着让他们知道，因为我必须让他们知道一些明的——当一群狼在追你时，你必须丢半条死猪给他们去抢，或者让他们回去交差，否则他们骚扰得更厉害……我们组织了一个地下发行网，对抗国民党特警的查禁。你现在看到的《千秋》、《万岁》，由排字、完稿、晒片、印刷、装订到发行，每个阶段都会被国民党突击，强行抢去，因此１０本书出来，便有５本"阵亡"。①       　　在台湾，国民党官方为了钳制言论自由，非法抢书的行为，最初从李敖开始，在李敖身上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李敖不仅没有因此而收敛锋芒，反而愈挫愈勇，更加激进，咄咄逼人。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４日，《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２期在装订厂被抢。当他的同仁叶圣康等神情沮丧地向他报告详情时，他则谈笑自若，讲吴汉差强人意的故事给他们听，鼓励他们振作精神，不要怕任何困难。该期杂志被抢，他又日夜加班，赶出第２３期来垫档，一周后，《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３期又到了读者手中。他相信，在人民争自由求民主的历史上，每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忘记这最悲壮的一页。       　　李敖对当局的批评文字成为台湾思想文化界的一大奇观。一天，李敖逛旧书店，书店的老板娘认出了他，对他说："唉！李先生，你真想不开，你什么都要批评，你看你多累！"说着，她送给李敖几张"济公活佛圣训"，说："这些都是我恭录印赠的，你最好多看看。"李敖一看，乐了，那"圣训"上写道：       　　一生都是命安排，求什么。
      　　他家富贵前生定，妒什么。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前世不修今受苦，怨什么。
      　　……
      　　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
      　　荣华富贵眼前花，做什么。
      　　看着这位极富态的老板娘，李敖仿佛看到了成千上万张脸在嘲笑着他，他们人人都有随遇而安的本领，人人都能委屈求全，这种"平均人生观"，使他更加感受到"唤起民众"的艰难。但尽管如此，他与党外同仁为理想而战的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１９８３年，留澳学者邱垂亮在海外发表《一九八三年台湾党外的路线斗争》一文，描述了活跃在台湾民运中的四个派系：一是以康宁祥"立法院"的党外"同志"、包括老委员林希平为骨干的温和自由民主派，他们有"台独"倾向，但也不反对统一。二是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台独"派，以许荣淑、林世煜的《生根》为主，周清玉的《关怀》和尤清的《博观丛书》为副。他们支持台湾乡土文艺和台湾"民族意识"的兴建，反对大统一的"泛中华主义"。三是以李敖的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对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和林正杰的"改革体制"主义为主的党外势力。《前进》周刊是其主要阵地，邓维桢的《政治家》是跟进者，李敖是该系的导师。他们倾向于统一。四是陈映真、苏庆黎等人以《夏潮》为阵地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他们属于文化思想层次的党外。①从这一划分当中可以看出，李敖在当时台湾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斗牛士的性格使他并没有因著书而忘天下，因隐居而放弃战斗。他的心与台湾的成长进步同在。       　　１９８５年４月９日，李敖在差１６天满５０岁生日时，再次写下了他的战斗宣言《五十而不知天命》，表示他不会认命，他要向命运进行挑战。对于天命，非不知也，是不服也。       　　正是李敖的这种骁勇和悍气，李敖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无役不投。在他二次坐牢出狱后不久，他便已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册，由四季出版公司老板叶圣康出版。到１９８５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又隆重推出了达２４册（另有附册两本）之巨的《李敖全集》。       　　李敖"战斗性隐居"开花结果。
      　　在８０年代的头四五年中，李敖出版的各种集子就已超过了过去２０年的总和。而这２４册的《李敖全集》，也不过是收集了作者８０年代以前的文集，书信、日记尚不在其内。       　　早在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２年），美国、香港等地的刊物曾经流传过一篇金延湘写的《我爱李敖》，该文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李敖在台湾存在的意义：
      　　李敖的"天下"是什么？从社会学的眼光看，李敖的"社会角色"，就是琼瑶式"少女眼泪梦"以外的这个世界的"意见领袖"。在美国，没有第二个拳手能像阿里那样，把大众传播媒介逗得团团转。在台湾，没有第二个文人像李敖那么深深摸透大众社会心理。李敖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颗"星"、一个"现象"、一个"奇观"。很难想象，这２０年的台湾文化圈，如果没有李敖，是个何等单调、寂寞的场面。当然，作为一个文人，造成这种"李敖现象"的，不是他的学问造诣、不是他的大胆见解，更不是他的人格风范，而毋宁是他的特立独行、奇峰突起的表演。正人君子们或以为这种表演术有失斯文，但是，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台湾，一个政治观大体由党团包办，价值观大体受商业摆布的急速全盘西化的社会，以"社会批评"作为专业的所谓"文人"，除了他的观察力、透视力，如何在这样一个冷漠的文化环境中尽量提高自己的功能？这是李敖出道以来首先得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李敖的路是惟一的路，但也不能否认，李敖的确走出了他自己的路。试问：李敖当年提出来的让保守派人士视若蛇蝎的那些观点，有哪一点不是在２０年的社会变迁中一一兑现的？       　　李敖就是李敖，你不能把他划为哪一类，不能把他归为哪一格，你如果贸然下个断语，不久你就发现自己的荒谬，因为，李敖是个不能用正规方法或传统观念加以定性分析的文化人。李敖批评了他的时代、他的社会，他同样也是他所属的社会和时代的集中表现、戏剧结晶。打破这些框框，我们才能平心静气欣赏他的表演，看出他的表演术所带动的社会变迁的力量，而且，有时也会惊异地发现，这些阻碍社会变迁的根深蒂固的力量，往往就是一代又一代地潜藏在五千年文化习染形成的中国人的头脑里面，于是，我们才真正看出，同阿里一样，在这种看似疯颠狂妄的行径后面，李敖还是有一个始终如一的战斗对象。只不过，阿里的对手，是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感；李敖的对手，则是势力更为强劲、内容更加盘根错节的中国传统封建包袱。①       　　在文章中，作者把李敖称为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颗'星'、一个'现象'、一个'奇观'。很难想象，这２０年的台湾文化圈，如果没有李敖，是个何等单调、寂寞的场面。"在台湾文化史上，８０年代的波谲云诡，李敖当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情人与助手       　　早在１９８４年，李敖于《千秋评论丛书》之外，又加出《万岁评论丛书》，与党外杂志展开了大串连。其中，关系最深、持续最久的是台湾人郑南榕的《自由时代》系列。郑南榕打着李敖的旗号（以李敖挂名总监），真正做到了１００％的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蒋家三代的总清算。       　　经李敖授意，郑南榕在《自由时代》系列连载了江南的《蒋经国传》，引起社会的强烈轰动，其中有一位署名王小屯的读者来信说，如果把《自由时代》系列和《千秋评论》、《万岁评论》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台湾历史中那种独一无二的悲情。
      　　看到郑南榕的大动作，李敖十分高兴，电话约郑南榕到仁爱路上的一个茶馆谈话，但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只好独自回家。
      　　就在茶馆门口，李敖被一个姑娘吸引住了。她长头发，高个头，婷婷玉立，下穿一条白短裤，把大腿衬得修长而灵巧，这是李敖最欣赏的美女造像。那女子一路朝东走去，李敖情不自禁跟了上去，直到她转弯上了光复路时，李敖才意识到自己的车还停在茶馆的门口。当他准备回头取车时，忽发现前面那女子优雅地回了一下头，他看到了一个美丽恬静的脸庞，李敖羡慕地望着她，女子先是一愣，然后微微一笑，复又朝前走去。       　　这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子。李敖折回头去开车，复又沿仁爱路向光复路寻去，北到南京路，南到信义路，那女子早无踪影。
      　　李敖回家后，接到了郑南榕的电话，原来《蒋经国传》的连载受到官方的注意，他被"约谈"了，并说文化大学请他和李敖去跟大学生见面，他去已不便，请李敖代表。       　　文化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学术气氛比较浓厚，学生对台湾的文化现状十分关心。李敖到学校后，即被同学们围住，纷纷拿出李敖的作品请他签名，其中有一位在他签名时说："能为我写两句话吗？"李敖抬头一看，站在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在仁爱路碰到的那个难忘的女子。她朝李敖微微一笑，似乎也想起了那天的情景，她说："原来，你就是李敖！"李敖在她送的书上写道："我喜欢匿迹，却厌恶销声。"就这样，他们认识了。       　　这年夏天的一天，小屯身穿短裤，一如往常地在台北市仁爱路的公共站牌前等公共汽车，就在公共汽车快来临前的那一刻，一位中年男子从她背后冲了上来，拍了拍她的肩膀，她扭头一看，眼睛一亮，原来是李敖。李敖笑着问她："能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吗？"她对李敖本来就无恶感，想到反正也没什么，于是很大方地告诉了他。她没想到李敖电话攻势惊人，没多久两人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       　　王小屯又名王志慧，当时１９岁，家住南港，聪慧善良，不喜奢华，是李敖所喜爱的那种女人。她虽然在文化大学读植物系，但酷爱文学艺术，在中学时便是李敖的崇拜者。自从两人结识以后，王小屯常到李敖家里去，帮助李敖整理文件、修改来稿，成为李敖的一个得力助手。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李敖正在家中与小屯整理稿件，郑南榕急匆匆推门进来，告知李敖一个惊人的消息：江南在美国自己的寓所遭暗杀身亡。李敖气得一掌把写字台上的茶缸击得粉碎，小屯见状赶忙去抓李敖的手，发现他的手已经破了。       　　次年２月，李敖的《万岁评论丛书》第１４期出版，该期的书名为《江南?江南?哀江南》，在书中收录了李敖文两篇：《"中华民国""总统"怎样暗杀政敌？》和《说他妈的谁干的》。其实，就在这一期的封面折页上，李敖有诗张目："海外放黑枪，欲盖却弥彰。谁是真凶手？直指党中央。"       　　刊物发行后不久，刺杀江南的凶手之一"小董"（董桂森）托人送密件给李敖，再一次证实了李敖的判断。①
      　　李敖在与王小屯相恋的第七年，他们的恋情终于被小屯的父母知道。当小屯跟父母说及她将要结婚的对象是李敖时，全家立刻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她妈妈当场就哭了，坚决反对，并对她说："你完全可以嫁给更好的人，为什么偏要选择李敖？他比你大不说，还那么不保险。这门亲我不同意。"       　　李敖得知这一消息后，赶忙请小屯的哥哥从中说合，加上小屯又撂出狠话："如果不嫁给李敖，我就一辈子不嫁！"两位家长才终于点了头。
      　　１９９２年３月８日，李敖与小屯正式决定结婚。此时，李敖５７岁。
