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xtplus.nextmedia.com/columns/%E5%9D%90%E7%9C%8B%E9%9B%B2%E8%B5%B7%E6%99%82/20150628/217576

壹週Plus｜Next Plus｜專欄

一九六七年暴動領袖逝世，無端端引起一場紛爭，追究一九六七年所謂「反英抗暴」的責任。死者家屬覺得冤屈，認為無端端鞭屍抽鬥，殊不公平。

追求事實真相，總會令一些人覺得受傷害。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中方、特府、左派，不敢再提，好似沒有發生過，然而最好笑的是：中國人最喜歡指控日本刪改歷史、抹掉所謂的南京大屠殺。真是笑死。

譬如信手拈來，既然一九六七年沒有過暴動，不要緊，那麼就當做日本侵華戰爭一樣，沒有發生過好了。然而普通的事實：香港何來有什麼「工運」？請注意：不是為工人爭取加薪或福利，是「工人運動」。什麼叫「工運」？八十年代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領導格但斯塢碼頭工人，對抗共黨政府，先罷工後示威，後來演化成顛覆東歐共產集團的歷史事件，華里沙就是工運領袖。

香港從來沒有什麼「工運」。因為五六十年代，香港有紗廠、原子粒收音機裝配廠、玩具工廠，你找找幾十年的舊報紙，繁榮安定，沒有什麼「工運領袖」發動工人罷工，要求加薪。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新蒲崗的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也不是一場工運，而是老闆與一伙工人之間因薪酬問題的爭執。後來新華社和左派介入，揣摩大陸民革上意，將行動升級為暴亂。一個「工」字的紛爭，為時極短，即升級為有組織、有預謀的全港暴動了。

香港無工運，社會運動倒有過幾場。例如什麼「保釣」、「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八年的金禧事件」可以稱為「社會運動」。這些重大事件之間，無工廠工人之參與。一九七○年本地的劉千石倒是辦過一份「工人雜誌」，爭取工人權益，也限於辦公室中書生之見，並未發展成癱瘓半個香港貿易出口的罷工行動。

工會負責人不等於是「工運領袖」。難怪巴金在「文革」之後哀嘆：要中國人這個民族講一點起碼的真話是多麼困難。

叫中國人講真話，真是比要新幾內亞的土著登陸月球更不可能？一來教育並無「獨立思考」之設，二來社會缺乏真正的民主。自小填鴨教育單方面灌輸，所謂「贏在起跑線」，兩三歲的小孩，為了要進名牌幼稚園，已經要找補習班。名牌面試要接受雞精式的灌輸。三兩歲學什麼？學在面對一個陌生的校長時，看校長的面色，對一條問題的指令，準確答出事先叫他死記好的答案。每年所謂名校面試季節，香港都是一個國際笑話。看見家長從小將他們的小孩訓練成舉手機器、錄音機或奴才，你會暗自讚嘆：一個民族最大的本事是確保每一代都做應聲蟲。

外國人私下有交情才講真話，這些人對不相熟的中國人，交談之中，自然三句不離對中國「經濟成就」的讚賞。講真話如魏京生到劉曉波，會換來十多年的牢獄之災。統治中國人很容易，殺雞儆猴就夠了。將一個講真話的人判入監獄，不會有人為他爭相聲援，只會陸續收口。民族性格決定：文人相輕。講真話的如果是文人，得罪了政權，這個人平時也必定得罪同輩的許多「文友」。如果我是共產黨，也一定善用「文人相輕」的DNA，平時鼓勵他們告發，看準時機，抓一個進去，我也明白：其他文人在暗中偷笑。

大陸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後來的「文革」就是這種核分裂效應。詩人聶紺弩逝世前，不是廣為流傳他的一個書法家好友向「黨」告發他的反動言論？作家馮亦代不也被揭發時時向一伙右派「知識分子」家中串門，豎起耳朵，留意動靜，「運動」一來，馬上檢舉，令他的文化朋友身陷大獄？這就是DNA了。我查看過納粹德國的歷史，許多知識分子不相信謊言，像作家湯瑪士曼一早離開，隱居瑞士。納粹時代沒有形成一個作家、藝術家、音樂家互相檢舉揭發的大規模。

中國歷史上有「偶語棄市」的記錄，就是私底下說幾句話，馬上推出斬首。「偶語」怎會成為死罪？當然四周有人「報寸」。法家的商鞅又發明「九家連坐」，此一傳統「文革」登峰造極。所以要中國人實現議會民主是不可能的，因為要中國知識分子說真話不可能。為什麼要知識分子說真話不可能？因為所謂知識分子之間，先流行互相輕視、出事而告密的傳統。

巴金當年呼喚「說真話」，他的「懺悔錄」還在香港左派連載。我記得當年那份左報編輯，欣喜形於色，告訴我：「現在國家不同了，巴金終於鼓勵說真話，這種文章也可以登了。」三十年前我聽見此言，心中憐憫這個中國人編輯之天真，我已經暗自懂得冷笑。今日再看巴金的「說真話」，果然只是曇花一現的哀鳴，舉國又退回謊言的時代，並蔓延香港。對於中華民族，我由衷寫個「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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