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與黨性
2011年07月24日
「我的父親羅孚」除了孝子替老父喊寃，一般香港人，看了可以了解一點點特區香港的最高統治者：當今的中國。
這部書，講的是「人性」與「黨性」的衝突。這是一個哲學問題。
共產黨員比一般人多了一重「黨性」。黨性是什麼？是對組織的絕對服從。組織今天由毛澤東稱王，下面的人，要毫無保留的讚頌「毛主席萬歲」，服從毛澤東思想交付下來的任務：即使是鬥爭、破壞、暴力，也不得異議。
明天，毛澤東沒有了，換了另一個強人，路線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昨天是黑，今天變成白，黨性的要求，是不得質疑，不准抗命，也是一樣的服從。
這本書裏的人物，都是民國過來的知識份子，他們有溫情，也有理想。人性與生俱來：親情、友誼、誠信，加上一點點是非分辨的常識。「人性」那隻風箏，在天上自由飛舞，但「黨性」那根透明的玻璃暗線，還牢牢抓在操控線軸的那個人手上。
別看那隻漂亮的風箏，像蝴蝶，像大鷹，像一條龍，舞姿甚為輕盈，其實有一根線扯住。「人性」的風箏，想好風憑借力，「黨性」的線軸馬上收緊，不聽話，真的以為天空任鳥飛？哈哈，你錯了。
羅孚先生最初把大兒子送進大陸，是黨性紀律的遵從。後來，覺得不對，把年幼的子女送去英國和美國讀書，則是人性的掙扎。喜愛書畫文學，尊敬知識份子的朋友，這份人情，是真的；但「黨」要他統戰，「多交朋友」，為了組織的利益和目的，此一黨性的要求，偏偏又是冷酷無情的。
「我的父親羅孚」講的不止是一個父親，而是一代民國善良而天真的知識份子，即使他們走出了大陸，也走不出心中的一座牢籠。讀者認識的不止是一位父親，而是一代悲劇，而且悲劇或換了角色，情節劇本依舊，還遠遠沒有落幕。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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