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者言
龍年春節過後，中國政壇好戲連台，高潮迭起，看得人眼花撩亂。序幕是在重慶開的，大戲在北京開演，王立軍、薄熙來以及背後若隱若現的周永康和上海幫，在聚光燈下儼然成了眾矢之的，中南海面臨的政治地震不亞於林彪出逃和六四事件。
孔慶東稱薄熙來被罷官是「反革命政變」。而當局無論是要求軍隊、地方宣示效忠，還是清算薄黨控制傳媒等招式，確實是地地道道的反政變措施，結果是「政變」的概念在過去兩個月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就像「重慶模式」的倒塌刺破了「中國模式」的大泡沫，中南海通過政變權力更迭的事實，粉碎了海內外御用文人對中共極權體制恬不知恥的吹捧。這方面剛剛去世的方勵之先生的見解很到位：「無論中國領導人如何向外界開放市場，他們沒有從其鎮壓的政治信條上退縮那怕是半步。」
四月十日深夜中共宣佈了對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谷開來已經移送司法機關的新決定，是這場大戲的新的一幕。此案仍未定性，未有結案，圍繞十八大的權力鬥爭和幕後交易方興未艾，後面像是還有好戲。在此背景下，中共的「大外宣」倒有點成了現代陪葬品。
值得警惕的是，原來把薄熙來「重慶模式」定調為文革復辟的路線鬥爭，有可能讓位於殺人滅口的刑事案件，民間期待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再次幻滅。中共現有的政體就是一個不斷引發文革和政變的溫床，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七八年來一趟」。無論是薄熙來在重慶自搞一套，還是溫家寶不斷呼籲政改，其共同點就是都不敢給民眾真正的政治權力。老百姓在這場大戲中，僅僅是歷史的看客。不久前香港特首的小圈子選舉，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本期以「香港特首選舉」為特輯，並組織了「薄熙來事件面面觀」、「周永康麻煩了」，以及「中國之變」、「文革回潮」等欄目，比較集中的反映了大陸和香港兩地政治熱點的脈動。
薄熙來與其「重慶模式」的倒掉快一個月了。在這被中共媒體所稱的「特殊的政治敏感時期」裡，當局所做的最大的兩件事，一是對民間社會的追謠抓人，所謂的「不為噪音所擾不為流言所惑不為暗流所動」；再就是地方官員輪番上演的一波又一波的表態效忠，所謂的「對大是大非問題上，頭腦清醒，與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四月六日，左右派十家代表左右兩派聲音的網站或論壇，集體被當局查封。此次被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網站發佈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信息，也就是要「防民之口」。這是歷來封建王朝所奉行的那一套，自己可以搞密室政治，黑箱操作，政治不透明，信息不公開，但對老百姓反是鉗制輿論，不許議論朝政。此次整頓力度之大、關閉網站之多近年來罕見。據說高層把民間對薄熙來的種種謠傳定性為「敵對勢力散佈的惡性政治謠言」，如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所言，「一些人只需輕點鼠標就能破壞穩定，危及國家安全」。如此看來，偌大的中共，一個號稱世界第二的強國，在事實與真相面前，又何其脆弱，何其恐慌。
再就是高層頻頻上演的「表態政治學」戲碼，幾乎已經成為無日無之的必修課。先是軍頭相繼發聲支持胡錦濤，在槍桿子的強勢重壓之下，緊接著幾位重量級政治局明星如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中組部長李源潮，都相繼表達政治上「大是大非」立場。在薄熙來的經營地重慶，一夜之間，三十六個縣市領導齊刷刷地表態效忠黨中央，要與薄熙來劃清界限，誠如老百姓所戲稱的，這官員變臉，要比「川劇變臉」變得還快，讓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
縱觀人類歷史，凡是宣誓效忠個人、效忠家族並以人劃線的，都是封建制度與一黨專政的最大特徵；這與宣誓效忠國家、服務民眾的現代民主制度格格不入，背道而馳。在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歷史上，「朕即國家」，個人意志高於一切，權力等同於真理，不與皇家好惡保持高度一致，就是有了「貳心」，就要面臨夷家滅族，身首異處的下場。即便是在封建時代，還有不怕死的諫官，還有不要命的諍言。可到了文革期間，不僅對毛澤東個人要做到「三忠於四無限」，億萬百姓每天還要拿著語錄本，歌之蹈之地高呼萬歲，向偉大領袖敬獻忠心，讓這種效忠個人封建意識，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時移世易，人類社會已經走到了崇尚現代民主政治、自由表達個人意願的二十一世紀，沒想到的，這一幕幕輸誠獻忠的政治表態大戲，又在中國大地重新上演。
從表態效忠的大戲中也可以看出，無論中共怎樣改革開放，如何自詡政治文明，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打回原形，所展示出的，依舊是僵化的封建意識與濃厚的文革遺風。除此之外，這種非同一般的表態效忠，也展示出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道義上失敗與人格上的淪落。曾幾何時，中共的政壇大佬如過江之鯽，輪番到重慶朝聖，對「唱紅打黑」的讚譽之詞，不絕於耳，左一個「了不起」，右一個「大德政」，甚至說重慶模式是「對破解中國科學發展面臨的難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經驗」。這些肉麻的奉承話言猶在耳，他們又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玩了一個政治大忽悠，讓人始料不及，難以適應。在這場荒唐的政治鬧劇中，他們的立場何曾堅定過？他們的頭腦何曾清醒過？可他們自己不僅沒有絲毫的反思與歉意，反而要把被他們所誤導的中國老百姓當作「敵對勢力」進行追謠、查謠。這屢屢「變臉」、言而無信的中共高層，還有什麼道德與人格可言？還能拿什麼來說服民心？而這樣的中共政治，又有什麼誠信與良知可信？還能有什麼前途與遠景可觀？
胡禁止民議查薄
（大陸）江河水
胡中央四月十日以深夜突然襲擊方式公佈「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後，竟有海外評論預言中國將啟動政改。但大陸百姓感受恰恰相反：從胡中央禁止民議查薄，可預測今後中國比薄更左。