      　　在结婚的当天，李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开玩笑地对小屯说："你该不是想骗婚吧？"小屯机智地回答："你那么奸诈，谁骗得了你！"两人高高兴兴地按约定驱车赴南港去见岳父岳母，随行者有他的好友陈兆基、陈衣榘、陆啸钊、陈彦增，这也是他们的证婚人。       　　王小屯的父母都是河北省人，生活节俭，不慕荣利，比较开通。由于李敖的年龄比丈母娘还大，在见面时，李敖遇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局促，他不知如何称呼他们。但他还是嘴里念念有词，彬彬有礼地向他们鞠躬行礼，在四个证婚人七嘴八舌的掩护下，称呼便含含糊糊地混了过去，岳父岳母也没追究，一家人又高高兴兴地回台北举行仪式。       　　直到仪式开始前，李敖和小屯才想起没有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能向户籍机关陈报，于是李敖又买了街上出售的"结婚证书"，上面"中华民国"都是印好的。证婚时，由于李敖反对新娘戴戒指的俗套，故小屯亦未戴戒指。李敖拿起一个易拉罐的拉环开玩笑地说"要戴戒指，就用这个拉环代替吧！"在一片笑声中，证婚完毕。李敖在结婚证书中写下了四句话：       　　证人从老，
      　　证书从俗，
      　　正朔从伪，
      　　三从出炉。
      　　李敖想，小屯若生古代，一定是三从型女人，她思想忠贞保守，对不熟的人常常一言不发，看来架子很大，被郑南榕的太太叶菊兰、林世煜的太太胡慧玲戏称为"王大牌"。其实，真正能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还是小屯。       　　１９９３年春，小屯生下一个男婴，李敖给他取名戡戡。
      　　１９９５年冬，小屯又生下一个女婴，李敖为之取名谌谌。
      　　李敖对自己与小屯的这桩婚姻怡然自得，三年后，他有文记之：
      　　太太小屯，儿子戡戡，别人下海，我们上山；
      　　太太小屯，女儿谌谌，上山以后，旁若无人。
      　　不亦快哉！
      　　自从与小屯结婚后，社会上再也未见有关于李敖情事的花边新闻了。
     
     白眼看"台独"      　　"台湾独立运动"（简称"台独"）是特指以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以争取"台湾独立建国"为目标的一切政治活动。"台独"最初起源于５０年代，由于长期以来台湾当局的镇压，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的少数地方活动。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岛内政治反对派进入活动高峰期，随着当局对"台独"的宽容放纵态度，"台独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发展，滞留海外的"台独"头面人物几乎全部回到了台湾，把岛内当成主要舞台，从言论层面上升到"实施阶段"，民进党公开把"台独"列为"政见"，一些"台独"激进分子进入了台湾的权力机构。在国民党内亦有人提出了要求当局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统独之争也自然成为台湾政治思想界的一个焦点问题。
      　　在与党外人士的联合作战中，李敖几乎无役不投，成为党外的主帅之一。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一些党外人士逐渐地滑向了"台独"的深渊，李敖便毫不犹豫地表露出自己的不同观点。１９８６年９月民进党成立，党纲草案中写有"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决定"，态度还较暧昧。但四年后在民进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提议将"建立产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的条款（即"台独条款"）正式写进党纲。李敖在批判民进党的政治"缺德"、迷信无知、派系斗争、藏头缩尾、奴颜媚骨等特性的同时，亦尖锐地批评了以民进党为主流的"台独"思想。       　　早在６０年代，李敖在批评文学创作中的"乡愁情结"时，就已表露出他对一个中国观念的固守。他说："许多外省的朋友，他们写诗填词，俨然以'作客'的姿态出现，这是很不得体的小气派。他们一提笔，就满纸是'他乡'、'旅次'、'客次'、'逐客'等等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妥的。这简直是有意划分中华民族的共同血液与山河。"①在他的思想视野中，"中国"从来都没有局限在小小的台湾版图之内，而是一个宏大的概念。这从他在中学时代写下的言志诗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到八、九十年代，党外势力兴起，当一些人提出"台独"的口号时，他的这种意识更加明确。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祖国统一最终必将实现。他在答记者问时预言："台湾未来将被中共取得，国民党会消失，'台独'空忙一场。"①１９９１年７月６日，台湾《联合报》登一消息，称"今年四月底海基会首次大陆行，中共媒体一开始亦称其为台湾'省'海峡交流基金会，后来改称台湾海基会；这次用语如出一辙，是否有意凸显海基会的地方性色彩，值得注意"，"中新社、新华社口径一致"，"与上回用语如出一辙似又玩'矮化'游戏"。李敖认为，《联合报》的报道是不公正的，"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国民党伪政府并不争执……台湾既是中国的一个省，海基会不是台湾省海基会，又是什么？台湾之于大陆，明明是一个省的孤悬在外、明明是一个省的地方割据，在事实上与逻辑上，称做'台湾省'，都是名正言顺的，又何'矮化'之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台独"思想是心胸狭窄的表现，是"岛国的褊狭之见"（ｉｎｓｕｌａｒ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只有实现统一大业才有大中华的气象。他在《怀念郭国基先生》一文中借这位民族英雄的话说，"'大陆这么大的财产'，是共同的祖先开垦的，'财产未分，大家有份'……他没有因为对国民党的厌恶而影响到他基本方向的清明，而影响到他对整个中国的热爱，而影响到他采用狭小的眼光舍弃他对整个中国的关切。""为正确目标而奋斗的人，要有'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的气象，不要因苍茫而小家子气，只求跟偏安的、自私的一党独大共存，而忘了河山千里的指顾。"       　　在《拿破仑与台湾独立》等文中，李敖具体阐述了这一思想。拿破仑在少年时代便参加科西嘉岛的独立运动，他的父母都是"科独"的激进分子。在一次斗争失败后拿破仑醒悟了，他认为"科独"并不能带给科西嘉真正的独立，当包力将军提议勾结英国以反抗法国的时候，拿破仑拒绝了，他说："这样做，等于把科西嘉由法国转卖给英国。"这自然不应该是科西嘉的前途。李敖由此论述道："拿破仑献身'科独'运动，他可以举出一千个科西嘉应该独立的理由，但是，一朝他有了世界性的眼光和'大陆'的胸襟，他觉悟到他不该再以一个小岛褊狭之见来夜郎自大，当然也毫不自卑，你看，他以一个又矮又小的科西嘉人，最后统治了'大陆'；真正有大志的人，他不怕'大陆'统治小岛，而要用小岛统治'大陆'。""３６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台湾，只不过比８７００平方公里的科西嘉大一点点儿，有眼光和胸襟的台独豪杰们，不妨想一想。"       　　他在《没有国是孤岛》一文中说，一个医学院的教授教学生实验，教授把大便放在杯中，伸手用指头沾了一下，就朝舌头上一放，并加以品味，然后说："学科学要有实验精神，我现在尝大便，就证明这种精神。现在你们每一位都照我这样做一次。"学生无奈，都照做了，可是做完后，教授讲评说："事实上，我用的是食指沾大便，可是朝舌头上放的却是中指。我根本没尝到大便——你们实验精神是好的，可是观察力太弱了。"李敖由此引申说："有一个强大大陆政权的存在，'台湾'独立就没有可能。以为负隅顽抗可以维系小朝廷的人、以为这种强大不足以拿下台湾的人，他们实验精神是好的，可是观察力太弱了！"在《与其做好梦，不如做大梦》一文中他又说，"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宗主国'似的泰山压顶、隔海磨刀，在现实利益上，台独是一个好梦；但是，有这一压顶与磨刀现象而不予重视，只是关起门来一厢情愿以为'台独'可行，就太不识世界大势、不明敌我关系了，也太天真了。"       　　在"台独"思想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人当年从英国移民到新大陆，但并不妨碍其建立独立国家，"看到美国独立后如此风光，如此跟祖国（英国）友好，台湾独立的前程岂非似锦哉？"对此，李敖在《美独与台独》一文中详细追述了美国独立建国的经过，指出美国独立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其素志也不过是在争取"英国人的权利"而已，他们是"因做完整的英国人而不可得，才愤而离家出走的做了美国人，他们的独立是很勉强的。"最后说："美国大陆离开了英国小岛，在两百年前的世界里，都真情不过如此；两百年后的天真人士，居然以为台湾小岛可以离开中国大陆，并引美国为证，他们真昧古而不知今了！"       　　他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民进党人士中严重的"夜郎症"，即盲目的自大。在《台湾的"夜郎症"》一文中，作者以民进党"立法委员"张俊雄为例说："张俊雄在竞选演说《台湾客栈？美丽乡土》中，公然说：'台湾的面积占世界第３２位，比以色列大好几倍！'我看了这种大言不惭，真吓了一跳！苟有一点世界常识，都知道纵使台湾独立成国，它的面积排名，也在１０８名以外，又何来第３２位？至于说'比以色列大好几倍，也是笑话。台湾面积３６０００平方公里；以色列面积２０７００平方公里，连半倍都没有，又何来好几倍？"作者说："古代夜郎的自大，在于交通不便，因而不知别人之大和自己之小；现代夜郎的自大，却是狂妄无知，抹杀别人之大和膨胀自己之小。世之比夜郎还夜郎者，吾在台湾见之。"       　　不难看出，李敖的眼光是宏大而宽广的，在统独问题上，他不仅认识到了海峡两岸同文同种的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而且也注意到了台湾的历史发展、现实情景和未来前途，只有经济、政治的一体化，才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具有稳固的地位。主张"台独"，一方面意味着泰山压顶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把自己由一个大国交给另一个大国，就像拿破仑所认识到的"科独"的前途一样。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世界性眼光，在世纪之交的"总统"参选演说中，他堂堂正正地提出了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主张，认为"一国两制"承认台湾现有的制度，保证５０年不变，"我们可以有５０年的时间，为什么不要？台湾明明可以有谈判的机会，为什么又不去争取？"他认为，只有在交融与碰撞中，优越的制度进步的思想才能显示出威力，我们应该大胆地在"两制"中去影响对方。再说，台湾一定要有腹地才会有发展。"政府"过去的南进政策，搞得华人被杀，为何不拿同文同种的大陆作为发展腹地呢？而且台商比台湾政客聪明，早就到大陆投资。若他当选"总统"，一定马上两岸无条件开放三通，相信卅年后以台商在大陆的经济实力，一定可以影响大陆，如同犹太人在美国影响美国一样。       　　２０００年，李敖在参选中提出"出卖台湾，买回大陆"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中华一统的远大的胸怀和气魄。       走上银屏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台湾的电视媒体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手段，但垄断台湾电视行业的三大媒体——台视、中视、华视最初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言论并未真正放开。直到解严后，各类新闻媒体都开始走向开放，三台以外的有线业者才有一点生存空间，在"五胡十六国"的局面里，也开始有了李敖的笑傲空间。       　　先是华视的"今晚有约"节目数次邀请李敖上节目，他与著名女作家李昂共谈爱情、婚姻以及新女性与男性之间关系的谈话节目，极大地提高了电视的收视率。两人几乎南辕北辙的观点，加上双方言辞犀利，使观众大大领教了作家的谈话功力。据《中国时报》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８日有一份调查统计，自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以来，在华视四大节目出席的"谈话"贵宾有３６５名，而所有来宾只上过一次节目的占了８０．５％（２９４人），上过两次的占１４．５％（５３人），只有少数人能冲破藩篱、频频露脸，其中李敖、李昂出现五次，独占鳌头，紧追其后的有：黑幼龙、罗壁玲、王梦麟、刘德凯、曹启泰、王杰等等。       　　电视界老手杨楚光判定："李敖个人秀"绝对有它的可能性。
