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與自我他者化
林沛理
2013年12月15日 第27卷 49期迎合西方審美､「自我他者化」，張藝謀電影《金陵十三釵》終於達到無法自拔的地步。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最新的一本書是《私想Private Thoughts：性、愛、自由、幸福、痛苦、宗教、男人與女人的私密聯想》（二魚文化）。
二零一四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申報工作已結束，據報今年共有七十六個國家和地區參賽，創下歷史紀錄。今年在中國大陸得到青睞的是馮小剛的《一九四二》，但中國導演中，獲選次數最多的卻是張藝謀，共計七部，但其中花六億人民幣(約合九千七百萬美元)拍成的《金陵十三釵》，在二零一二年不但連入圍陪跑的資格也沒有，更受盡西方傳媒的冷嘲熱諷。《紐約時報》戲言，只有精神錯亂的人，才會將南京大屠殺如此嚴肅的題材，拍成肉體橫陳、賣弄女色的電影。更諷刺的是，當年摘冠的是製作簡陋、拍攝成本也許只有《金陵十三釵》千分之一的伊朗電影《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
這牽涉到在文化上弱勢的東方作品，要得到西方評論界賞識的潛規則。道理其實非常簡單：西方文化界不需要摹仿和複製西方文化的作品，更不需要來自東方、關於現代文明與城市生活的任何表述。它能夠接受，甚至加以表揚的「外來作品」，尤其是中國作品，必須是本土的——最好能夠呈現出一個「歷史中國」——但又同時拒絕認同本土文化。它應該以自省或者奇觀、令人震驚的方式，對中國的歷史、社會和文化進行批判。只有這類作品，才最能夠滿足西方人的傲慢，及附和與鞏固他們對東方人和社會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見。
《伊朗式分居》表面上用白描的手法，寫一個三代同堂的伊朗家庭在生活上遇到的種種問題，實則是含蓄但有力的社會批判，對伊朗的男尊女卑、物質短缺、生活困難，以及在伊斯蘭教的規條和禁忌下，信徒舉步維艱的處境，有非常沉痛的控訴。可以想像，西方人看完這套電影，都會情不自禁地說一句：「哦，伊朗就是這樣子的：伊朗人真是可憐。」這不但令他們的自我感覺良好，也滿足了他們的道德優越感。
《金陵十三釵》講中國歷史，卻找個美國演員來當男主角，並且讓他睡了美麗的倪妮，媚外之心路人皆見。問題是你越犯賤，就越突顯你的僕人身份。張大導傾力拍戰爭以人為芻狗的殘酷，但不管他如何苦心經營，都無法擺脫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更何況以大陸電影的整體製作水平，拍戰場上的屍骸遍野、血肉橫飛，又怎可能超越《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一類好萊塢電影？
要在大型的國際影展脫穎而出就是要在強手如雲的競技性的比賽(competitive sport)中勝出，必須講求競爭策略與競爭優勢。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哈佛商學院教授波特(Michael Porter)在他兩本全球暢銷書——八零年的《競爭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y)與八五年的(Competitive Advantage)——已經指出，公司要長期表現優於競爭對手，必須採取一種獨特、可以讓其盡展所長的「價值創造策略」(value-creating strategy)。《伊朗式分居》善用自己的競爭優勢，以超低成本拍了一套全球讚譽的影片。我說是全球，其實只是西方。不過西方作為品味判官(tastemaker)的地位仍然牢不可破，它認為是好的，世界其他地方(the rest of the world)遲早會附和、響應。
其實《伊朗式分居》一類賣所謂「批判寫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的電影，本來就是張藝謀的拿手好戲。《一個也不能少》講鄉鎮的小老師到大城市尋找走課的學生，鄉鎮的窮困與大城市的冷漠，在張藝謀的鏡頭下生動傳神。影片寫資本主義的謀利動機（profit motive）怎樣「微調」中國人善良拙樸的本性，也令人拍案叫絕。《秋菊打官司》裏面的鞏俐不施脂粉，身材臃腫，活脫脫就是一個中國典型的農村婦女。影片寫農村社會既侷促又互相倚賴的人際關係，又暗示有時法律不外乎人情，法治不如人治，與《伊朗式分居》裏面調解家庭糾紛的法官，立場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多人喜愛的《活著》將文革抽象化為「生命的劫數」，進而歌頌中國老百姓百折不撓的堅強生命力﹔那種懂得避重就輕的機靈，與田壯壯在《藍風箏》中抱著哀莫大於心死的心情寫文革怎樣將家庭肢解、社區連根拔起、人性扭曲變形，可說有天壤之別。
拿以上任何一套張藝謀的電影去競逐國際電影大獎，未必會勝出，但至少不會丟臉。只可惜成名後的張藝謀急於拍大片逢迎西方的評論界和電影觀眾。近幾十年，東方文學界出現了一個「為翻譯而寫作」（Writing for Translation）的現象。一些以西方馬首是瞻的亞洲作家為了成名或者在國際上得到廣泛注意，轉而面向西方的讀者進行創作，並刻意迎合西方評論界的審美標準。這種「自我他者化」的傾向在張藝謀的電影越來越明顯，直至《金陵十三釵》終於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