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的作家——食指
新华网 （ 2003-02-27 11:18:11 ）
稿件来源： 北京娱乐信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但凡喜欢或读过中国当代诗歌的人，无一不知道诗人食指。
有人说，食指是中国当代新诗第一人；有人说，食指是中国朦胧体诗歌的创始人；更有人不乏景仰地把诗人食指称为一代诗魂，因为他的诗歌曾经那么深地影响、鼓励、陶冶过整整一代人。
本文作者李恒久是食指多年挚友，现在京某报从事新闻工作，本期“感动中国的作家”由他来为我们讲述生活在他身边的食指。
文/李恒久
食指生活年历
１９４８年：出生于山东朝城，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起名路生。
１９５５年：七岁的郭路生入学，三年级时写下第一首诗：“鸟儿飞上了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您好。”
１９６４年：初中升高中的失利，让他初尝人生磨难，知道未被录取，第二天头上突然长了许多白发。
１９６７年：去农大附中途经农田，见到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河水，联想到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包括自己）在怎样的生活。写出《鱼儿三部曲》第一部。
１９６８年：创作黄金年，代表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１９６９年：与２１名北京知青落户杏花村插队。有意锻炼自己，当时十分工值一元一角，那年他挣到了二百元。
１９７１年：在济宁入伍，创作大量反映部队生活的诗。
１９７３年：２月退伍，抑郁寡欢，北医三院确诊其为精神分裂。
１９７５年：病愈，与李雅兰（李立三之女）结婚，七年后离异。
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创作《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又名《有这样的婚礼》，陈凯歌报考电影学院时曾以此诗为面试时的朗诵作品。
１９７８年：再次焕发诗人创造力，并首次使用笔名食指，意为别人背后的指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
１９９０年：进入北京第三福利院。每天擦楼道，洗餐具，保持最低的生活费，抽低价的烟。
１９９２年：获荷兰诗歌节和英国一所大学邀请，因身体原因未成行。
１９９３年：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五月出版《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
１９９７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华人文化世界》以《一代诗魂郭路生》为题发表了林莽、何京颉、李恒久等五人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郭路生的诗歌：痛苦的吟哦只为追问光明
郭路生一首《相信未来》以其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朗朗上口的诗风在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颂于一代青年人的口中。但是在那特定的年代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殉道者的命运。
江青读到了《相信未来》，她为诗歌独立不羁的个性所震惊、所恼怒。她一定要找到“坚定的相信未来／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的“反动”诗人。
于是，一顶反动诗人的帽子重重地扣在了年仅十九岁的郭路生头上。厄运降临了诗人被严格审查，被批判。
郭路生生长在一个正统的革命干部的家庭里，就在他受到一个又一个打击之后、就在他比常人更先看到了整个社会都在被一种政治所扭曲并在他的诗中抒发着强烈的不满之时，他对国家还是不改初衷的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当朦胧诗的主将们还处于蒙昧之中，食指已写出了划时代的篇章。他的作品基本上遵从了四行一节，在轻重音不断变化中求得感人效果的传统方式，以语言的时间艺术，与中国画式的空间艺术相结合，实现了他所反复讲述的“我的诗是一面窗户，是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艺术追求。
他的诗是质朴的，没有华而不实的语言，早期的代表作品《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现在读者仍被深深打动，这首描写别离的作品，写于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诗人在赴山西插队的列车上开始创作这首作品，后几经删改成为一首传世佳作。
在郭路生看来，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诗，但这诗中的快乐抑或是快乐中的诗都太少太少。尽管嗜好烟酒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还曾以《烟》、《酒》为题写过两篇优美而又缠绵哀婉的小诗：
火红色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里溢满过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这酒杯在我激动的手中战栗
波动中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我已在欢乐中陶醉
但为了心灵的安宁
还要干了这一杯
喝尽你那一片痴情——《酒》
通览他的诗作，虽然我们感受更多的不是轻松而是压抑；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但在那压抑和痛苦中我们也看到他无时不在渴望和憧憬着光明以及他为理想和光明而奋斗、而挣扎的身影。