先看看《南方都市報》這個風向標。作為大陸最重個性評論的南都報，竟然連續兩天沒有自己的「評薄」──四月十一日，只是轉載《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四月十二日，又只有「推薦」《南方日報》評論員文章《以實際行動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可見，截止四月十二日，胡中央不僅禁止百姓在平面媒體上民議查薄，而且對官議查薄也限制在省委一級，連南都報這樣的省委機關子報，也不允許自主評論。評不下庶人，何其甚也！
而細讀《南方日報》的評薄文章，也可憐得很，僅僅只能在《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上，加上「以實際行動」一詞，只有響應，沒有建議建言，更沒有絲毫商榷、質疑。
如此嚴禁民議限制官評的「立案查薄」，能夠啟動政改？只會啟動動亂！
請看一些蛛絲馬跡──
重慶萬盛區居民因與綦江縣合併為新區，民生福利受到影響，四月十日、十一日連續上街示威，當地人稱有上萬人參與。當局出動數千武警及防暴警察，雙方一度發生衝突，多人受傷。
四月十日晚八時三十分許，深圳市出現三十年來沒有過「癱瘓式大面積停電」：深圳中心區福田、羅湖和龍崗三區三個多小時的停電，全市鬧市一片黑暗，地鐵和地上公共交通均因停電癱瘓，全市出現電梯關人搶救事件數百起。而此次停電的原因，官方遲到十二日才解釋：是一龍崗郊區「變電站開關失靈」。但網民不信，由許多變電站分別供電的深圳，會因一個郊區「變電站開關失靈」而出現史無前例的癱瘓式停電？有傳言說，深圳四月十日「癱瘓式停電」是薄粉絲得知將宣佈中央決定對薄熙來立案調查的反抗，云云。這一事實表明，「立案查薄」消息公佈時，並非只有重慶出現萬人上街鬧事，其他地方也有不同形式的「以實際行動反對立案查薄」。
政改的基本前提，是公民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一個國家只有人民真正能自由思想，各抒己見，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而今對於「立案查薄」這樣重大的公共事件，胡中央竟然只許中央「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這叫什麼依法治國？難道所謂社會主義法制，永遠是這樣的官為民主？
一葉知秋。雖然此次胡錦濤以「刑事案查薄」創新了黨內權爭的新方法，但其黨天下的中央專制則和文革不相上下。有人認為薄熙來在位，還有一個重慶敢於與中央不一致，多少有點「黨內民主」，而倒薄後的中國，則是普天之下，皆強迫一致「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人民沒有反對權，怎能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新專制，必將導致更大的社會動亂。
二○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為何聚焦周永康？
林保華
在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中，如果只是「反貪」，就不會株連太多人，但是如果涉及「政治路線」，也就是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關係到路線的正確與否及整批人的上、下，那就需要「上揪下掃」了。
六四以後的陳希同、陳良宇，整肅規模不大，但是薄熙來問鼎總書記的慾望太強烈，甚至自成「重慶模式」的獨立王國，因此薄熙來在北京出席「兩會」被扣押調查後，重慶就難逃被整肅的命運。張德江接替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後，就清除重慶的親薄分子，甚至連警備司令都被調查。但是為了「穩定」，市長黃奇帆的命運與陳希同、陳良宇當年的北京與上海市長命運一樣，被保留下來。想來市長這一級由中央決定，不像下級官員出自自己的提拔而成為「黑線」人物。
周永康全面肯定薄熙來
但是人們更關心的還是會「上揪」到什麼人頭上。因為上面的支持者權力更大。如果沒有「大黑傘」，薄熙來斷不會如此膽大妄為，不但在重慶敢於無法無天的「黑打」，甚至在爆發王立軍事件後出席「兩會」時還向總書記胡錦濤逼宮，迫他到重慶表示對自己的支持。
由於黑箱作業的關係，各種猜測在網路流竄，其中的矛頭大都指向政治局常委中的周永康，這點可以說是「眾望所歸」。因此有關他失勢的消息不但傳出來，迫使他要亮相「消毒」。這個清明節，九常委更是薄熙來事件爆發後第一次集體亮相植樹，以示「團結」。
周永康之所以「眾望所歸」，除了薄熙來在重慶稱王稱霸時，他率先表態支持，也「帶動」其他人到重慶支持，包括「王儲」習近平在內，只有胡錦濤、溫家寶沒有被捲入。在這次「兩會」上，周永康還全面肯定薄熙來 「五個重慶」的建設成績。但是根據新華社記者周方披露的資料，薄熙來好大喜功、討好民意，所謂建設根本是面子工程與揮霍資源，為此重慶已經欠下五千億元的債務，而重慶去年一年的財政收入才一千億元，因此重慶實際上已經破產。周方對重慶模式的評語是「劫富、共貧、假大空」，真是畫龍點睛。
許多人把周永康與薄熙來劃歸一類人，想來與他們的處事方式類似有關。
薄熙來以殺人立威，即使太子黨中，也有一些人不以為然。至於周永康，在政治局常委中雖然排名最後一位，但是這個「政法委書記」，可是掌控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實際權力可以比任何一個政治局常委還要大，如同蘇俄的「契卡」、「克格勃」，普京就是那堆人裡跑出來的。中共對藏人、維吾爾族人的野蠻殘殺，對維權人士的秘密逮捕，毆打行刑，胡錦濤固然要負責任，但是許多具體的指示，都是來自周永康。在鎮壓自由、人權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鷹派，也是網民眼中的「人民公敵」。
周永康位子仍穩的幾個原因
然而目前看來，周永康表面上位子還很穩，雖然三月二十六日，他在全國政法委書記首期培訓班開班式時表示，「把好政治方向」是對政法委書記第一位要求，必須切實增強政治敏銳性和鑑別力，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是他避免提及胡錦濤，與軍委副主席們出來捧胡錦濤的態度不一樣，顯然是對胡錦濤還有保留。之所以如此，看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出任政治局常委猶如獲得免死金牌，無論犯什麼錯誤都可以免責，因此他仍然肆無忌憚。
第二，作為江澤民派系與石油幫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還有強大的政經支持者在撐腰，所以繼續堅持鬥爭。
第三，反正十八大他就要退休了，胡溫就不必做得太難看而放他一馬，但是削弱了他的權力。
第三個原因可能性不大，因為從政局與官方輿論的反覆，仍可以看出周永康的影子。是否胡溫與周永康的「大決戰」日子還未來臨，或者習近平還沒有做出站在哪一方的決定，外界就不是那麼清楚了。
薄熙來為什麼拉政法委當虎皮
我喂喂
周永康與重慶同進退？
在中共機構中，政法委臭名昭著，可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不過薄熙來喜好這隻老鼠。重慶「打黑英雄」、前公安局長王立軍「叛黨叛國」事件後，仕途危在旦夕的薄熙來眼睛盯上了政法委。他在三月九日稱：重慶打黑是在政法委領導下，公、檢、法、司、安幾家協同作戰。