      　　于是，ＴＶＢＳ的邱复生约李敖试录个人专讲节目。试录以后，因吃不消他对国民党当道的批评而告吹。
      　　此后，李敖台大同学陈安澜约他做了一阵批蒋的录像带，但传播方式限于"跑带子"，结果有疾而终。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台湾真相新闻网执行副总李昊与李敖正式签约，双方约定的重点：
      　　一、节目名称：《李敖笑傲江湖》。
      　　二、播出时间：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０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每日播出３０分钟，共２６０集。
      　　三、播出时段：每日２２时至２２时３０分。
      　　四、甲方（真相新闻网）如不得乙方（李敖）同意片面删改节目，乙方得要求甲方每集赔偿新台币３０万元。
      　　五、乙方于合约期间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在其他电子媒体任何频道任何节目担任主持人。
      　　六、唯乙方同意，除非甲方未履行支付乙方主持费用或删改乙方节目，乙方自不能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原因向甲方提出告诉。
      　　李敖对此深感满意，他说，在这一协约中，他"剥夺了他们的删改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除非他们不怕罚钱；相对的，他们剥夺了我的好讼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李敖笑傲江湖》开播后，在岛内海外产生巨大影响，这一节目打破了并违反了电视制作原理，撇开一切动态与精致，单刀直入，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以李敖的博学、勇气、口才，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它的最大特色是：它不以空口骂人，而是以证据骂人。"骂人威风所至，最后演变成不被李敖骂，就对李敖感激了；若被李敖捧一下，那就感激涕零了。"电视制作人邱复生说："如果李敖年轻一点、言论缓和一点，李敖将通吃所有谈话性节目，没人是对手。"       　　《李敖笑傲江湖》播出一年后，真相新闻网又与李敖续约一年，至１９９７年３月，已播出四百余集。１９９９年８月，《李敖笑傲江湖》完成了台湾电视史上单人秀节目录制满一千集的创举，该节目的盗版远及美国等地，一般观众都认为这是惟一说真话揭真相的彪悍节目。       　　该节目的成功，使李敖的口诛时期进入新境界。
     
      参与竞选       　　从１９８６年起，台湾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颇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件是：
      　　９月２７日，台湾第一个政治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从此扯开了台湾戒严期间严密"党禁"大网上的第一个大缺口。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４日，蒋经国正式签署了"解严"令，宣布从７月１５日零点起在台湾地区"解严"，自此，被称为世界戒严之最的持续３８年的"戒严令"走向尾声。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台湾开放了"党禁"，允许自由组织政党。台湾各种政治力量与政治人物纷纷摩拳擦掌，加入了组党的行列。于是群雄四起，台湾政坛上出现了一股蔚为壮观的组党大潮，新兴的小党雨后春笋般地钻出，令人目不暇接。到１９９１年底，台湾已有"合法政党"６８个，这还不包括大量不愿正式登记的党派与政治团体。在这众多的政党之中，影响最大的除国民党外便是民进党和新党。       　　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是台湾的第二大政党，它是由岛内一批长期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人士冒险成立的，对促进岛内的"民主化"，迫使国民党进行"政治革新"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１９９１年底，民进党竟然通过"台独党纲"，公然自称是"台独党"，在台湾社会引起极大的震撼与不安，尤其是"台独""教父"彭明敏的加入，使民进党的"台独"特色更为鲜明。民进党一开始是以逆反者的形象出现的，但它反国民党，却又学国民党，正如李敖所谓"意淫大陆，手淫台湾"，国民党在那儿过干瘾，而民进党则明知自己站的是中国的一块岛屿，却偏偏要叫喊"台湾国"，还要把小小的台湾再割成几个省，不过是在那儿"意淫"而已。关于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李敖曾在《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一文中说：       　　……"'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不能高估，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党"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正确外，其实由政客与政客的观点来看，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的说，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回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①       　　回顾自己十多年前的这段心灵独白，李敖的心境清醒而又苍凉，他很清楚他所支持的人多是些他一向不屑的政客，如陈水扁之流，是有求于他的"内急"。但他为了那个"大方向"，也"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了。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进行的"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民进党除了继续其"台独"主张外，也注意提出一些诸如地方建设、税收、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之类大众关心的"公共政策"，以吸引选民。这一招收效颇大，民进党获得了超乎以往的成功，５０位候选人当选，直逼执政的国民党。       　　如今，看到民进党在反国民党的过程中步入歧途，正一步步向"台独"的悬崖迈进，李敖把目光投向了新党。他在与记者谈话中指出，自己与新党有四点一致，但对中华民国的解释、蒋介石父子的定位、三民主义的定位及孙中山的解释都不同，不过这是历史，是可以暂时抛开的。       　　新党是从国民党中蜕变和分裂出来的一个政党。由于国民党上层领导之间政见不同及权力争夺，出现了两大政治派别——"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明显的分歧，甚至有激烈的斗争。１９９０年的"总统选举"中，在国民党中央全会已经通过了现任"总统"李登辉为候选人的情况下，"非主流派"竟又推出另外的人选与李登辉竞争，酿成一场沸沸扬扬的政治风波。１９９２年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前，国民党籍的"财政部长"王建煊、"环保署长"赵少康不顾党内高层阻挠与安排，辞官竞选，结果，两人均以高票当选。也就是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遭到空前的大挫败，只得到"立法院"１６１席中的９６席，仅占５９％。许多国民党刻意安排的候选人纷纷落马，败在民进党手下。１９９３年８月中旬，赵少康等７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宣布集体退出国民党，另组织了一个名为"新党"的政党。这是国民党退到台湾４０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组织分裂，而且赵少康等人原来是国民党内年轻一代"革新派"的代表，不少人还担任过党的高级干部，所以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台湾政坛极大震撼。       　　新党的理念主要集中为三点：一是"反金权，反独裁，反台独"；二是宣称新党是"小市民的代言人"；三是提出不同于国民党、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新党以批李登辉为口号，以孙中山信徒自居（所用"新党"两字也是集孙中山的手迹而成）、反对"台独"的形象，满足了在李登辉推动"非蒋化"、"本土化"、"台湾化"过程中渐感失落的外省族群的需求。在实力版图上，外省籍聚集的地方基础都比较雄厚，在金门、马祖地区，新党已同国民党平分秋色。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曾说过，"民进党未来的对手是新党"。新党"全委会召集人"陈癸淼则自信地说："国民党是昨日的政党，民进党是今日的政党，新党则是明日的政党。"       　　新党成立后，一直把重点放在"参选"上，争取在"立法院"的选举中赢得相当的席位，稳住第三大党的地位，进而向"国民大会"和"总统"选举迈进。
      　　１９９９年，台湾岛上又一轮"总统"大选即将拉开序幕。国民党与民进党都秣马厉兵，推举参选人，准备在大选中一决高低。
      　　由于新党党小人少，它采取了领导人赵少康提出的"二阶段论"，即在"立委"选战之前，新党必须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在全省巡回辅选，一方面替新党"立委"提名人站台助选，同时借机宣扬新党理念，等到"立委"选举过后，新党再视选情决定"总统"候选人的进退。       　　１９９９年３月，李庆华接任新党全委会召集人职位。在新党于"立委"选举中大败，王建、赵少康、郁慕明、陈胜峰四大元老一夕之间几乎全数"阵亡"的当头，李庆华心中没有任何喜悦。外界讥讽新党是"泡沫党"，嘲笑他是"泡沫党主席"。叩应节目的提纲送到他办公室，上面写着：       　　"推不出'总统'参选人，新党泡沫成真？"
      　　李庆华情何以堪。这位国民党大老李焕的公子，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弃学从政，如今遇到了有生以来第一个难题。谁是新党最合适的人选？面对新党内的新老精锐，他难以圈定。也就在此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李敖。       　　作为相识十多年的邻居，他对李敖应该是最了解的了，新党可以利用李敖，利用他的勇气、智慧、口才和正义。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８日，李庆华在台北宣布，新党常委会已达成共识，将建议党内的全体公职人员代表大会征召李敖投入２０００年"总统"大选。
      　　消息传出，李敖一下子从社会文化版、影视娱乐版的主角跃升为政治版的新贵。