郭路生其人：那个眼睛中流溢着淡淡忧伤的人
郭路生是天才的诗人，但他从不以天才自居；他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已是颇有名气，但他从不以诗名自傲。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一双军用旧胶鞋，他从不刻意地修饰自己。也许是诗人的通病，他在念初中的时候就与烟、酒为伍，三十年来屡戒不止，为此而严重的影响着他身体的健康。
诗人的天性是多愁善感的，郭路生更是如此。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因为快乐而明亮过。无论是他眯起眼睛深情地背诵诗歌时抑或是由于惊讶于某事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都像是蒙着一层雾，流溢着惆怅和一种淡淡的忧伤。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眼前就又幻化出三十年前郭路生那奕奕的神采、那微微前倾的身躯和他腼腆的微笑。那时，无论是在他最尊崇的诗人何其芳先生的书房里还是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也无论是在百万庄辰区他的家中还是在北海公园那僻静的茶座，我们大家聚会时都会被他的情绪所影响，或快乐或是感伤。
诗人郭路生并不乏女孩子的追求，但诗思敏捷、才华横溢的郭路生对着一次次扑面而来的异性的爱恋却是那样木讷和腼腆。他逃避着女孩子的追求，他用无爱掩饰着内心的沉重的爱。
郭路生在１９６８年４月创作的《难道爱神是……》这首诗与古今中外诸多著名诗人的爱情诗相比也当属上乘之作：
难道爱神是踪影的风／只顾追逐天堂上轻浮的云／而忘却了在地狱里／还有两颗沉重的心／难道爱神是心舟的桨／无意间摇碎了月儿在湖心的印／而忘却了在波动中／还有两颗破碎的心。
这首诗是郭路生为一个深深眷恋过他的单纯、美丽、善良的维族姑娘而写的。世俗的偏见像山一样横亘在他们之间，他们只有把那纯真的爱恋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直到生命的永远。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沧桑的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但这哀婉的诗篇、这真实动人的往事使人读后、听后不是依旧为之唏嘘吗！
知道要写他，食指在电话里一再要求，千万别说过于拔高的话，若人们想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可用四个字来概括：享受生活。这话更让人心酸，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五百元，去菜市场散市前买点菜，平日看看书，这便是享受！食指去年五月再次结婚，妻子是一位温柔贤惠的护士。
我与郭路生：《相信未来》伴我度过狱中生涯
诗人食指原名叫郭路生。
我和郭路生是在１９６７年底相逢、相识的。
１９６６年，我们这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迈进大学校门的梦想彻底粉碎了。
１９６７年上半年，正值中国“抗美援越”，许多学生在炮火连天的越南战场上找到了更具刺激性的为“世界革命”献身的机会。于是，一部分红卫兵采取各种途径到了越南战场。
当年８月，出于相同的目的，我和北京翠微中学的学生傅梅国一同搭上北京开往凭祥的火车并成功地从隘口越境到了越南。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到了北京。
１１月的某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百无聊赖中到颐和园去闲逛。在石舫餐厅吃饭时，恰逢郭路生也和几个朋友在我们的餐桌旁等候吃饭。我们恶作剧地吃完了饭也不让位而他们较劲似的偏要等到底。双方僵持着，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郭路生无意中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问我：“你是叫李恒久吧，你去过越南，对吗？”我点点头，他笑着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一场无谓的冲突化解了。
从那时起，直至１９６８年６月我们几乎是日日相聚，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何其芳先生的家中。可以说郭路生是何老先生最钟爱的学生，当年“焚书”是“破四旧”的一项重要内容，爱书成癖的何老先生冒着危险保存了一批古今中外的名著，郭路生得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营养。
１９６８年初春的一个早上，我和郭路生相约在北海见面。见面后，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昨天夜里又写了一首诗。在那个早春的寒风中，我有幸作为第一个听众聆听了他用那沙哑而低沉的嗓音缓慢背诵了那首《相信未来》。我被诗中的激情和那优美的诗句深深震撼。直觉告诉我，这首诗一定会是一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传世之作，尽管当年他不满二十岁。我请他马上给我写出这首诗，而他自己却觉得诗中的某些词句和段落还欠推敲。直到两天以后，我才拿到了他已几经修改过的、工工整整抄录的这首《相信未来》。为了把他那时创作的一批诗歌完整地保存下来，也为了我能随时从中汲取奋进的勇气，我背下了直至１９６８年夏天我们分离前他的全部诗作。
１９７０年，我终因“反革命”罪而锒铛入狱。入狱后，我曾在单身牢房里披枷带镣度过两年多漫长的岁月，在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炼狱中又是得助于郭路生的诗篇使我获得生存的信念。为此，我永远会真诚地感谢他！