不得不承認薄是中國政治舞台異類。官場常識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在正式場所發言，「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這種套話相當於政治保險套須隨時掛嘴上，但薄就偏偏不用這種保險套。話說回來，即使薄想用，胡也未必領情。自五年前薄成為「西南王」，把「重慶模式」搞得像日本地震海嘯般轟動，中共九位常委中有六位曾前後去重慶為薄站台，但胡的名字不在其中，薄只能眼巴巴地看著胡總書記三下南粵。
薄在眾目睽睽下把皮球踢給了政法委，把國內外目光齊刷刷移向了政法委這隻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和「鼠王」周永康。二○○七年出掌政法委的周不僅是去重慶站台的六常委之一，薄在重慶打黑期間通過他手下的法院定死罪的十三個「黑社會」頭頭無一例外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這是政法委協調的功勞；且在「兩會」期間，周三月八日還去重慶代表團力挺薄，不僅誇去年重慶新成績，多項經濟指標增幅居全國前列，且三次鼓勵重慶「毫不動搖」，字裡行間透出與重慶同在的硝煙味道，怪不得次日薄吃了豹子膽，不顧中紀委書記賀國強三月四日「嚴格執行黨的政治紀律，……自覺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中央政令暢通」的警告，在三月九日的採訪時聲稱「重慶打黑是必要的」。
薄周系與胡溫系的較量
隨著溫家寶三月十四日在「兩會」記者會上史無前例地指出「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三月十五日薄被突然解職，中共內薄周系與胡溫系的較量立刻凸顯出來。觀察家們發現，原來政法委這隻人人喊打的老鼠除了擅長在中國阻擋司法獨立，製造冤假錯案外，居然還是黨爭利器。
一九五八到二○○七年，政法委一直生存於中共一元化領導思維鐵律之下。這期間，無論是叫「政法領導小組」還是中央「政法委員會」，雖功能定位略變，但其核心職能是組織協調公檢法各方打擊刑事犯罪、協助管理整頓政法隊伍、把握政法工作政策。其中，最為人詬病的是政法委大量協調具體個案，因此政法委被認為是中國冤假錯案製造中心，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鼠。河南趙作海案就是在明顯不具備起訴條件情況下，被礦業學院學機電出身而沒有法律常識的政法委書記王師燦主持的協調會定罪之後送上審判台走過場搞定的。
搞地質與石油的周永康二○○七年主掌政法委之後，政法委的角色定位不覺中發生了變化。政法委不僅對社會發展方向說三道四，例如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去年六月在《求是》抨擊公民社會，而且，在胡主導的維穩體制下，政法委被賦予極大彈性功能，甚至八十六萬人的內務部隊武警系統也在其協調範圍之內。政法委終成一個權力膨脹的怪物，發展到薄可以恃其對抗胡中央。
胡周蜜月的終結
政法委從一個中共傳統上定位的「刀把子」到今天中共上層鬥爭的利器，顯然是當今中共寡頭政治生態的產物。對胡錦濤來說，遊弋於寡頭政治，加上其思想中天然「左」性，使其在相當一段時間裡與周處於蜜月狀態。一年一度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既是周張揚其權力的場所與機會，更是顯示胡周蜜月關係晴雨表。二○○七年之後的歷次政法會議，胡周聯袂出演，胡通過接見與會代表，發表重要講話為周捧場，而周則回贈「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和「三個至上」。周通過胡的支持和其它政治寡頭的支持，讓政法委越來越養眼。這些年來，中國法治倒退，人權紀錄不彰，說白了就是周作惡，胡為尋求政治支持而默許和慫恿的結果。
王立軍事件及連鎖反應事件標誌胡周蜜月的終結，打破了原有的中共寡頭政治的權力架構。事實證明，周薄系比胡周系更緊密，二月十三日全國模範法院、全國模範法官表彰會上，周還在說「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和「三個至上」，但在薄去職後，周三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法委員會第二十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把平時念念不忘的政治保險套扔得一乾二淨。此時，胡溫系出場，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人在一個規格低得多的民政會議上齊亮相。在中共寡頭政治尋求新的權力平衡的過程中，薄周系及其後台支持系統顯然暫時處於下風。從報道看，在媒體上短暫消失數天後，周在三月二十二日給全國政法宣傳工作會議的信已重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但蹊蹺的是，周在親自出場的三月二十六日的政法委書記首期培訓班的講話中並沒有再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這讓人有理由質疑周永康三月二十二日的信的真實性。
三月二十七日，經濟學家茅于軾在新浪微博建議為司法獨立故要「取消共產黨各級的政法委」。可惜的是，周薄系和胡溫系爭鬥與政法委存廢、中共路線鬥爭無關，這是一場上層利益再分配的戰爭。以此爭鬥為契機去爭取中國司法獨立，則是在錯誤的時間選擇了正確的戰略口號。
薄熙來事件與西方「中國專家」的無知
胡少江
薄熙來黯然下台，與本來唾手可得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失之交臂，不僅使中國毛式復辟派如喪考妣，同時也使得西方那些親中共領導集團的「學者」、「顧問」們倍感尷尬。他們的尷尬是因為事件的發展再次地證明了多年來他們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預測謬誤百出。那些預測不僅在理論上完全站不住腳，而且帶有過於濃厚的投機色彩。
中共政治權力交接依然無序
首先被薄熙來事件證偽的是不少西方專家們對中國政治權力交接制度的樂觀判斷。近些年來，不斷地有西方學者發表文章，認為在毛澤東、鄧小平等政治強人之後，通過江澤民、胡錦濤等兩代領導人的努力，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套穩定有序的權力更迭制度。在他們看來，這套制度是所有其他的一黨專制的國家所沒有的，是中國集權制度長期延續的一個保障。
薄熙來事件證明，中國目前的權力更迭與所有歷史上和現存的一黨專制國家並無不同。在這種制度下，最高權力的分配完全是黑箱操作。不僅普通的「公民」們無法知道真相，即使是執政黨黨章規定的最高權力機構的成員─中央委員們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無權問津。甚至作為政治局委員的薄熙來，他的政治命運也只能任由他人把弄。這一點很像古今中外所有黑社會組織的權力更迭。