      　　李庆华说，新党推荐李敖参选基于以下几项理由：
      　　第一，李敖的学识渊博，有宏观视野，口才好，具战斗力；
      　　第二，李敖对台湾的民主化有重大贡献，甚至因此坐牢多年；
      　　第三，李敖长年揭发弊案，为弱势团体，诸如为慰安妇说话，堪称小市民代言人；
      　　第四，李敖反黑金，反台独，坚持社会正义；
      　　第五，李敖是新党的强烈支持者。
      　　其实还应有一点，就是李敖极高的知名度和众多的崇拜者。民进党党鞭陈其迈就曾说过："李敖的读者群比新党支持者还多。"        　　此时的李敖，已在真相电视台主持了四年的"笑傲江湖"节目，完成了台湾电视史上单人秀节目录制满一千集的创举。不久前，李敖还说："我累了，我不再整天说'台湾、台湾'的，这个鬼岛快烦死我了，我要回去做学问，做'中文大句典'，做'中国思想史'。"现在，面对李庆华的征召，他的精神又为之一振，他答应了，他宣布："愿意代表新党参选'总统'。"       　　台湾有舆论为李敖的参选作了最好的注解：
      　　"原本呆板、无趣的一场选战，随着李敖的加入，精采可期。李敖谈情说理，完全摆脱世俗束缚；引经据典，被'检验'的竞争对手，总无招架还口余地。一场乏味的选战，可看性大增，原本担心无聊的社会大众，同样可以松一口气。"       　　作为一名典型的自由主义分子，李敖一向主张干预政治而不参与政治的原则，对政治敬而远之，这次为什么能有此举动？他解释道："参选并不是从政，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运动'。"       　　记者问："您认为自己当选后是否能胜任'总统'的职位？"
      　　李敖哈哈大笑说："台湾人民再笨也不会笨到选另一位姓李的'总统'。成功不必在我。"
      　　文人李敖拔剑入江湖，更是引来政坛震撼。
      　　李庆华说："李敖的参选，志不在胜选，重要的是拉抬新党'国代'选举，真正为小老百姓代言。""一旦李敖投入大选，新党将倾全党之力，与李敖一起作战。"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５日，是新党的党庆日。李敖愉快地参加了这次庆祝大会。在五千人的大会上，新党大老王建一再要求李敖加入新党，但坐在主席台上的李敖不动声色。等到他演讲时，他谈笑风生，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加入新党的问题。最后他说道："等新党壮大，他还会回到'没落'的民进党。"大会结束时，他与在场的新党公职一起合唱新党的招牌歌曲《大地一声雷》与《日头浮山》。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９日，新党召开全体公职人员会议，讨论征召李敖参选案，出席的６６位公职，共有５３位表示支持，李敖以略高于八成的支持率正式获得新党提名。此时，李敖进入会场，与全体公职进行对谈，气氛非常热烈。李敖以其幽默、博学的轻松语言，化解了不少公职的质疑，现场掌声不断。他在开场白中举"齐玉解环"、"亚历山大刀批死结"的故事为例，自解新党今天"引狼入室"也是一种逆向思考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否见到成效，他也不知道，不过他预见"定时炸弹如果不解开，一定会爆炸"。他同时说："革命成功有赖思想变化，思想如果不变化，革命一定不会成功。"       　　对于未来的选举模式，他早已想好。他说："我不会花一毛钱，更不会让新党花一毛钱，不搞标语旗帜，或是扫街那一套，现在媒体那么发达，我就有办法动员媒体帮我造势，为何要用那些旧的笨方法？"       　　至此为止，台湾"总统"参选人已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
      　　连战，男，５３岁，原籍陕西西安，曾任"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主席、副"总统"。代表党派：国民党。
      　　陈水扁，男，４８岁，台湾台南县人，曾任台北市市长、民进党主席。代表党派：民进党。
      　　宋楚瑜，男，５７岁，原籍湖南湘潭，曾任国民党副秘书长、"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台湾省省长、"行政院"院长。代表党派：独立参选人。
      　　许信良，男，５８岁，台湾桃园县人，曾任《美丽岛周刊》主编、民进党主席。代表党派：独立参选人。
      　　李敖，男，６４岁，原籍黑龙江哈尔滨，自由作家。代表党派：新党。
      　　为了成功地达到参选的目的，李敖一改过去困学书斋的习惯，开始频频拜会新党各级党团，并穿上了与新党党旗同色的黄衬衫、黄领带，以争取新党内部的广泛认同。在新党公职的沟通会上，李敖更是逐一与所有公职握手并勤做笔记，他鞠躬弯腰、礼数周到的程度，让这些不熟识李敖的公职们受宠若惊。       　　在两周的参选活动中，李敖在台湾的百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见招拆招的功力在政坛几无人能及。他的脑筋快，嘴巴快，奇言异论令人应接不暇。他说，新党是个烂香瓜，女人不适合从政，批评"连萧配"是白痴组合，主张"一国两制"，要废掉"国民大会"，要揭发新党内的"拥连派"，等等，绵密出招，连推举他参选的新党都防不胜防，大喊吃不消。       　　李敖认为，参选的最重要之处在于点出两岸问题的真相。他与新党合作参选就是"堂堂正正地提出两岸问题的真相"，因为台湾现在没人敢说出真话。无党籍"总统"参选人许信良只说了"大胆西进"就被打成今天这个样子，新党不过多说了几句就被戴上帽子。       　　李敖赞同许信良的以贸易来往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坚决反对"两国论"。他认为，"两国论"在台湾岛上很爽，但连靠山美国都不认同。李登辉敢讲狠话，是基于没有尊严的事实。就大陆政策而言，他认为宋稳健、扁危险、连保守、许理想。宋楚瑜不敢直接评"两国论"，先看美国和大陆反应，他的稳健很重要，宋不是弱者也不是好人，只是对我们有利，我们要让他办事，所以让宋楚瑜精神上戴着脚镣，让他好好为人民服务。       　　大选前夕，新党在台南市举办"李敖跨越２０００系列演讲会"，每次演讲都座无虚席，后来的听众只得站在后排或走道上。一次，李敖以"新台南人与新郑成功"为题发表演讲，又一次提到了"台独"问题。他说，三百多年前台南人郑成功攻下台湾，并没有搞独立，反而进攻长江"反攻大陆"，说明郑成功有长远眼光；若郑成功活在现在，相信他也不会搞"台独"，因为"台独"虽然是好的理想，但问题是有谁会承认我们？就算是台湾全民公民投票赞成独立，而大陆人民的全民公投赞成统一，并在最后情况下使用武力，台湾将会面临战争。       　　李敖赞成"一国两制"的原则。他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宗主国"似的泰山压顶，隔海磨刀，在现实利益上，"台独"是一个好梦；但是，有这一压顶与磨刀现象而不予重视，只是关起门来一厢情愿以为"台独"可行，就太不识世界大势、不明敌我关系了，也太天真了。而这种只凭自己一厢情愿就大做好梦的天真思考模式，其实正是国民党４０年教育打造出来的标准产品，惜台湾人不能自我察觉也！被人骗了，去做了不可能的事，还洋洋得意以为得计，不亦悲乎？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０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新党六周年党庆的专题演讲中，李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阐述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主张尽快地与大陆进行谈判，并再度宣扬他"一国两制"的理念。他说，要"出卖"台湾，才能买回大陆，更进一步保障台湾的安全。他更毛遂自荐要求担任台湾的谈判代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中华民国"，让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大陆上。在谈锋犀利的演讲中，李敖妙语如珠，频频地用生动的故事来阐述他的想法及政策。他左批李登辉，右打民进党，不时还波及新党。五千名听众尽皆风靡于李敖的口才与反应。演讲过程中，"李总统当选"、"李敖，当选"的声浪不断，久违的黄旗与"大地一声雷"的歌声也重新出现在会场。       　　李敖强调，"一国两制究竟好不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不是一味地封杀就有用的。他主张，"一国两制"承认台湾现有的制度，保证五十年不变，我们可以有五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不要？台湾明明可以有谈判的机会，为什么又不去争取？新党不过是发出"两岸可以谈判"的声音罢了。至于一些人幻想美国支持，他说，美国必须在国际上维持自己的战略布局与国家利益，不可能在现阶段得罪中共，现在正是中共占美国便宜的最好机会，台湾想与中共在国际场合硬碰硬，绝对讨不到好处。       　　李敖指出，保障台湾安全有几种做法：第一是关大门，维持现状。不过共产党不甘心，一些急统或急独的人也会破坏现状，所以不可行。第二是抱大腿，抱美国的大腿，以求保护，不过历史证明美国的大腿实在不可靠。第三是打大仗，不惜与中共一战，但即使台湾打赢了，也是满地的跛脚人，这仗打不得。第四是讲大局，也就是谈判，这是唯一可行的路。因此，李敖提出另一项口号："出卖台湾，买回大陆"。李敖说，不少人担心台湾被出卖，"我就卖给你看，台湾如果能卖个好价钱，还不错哩。"他认为，出卖是谈判过程里的一种让步，但该属于我们的，我们掐住不放，甚至要得更多。他强调，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也是台湾最后的筹码，如果大家信得过，"我与陈文茜等人，到大陆去跟他们谈。"       　　在这里，李敖表现了他一切以民族大局为重的宽广的政治胸怀。他心中非常清楚，当今的台湾执政者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都不是走向真正民主的政党，两岸谈判成功，台湾的统治者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但这毕竟比站在"台独"的悬崖边上要好得多，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早在九年前，他与同学的信中就已倡明此意："你说：'……如此一来，这些狐群狗党，岂不是王八翻身，不但不受应得的惩罚，反而在'一国两制'的保护下，继续骑在台湾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中共为了奖赏蒋伪的归顺，说不定到时候还要把中正堂加个蓝顶，把慈湖改造日月潭。天理何在？'其实，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极可能发生的。但我看来，发生了，也没什么，因为改朝换代，在政治结构上，总难免有'前朝'的官僚留下来。试看清朝完了，自袁世凯以下，留下了多少前朝余孽？这些余孽，只要'归顺'得快，他们照样是代换后的统治者，只不过'文武衣冠异惜时'而已……至于你说这样未免太便宜了'这匹丑类'，其实便宜了又算什么？政治上，总有一些持盈保泰的不倒翁、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或'起义'分子。只要这批人能'洗面'（'心'是'革'不了的），形式上归附，也没什么不好。从大处看，不算什么。虽然会令忠良气短，但忠良应有胸襟容忍此种事……当然，这并不是不计较，而是另在历史上计较，不在政治上计较……在政治上，从张邦昌到吴襄（吴三桂之父），都能因附逆而不被追问，但在历史上，在《宋史》、《明史》中，他们都不与忠臣之列。李登辉、郝柏村之流，都是附逆于蒋氏父子的走狗，历史永远不会饶恕他们，但是政治就难说了。"①       　　１９９９年９月３０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前夕，李敖在《亚洲周刊》发表了《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一文，进一步表述了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关头所宣扬的国家民族观念。其中写道：       　　鸦片战争１６０年来，中国人民遭遇了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个是如何避免挨饿。