一位哲人说过：“当我们已经年迈苍苍的时候，一切往事都会变成简单地回忆。”是的，记忆与生命同在，在我经历过的漫漫的铁窗生涯中，我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的是郭路生与郭路生的诗。（《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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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指：将痛苦变成诗篇（摘自《南方周末》2001年5月25日）
食指，原名郭路生，著名诗人，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小学开始热爱诗歌，20岁时写的名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阿城插队内蒙古时托人抄录了食指的全部诗作；陈凯歌考电影学院时曾朗诵食指的《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1973年食指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入北医三院就医。出院后继续写作。1990年至今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疗。2001年４月28日与已故诗人海子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著有诗集《相信未来》、《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诗探索金库·食指卷》、《食指的诗》。
出租车在烈日暴晒的京昌高速公路上开了好大一会儿，才来到昌平县沙河镇。路边看不到第三福利院的标志牌。沿着一条狭窄的危桥走进去（桥下是一条污染得漆黑的河，河边是因污染而分外茂盛的青草），不远处，一道围墙围住的地方，就是第三福利院了。病房掩映在绿树之中。走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到一个人。一只大鸟在很近的空中叫，既不悲伤也不快活。很快，在树木后边看到了晃动的身影，是一些女病人在悄无声息地晾晒衣服。
食指（郭路生）所在的第二病区是一幢小楼的第二层。走廊尽头的那间屋子是他们看电视和聊天的地方。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一屋子的人好像谁都知道我们是来找郭路生的。但他们可能谁也不知道这个和他们朝夕相处、为大家擦了七年楼道、洗了七年碗、和他们一样是疯子的病友是个大诗人，在成名三十多年后，刚刚获得了人民文学的诗歌大奖。
食指从那一堆浅蓝色条纹病号服中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大夫给我们找了一间办公室。
刚一坐下，食指就很突兀地说：“我想谈谈时尚的问题。我觉得时尚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这牵涉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时尚是短期的，泡沫的，是带有商业色彩的一种表面的东西，不是内在的。”
“你对这次获奖怎么看？”
“我觉得这奖主要是鼓励一种文人精神，也就是不讲时尚，纯朴一点，朴实一点，不要让人感觉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社会上应该保持一个正确的导向。奖励我主要是奖励一种文人精神，就是这些年来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静下心来在那儿写作，不浮躁，不为名利。真正的，不是假的，装门面的。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时，我说不希望炒作。有时候一些奖励和报道会把我给弄得很乱，不会像以前那么能静下心来。”
“社会上怎么议论你，你知道吗？”
“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爱怎么想怎么想，因为我是疯子。”
食指在一根烟抽到头的时候续上另一根烟，说话有点漏风，上边的一排牙已经没了一多半。“我的牙给医生看坏了，他给我钻劈了。”
少年天才
记：你最初是怎么爱上诗歌的？
郭：那是在小学。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抑扬顿挫和押韵。小时候，别的孩子都在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看苏联反特小说，我已经在看诗了，比如《给孩子们写的诗》，我能感觉到那种美。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也看不懂，还大段地抄袭，然后投稿。
记：你母亲对你也有一些影响吧。
郭：对。我妈妈给我读的诗很浅显，“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一读就懂。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那么好？这种语言非常神奇。那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诗的美不是一般的。
记：你最早开始写诗是什么时候？
郭：小学四五年级。那时写打油诗，“鸟儿落在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就这样写着玩。
记：最早被老师和周围人注意到你写得不错是什么时候？
郭：初中。那时一些同学就议论我，说这是个天才，都是女孩说的。
记：早年何其芳对你影响很大。
郭：对。我写这些诗的时候不知道诗的规律，我只知道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何其芳知道我写诗，就跟我讲，诗啊，是有格律的。
记：你喜欢他的《预言》吗？