中國需要兩黨制或者多黨制
薄熙來在十八大前以非常傳統的黨內權力鬥爭失敗者的方式下台，顯然是中共的人事更迭的一部分。他的下台方式如此的突兀，如此地出乎大多數中國和西方分析家們的預料之外。不僅如此，薄熙來事件見諸媒體之後，整個北京官場傳言四起，連中共最高層都劍拔弩張，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中共政治權力交接的無序。
被薄熙來事件證偽的另一個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們的觀點是：中國並不需要兩黨制或者多黨制。他們近來不斷地闡述一個理論，民主國家通過普選來更換執政黨，通過更換執政黨來更換政策。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可以用自己的獨特方式進行政策的更換。還有人將這一理論進一步發揮，認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允許不同路線在黨內競爭，這一競爭不僅能有效地挑選適當的路線，也會產生最有能力的領導人。
有的人甚至更形象地將毛澤東、胡錦濤的路線稱之為中國的「民主黨的路線」，這一路線傾向保護窮人；而將鄧小平、江澤民的路線稱之為「共和黨的路線」這一路線傾向保護富人。在他們看來，這兩種路線在中國的交替進行得十分順利和有效。這種中國特色的政策調整，與西方的普選制度比較起來，不僅更有效率，而且成本更加低廉。有的甚至不惜將中國的制度抬高到政治制度創新的高度。
不錯，任何集權制度也都必須有政策調整，但是這種政策調整的成本比起民主制度下的調整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例如，毛澤東錯誤路線施行了整整三十年，耗費了數以千萬計的普通民眾的生命，直到這一條路線實在走不下去了，才不得不進行羞羞答答的調整。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路線談不上有什麼根本性的調整，整個中國的社會矛盾正在不斷地累積。
再次證明集權制度逆向淘汰機制
而薄熙來事件則進一步證明，中國的執政黨內是不允許有與中央最高領導層不同的政治路線存在的；那種希望在局部地區試行不同的政治路線，並且希望以此來挑戰最高領導的權威的做法是絕對不會被允許的。
談到執政能力，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歷基本上是公眾信息。做一個客觀的比較，薄熙來的領導能力，無論是形成路線的能力，與基層民眾進行溝通的能力，還是通過行政系統貫徹政策的能力在如今的共產黨領導人中都是翹楚。他的失敗，恰恰證明了這個黨在挑選領導人的時候，能力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集權制度的逆向淘汰機制再一次得到了證明。
西方中國專家們的無知，除了他們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的瞭解過於膚淺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中國專家」們的投機心態。一方面，他們吃的是中國飯，常常情不自禁地通過美化自己的研究對象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另一方面，中國的腐敗影響至深至廣，不少西方的「中國專家」依靠吹捧集權制度可以向中國政府領取可觀的賞錢。薄熙來下台了，但是那些靠向中國集權制度領賞生存的「中國專家」們還會繼續他們的營生。
薄熙來下台後中共不可迴避的選擇
（美國）朱學淵
「薄門命案」國際博弈的格局
以薄熙來為中心的黨內鬥爭的內情，已經逐步明朗，谷開來──海伍德──王立軍間的隱情，是爭鬥的一根引信。各種來源的信息表明，可能兼有英國情報員身份的海伍德，是對東方女性情有獨鍾的西方青年，他在大連娶妻生子，並成為薄家的密友後，又說自己「愛上了高官的夫人」，這種《紅與黑》式的常態戀情，去年不幸發生了火拼，據說谷女士要求海先生與妻子離婚以表示忠誠，海伍德則「酒醉死亡」後迅速火化而從人間蒸發。據傳，海伍德的家屬得到了重金補償，因此他的死亡被掩蓋得天衣無縫。
重慶所有的機密，統統是由薄熙來的親信執行的，而他的「司法親信」王立軍又是性格非常猛烈的蒙古人，他與性格張揚的政治局委員已經在重慶幹下了撼天動地的「打黑」事業，但是這一次他又偏偏要認為海伍德是被政治局委員夫人毒死的，這使中央政治局委員為之恐怖而大怒，而王立軍又專業地察覺自己可能如海伍德的結局。於是他在被「休假式治療」之後，駕車出逃成都的美國領事館……，從此「薄門命案」進入國際博弈的格局。
王立軍在領事館逗留了僅僅二十四小時，與中國共產黨有「戰略夥伴」關係的「美帝國主義」，在獲得王警官的「利好」情報以後，快速地進行了分析，若干小時以後拜登副總統與習近平副主席進行通話，在獲得黨中央的保證後，共產黨員王立軍走出美國領事館，步入共產黨的大獄，他將刑期無限，卻活命無慮，高潮迭起的生活也就此歸於平靜。
顯然，二十四小時以後，美國向「戰略夥伴」和盤托出了「王立軍報告」。事實上王立軍到了北京以後也一定忠誠地向黨中央提供了報告的備份，因此美國政府完全沒有必要為王立軍的行為保守秘密。而這些「情報」中除去海伍德的死因，很多可能只是薄熙來谷開來夫婦的為人和隱私，也可能有少許涉及溫家寶和周永康黨內的立場，而最能刺激胡錦濤的則是薄熙來對他肆意的背後議論。當然，美國政府也有選擇向一兩家負責任的媒體透露了一些消息，使之流露報端；同時也向盟邦英國政府提供了有關海伍德死亡的信息，使之擇時介入。可以認為這是毫無「害人之心」的專業操作，但是有人說這是美國的「陰謀」。
薄熙來「唱紅」是為迎合胡錦濤
以後的一個多月中，我們沒有辦法判斷北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從兩會期間周永康數度到重慶代表團去為「重慶模式」撐腰打氣，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痛斥這種模式是「文革重演」來看，他們在常務會上曾經發生激烈的爭吵，而胡錦濤為「十八大」的平穩過渡而決定忍氣吞聲，他更不願意為「重慶模式」作出政治裁決。英美兩國也非常照顧面子，不到薄熙來下台，谷開來和海伍德之間的問題一直沒有浮出水面。
最後，薄熙來是被他自己的高調作風搞砸了，他以為膽小怕事的胡錦濤不會拿他怎麼樣，他在「兩會」上以攻為守，一則是要把在王立軍事件上輸掉的名聲賺回來，二則是為進入「十八大常委」作最後的努力，然而他「不專業」的言語又引發胡錦濤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溫家寶，通過批判「重慶模式」的決議，並決定由溫家寶出面公開批判薄熙來，後來的故事就都是公開的了。
溫家寶是薄熙來的路線敵人，把薄熙來的毛左鎮壓下去，無疑是他的壯烈之舉。薄熙來和他的父親薄一波一樣，性格非常囂張。然而，儘管他四面豎敵，他的「毛左」立場卻使他成為一部分失意的幹部子弟的旗幟，而以胡錦濤為首的「平民中央」的無所作為，又使這些人中瀰漫著強烈的「黨權旁落」和「無法升遷」的情緒。薄熙來的結局，同情薄熙來的「延安兒女」自然不會善罷甘休。可以預見「十八大」後中國政局會更加混亂，因此「常委集體領導」下的互相掣肘的鬥爭會更趨表面化。