如何避免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功地做到了，虽然付出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错误，但在最后，终于做到了没有帝国主义敢打中国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种成就，一般小市民未必感觉得很清醒，这是由于小市民和领导人对利益的理解层次不同，小市民关心的重点是家庭利益，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是国家利益，至少在挨打的局面下，国家利益要比家庭利益优先，这也就是陈毅元帅在日本人奚落中国人穷得没裤子穿还要搞核子弹的时候，发出"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豪语的缘故。       　　这是李敖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做出的最深入的思考。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１日，为了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中国大陆发表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在台湾产生广泛的影响。次日，李敖在台湾"立法院"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唯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做法，才能开启两岸谈判的大门，解决目前的困境。李庆华则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阐述，两岸即将面对更严重的情势，新党主张的"一个中国"，不但是务实的主张，更是两岸和平的关键。他认为其他"总统"候选人主张的"台独"、"特殊国与国"关系论或其他主张，都不能带来台海和平。       　　３月１５日，在台湾大选揭晓的前夕，中共总理朱基对两岸问题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谈话，表示"台独"就意味着流血，希望台湾人民"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这一谈话在台湾岛上产生强烈震动。       　　中央社台北３月１５日电称，中国国民党"中央陆工会"主任张荣恭表示，这是中共有史以来警告"台独"最强硬的谈话，宣示了两岸和、战的底线，中共为防堵陈水扁当选逐步升高反"台独"声浪。张认为，如果代表"台独"势力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当选，两岸就算不会发生立即的战争，在未来四年，两岸关系也将是经常性剧烈震荡，将严重危害台湾的经济发展。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则认为，将来国家领导人代表台湾人民的主流意识，我们不要急统，不要急独，要的是真正的和平与尊重。李敖则表示，朱基的说法很清楚，就是"陈水扁上台，中共一定打过来"。他还说，台湾如果寄望美国继续为台湾撑腰，那就是大错特错，美国不会为台湾让美国本土承受中共核子弹的攻击，我们不必寄望美国人会做这样的牺牲。他希望台湾人应该在无奈中做选择，千万不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       　　显然舆论各方都在利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抵制倾向"台独"的陈水扁上台。
      　　对这一舆论高压，陈水扁则大呼"不是在帮中国的台湾选特首"，他呼吁选民坚定，不要让国、共两党恐吓。台湾无法接受"一国两制"，不能让台湾成为香港、澳门第二。       　　事实上，作为台湾第一大反对党——民进党十多年来的强烈影响，并不是几个谈话几个声明就可以消除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湾的政治，在依照着某种历史的惯性向前发展。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晚，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了获选票数：
      　　陈水扁：３９．３％
      　　宋楚瑜：３６．８％
      　　连战：２３．１％
      　　许信良：０．６３％
      　　李敖０．１３％
      　　陈水扁以险胜宋楚瑜的票数当选。
      　　从这次选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新党在其他政党中所处的弱势。
      　　李敖拉抬新党的历史使命亦就此告一段落。
      　　台湾的民主进程究竟会走向何处，依然是个未知数。        结帐      　　最难忘，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的清晨，自从那声惆怅的汽笛响起，李敖来到这个奇特的小岛已经整整５０年了。
      　　５０年来，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岛。在这方曾被李鸿章称之为"伤心之地"的小岛上，他从惨绿少年到玩世青年，从文坛慧星到"人民公敌"，从论战英雄到黑狱重囚，从"笑傲江湖"到竞选"总统"，他与之同生、与之共恨，他在这里跋涉、驰骋、呼啸、叫战，口诛笔伐，纵横捭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这位文化思想界的孤星，在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孤岛之上，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残山剩水之中，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生根、滋叶、开花、结果，度过了驭风而行的青春岁月，迎来了如火如荼的人生的秋天。       　　５０年来，面对周围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他率真、他坦白、他自负、他自大、他凶悍、他狂傲、他好讼、他愤世、他玩世、他骂世、他勇敢、他侠义，他痛恨伪善、他树敌八面、他快意恩仇、他穷情极性、他温柔敦厚、他随缘入化、他有口无心、他放浪形骸、他穷凶极恶、他横睨一世、他哗众取宠，他怀救世心怀、他存烈士肝胆、他与时代颉颃、他大难来时不皱眉、他打碎牙齿和血吞，他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他理来情无存、"流水无情草自春"，他自诩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天马行空的文章大家。他在坦然面对和顽强对抗中，坚信反独裁是一时之举、反暴政才是千秋大业，时代会变、反抗的精神永恒，他以目空一切之人，做手不停挥之事，用笔如刀，六亲不认，以直报怨，鞭及枯骨，朝夕不保，死生以之，弹指之间，他已经６５岁了。       　　用他的话说，一般人"６５岁以后，大家在等你退休，静养天年；你变成一个不满现实、满腹牢骚、走路一瘸一拐的过气人物"。但他却无职可退、无止无休，他乐观而快乐、愈老愈激进、一袭红夹克、"人生八十才开始"，他看破红尘又回到红尘，出世以后又回向人间，他要对面前的世界进行一番结账的工作了。       　　账目分两项，一项是思想探索，一项是艺术实践。
      　　中国人的思想与观念，中国人的活动与行为，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与未来，他要把整个中华民族摊开，要对这一切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与梳理。它不是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思想的联缀，而是真正以中国人的思想来作为中国的历史，这便是他所说的要下大功夫完成的世界性永恒性的大手笔——《中国思想史》。       　　这项工作纷繁而复杂，但他却要一个人完成它。
      　　他要以此作为自己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一件礼物，使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变得清楚而清醒，使人们从此调整未来的行为和方向。"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而我却管中间，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       　　他已完成的《中国近代史新论》、《中国现代史正论》、《中国现代史定论》等著作，也许算是这场大盘点中的一个子项目吧。
      　　他有一句名言，许多人都不会忘记，当然许多人也不以为然，那就是："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用数千万字的《李敖文集》和《李敖大全集》说明了这一切。如今，他又要为中国人的语言定向了。１７世纪的约翰生曾经编写英语辞典为英语定型，他却干脆要编写一部《中文大句典》了。他认为，比尔?盖茨的工程化译写出来的视窗中文，可能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中文能力全面退化的威胁，他要以一世功力，借累积阅读古今典籍的经验，选择、辨识、分析漂亮的中文句子语法，为下一代句法作示范。       　　１９９９年初，他与远流出版公司签订了三年交稿的《中文大句典》的出书计划，字数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字。这是他在语言艺术上要进行的一项大工程，也是一场总结算。       　　他在第一次政治犯坐牢期间，曾经构思出数部小说的腹稿，《北京法源寺》只是这数部中的一部，人们亦在翘首期待着那史诗性的著作问世。
      　　２０００年春天，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的采访时说，他要写一部"男女关系"的小说，"会谈到情、谈到性等很多方面的命题"，以此对自己阳刚风格的小说做一个补充。这便是他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上山?上山?爱》。       　　新千年里的李敖，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千禧之年的第一个春天，又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北京法源寺》的情节并不复杂：作品写１８８８年康有为北上谋求上书变法失败，后南下广州，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培养自己的班底。十年后终于上书成功，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协助皇帝变法。以太后、荣禄为代表的落后势力对此百般阻挠，并图谋易位。谭嗣同等欲杀禄挟后，搞宫廷政变，被袁世凯告密。谭嗣同欲"死事"不逃，与其他五位维新人士被杀于菜市口。数年后，康有为、梁启超、佘法师的徒弟李十力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救国道路。应该说，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形象早已被历史定型；"戊戌变法"亦是人们熟知的前尘影事，发生过程已家喻户晓，成为常知；民国以来，以"戊戌变法"为题材的戏剧、小说、电影及其它形式的文艺作品亦不乏其例。这一切，构成了《北京法源寺》的阅读视野和艺术创造的形式参照。《北京法源寺》的奇特之处也正在这里，在作品中，这种对人物性格内涵的直接展露，人物的性格行为和情节冲突显然已经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作者避开了小说惯常的叙述方法，大胆发挥文学家的想象力，运用"百川归海"式的宏大结构，详人所略，略人所详，避开历史文本的常知部分，把笔墨的重心放在了人物文化思想的纵深挖掘上，放在了对人物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因素的剖析上，通过人物对话、内心独白以及铺陈扬厉的论辩语言，为我们展示出在中国最幽暗的历史时期一段段动人心魄的思想巨人的心灵历程。从总体上讲，《北京法源寺》的书写技巧是传统的，但作者的创作视野却是现代的。他在继承传统创作理论的基础上，以其渊博的史识、精深的思考，创制出超越传统叙事规范重在表达思想的新式文本，语言汪洋恣肆，气势磅礴，既有汉代大赋的铺张扬厉的气势，又有孟子文章的尚理善辩的文采。《北京法源寺》，不失为我国当代历史小说中一部优秀之作。①       　　当然，作为历史小说的探索之作，这部作品并非白璧无瑕。比如，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有时过近，导致小说中的一些议论和抒情成为作者情绪的渲泄，以致一些"李敖式"语言的出现。作者走向前台，使本应含蓄的"影射"显得直露，作者和作品失去了距离，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时间性和历史感。也许正因如此，《北京法源寺》的提名，才在海内外引起一场"风波"。       　　但在提名问题上，李敖有自己的理解。他谑称，被提名诺贝尔奖证明在台湾受排挤的可向世界进军。"不是我想要这个奖，而是这个奖该给中国人了。""诺贝尔文学奖１００年来只有４个亚洲人获奖，印度１人，以色列１人，日本２人。中国人从未获过奖，诺贝尔的其他奖，比如物理奖和化学奖，曾经给过中国人，但是他们得奖的国籍已经是美国了。"他认为《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合乎理想主义的小说，自己的著作超过１５００万字，坐过６年两个月的牢，被软禁１４个月，可以说为理想主义受尽苦难。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个奖。       　　李敖恨的是文人气短！
