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莫言獲獎的六個原因 - 許子東

莫言獲獎的六個原因 - 許子東

馬悅然教授前兩年來香港嶺南大學開會，會上席間談起高行健得獎若干原因（王安憶曾戲言華人獲獎是中了「六合彩」，因而開玩笑數數有哪六個「幸運號碼」）。我當時說第一，要寫鄉土（中國文學的文化土壤？在「世界」看來中國仍是鄉村？原因待析）；第二，要用現代主義技巧（和世界上「純文學」的主流方法可以「對話」）；第三，要寫文革（發生在中國的最獨特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事件）；第四，要有不同政見，批判政府（影響非西方的社會制度）；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繙譯（技術上更多評委可看）；第六，要在中國以外獲獎或有好評（參考不同政治背景的文學評論）。

馬教授是諾貝爾「體制」中人，當然不便明言，只是微笑點頭，很有風度。「六個基本條件」之外，其實還有特別偶然因素，我也不好當面說：中國作家的鄉土一般是寫北方，黃土地、西北風、大草原、山東山西等。可《靈山》偏偏寫大西南。馬教授幾十年共患難的夫人恰好是四川人，馬悅然自己親自繙譯《靈山》，很多鄉土民俗細節都得到夫人幫助，無疑增進了對小說的感情。這個「特別號碼」當然不是有意得來。《靈山》未發表，手稿已由劉再復推薦給馬悅然，或是有心。但當年高京城落泊流浪西南，卻絕想不到後來的情況。


按照上述六個條件，再看莫言，一、《紅高粱》等都寫「黃土地」；二、也是現代主義技巧手法，魔幻現實主義；三、從《透明的紅蘿蔔》開始，一直到《蛙》，莫言都寫文革；四、他有好的繙譯，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等高手一直繙譯他的書，非常努力地推介到英文世界去；五、他在海外也獲獎，曾獲美國二○○九年度紐曼華語文學獎（我是那屆評獎）。《生死疲勞》也獲得了香港的「紅樓夢獎」（三十萬獎金）。


看來，只有第四項「不同政治見解」似乎是莫言的「弱項」。事實上，獲獎消息還未公佈（及公佈以後），大陸網民海外媒體最多的質疑，也是關於這一點，比如批評莫言參與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從這個角度看，莫言近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蛙》還有稍早批判土改的《生死疲勞》就顯得十分重要。《蛙》描寫一胎節育政策痛苦後果，故事十分煽情，有點符合「海外視角」。《生死疲勞》寫被鎮壓的地主陰魂不散，變成各種動物以見證五十年代以來農村合作化政策的失敗，其實是相當尖銳的政治批判。對莫言來說，timing大概是他的「幸運號碼」：也許是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看到前兩位華人獲獎，對中國的影響至少短期內效果有限，所以不妨改變一下與中國執政者最重要還有中國大眾及媒體的溝通方式？

問題是，怎麼看待不做「不同政見者」卻仍表達「不同政見」這種現象。莫言、王安憶、賈平凹等，現在其實都是「主流」作家。但「主流」在身份，不在作品。因為九十年代以後中國政府已悄悄改變了對文學的管理方法：不再像五十到七十年代那樣經常批判一些作家，努力糾正作家的思想（因為假定作家都是革命文藝戰線上的戰士，戰士作品思想有問題，當然要幫助、挽救、批判）。現在的方法是，「創作有自由，出版守紀律」，影視要嚴控。換言之，以前管思想，現在管行為。以前管構思，現在管影響。作品或者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但是可以讓你邊緣化沒人看，越是現代派複雜技巧隱晦象徵越少人看。但是作家本身，請你進政協，做人大，每年開兩會……所以作家既獲得政治上經濟上的好處，同時作品寫的再晦澀深刻，老百姓其實是不看的，都忙着看好聲音非誠勿擾三槍無極。這樣的文學生態，也就是說或可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政見」，但一定不允許有「持不同政見者」……所以，莫言王安憶他們可以「自由創作」（自我感覺），但都面臨「統戰」（旁人看來）。怎麼辦呢？入了政協，至少醫療好了……