如何化解中國的亂局
事實上，鄧小平一手安排的兩代領導人，不僅能力愈來愈低下，「政治局常委會」的結構也變得愈來愈古怪，每一代「領袖」下台前都要塞進自己的代理人，以確保自己的路線和後代不遭清算，鄧小平在世時的「五常委」，江澤民時代擴大成「七常委」，胡錦濤上台又擴編成「九常委」，這樣一代一代地「擴編」，卻沒有薄熙來的一個席位，唯一的原因是他太過「鋒芒畢露」。因此，共產黨裡有政治企圖心的人，必須先變成一隻「溫順的貓」，然後再從千萬隻沒有性格鋒芒的貓中，被找出幾隻可以充當「常委的貓」來，通過所謂「等額選舉」讓他們來領導中國。
今天，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不多的打著共產主義招牌的執政黨，但又是幹著最骯髒的資本主義，而它的不敗的無恥還在於，它既可以用市場經濟的利潤打擊左派，也可以以「無產階級的鐵拳」鎮壓右派，因此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已經產生不了任何積極的政治力量。這次薄熙來落敗後，中國的「右派」表現得相當理性高尚，他們呼籲保護左派的言論陣地《烏有之鄉》的言論權利，也呼籲公佈薄熙來和王立軍事件的真相，來保護他們的人身自由。然而，這又無疑也給了「毛左」們另一個毛式啟示：不動用槍炮結束這個「常委制」，又如何化解中國的亂局？
任何社會必須定期釋放壓抑，西方是通過民意公決，讓人民定期發泄他們的怨忿和願望，同時釋放政治家的企圖心和欲望，因此西方社會已經定尊於長治久安的格局，而中國共產黨至今還不理解西方設立的這種競爭制度的普適性，我們可以預料，隨著共產黨領袖集團的弱質化，共產黨的內鬥會更加頻繁地發生。中國或者走向民主憲政，或是走向軍事政變，已經是「十八大」的不可迴避的選擇。
王立軍「可以說不」
（美國）陳翰聖
王立軍「可以說不」
陳翰聖
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發明一句口號：「不折騰」。對此，中國左右兩派都不滿意，說它是「不作爲」的藉口。物議洶洶，衆口鑠金，網上甚至流傳「擊鼓傳花，把難題遺留後任」的鼓噪。其實，文人未必懂政治。政治家的口號，不可作正面解讀。例如，「文革」時毛澤東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那意思其實是：黨中央很不團結，「文革」可能失敗。同樣，等胡總書記發明「和諧社會」以及「不折騰」哲學時，中國社會其實已經很不和諧，「樹欲靜而風不止」，所謂「折騰」，根本不是「要不要」的事。
果不其然，胡書記話音剛落，中宣部墨迹未乾，在中國西南的天府之國，「平安重慶」的山城裡頭，也即在「唱紅打黑」的心臟部位，當代延安的寶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條驚天新聞。只是，這次不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而是「夜正濃，月朦朧，中國跑了個王立軍」。黨中央本是全國和諧的表率，王立軍一「跑」，黨中央也無法再和諧下去，不作爲也得作爲，不折騰也就折騰了起來。
自三月份「王捕頭月夜奔領館」後，這出由重慶拉開序幕的大戲，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間峰回路轉，高潮叠起，環環相扣，步步驚心。先是「周尚書無奈登前臺」，後有「溫丞相激情答記者」，接下來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權柄」。前後照應，如章回小說，層層拓展，似懸念碟片，朝野震驚，萬民爭睹，風頭遠蓋過重慶當年進京「唱紅打黑」呈送禦覽的那台「紅戲」。據說好的劇情，必須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壇不振，難見此類精品。倒是王立軍出手不凡，演出了這種境界。王立軍出逃後，薄熙來在記者會上連呼「突發事件」，可見劇情相當出乎意料。同時，在一個高喊「和諧」但骨子裡卻很不和諧的環境裡，王立軍的「突發事件」，又很符合文藝批評家所謂的「生活邏輯」，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戲演到這個份上，王立軍幾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長兼大學教授，可能不全是「學術造假」。
王立軍和薄熙來以及「唱紅打黑」的關係，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關係。因此，要搞懂王立軍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戲，就須搞懂薄熙來的「唱紅打黑」。自重慶推出「唱紅打黑」以來，擁護和反對者的關注點，都在「打黑」，不在「唱紅」。在多數人看來，「唱紅」不過是個幌子，「打黑」才是真幹。畢竟，大家都知道，一個把兒子送進西方頂尖貴族學校的人，既不會願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幾句老歌能喚回那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時代。可惜，多數人的看法只是常識，而常識經常犯錯。「唱紅打黑」的重點，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紅」。要講清這個道理，需從前朝談起。
所謂前朝，是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江澤民自糊裡糊塗當上「第三代核心」後，既大喜過望，又誠恐誠惶。江澤民自己既無政績又沒關係，他那點「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黨眼裡，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別人玩，人家連門都不讓他進。所以，當政之初，江澤民很是鬱悶苦痛。但是，江澤民身上有個不惹眼的優點，這個優點低調得有時竟連他自己都會忘記，那就是他是個十足的庸人。江澤民沒有原則，不講主義，通曉的唯一哲學，就是那句經常挂在口邊的「悶聲大發財」。江澤民這種優點，非常適合九十年代的中國。九十年代，是中國從紅色理想主義向低級資本主義過渡的年代，這是一個需要庸人的時代。如果說意大利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並且産生了巨人的時代，那麽，九十年代的中國，就是一個需要侏儒並且産生了侏儒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當政，江澤民很快發現自己生逢其時，如魚得水。江澤民雖然不是太子黨，但「向錢看」卻是九十年代全中國的共識。畢竟形勢比人強，不久包括太子黨在內的全國人民，便集合到江澤民周圍，舉國一致地「悶聲大發財」起來：有人出身貴胄，自上而下地「發」；有人起於草莽，奮力自下而上地「發」，一時聲勢浩大，蔚爲壯觀，很快竟「發」出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國崛起」。