      　　李敖争的是民族气节！
      　　有论者谓，中国人首得诺贝尔奖者，非李敖莫属。但也有人对此产生非议，甚至有人不屑一顾，认为李敖是自我炫耀、自鸣得意、在炒作自己，并且对此感到"困惑不解"①。这真是太不了解李敖了！
      　　对于一个为自由而呼啸叫战的斗士而言，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区区一奖于他何有哉！
      　　其实，对于一位向东方强权终身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能否入选并不重要，单就获得提名这件事本身，便具有一种浓厚的象征意义。它预示着在社会文明发展缓慢的东方，人民的民主意识正在悄悄萌芽、生长，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为信仰而战的精神正在潜移默化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它是人类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希望。       　　大陆《中国图书商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曾发表焦国标先生的一篇文章，颇能道出李敖"提名"的意义：
      　　中国人在文学的箩筐里扒抉１００遍也没有谁挑出来李敖拿正眼看看，甚至压根没有谁将李敖放进文学的箩筐。的确，即使是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拿来说事儿的《北京法源寺》也更像论政论学之作。梁启超与谭嗣同论佛学，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与谭嗣同关于去留、死生的交锋，皆是其最精彩之处，也是此类著述里的精彩之最，除了李敖，别人谁也写不来。在这里，他的语言不像他写杂文那样肆无忌惮，可是并不精雕细刻，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粗鄙。这就对了！在一个粗粝、野蛮的社会，一切纯文字上的经营皆是罪孽，一切自命为美文的作家皆是罪人。李敖驱遣污言秽语，并世无二人，人皆诟病，我却理解。中国强人不跟人讲理，世间举凡民主、自由、人权、正义、天良、人道、报应，没有他们怕的，惟一对他们能构成一点刺激的就是污言秽语，这跟原始部落里人们的认知水平完全一样，妖邪怕污秽，只有以污秽才能驱妖邪。李敖天性大雅大义，不弱于任何人，之所以做此下作相，实不得已也。几千年的汉字，几万年的汉语，蕴藏巨大能量，就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水电资源，是李敖第一个开发利用了污言秽语这项潜能。       　　我心目中有七位贤人。他们是梁启超和胡适、甘地和曼德拉、李敖和柏杨，以及金庸。梁启超和胡适，贤在德才学识，贤在于浊恶世中爱惜羽毛，洁身自好，即便高官厚禄唾手可得，甚至不伸手去取就有人硬塞，你不接住就是看不起我的情势下仍然不失良知的底线。甘地和曼德拉，贤在教主般坚不可摧的钢铁理念，一次次的绝食之苦（甘地），漫长（２７年）的牢狱之灾（曼德拉），不以为畏途，终至事功惊天地。李敖和柏杨，贤在于黑云压城、文网密布中快意恩仇，独戟刺天，为台湾社会撕开重重黑幕。金庸之贤，在于风靡的文字成功（给许多人带来阅读的快乐同样是一项大功德，我不是精英主义者，我只崇拜多数原则）和创办新闻实业的成功。之所以排列这七贤，只是想让您知道李敖在我心中的分量。       　　２０００年５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获奖者不是李敖。
      　　这不禁又要使所有的中国人大发感慨了。
      　　但李敖没有感慨，他不会因为评奖而改变自己，他一如既往地工作、工作、工作，他正在忙于结账、结账、结账。
      　　他要面对的是人类的古往今来，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
      　　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李敖是一座孤峰。
      　　他阅历了太多太多的人世沧桑，立地顶天破苍穹，挺拔威武而不屈；他在一个充斥着畸形与变态的小岛上，神驰于人类忧患，情系于底层民众，用一支铁笔，禀一腔奇情，披荆斩棘，身先士卒，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了一条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的血路；他身系宝岛，心灵却飞翔于遥远的文化思想的时空，那里是大陆的故乡，是中华民族的根，它虽然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他却要以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使那片土地苏醒，苏醒，苏醒……       　　五十年来，五百年内，如此壮士，复有几人？
      　　五十年来，五百年内，如此猛士，复有几人？
      　　五十年来，五百年内，如此烈士，复有几人？
      　　大哉！李敖！
      　　奇哉！李敖！
      　　壮哉！李敖！
      　　伟哉！李敖！
    
      李敖大事年表(1)       　　１９３５年
      　　４月２５日，生于哈尔滨，时日本占领东北，在日操纵下，溥仪立"满洲国"，成傀儡王。父亲李鼎彝自１９２６年北大毕业后，任吉林六中校长，为了生计，又任教于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等校。他与吴焕章等人组织黑龙江青年抗敌会，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理事，进行地下抗日活动。       　　１９３６年　１岁
      　　在哈尔滨。时年春，日本于东北大肆屠杀进步知识分子，东北处于白色恐怖中。
      　　１９３７年　２岁
      　　为免遇难，李鼎彝举家逃至北京，数次搬迁后，住内务部胡同甲四十号。不久，"七七事变"，国民党弃城而去，日本占领北京。经地下组织同意，李鼎彝入北京汪精卫政府法部任科员，并负责北京地区地下抗日协会工作。       　　１９３８年　３岁
      　　在北京。
      　　１９３９年　４岁
      　　在北京。
      　　１９４０年　５岁
      　　李鼎彝任太原市禁烟局长。５月随父赴太原，游太谷等地。并在性格上受到耿直的男佣温茂林影响。
      　　１９４１年　６岁
      　　得盲肠炎，住北平东华医院。受伪政府内部争斗的牵连，李鼎彝以"贪污罪"被日军逮捕，六个月后无罪释放。李辞职回北京闲居。
      　　１９４２年　７岁
      　　入北平新鲜胡同小学。
      　　１９４３年　８岁
      　　暑假后，升小学二年级。
      　　１９４４年　９岁
      　　暑假后，升小学三年级。学校设日语课，始学日语。
      　　１９４５年　１０岁
      　　抗日战争胜利。暑假后小学四年级，因日本投降，停学日语。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李鼎彝在东北营城子煤矿任总务处长。
      　　１９４６年　１１岁
      　　新鲜胡同小学改为一区九保国民学校。７月初小毕业。暑假后入高小五年级。已读到《黑奴魂》等翻译小说。
      　　１９４７年　１２岁
      　　暑假后入高小六年级。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模范儿童"，并做学校图书馆学生馆长。在家中辟有"李敖实验室"。并投稿《好国民》杂志，发表《忘心》、《人类的冷藏》两篇文章。时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       　　１９４８年　１３岁
      　　暗恋同学张敏英。暑假后小学毕业，以总分第一名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拟写《东北志》，并开始收集有关资料。时国共之争，北京危急，李鼎彝决定分批南下避乱。冬，李敖与三姊、四姊，由五叔陪同，转天津赴上海。途中满目疮痍，亲身体会到了内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１９４９年　１４岁
      　　１月２５日，考入上海市立缉规中学，重念初一上。读到开明书店大量左派刊物。
      　　１月３１日，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主要军事力量被摧毁，国民党政府企图划江而治。
      　　３月３１日，以刀伤同学脚，被记大过一次。经历国民党"金圆券"风潮。
      　　４月１０日，上海危急。李敖一家登船离开上海。１２日，抵台湾，居台中市。跳班考入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是月，解放军占领南京。
      　　５月２７日，解放军占领上海。
      　　１１月，参加台中市第四届国语演说竞赛，获初中组第二名。本月２０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胡适任发行人。
      　　１２月８日，国民党迁台。并开始为时３８年之久的"戒严"。
      　　１９５０年　１５岁
      　　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处于美国"保护"之下。
      　　暑假后入初中三年级。与赵天仪等办"初三上甲组报"，发行人陈正澄。读到《胡适文选》。
      　　１９５１年　１６岁
      　　暑假后入高中一年级。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与数学教师（共产党员）严侨开始有交往。
      　　１９５２年　１７岁
      　　６月１５日，访钱穆，两人开始有了一段短暂的书信往来。
      　　６月２５日，于《学生》杂志（第４６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它》。
      　　８月１日，于《合作经济》二卷第１２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该文为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获第一名，并得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以此款购得《饮冰室合集》４０册。       　　８月２７日，历１８天在省立台中图书馆完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
