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的背后
丁咚 文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宗罪， 9月22日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处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中共建政史上最像法治那回事的世纪大案，不出意外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终结。按照法律规定，自宣判后10日内，薄熙来可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诉与否对于本案结果已无关紧要。
当然，对于薄熙来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则另当别论。几乎可以肯定，薄熙来上诉是其必将采取的步骤。就像此案宣判前夕，突然有一封被证实由其亲书的信件在坊间流传并如愿经媒体广为传播一样，他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凸显其遭受政治打压的大好机会。同理，当局也不会给他任何翻案并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维持原判只能是唯一的结果。
此案“最像法治那回事”，是由于以下事实：薄案从形式上勉强做到了“公”审——庭审和宣判过程通过微博而不是电视直播方式向公众有限度地公开；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正当权利基本受到了尊重；法院的庭审过程基本规范。总而言之，这虽然是一桩政治大案并根据政治需要进行了了结，但毕竟是通过法治的程序完成的。
反过来，此案仅仅是像法治而不是真正的法治的原因即在于，它的庭审和宣判过程漏洞不少，不足为信。
比如庭审中，公众注意到，薄瓜瓜明显涉案，但中国执法机关未对其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薄谷开来与英国人伍德庞大的经济纠纷背后的故事毫不涉及；薄熙来经济犯罪事实主要在辽宁任职期间，任商务部长时只留了尾声，而任重庆市委书记后只涉在薄谷开来和王立军案件中滥用职权，完全切割他在搞重庆模式和“打黑”中的滥权记录等。
在宣判中，法院对薄案关键证人薄谷开来涉嫌作伪证，轻描淡写，不予深究，同时对薄熙来在庭审中“翻供”中的大部分诉求也不予认定，依检方意见，对其从重处罚。
王立军叛逃事件以及其后公开的薄熙来案，对中共来说毫无疑义是个巨大的负资产，向国内外展示了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负能量”。如何化“负能量”为“正能量”，消除相关事件的负面影响，进而树立执政党的正面积极形象，并保证权力交接的顺利进行，保证政治局势稳定，成为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核心诉求。
为此，对薄案处理可谓慎而又慎。从时间上来说，此案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宣判，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从薄案案发直到2013年上半年，一直都是中国最高层权力交接期和新的政权稳固期，避免薄案对现实权力交接和政治运行造成直接影响是最高层首先致力的目标。
薄熙来案发后，聚集在他周围的左的政治力量显示出其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和公众影响力，将薄熙来对意识形态的主导转化为中共新领导层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关系到中共主流力量能否有效控制党和政治，因此成为当务之急。将经薄氏政治实践检验颇受民间欢迎的左的意识形态纳入官方话语体系，组织官媒批判右派主张，并及时收编亲体制的左派人士——从薛蛮子案发后首个提供消息者为受薄案牵连曾一度收敛的孔庆东可见一斑，官方打出这套组合拳，固然有更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但为消除薄熙来案影响，化负能量为正能量，可以说也是其重要动力之一。
从更长远角度看，谋求长期执政的中共也意识到，左派对于延续党的正统执政地位，减少来自民间的和知识界的反弹，比右派更能起到屏障作用。“拉左打右”成为党掌控政治的现实需要，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也可视为战略举措，影响中国政治的长期趋势。
虽然最高层千方百计作了补救，将薄熙来案的负面因素降到了最低，稳住了权力的基本盘，并试图谋划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借以确保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受动摇，但作为中国转型关键期的重要事件，薄熙来案的后续影响仍不容低估。
党内政治斗争公开化、扩大化、常态化是薄熙来案的显在影响之一。随着党的最高领袖的去权威化，今后它的产生过程将越来越充满不可预测性和竞争性，在主流派系推举的人选之外，因权力竞争靠边站的派系，选择利用包括薄熙来式民粹主义夺取最高权力的可能性将增加。特别是主流派系为赢得竞争优势不择手段将使政治斗争变得越来越残酷，并进一步影响执政者的正义话语表述，使其变得虚伪不堪，丧失说服力，从而深刻影响政治走向。
薄熙来案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影响是，在中国经济、政治发生严重危机或者社会混乱的情形下，在庭审中造够了悲情声势的薄熙来，同时受益于本案审理过程中不符合法律的部分，将会裹挟着其政治影响力，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成为未来政治博弈的重要力量。
薄熙来案的潜在影响或许更加深远。它打乱了邓小平改革的正常发展逻辑，成为促使受困于改革和发展危机的执政党重寻毛氏执政经验的重要因素与契机。对比薄熙来所获得的奇怪而广泛的民意支持，新的中共领导层很难不动心。在摸着石头然后“过河”放弃单一执政地位与以左的意识形态和左翼政治支持者为基础继续保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之间，何去何从，确实是一道颇富诱惑力的算术题。在此问题上的迷失，遏阻了中共沿着合理逻辑进行现代转型的方向和步伐，并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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