然而，再「悶聲」，「財」發大了，終究有些後果。後果之一，便是「發財」這種好事，畢竟只能「一部分人」攤上，這就變成了貧富差距。後果之二，則是「發財」這個過程，需要並創造出了一個與自身相適應的外部環境，這就是腐敗盛行，黃黑泛濫。江澤民時代留下的這兩個後果，當今中國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爭論的，不過是各自藥方的優劣。薄熙來所屬的太子黨，人數雖少，但對國家卻有著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他們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文革」之初，他們組建「老紅衛兵」，提倡「老子英雄兒好漢」，曾「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過一把。但等到紅衛兵遍地開花，亂象四起時，他們又不以爲然，心想你們也配「我們的天下」？於是，他們成立「西城區糾察隊」。要「糾」的，正是平民紅衛兵們折騰出來的「亂」。如今，恰如當初。眼看紅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夥們折騰得烏煙瘴氣，太子黨們憂心如焚。於是，他們又一次要「天下者，我們的天下」了。
薄熙來不是理想主義者，他並不想根除腐敗。他要做的，是把腐敗控制在一個合適的範圍內。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齒的腐敗，畢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夥們搞的低級腐敗。腐敗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黨亡國。但如果能把腐敗變成一種特權，變成只有「自上而下發起來」的貴族才能享用的高級腐敗，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見爲淨，天下立馬太平，而且太子黨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感覺。所以，薄熙來要做的，就是把江澤民時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股合流的腐敗，變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獨秀的腐敗。但是，你憑什麽把腐敗變成特權？那就要靠「唱紅」了。不要以爲「唱紅」是薄熙來的獨創，不是。「唱紅」是整個太子黨集團內心深處最大的共鳴。北京的「延安兒女聯誼會」是太子黨的一個俱樂部，他們同樣熱衷「唱紅」。他們「唱紅」，不是熱愛文藝，而是展現政治抱負；不是懷舊，而是爲現實利益尋找歷史的合法依據。什麽是「唱紅打黑」？講到底就是：只有「紅」，才有資格「黑」！歸根結底，還是他們「文革」初期的那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四十多年過去了，也就這麽點出息。
可惜，薄熙來這次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高估了自己，這是太子黨的通病。想把腐敗變成特權，談何容易？慢說是在二十一世紀這片稱爲「共和國」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講幾句「滿漢平等」嗎？在愛新覺羅的天底下，封個滿人當總督，還得配個漢人做巡撫，也沒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軍。王立軍是奴才，這不錯，他自己也承認，否則不至自謙爲「口香糖」。但王立軍這奴才，親手處置過另一個奴才文強。文強和王立軍，雖分屬兩個陣營，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強的下場，一定給王立軍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而且，王立軍是在「超限戰」的政治倫理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我黨新一代幹部」，把他惹急了，什麽事幹不出？
九十年代，幾位憤青寫過本和「超限戰」一齊揚名的書：《中國可以說不》。書名是從日本進口的，寫得文不對題，語無倫次。所謂「說不」，必須說前人所未說，幹前人所未幹之事。中國自「打黑」以來，打過的高官，無論是北京的王寶森、陳希同，還是上海的朱小華、陳良宇，沒有一個是太子黨。王立軍是條漢子，他豈止只是「魚死網破」，他簡直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幹的事，前所未有，驚天動地，可以說是在開創歷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實的「可以說不」。
（2012年4月3日）
花落重慶
（大陸）黃一龍
重慶出了事，令人想到「天下未亂蜀先亂」。對於這條據說始自明代的古諺，我是早有懷疑的，因為在那以前，蜀（以及巴）發生的動亂可以帶動全國一起亂者，沒有一件。倒是明末那個有名的農民革命領袖張獻忠進來亂了一陣，進而葬送了大明的江山。可是他是陝西人，巴蜀百姓被他和他的南下革命家們屠戮殆盡。所以現在的川渝居民，與古蜀人沒有血緣關係，不攜帶他們作亂的DNA。
不過巴蜀真正率先起事影響全國者，倒在那以後出現過兩次。一次是清末的保路運動促成了辛亥革命，葬送了中國的千年帝制；一是趙紫陽在四川帶頭還權於民，讓莊戶人家自己決定如何種莊稼，帶動了全國進行體制改革走向復興。不過即使把這兩次事件說成「亂」，那也是國家已經到了不得不「亂」的地步，「天下欲亂」，不得不爾，四川闖到前面罷了。
現在說重慶。重慶的這件事比起前兩件，就其對全國的意義而言，並不遜色。它也發生在「天下欲亂」的時代，它也啟動著全國進一步的「亂」──即變動。概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改革步入了一個荒謬的時代，即中共曾經領導人民力圖走出的那個「官僚資本主義」時代，官民矛盾、貧富矛盾日益尖銳，以維穩為綱的政策難以為繼；官府斂財無度、貪腐公行，「天下欲亂（變）」久矣，連最高層都不斷呼籲政治改革。此時重慶冒出一大員，稟賦無知兼無畏，手握重權和重金，忽悠群眾唱紅懷舊，踐踏法制打黑斂金，一時響動劇烈，勢或燎原；卻因亂營黑幕森嚴亂主手段殘忍，連心腹鷹犬都怕活不下去，從而發生內訌，暴露出美麗謊言背後的無恥陰謀，終至樹倒猴散衆叛親離，此為重慶事件。