      　　暑假后入高中二年级。是年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诸葛亮的军政》等文。与罗君若恋爱。
      　　１０月１日，读《胡适文存》，并写２０００字长信给胡适。
      　　此年，台北"文星书店"开业。
      　　１９５３年　１８岁
      　　暑假后入高中三年级。一周后休学回家。是年与严侨密商共同潜回大陆，参加大陆建设。后严侨被捕，乃省下早饭钱，帮助严师母和三个孩子。
      　　１９５４年　１９岁
      　　７月２６日，以同等学历资格参加大专联考，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专修科（后改为法律系司法组），９月１４日入学。住善导寺。
      　　１９５５年　２０岁
      　　４月２７日，李鼎彝去世，面对三千人的葬礼，李敖特立独行，改革丧礼，受到众人指责。
      　　６月２７日，因对学校师资等不满，自动休学。
      　　７月２６日，再次参加大专联考，考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受到台静农的关注。与考入台大的罗君若同居。
      　　１９５６年　２１岁
      　　暑假后入历史系二年级。四季着长袍，成为台大一道"风景"。与罗君若中断恋爱关系。结识历史学家姚从吾。
      　　１９５７年　２２岁
      　　３月１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第１６卷第５期发表中学旧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
      　　４月２６日，经姚从吾介绍，结识胡适，拟写《胡适评传》。从此与胡适有了交往。
      　　５月２３日，访思想家殷海光。受殷影响，拟转哲学系。
      　　暑假后入历史系三年级。与姚从吾开始有了密切交往。
      　　１１月１５日，《文星》杂志创刊。
      　　１９５８年　２３岁
      　　６月８日，自此日起，每天以日记自励，排遣失恋后心中的郁闷。
      　　７月１９日，于《中央日报》发表《梁启超与徐志摩》。
      　　暑假后入历史系四年级。
      　　１９５９年　２４岁
      　　７月，大学毕业。谢绝姚从吾等考研的劝说，决定入伍。
      　　９月７日，赴凤山陆军步校，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自此日起，开始《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的写作。
      　　１９６０年　２５岁
      　　４月２８日，任陆军十七师四九团二营四连炮兵排长，足迹遍及台湾南部。
      　　１１月２０日，于台湾《联合报》发表《妈妈的梦幻》。
      　　１９６１年　２６岁
      　　１月１７日，被聘为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五十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
      　　２月５日，自澎湖退伍。６日返台中。１５日赴台北，住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四席小屋"。在此发表《充员官》、《爱情的刽子手》等作品。
      　　６月１５日，搬到新店狮头号路十七号"碧潭山楼"。
      　　８月１８日，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
      　　１１月１日，在《文星》第４９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与王尚勤恋爱。
      　　１２月，于《文星》杂志５１期发表《播种者胡适》。
      　　１９６２年　２７岁
      　　２月１日，于《文星》杂志５２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兼职"开国文献会"。
      　　５月１９日，迁回台北，住安东街２３１号三楼，与王尚勤同居。
      　　１０月，胡秋原以"诽谤"罪控告李敖。
      　　１９６３年　２８岁
      　　３月１９日，自愿在历史研究所休学。
      　　９月１日，出版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
      　　１１月１日，于《文星》７３期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
      　　１９６４年　２９岁
      　　２月，出版《胡适评传》和《胡适研究》。
      　　５月１日，迁入水源路１９号"水源大楼"三楼，与海蒂同居。王尚勤在纽约生女儿李文。
      　　１９６５年　３０岁
      　　７月１日，于《文星》杂志发表《没有窗，哪有"窗外"？》
      　　８月１８日，迁往信义路国泰信义公寓四楼。
      　　１２月１日，于《文星》第９８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批评国民党。２６日，杂志被封杀。四年的"中西文化论战"告一段落。
      　　１９６６年　３１岁
      　　是年，李敖的系列著作《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以及《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中的《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被查禁。警总开始一再"约谈"。       　　１９６７年　３２岁
      　　４月８日，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以"妨害公务"对李敖提起公诉。１４日，义助殷海光。夏，与小蕾同居。
      　　１９６８年　３３岁
      　　是年，以贩卖旧电器为生。义助柏杨。
      　　１９６９年　３４岁
      　　义助彭明敏。
      　　１９７０年　３５岁
      　　１月，因彭明敏偷渡，全年被软禁、跟踪。
      　　９月３日，接雷震出狱。
      　　１９７１年　３６岁
      　　３月１９日，被警方逮捕。《纽约时报》刊出照片及文字报道。
      　　１９７２年　３７岁
      　　２月２８日，被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看守所，旋以"叛乱"罪判刑十年，后改为八年六个月。
      　　１９７３年　３８岁
      　　被关押于军法处看守所。
      　　１９７４年　３９岁
      　　被关押于军法处看守所。
      　　１９７５年　４０岁
      　　９月２２日，因蒋介石去世被减刑，由八年六个月改为五年八个月。
      　　１２月２２日，被移送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被隔离监禁。
      　　１９７６年　４１岁
      　　１１月１９日，刑期满，无保释放。
      　　１２月１日，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１９７７年　４２岁
      　　是年与刘会云同居。辞去国际关系中心职务。住"金兰大厦"，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隐居"生活。
      　　１９７８年　４３岁
      　　是年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吴俊才再次邀李敖任《中央日报》主笔，遭拒绝。
      　　１９７９年　４４岁
      　　出版《独白下的传统》。并在《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版《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
      　　１９８０年　４５岁
      　　是年，出版《李敖全集》。
      　　５月６日，与胡因梦结婚。
      　　为萧孟能太太朱婉坚抱不平，被萧控告。胡因梦表演"大义灭亲"。
      　　８月２８日，与胡因梦离婚。
      　　１９８１年　４６岁
      　　４月１８日，获得《千秋评论》杂志执照，旋被吊销。
      　　７月２４日，与汝清同居。
      　　８月１０日，以"侵占"罪被萧孟能控告入狱，判刑六个月。
      　　９月１日，《千秋评论》以"丛书"形式出版。
      　　１９８２年　４７岁
      　　２月，出狱，发表有关监狱黑暗文字，揭露司法黑幕。为党外运动写文章。
      　　４月２５日，党外人士为之祝寿。
      　　６月，出版"三情之书"（《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与"安"同居。
      　　８月２８日，实行"隐而不退"。
      　　１９８３年　４８岁
      　　５月，《千秋评论丛书》第７期在大陆出版，出版时更名为《台湾监狱黑幕》（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这是李敖作品在大陆的首次亮相。
      　　每月出版《千秋评论丛书》一册。
      　　２月１日，出版《李敖全集》第７册、第８册。
      　　８月至１１月，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号外》三册。
      　　１９８４年　４９岁
      　　《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多期被禁。
      　　１月，又加出《万岁评论丛书》，每月一册。
      　　是年，《万岁评论》多期被禁。为《政治家》主持专栏。任《自由时代》总监。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是年，与王小屯恋爱。
      　　１９８５年　５０岁
      　　"最高法院"平反四年前冤狱。《千秋评论丛书》第４０期被禁。《万岁评论丛书》第４期被禁。
      　　６月２４日，控告台北市政府，索赔一元。
      　　是年，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李敖全集》２４册。
      　　１９８６年　５１岁
      　　５月，捐资１０万元支持"五一九绿色行动"。
      　　１９８７年　５２岁
      　　５月９日，控告高雄市政府，胜诉。
      　　７月，控告台中市政府，１９９３年５月胜诉。
      　　是年，台湾《读书人》杂志评选十大作家，名列榜首。
      　　１９８８年　５３岁
      　　７月，杂文集《千秋评论》在大陆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这是李敖作品首次在大陆正式出版。
      　　１０月１日，创办《乌鸦评论》周刊，共出２４期。
      　　１９８９年　５４岁
      　　４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４０周年纪念演讲会"。
      　　８月，为《世界论坛报》开专栏《世论新语》。
      　　１９９０年　５５岁
      　　是年，完成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美国"全美华人协会"最佳成就奖。
      　　１９９１年　５６岁
      　　２月２７日—８月２０日，办《求是报》。
      　　１１月１日，创办《李敖求评论》月刊，宣称是"全台湾惟一一个崇尚真理、全说真话、专讲是非、没有党派的杂志"。
      　　１９９２年　５７岁
      　　３月８日，与王小屯结婚。
      　　１９９３年　５８岁
      　　６月，应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邀请，任东吴大学历史系特任教师。
      　　１９９５年　６０岁
      　　３月，举行个人藏品拍卖会，筹措章孝慈医疗基金。