郭：非常喜欢，它非常精巧。何其芳是非常健谈的一个老头，他跟我谈得特别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他说那是大师。何其芳的《预言》显示了中国人心灵的那种精巧，感觉的细微。马雅可夫斯基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大气魄，粗野，有生命力。马雅可夫斯基比惠特曼要粗野多了。这就让我想到中国文人的生命力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有一种滔滔如江河的东西，而我们中国诗歌却像水乡一样。
记：我正要提到类似的问题。何其芳的诗歌有一种阴柔之美，比较唯美主义，你的诗歌很硬朗，很强大，在悲伤中透出一种力量，这和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
郭：一方面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疯了。我跟贺敬之也很熟，贺敬之说过，说小郭的诗有风格，说一读就知道是你的诗。我就琢磨，我喜欢什么样的诗？什么是我所追求的？我记得李大钊的一句话，“从凄凉中看到悲壮 ”，我最喜欢这个。我有这样的诗句，“身世如秋雨般凄凉，内心却落日般悲壮。”我追求这样的境界。
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整个六十年代最震撼人心的作品。请谈谈当时的创作过程。
郭：送别人走的时候我也写诗，写完后就觉得不是自己要走的那种感觉。到我自己走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是在火车上写的。火车开动以后，跟一些朋友聊了聊天，到夜里我就找了一个很静的地方开始写诗。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母亲缀衣扣的针线。我开始想了很多，写了很多。火车开动的时候不是有那么“咔嚓 ”一下吗？就是那一下，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记：有人说这之前你写的送别歌是歌颂上山下乡的？
郭：因为我觉得必须锻炼。我写的是，“响起来了，响起来了，响起来了，车站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鼓励一个初步的儿童迈开步伐，走向光辉壮丽的人生。”
记：当时那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对你是不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郭：大开眼界。
记：这些黄皮书的诗人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郭：叶甫图申科。他的《娘子谷》并没有给我很大的震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意义的孩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在这残酷年代，我曾经歌颂过自由。人们说我多大胆，不是我大胆，在这严酷的年代，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语言漂亮极了。我跟朋友们说了，他们都去找这首诗，都说找不着。
记：你们那代人都经历了时代的疾风暴雨，大家都有很多苦难和挫折，这些最终是否都成为你诗歌的一种养分？诗歌对你来说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治疗吗？
郭：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而诗歌是释放和治疗。我内心的痛苦变为诗了，我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满足。诗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敏感，别人没有感觉到的地方，他敏感到了。一个景物，一件事物，在别人心里没有留下痕迹，在诗人那儿就有痕迹；第二点就是，痕迹积累多了，不把它表达出来，这个痕迹还积在我心里，非得把它写出来。
记：你第一次去见何其芳是什么样的情景？
郭：何京颉后来写文章说见我的那天何其芳特意换了衣裳，我不知道。有一天，何京颉说，去看看我爸爸。我说你爸爸是谁啊？她说我爸爸是何其芳。我一愣，因为中学课本里有他的诗。我就去了。那是夏天，我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像小孩一样。何京颉说我是写诗的。何其芳就请我喝红茶，叫他女儿多放点糖，说好喝。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有红茶绿茶之分。何其芳是很温厚的一个老头。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字。字写得秀气极了！像女孩的字儿一样，又小又秀气。老头给我的《鱼儿三部曲》和《海洋三部曲》提过意见。一个很好的伯伯。没想到那么快就去世了。
记：在技巧上他对你帮助大吗？
郭：最大的帮助就是（教给了我）新格律诗，所以我后来写诗特别整齐。
知青时代
记：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的女儿）说你在乡下给那些知青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时候，把他们念哭了。
郭：可能那时候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诗，并不是我的诗特别好，如果有个比较，我还不一定能成为佼佼者。没有人反映知识青年的心声。我是惟一写这些真实东西的人，所以他们印象特别深。这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看了这本诗集（《食指的诗》）人们才知道，那个举着语录、喊着口号的不可思议的时代，还有那么多欢乐和苦恼，还有爱情。（多年以后）我的诗成了古董了，我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人们评价我的诗歌时，总说六十年代的那些，这么做我非常不满意。我疯了以后，七八十年代写的那些诗更有价值。
记：你把他们念哭了，这是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是不是你对诗歌效果的一种追求？