事件雖然如此短命，可是意義的確非凡。第一是「天下」真的不得不變了，重慶事件所以能夠一時裹挾萬千群眾，鮮明地反映了現在的政治體制實在不得人心，須加銳意改革了。第二是「變」或改革的方向是極端要緊的。前進和倒退都是變。前進是朝人類文明的方向靠攏，接受世人都承認的普世價值；倒退是諸葛亮諫劉禪的「親賢臣遠小人」，意思就是常識「要吃飯不要吃屎」，惜乎世間確有絕對不搞常識那一套、絕不吃普世皆吃的飯而另搞模式偏去吃屎的人，這就是重慶的模式，屎路一條或死路一條。第三是重慶之亂，責任不在重慶人民，不是「蜀（巴）亂」，而是那裡的首長亂。早有時賢根據當代中國歷史指出，真正可怕的是「領導鬧事」，重慶之亂就是典型的領導鬧事。而我們的維穩政策，恰恰不管領導鬧事，所以統轄四百萬之眾的警力，居然差點治不住幾個野心家的即興遊戲。可羞啊！
網上有言論說，當局是在「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這倒正好解釋重慶事件。現在鼓聲乍停，花落重慶，綻放於潰爛的膿瘡之上。
海邊客
維穩常被官方解釋為維護社會穩定，頗能迷惑人，實則大謬。概念上的差別，掩蓋了維穩的核心。在一個正常社會，社會穩定依靠的是法律保護和公民權利保障，在一個公民權利不保障的社會，何來社會穩定？所以，維穩實乃是維護政權的穩定──通過政治和體制高壓，以壓制正當公民權利表達和經濟利益訴求。中國語義上的維穩，只強調政府管控社會的職能，而將服務社會義務極度弱化，並且超越法律，以專政手段處置異端。在政府眼裡，任何不服從政府意願的行為，哪怕是法律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也被視為破壞社會穩定。因為維穩排除法律調整社會衝突的可能，所以「越維越不穩」是一種常態。
當維穩成為權力行為而非法律行為，其制裁的對象，首先是那些批判政府、呼籲民主的異議人士，「因言治罪」「危害國家安全」等白色恐怖籠罩在整個社會，動輒報復性密集重判；其次是維權人士，他們因司法不公或官員腐敗、胡亂作為，個人財產或權利受到侵害，上訪成為他們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這兩類群體，具有行為公開性和公然挑戰權威，所以成為官方嚴厲制裁對象。
從官方維穩手段，亦可看出他們並不把法律當回事。包括對異議、維權人士的定罪，也是從「消聲」出發，法律淪為遮醜布，權力赤裸裸粉墨登場。維穩是專制制度的需要，然後通過權力之手強加給社會。其最大的危害是對人權的侵犯，進而與公民社會為敵。所以，維穩即為與人民為敵，人民成為政府潛在的敵人。在政府邏輯裡，公民權利可以當口號喊，但不能作為真正的人權享用。制服敵人當然不需要法律程序。
政府維穩力量軍隊化、維穩機構基層化、維穩經費數千億（連年超過國防預算），可見維穩無異於在和平年代對全體人民發動的準戰爭行為。在每次群體維權事件中，都能發現武警和警察的身影，數百萬維穩軍警對人民虎視眈眈。他們不會從自身尋找引發社會問題的病灶，卻將槍口對準人民。從中央到街道辦，層層設置「維穩辦」、「綜治辦」，街頭密佈監控攝像頭，專門對付所謂不穩定人群。維穩費超越軍費，最新數據顯示，二○一二年維穩經費預算高達七千零一十七億元，同比遞增百分之十一點二，僅從陳光誠極端個案，當地政府專派數十人、三班倒看守，人數龐大和費用不菲，可見端倪。
維穩是專制制度的必然作為。哪怕大陸是跛足的市場經濟，也將涵育社會多元化，利益衝突必然加劇，本來這是正常的社會現象，政府少插足為好。但是，經濟開放、政治嚴控構成一種扭曲異化的社會，而所謂維穩正在加速社會異化的速度。維穩也導致對人的精神、文化藝術和價值觀的異化，這才是最為可怕的。
政府始終處於臨戰狀態，這是權力來源非法性帶來不安全感的焦慮性反應，也是全球獨裁政權的常態。他們試圖用武力壓服人民服從邪惡行為。維穩破壞並打亂了一個健康社會自我調節功能，因此帶來的負面效應即為政府成為國家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維穩已經打上死結，維穩只有一個結果，導致整個社會潰敗，進而民間社會加速制度民主轉型的自覺和抗爭。
央視諷胡，動盪加劇
──和諧維穩「罵著文革學文革」
朱家台
許多網民驚奇，三月十五日薄倒胡亂「地震」後，央視開始用「八王之亂」的西晉和「巍煥無非民怨結」的隋煬帝來影射現實：倒薄實是「八王之亂」，十年「胡和諧」類似隋煬帝十四年維穩──逼得臣逆民反，慘死於江都之變，遺臭萬年。胡錦濤表面守成，內心張狂，鋌而走險以「和諧」升級專制，靠「維穩」粉飾「經濟老二」來超毛越鄧壓江，以肆無忌憚「截訪」促成瘋狂城市化和高鐵大躍進兩大形象工程，終致交班前夕重慶謀逆引發宮廷內訌，陷入「隋維穩」覆轍，上演一幕「罵著文革學文革」悲劇。
央視四月三日多微詞
《人民日報》二月二十三日疾呼「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後，許多喉舌「風走響應」，四月三日央視十頻道《百家講壇》播出《大隋風雲（下部）》第五集《千秋運河》，女主講蒙曼（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一再借古諷今：隋煬帝是一個高度重視維穩的帝王，其強迫四百多萬人在六年內開鑿出二千多公里的隋大運河，並非只是為了方便尋花問柳添豔史，而是一個深思熟慮的維穩工程：便於將南北軍隊迅速調動鎮壓反民。這說法頓時讓觀眾想到：今日高鐵大躍進的真正意圖也主要是維穩。結尾，蒙曼又弦外有音地悲呼：「老百姓在哭，皇帝在歌！……一個雄心勃勃的皇帝不肯體恤自己的子民，一個高速前進的王朝，怎麼也不肯讓自己的腳步放慢一點，停一停，等一等自己的人民，讓他們喘口氣，歇歇腳，讓他們休養生息。情緒一蔓延開來，對於隋煬帝，對於隋朝，都不是好事了！」
如此明顯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人們驚愕，央視也在警告：中國又進入了大動盪──四月二日，鳳凰等多家官網轉載《人民日報》的警鐘：《當前處於出現謠言、雜音、噪音的敏感時期》。人皆知「敏感時期」就是「動亂時期」的代名詞，於是全國上下人心惶惶，官憂「四五」、「六四」大動盪，民懼捕謠開槍坦克壓……。
緊接下來的《讀書》節目，央視又以介紹剛翻譯的美國新書《失控》，讓清華大學教授劉兵、上海大學教授顧駿出面建議：領導幹部要好好看看《失控》，改變官員只知「控制論」不懂系統論──老子的無為而治最符合新科學系統論：無論是自然還是社會，一味控制與維穩，不讓系統自然地去平衡發展，都會災難無窮。要無為而治，不要維穩專制，成為本期《讀書》節目對胡錦濤、習近平的當頭棒喝。
完全可以相信，央視《百家講壇》與《讀書》的編導，並不是什麼反維穩團體，只是「英雄所見略同」。但這種無心插柳柳成蔭，卻反映了一個社會真實的民心所向：以維穩為旗號的專制升級不得人心！
巍煥無非民怨結
自三月三十日央視播出《大隋風雲（下部）》第一集，人們就注意到了隋煬帝與胡錦濤維穩套路的驚人相似。
以矯詔殺兄弟而上位的隋煬帝，繼位後的中心工作就是維穩，其思路是兩條：一則以製造輝煌新都市營造盛世，讓百姓在「盛世感」中承認其合法性。一則以建造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高航速工程，保證軍隊及時開赴維穩戰場，以此威懾刁民反民。
前者的操作是，隋煬帝將已大修過的都城大興城（西安）視為廢都，斥鉅資營建巍峨天下的東都洛陽城；後者的實施是，調動全國酷吏來監工，以死亡二百五十萬人（佔全國人口十九分之一）代價苦挖二千公里大運河，由此留下開河總監「麻鬍子」（麻叔謀）將百姓一百多個孩子當成美味羊肉吃掉的經典民謠。