但是意識形態管理主要在社會影響上，這批作家裏邊寫的最不尖銳的陳忠實的《白鹿原》，要拍成電影，還要把甚麼政治鋒芒都磨掉。所以像《兄弟》、《古爐》、《生死疲勞》、《受活》等，目前標準下，大都可出版小說但不宜拍電影。這次莫言獲獎後大陸很多網民「這姓莫的是誰」等無知無畏聲浪，說明現在的文學被邊緣化到甚麼程度。其實中國文學對六十年當代史的反思，遠比報紙電影電視對人民更負責任。諾貝爾獎第一次授予「中共軍官」，委員會是否也希望這種嚴肅文學在中國重新進入主流意識形態，重回大眾焦點視野？

當然，如果只談文學的話，以上六個條件有點忽略了另外一個重要的作家職責，即對作家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貢獻。有人置疑諾獎歐洲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我倒覺得只要是文學的價值取向，哪怕極弱小，極特別的文學價值，也必然是超越國家地域的。但歐洲中心主義的語言局限更麻煩。世界上最權威的相對客觀的評鑑委員會，其實就是北歐的幾個老人，他們都很誠實，很真誠，很有原則也盡量想做到好，但是這裏面只有極少數人懂歐洲以外的文字。所以，一切要靠繙譯來「翻牆」。殊不知，「牆」的另一邊永遠是另一種風光。比起高行健、莫言，中文作家可獲諾貝爾獎者不下十位。但不知道如老舍的京腔、張愛玲的吳儂軟語變成瑞典文後，會是怎麼一番味道。諾貝爾文學獎比其他科學獎更難選擇，因為語言、繙譯構成其天然局限。繙譯是工具，繙譯也是障礙。不僅因為好的中文作家不一定有好的繙譯家來幫他「翻牆」，還因為即使有好的繙譯家，好的中文也未必一定能譯成好的外文。張愛玲甚至自己用英文寫，白先勇的《臺北人》，也自己繙譯，效果都並不理想。繙譯有時可以是變性手術：美女的線條並不一定會轉化為帥哥的骨骼。甚至還有這樣的情況，越是爐火純青的中文，張愛玲、白先勇、余光中、董橋、阿城等，恐怕反而更難繙成外文並保留其語言上的原味。一般說來，較直接受西方文學繙譯文體影響的中文作品，才比較容易再繙譯成歐洲語言為漢學家和海外讀者接受，所以北島、楊煉等人的詩作，一直受西方漢學界重視，余華、王安憶、閻連科等人的小說，在歐美有很多繙譯（其中對中國現實的批判與現代主義技巧，余華一點也不比莫言弱），但如前所述獲獎原因第一條：莫言比他們更「鄉土」一些。若單論「鄉土」，賈平凹的鄉村細節更龐雜更深厚，對中文的琢磨也更花功夫，但想像一下，《古爐》、《秦腔》國人閱讀尚且苦澀，繙成瑞典文怎麼讀法？所以比起賈平凹、阿城或李銳的文字尋根，莫言又更多些魔幻現實等西方技巧。在參與美國紐曼華語文學評獎過程中，我曾提過王蒙、金庸（考慮終身成就和中文讀者數量），但馬上受到海外漢學家們（大都是學院教授）的反對。理由是王近政府（洋人不懂國情）金乃通俗文學。所以，就像莫言沒有突出絕對代表作，成就由整體品質及數量構成一樣，他的獲獎理由，也是多方面的綜和：用西方手法講中國故事，在西方擁有一定的讀者群，再加上有很強的商業繙譯機制推動──獲獎或許「偶然」，偶然本來也常常是多種必然的交叉點。


諾貝爾獎，確實是中國作家目前所能獲得的一個最高榮譽；但獲得這個榮譽的作家，又並不一定就是中國文學的語言大師──這個道理簡單，要說清楚卻也難。現在猶如黃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安徽地方官員狂喜中國遊客也頓時大增，一時間莫言（注意，只有莫言）的小說到處脫銷，傳媒網路藝人商界都參與狂炒，中小學老師馬上課堂介紹中華文化驕傲及國力影響，魯迅作品被裁後，現傳《透明的紅蘿蔔》將選入中學教材。


只是，描寫少年「戀姐」（戀母）情結並渲染殘酷暴力的「紅蘿蔔」，怎樣介紹給中學生呢？這倒是對三十年代葉聖陶、夏丐尊、朱自清編《中學生》雜誌以來，以溫柔敦厚原則編寫中學教材傳統的一個新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