郭：诗歌的力量就在于……当今这个社会，诗歌太不要脸了，诗歌已经太惨白了。
记：１９６９年，你在汾阳县杏花村挣了很多工分。山西农民好像很幽默，语言很生动，这种民间的东西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帮助？
郭：我在下乡前就认识贺敬之了。我给他念了我的诗，他一愣。他说要放在三十年代，这是好诗。问我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说准备下乡去，去山西。他说好啊，山西民歌多，让我多学民歌，可以让语言更明快一些。我还到何其芳那儿找了很多民歌，何其芳不喜欢民歌，都让我拿走，我背了这么一摞子民歌到农村去看。所以我后来在乡下写了一些民歌体的诗歌，比如《窗花》：“地主窗上冰花在／俺家糊纸花不开／红纸巧手细剪裁／一朵窗花剪下来／／太阳一出乐开怀／温暖穷人心里揣／地主窗上冰花败／俺家窗花向阳开。”
记：你在农村的劳动对你后来的生活和写作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郭：谢谢，我非常愿意谈这个问题。这让我终身受益。别人不理解。“伤痕文学”出现的时候，我就有意见。你才下去几年，才受那么点委屈，就在那儿喊，就有这样大的抱怨，这样大的不平。农民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是那样的环境，他们到哪儿去说这些话？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去改变农民的命运，改变农村的现实状况？因为农村的改变才真正是中国的改变。中国是个大农村，只有农村好了，城市才会好，国家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记：“文革”开始以后，红卫兵运动很壮观，如火如荼的，但你的热情始终是在文学创作上。在《鱼儿三部曲》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你对当时的情势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忧虑。当人们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你怎么能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郭：文革前我就挨整，我已经看到这代人的命运了。鱼儿跳出水面，落在冰块上，它的前途是死，和这个冰块一起消亡，但它却看不到冰块的消亡。后来我又写出了《相信未来》，相信我们会战胜死亡，这已经进了一步了。我年轻，我能看到冰块消亡的那一天。
记：插队的时候你的诗已经传遍了所有有知青的地方，这真是个奇迹。
郭：所以有人说我的诗歌的版本是最多的，抄出各种各样的来。当时人们觉得那个社会沉闷得不得了，但那时也还是有希望有欢乐，有忧愁有哀伤，有爱情，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是这些打动了年轻人的心。为什么大家那么传抄我的东西，是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上有些人朦朦胧胧有感觉，但不敢露出来。我把它写出来了。
记：江青是怎么看到《相信未来》的？
郭：这事我听好几个人说过。那是１９６９年，我下乡第二年回来，四三派的人回来聚会，要我去。我给他们背了几首诗。那些诗他们要走了一些，作为一个动态写进报告里，给了上边。有人说江青说，这是一个灰色的诗人。又有人说江青说“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你不歌颂文化大革命，不相信现在相信未来，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记：我们能不能说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８年的诗人郭路生是另一个郭路生？
郭：可以这样说。
记：这段时间你写了不少政治诗，尽管那些诗很形象，有特色，但它们总还是应景之作。
郭：我是要一辈子搞创作的，不发表东西怎么办？怎么活？明摆着的嘛！
记：就是说你还是需要社会的公开承认？
郭：对，对。咱们实话实说。贺敬之看到这些诗非常吃惊，专门找我，说写得不错。
记：实际上一些早年很优秀很有影响的诗人，包括何其芳、郭沫若在内，都写过这种应景之作，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而且你的那些诗中有纯真的激情。但你有没有想到它们在你的写作中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
郭：不，不，很重要，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一种非常幼稚的、非常可爱的、想让社会承认的心情。比如《我们这一代》，我是很真诚地写的，“虽然还残留着／黑夜的痕迹／但黎明终归／还是黎明。”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这还是我。“一轮火红的朝阳／突破了迷雾重重／升上了我们的双肩／那气势磅礴的山峰”，这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健康，朴实，一身光明／就像早晨的露珠那样晶莹／但这绝不是一滴普通的露水／它用生命闪烁着太阳的光辉”，这不是很像我们这一代人吗？所以我并没有出我自己的那个格。我写这些怎么不正常了呢？在贺敬之表扬我之后，我去找了他，结果跟他吵起来了。
记：为什么？
郭：他让我学学政治，别那么歪，谈恋爱啊，喝酒啊，吸烟啊。
在福利院