今日胡和諧十年，與「吃人的隋煬帝」縱然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別，其瘋狂城市化和高鐵大躍進兩大形象工程的路徑，酷似無二。如今中國各大城市富人區皆華美如歐洲，尤其是北京，儼然一個新「東都」──四月二日，美國大使駱家輝對記者說：「中國城市太大，我閒逛會迷路。」隨行人員並告之，此次參加亞洲博鼇論壇，因其酒店價格是美國政府差旅標準的三倍，駱家輝只得改住了較低標準酒店。
資料顯示，中國近十年城市高速豪華的代價，就是年年逼出無數訪民，無數自殺、無數自焚，今年更新添了「攜子自殺新潮」──三月二十四日，《華商報》有題為《二十七歲母親餵雙胞胎女兒喝毒藥同時服毒身亡》消息：陝西周至縣農民任麗麗因生活困難至極，前日與兩個雙胞胎女兒同服老鼠藥自殺皆亡。兩天後，中國新聞周刊有《女子上訪舉報上司貪污被精神病院收治十年》……。
這些胡盛世奇聞，讓雖然殘暴卻還不敢禁止百姓攔轎喊冤的隋煬帝相形見絀。如果說唐人以「逆天虐民曰煬」為據，諡楊廣為隋煬帝有道理，那麼逼出億萬訪民、精神病的胡錦濤，也堪稱「胡煬帝」了，和諧「無非民怨結」，盛世「都是血模糊」。
倒薄恰似「八王之亂」
說來巧合，三月十五日薄落馬消息公開三個小時，央視《百家講壇》就播出南開大學教授孫立群主講的《從司馬到司馬》（每天一集，共十五集），詳細評述了「八王之亂」──西晉年間王黨內訌：司馬氏王之間為爭奪中央政權爆發混戰：楚王司馬瑋在皇后賈南風合謀下發動禁衛軍政變未如願，賈后便反誣司馬瑋矯詔將其處死，又廢殺太子司馬遹，終於引發司馬越、司馬穎、司馬義、司馬冏、司馬倫、司馬亮、司馬顒諸王加入八王之亂。東海王司馬越最後奪取大權，王黨統治卻已嚴重破壞，於是西晉滅亡。
今日中共高層各派系，酷似昔日皇族王黨。「平西王」薄熙來先仗江系默許以重慶獨立向胡中央挑戰，後遭江系拋棄——四月十日中共以涉嫌刑事犯罪正式宣佈摘下薄熙來「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頂戴，交中紀委嚴懲——薄結局好似楚王司馬瑋！而繼薄後又蠢蠢欲動的諸多常委、政治局委員，頗似乘亂再加入爭權大戰的七大王。
《北京日報》三月三十一日，發表《我黨最高領導人何時稱「總書記」》一文，指「總書記」雖是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但並非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公然要將現任總書記胡錦濤和即將接班者習近平的權力降低為「會議召集人」和「記錄員」。《北京日報》作為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江系）的喉舌，在倒薄後的敏感時期，對《人民日報》連篇累牘籲全黨與胡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屑一顧，悍然號召削弱總書記實權，其堅持「八王之亂」，可謂「司馬昭之心」。
這就讓人想到北京又成獨立王國，想到《解放軍報》近日連發「忠胡」的干政社論，與近來特別活躍的《人民日報》、《求是》又形成「兩報一刊」的文革風尚，想到網絡全面「戒嚴」──胡中央「罵著文革學文革」，無論倒薄與保薄，文革動亂已大踏步還鄉了！
「六四」平反傳言的另一種可能性
王 丹
自從薄熙來下台之後，外界關於中國政局的各種傳言就滿天飛，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就是關於溫家寶在政治局內部講話中提出要平反「六四」。好像是為了印證這個傳言一般，中國的網絡管控偶爾出現了放寬的跡象，例如，百度上居然能搜到了關於「六四」的圖片，而趙紫陽的紀念網頁上也湧現了大量留言而沒有被禁止。於是，外界對於「六四」平反的可能性的興趣更是空前高漲，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與「六四」有關的海內外人士都頻頻被媒體詢問。
這裡，我首先請大家冷靜想想的是：薄熙來下台，也許會引發中共內部的路線分歧，但是那個分歧的焦點，應當是「唱紅打黑」引起的是否採取類似「文革」那樣的極左路線的爭論，怎麼會扯到「六四」問題呢？這中間的邏輯關係，海外那麼多的傳言，沒有一個給予適當解釋的。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其次，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傳出溫家寶提議推動解決「六四」問題之後，很快就出現了網絡管控臨時性放鬆的情況，這個時間點的配合，如果說是巧合實在難以令人相信；顯然，這是國內某些力量有意的、策劃好的動作。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還不清楚，但是我們一定要認清，這次的傳言是一種政治操作。
最後，我們還可以來分析一下，這種傳言在海外引起轟動，對國內政治鬥爭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已經看到，這次薄熙來被免職所引發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溫家寶是站在第一線的，保守派對他的刻骨仇恨是不難想像的。對於溫家寶來說，要說服黨內解決薄熙來問題，已經面臨重重阻力，這個時候，如果他再提出別的更具有爭議性道德問題，例如「六四」問題，這不是增添更大的壓力嗎？除非溫家寶已經決定破釜沉舟，扮演葉利欽的角色，否則我不認為他會在還未完全解決薄熙來問題的同時，就急於提出「六四」問題。而這種傳言導致的海外輿論，其實對於溫家寶是不利的，它會使得黨內不同的政治力量覺得溫家寶動作太大，會破壞穩定。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平反「六四」的傳言出來不多久，中共的宣傳部門就大力反擊，不僅嚴懲傳播流言的網絡媒體，而且《人民日報》連續多天發表重要社評，強調的主題就是「穩定」。我們知道，溫家寶多次提出要進行政治改革，而「穩定」顯然是跟政治改革的基調相反的。官方定調要顧及大局的穩定，表明中共內部保守派扳回一局，而平反「六四」的傳言，實際上為這種反撲提供了藉口。
至此，我的結論差不多就清楚了。我認為，這一次關於溫家寶推動平反「六四」的傳言，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那些中共內部的保守派，那些反對溫家寶的勢力故意向海外放的話。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傳播謠言，把政局攪亂，尤其是讓溫家寶背上破壞穩定的黑鍋。這樣即使不能真的把溫家寶拉下馬，至少可以阻遏他提出的政治改革的攻勢。事實上，這樣的陰謀確實達到了目的。
當然，在中共政治黑箱作業的現狀下，事情的真相如何我們沒有絕對的把握。我提出這樣的猜測，也只是希望提供不同角度的思考而已。我希望外界能夠慎重地對待平反「六四」的傳言，不要過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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