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黑與紅
（大陸）黃曉敏
僅僅五年時間，世界上最大的直轄市重慶市，便從黑得要命變化到紅得發紫，最後又落得個灰不溜秋的悲慘下場。從歷史的脈絡、文化的積累、人性的張揚和現實的際遇，給了這座城市和身臨其境的人一個秉承怪疚的命運。
據說重慶人最初多來自蒙古後裔，生來是耿直脾氣和遇事抱團的北方族群習性，歷史的機緣把蒙古血統的王立軍被利用和利益的需要，推到了重慶這麼一個彼此需要相互滿足的重要位置。端掉文強這個經濟利益涉黑的群體，那麼就必須要有一個新的體系來填充替代，對於重慶這座幾乎沒有多少深沉文化的城市，選擇紅色便不足為奇。
曾經是陪都的重慶，紅岩故事是紅色經典的拿手好戲。此戲在文革中經久不衰，足足影響了五十後和六十後兩代人。而這兩代人到了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又趕上生不逢時的艱難歲月。沒有生存能力，沒有生存優勢，沒有生存資本，被太多的拋棄以達邊緣化，到了迷茫不知所措的年齡和意識觀念。面對掙扎困惑和生存不宜的困苦現實，追求黑紅兩道的簡單生活，對他們來說就是順理成章的謀生做人。所以他們跟著文強，鞍前馬後混個馬仔，是為了生活，如今搖身一變，引吭高歌成為唱紅的積極分子，還是為了生活。
紅色文化尤其是紅色歌曲，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紅色歌曲，就是那個社會那代人的流行音樂。就像今天的八十後九十後傳頌周傑倫的歌曲一樣，形態動機都是比較單純的內心情感需要，並沒有多少政治動機的企圖選擇。這也是重慶紅色文化能夠存在的歷史背景和人性的根蒂。
自從打黑以後推崇唱紅，紅色變成政治工具的利器，變成幫派剿殺的切口，變成掠奪民間非政府掌控的資產，這卻只有共黨文化裡、專制制度下、權位廝殺中才可能出現。紅色歌曲在紅色血染的國度裡，容易找到崇拜的群體，麻痹的滿足，共同的功能，在轉型中增強洗腦歸心順意的社會性基礎。對於高層，變相的利用了市民的精神需要和物質需要，達到他們繼續愚弄被統治者的統治需要，同時又美其名地冠以標榜正宗正統和正義，實現個人權力野心的的最大化滿足。對於一般百姓普通市民，他們並不在意黑的紅的、左的右的，在意的就是涉及到個人利益再分配的具體方案。這點，薄王確實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巧妙似乎也很地道，但是卻忘記了文明的工具、普世的價值，只要不是未來的，不管你採用什麼調子，什麼手段，就是你的目的有多麼崇高，最終一定還是被社會抄底。
這幾年共黨權貴就是靠盤剝底層百姓獲取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和經濟的快速發展，贏取短暫的民心與合法性認同，同時也賺取了世界上最有鈔票和最有實力政府這個國富民窮的光榮稱號。現在權貴的穩定和政權的存在，以及還能夠發號施令，也就來自對經濟的全面控制，間接地控制民眾的意識需要和行為，因為大多的民眾還是為自己活著的需要而存在，為眼前苟且偷生而盲目地存在，並沒有對黑紅之間被人利用而覺醒覺悟，因此怪罪不得這些也黑也紅的普通市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