记：在福利院的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郭：苦，但是我学会了不发愁。在这里呆着使我健康，生活更实在，更扎实，更充满信心，更有力量，更有热情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这意思。“文革”那几年，我非常喜欢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我希望有更多有中国气派的作品出现。中国气派，我对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就琢磨什么是中国气派。后来邓小平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就想到，只有中国特色，才有中国气派。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有一致的地方。我在这里考虑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要写文章。但这里条件太差。我得有一个创作的环境。
记：那你现在怎么写东西？
郭：这两年我就写了两首诗，苦死我了。（给我们念了一首２０００年４月创作的《青春逝去不复返》。）
记：你们几个人住一间屋？
郭：５个人。十三四个平米。
记：你的病友知不知道你是诗人？
郭：知道。
记：他们搞活动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朗诵诗歌？
郭：会。
记：你说不能写诗，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吧？
郭：没有一个环境。我不能在病区里写东西，得住在病区外边，因为我得熬夜写作，白天睡觉。我可以先买一些馒头花卷回来，睡醒了再吃。这儿（指病区）不行，吃完饭很快就得睡觉。我现在都是想起几个词儿，然后记到本子上。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记：不能到楼下，到外边的小花园里去写吗？
郭：下不去的。你出去了出事怎么办呢？
记：晒太阳怎么办呢？
郭：一大堆人一起去。
记：这些年都这样吗？
郭：十多年了。很多人不相信，说是神话，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写诗。我是疯子，我在我自己的王国里是国王。很多东西，我放下了，我自在了。我不求酒色财气，我把这些放下了，我就自在了。
记：你在这儿应该算轻的病人。但他们中会有一些重一点的病人，你和他们怎么相处呢？
郭：有一个５０多岁的老头，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他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梆”的一声，棒子打折了一截。打了也就算了。后来这人自杀了。
记：你在农村插队时就非常吃苦耐劳，到了福利院也一直在擦洗楼道、洗盘子，这些活你做了多久？
郭：７年。每天擦两遍楼道，洗三次碗，以前没有消毒碗筷的时候一天洗六次碗。现在做不了了。（食指做过第二病区的区长）
记：是你自己要求做的吗？
郭：对。
记：那段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郭：我写出了《人生舞台》等不少有价值的作品。
记：常回城里吗？
郭：几个月去一回。一般是夏天回去，冬天我回去过春节。
记：在这里平时有什么消遣呢？
郭：大家就是看电视。我不看，陪朋友聊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谈，有些看法水平很高，至少他们懂得老百姓的道理。
记：你在这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郭：写出诗来。
记：你在这儿能听到贝多芬吗？
郭：听不到。公疗室有收音机，没有音响设备。那些歌，什么哥哥妹妹，谁听那个？贝多芬晚年的奏鸣曲很辉煌，很痛苦，也很超然。（前些年我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外国的音乐教授来讲学，为大使馆演奏，举办周末的小型音乐会，朋友通知我我就去。不要钱。那些大使和夫人们走进去，我就在边上呆着。我还托朋友带了两张贝多芬晚年的光盘，是100多号（作品编号）以后的。听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记：哪天你痊愈了，回到北京的闹市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包围着你，你怎么办？
郭：现在也是啊，老有朋友来看我，请我吃饭。我觉得挺好的，跟大伙儿聚会，给他们念念诗，挺好的。但我觉得北京不是家，回到这儿才是家，因为我把自己定位成疯子，回北京只不过是跟大家交流交流，听听社会上有什么事儿。
记：你每次回城里，都注意些什么？你觉得现在的北京和你少年时代的北京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郭：那时更有人情味。
记：如果你出院了，你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有什么要求？
郭：没有。只需要一个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环境，只需要粗茶淡饭，没有过高的欲望。我觉得这里的粗茶淡饭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我没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富贵病。我的朋友刚跟我谈完，说你得改变改变环境啊。我也正愁着呢，怎么办呀，积累了那么多素材要写，又没有条件。前天民政部福利司的司长来了，他对我的诗也特感兴趣。我得静下心来，多熬夜，多读书，多写东西，多做点实事儿，因为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贴心地关切过我，所以我得用大量的精神成果来回报社会。
采访结束后，食指借了摄影师的手机给他父亲打电话。“６月２０号接我回家，我得去镶牙。牙不行，吃东西老吃不饱。”
我们从医生那儿打条子把他“借”出去拍照。面对镜头他偶尔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告诉记者，他想用自己的稿费租个房子，因为他要写作。他想冒这个险。
我们送他回到第二病区。他问了两遍：“没让你们白来吧？”
道别后，他飞快地钻进餐厅。开饭时间过去了那么久，一定是饿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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