      　　１０月３０日，为真相新闻网主持"李敖笑傲江湖"，每周一至周五播出，每次３０分钟，轰动海内外。播满１０００集后又继续推出"李敖秘密书房"及"李敖颠倒众生"《李敖大哥大》等栏目。       　　１２月，由台湾荣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李敖大全集》２０册。
      　　１９９６年　６１岁
      　　５月辞去东吴大学教师一职。
      　　是年，与大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签署协议，出版《李敖大全集》４０册。
      　　１９９８年　６３岁
      　　是年，与大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签署协议，在大陆出版《李敖回忆录》。
      　　１９９９年　６４岁
      　　是年，《李敖快意恩仇录》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２０００年　６５岁
      　　１月，《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２月，参加台湾"总统"竞选。呼吁"一国两制"。
      　　３月，在环球电视主持"挑战李敖"节目。
      　　５月２２日，控告李登辉"涉嫌内乱"罪。
      　　６月，大选结束，开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第七十三烈士》。后在台视主持《李敖脱口秀》节目。
      　　７月２０日，在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中与大陆读者第一次对话。
      　　１０月２２日，《李敖笑傲江湖》播出最后一次，宣布正式告别电视圈。
      　　２００１年　６６岁
      　　４月２５日，欢度６６岁生日，并举行《上山?上山?爱》新书发布会。
 
                                                                   主要参考文献                                                          　　李敖大全集１—２０卷，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
      　　李敖大全集２１—４０卷，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我的皮肉生涯，李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李敖的情诗，李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李敖自传与回忆，李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李敖文集，李敖著，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李敖对话录，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版
      　　李敖回忆录，李敖著，李敖出版社（台北）１９９９年版
      　　李敖快意恩仇录，李敖著，商业周刊股份有限公司（台北）２０００年版
      　　文化顽童李敖，蔡汉勋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
      　　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马家辉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
      　　李敖评传，董大中著，中国致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李敖传奇，秦文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天才老妖怪，章晓明著，北方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现代狂人李敖，刘修铁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李敖新传，孙尘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完全李敖，傅宁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死亡与童女之舞，胡因梦著，圆神出版有限公司（台北）１９９９年版
      　　胡适文集，胡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胡适杂忆，唐德刚译，华文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无地自由?胡适传，沈卫威著，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胡适日记，沈卫威编，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殷海光文集，殷海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殷海光传，汪幸福著，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殷海光与蒋介石，汪幸福著，２０００年版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王元化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
      　　梁启超传，李喜所、元青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柏杨评传，雷锐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版
      　　台湾政治制度，孙淑著，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台湾文化概观，吕良弼、汪毅夫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台湾十大政治要案，叶明等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港台文化名人传，费清、汤平编著，人民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台湾出版史，辛广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现代台湾文学史，白少帆等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台湾文学史，古继堂主编，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台湾党外领袖人物，李达编著，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１９８７年版
      　　谁说台湾学生无知，风云论坛编委会，风云论坛社（台北）３５期       后　记                                                          　　在很久很久以前，豫北山区有过一个壮汉，个子不高，勤劳能干，他的热心和善良，赢得左邻右舍的称赞。
      　　一个夏天，壮汉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壮汉十分风光，他向乡邻借了粮票，借了钱，背着铺盖卷，雄赳赳地踏上东去的山道，把儿子送出了山。
      　　第二天，壮汉回来了。昨日的荣耀似乎从未有过似的，他一如既往地下地干活，从泥土中刨食，用汗水换钱，后来，又跟外出打工的人奔了太原。
      　　壮汉挣来的钱除了家用，都源源不断地寄往一个小城，在那里，他的儿子正在念大学，想到儿子，壮汉就来劲，受多少苦他也情愿。
      　　壮汉这一辈子都在劳作，像在完成一项使命似的，风里来，雨里去，从春到秋，从冬到夏。儿子大学毕业了，儿子留了城；儿子成家了，儿子有了新居。壮汉高兴，但高兴归高兴，他从未到城里住过一天。       　　壮汉老了，壮汉的头发白了，壮汉病了，壮汉拄着拐杖只能斜着身子走路了。
      　　他开始想儿子，但儿子离他太遥远了，壮汉只能在冥想中想象儿子的模样。他站在篱笆门外，向东方的山巅眺望，那里，山岚一片，有几只老鹰在飞，在飞，在幽远的山谷上空盘旋。时间久了，壮汉竟觉得，儿子是儿子，儿子和自己无关。       　　春天里的一个晚上，壮汉院中那两棵开满白花的梨树突然枯萎了。
      　　壮汉像是明白了什么，别人指指点点，他只是笑笑，不发一言。
      　　几天之后，壮汉死了。
      　　正是清明时节，壮汉的儿子冒雨回到山村。他处理着壮汉的后事，没掉一滴眼泪，平静得好像那去者与他无关。
      　　清晨，山里人看到那个壮汉的儿子在村外漫步，马上又想起壮汉。
      　　壮汉的儿子走了，乡亲们继续忙活自己的生计，壮汉从此消失了。
      　　那个壮汉的儿子就是我。
      　　想起父亲的一生，午夜梦回，我曾泪流满面，但这种思念，我从未在人前流露过。父亲传给我的除了大山的沉默，便是大山的内涵。
      　　我是壮汉的儿子。
      　　到高校工作后，阴错阳差，我步入"李敖研究"的行列。那个在台湾岛上倔犟地与黑暗抗争了一辈子的老头儿，竟然使我倾注了数年的精力、财力和时间。就像当年父亲供我读书、成家一样，没有考虑过收获，没有考虑过报答，冥冥之中，我像在完成上苍交付的一项使命，我的血肉，我的生命，我的薪水，似乎都是为了那个使命而来，为了它，我不惜代价。       　　李敖说过，来年之后，他会归骨于昆仑之西，那是大陆的动脉，大陆的根，虽然它已经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我觉得他的话为我们的时代敲响了警钟，在人文价值失落的今天，值得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午夜长考。       　　当然，李敖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一点！他那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时髦不能动的人格、那为理想主义而战的信念、为人类忧患而呐喊的精神、"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勇，对我们每一位步入２１世纪的中国人都具有施教意义。       　　就像父亲无怨无悔地培养他的儿子一样，我把挖掘李敖的价值当做了一项神圣的使命。一晃五年过去了，我的思考渐渐化作了摆在桌子上的这部书稿。
      　　《李敖这个人》在三年前就已具雏形，后又三易其稿，方成眼前模样。尽管如此，限于资料原因，许多地方依然未能满意，如今惴惴不安地献给读者，一方面意在交流，更重要的是接受读者的指导。       　　在本书付梓时，我要深深地感谢那些曾经给本书以支持和指导的老师和朋友们。如在百忙中审阅本书并提出中肯意见的贾允河博士，赴香港讲学依然不忘为笔者寻找资料的曾祥芹教授，为笔者访问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资料室而提供种种方便的徐雁博士，为本书的完成给予过极大支持和关怀的沈卫威博士，为本书热情推荐出版单位的林贤治先生，大力支持笔者开设"李敖研究"课程的翟传增先生，还有郝剑平、陈献军弟在经济上的援助，陈志明君在校稿上的协助、王萍君在帮助购置资料上的辛苦……没有这些见面和未见过面的老师、朋友的帮助，本书的完成定会更加困难。       　　此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翻阅了大量他人的有关著述和文章，受益匪浅，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恕不一一列出。
      　　学术性评传的写作有着比较严格的规范和要求，而我并未受过此方面的系统训练，大多靠的是对先贤著作的学习和感悟，因此，书中荒腔走板的地方，还望读到本书的读者方家不吝赐教。       　　陈才生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于殷都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