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副省长冀文林、四川富商刘汉的被调查再度点燃了媒体对周永康的“热情”。2月19日，《中国经营报》刊登《冀文林“归案”“秘书帮”沦陷》，直接点名冀文林与“那位领导”(周永康)的密切关系;20日，新华社发布《国法如天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涉黑犯罪内幕揭秘》，直接点名“周滨”;21日，《人民日报》在第9版整版也连发三文，除了刊发新华社文章外，还刊发了一则评论《反腐打黑，除恶务尽》，表示，“要彻底铲除黑恶势力，就必须严打‘保护伞’，严打各种腐败。”官媒、党媒的接连发声，再度将整个中国社会对于周永康的关注烘托到高潮。
在周永康已死老虎的今天，讨论周是束手就擒还是负隅顽抗，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对于周永康事件的梳理，发展至今，更应该关注的是对全局的梳理和预判，通过此案观察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思路，判断中共未来的执政变化，分析此案在中国历史、政治和法律上的意义，当然也包括对于政坛各方势力此消彼长的揣测。当下现状也表明，周案正如此前分析的那样，是一个以高层为核心，一批地方大员为干将，红顶商人围绕四周的“集团”。
尤其是官方对于刘汉的报道，更是掀开了这个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案件的冰山一角。而对官媒报道中的蛛丝马迹进行盘点、解读。在接下来，可以对此案中的两个关键点进行观察，其一，刘汉涉黑，意味着周永康案件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上的贪腐，官、商、黑社会，种种的身份角色和利益交叉或许会让周案的定性继续严重。其二，刘汉由湖北公安侦办，湖北检方起诉，在2013年1月份被调查的湖北政法委书记吴永文，作为周永康案中最神秘的落马高官，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周永康贪腐涉黑集团
冀文林、刘汉的接连落马、被调查，让很多大陆媒体已经按捺不住“刨根问底”的心情。新华社的“揭秘”文章，更是在很多北京观察家和媒体从业人员眼中，有着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感觉。在新华社的文章中，称刘汉一案并不简单，而是在中共高层“坚强领导”下，由公安部直接指挥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联手，“历经10个月艰苦侦办”，并透露“当地3名政法干部”成为刘汉保护伞，“刘汉的关系网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水涨船高，从最先起家的广汉、德阳，辐射到绵阳、成都，乃至北京”。
“中共高层坚强领导”、“公安部直接指挥”、“政法干部”、“关系网辐射至北京”……新华社这则报道显然有些意犹未尽的意味，里面透露的种种信息更是引起很多一直观察周永康事件的观察人士注意。而且这则报道中最后一句“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办理，刘汉黑恶组织昔日与政商两界逾越党纪国法、进行种种勾连的内幕，或将一一揭开”更是显得意味深长。
在曾经的分析中，就曾透露中共高层正在斟酌，是否将周永康及其党羽定性为“最大贪腐集团”。虽然高层仍在拿捏是否要在案情公布时使用“以周永康为首、建国以来最大的贪腐集团”这个定性，毕竟“集团”这个词在中共的语境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很容易让人想起阶级斗争年代的那些“反革命集团”，相比“窝案”，“集团”背后的政治意味更为浓厚，但是周案的严重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据悉，通过对案件的顺藤摸瓜，逐步排查，调查部门发现周案所涉及官员级别之高，数量之大，覆盖系统之多以及涉案金额之大令人瞠目，也使得对于整个案件的侦破时间不断延长。虽然目前尚不知晓周永康贪腐的具体涉案金额，但是从已经落马的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蒋洁敏、李东生来看，这些曾经身居高位的官员几乎已经可以认定都是周永康的党羽，而他们与周永康之前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黑金”往来也被消息人士称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但是刘汉案件内情的流出，则更进一步的透露出一个可能性，在最终官方公布的对于周及其党羽的案情中，将有极大的可能涉及黑社会。从而使得案情定性为“周永康贪腐涉黑集团”。
涉黑将使案件性质生变
所谓“贪腐”，正如前文所说，周永康与其曾经的下属所进行的利益输送，将远远超过此前落马的所有腐败官员，是一个“天文数字”。实际上在“贪腐”一词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官商勾结”、“红顶商人”的含义，刘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红顶商人”的含义即“官商”，即身兼“官员”和“商人”双重角色。中共建政最有代表性的“红顶商人”即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有这样一批商人，他们并非官员，也很少在公众前现身，但是他们与中国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身处灰色地带，通过与官员，甚至“太子党”结合，形成“官商同盟”。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获得利益，同时向官员输送金钱，甚至成为某些人实现政治目的的“马前卒”。这些商人虽然头上没有“红顶”，但是他们与中国官场关系之密切，已经远非荣毅仁当年所能比肩。因此，要对周永康“下手”，首先就要切断他们的“血源”，拔“暗钉”，剪“裙边”。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在2013年年初一大批四川富商被“带走调查”。
所谓“涉黑”，则是由刘汉一案首先引起的。透过这起案件，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以周永康为核心，以周滨、李春城等人为主要心腹，以蒋洁敏等国企高管为重要资金来源，以刘汉为代表的富商为“马仔”，进行黑社会活动。在这个脉络中，从中央级别高官到最底层的黑社会打手，从高层权力运作到底层社会盘剥，官、商、黑社会织成了一张巨大的“黑网”。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周永康一案涉及政治问题，但是即使有，在正式宣布消息时，中共也几乎没有可能将此事公布于众，更有可能的还是经济问题。可是根据中国法律和世界惯例，涉及经济问题的官员几乎不会被判处死刑。在近20年来，所有因为贪腐问题被判刑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无一判死就是实证。但是如果一旦涉黑，问题性质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刘汉一案中，根据官方报道，不仅涉及9条人命，还涉嫌拥有大量“军事武器”。这就意味着案件主谋将面临“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如果在最终中共对周永康案的正式报道中，周不仅涉黑，也手上沾着“人命案”，那对他的判刑幅度将会增加很多。
至于“集团”，一提起“集团”就很容易让人想起“反党”，从而对其有了政治性的揣测。虽然如此，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周永康一案所涉及官员级别之高，数量之大，覆盖系统之多以及涉案金额之大令高层震惊，这种状况曾经一度让相关部门担心是否要继续调查下去。不过最终在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决心的强力推动下，对于周的调查得以继续。因此，决策层也在审慎考虑是否有必要重提“集团”，强调此案的严重性，震慑官场。
关键人物吴永文
实际上，在今天海内外媒体对于周永康案长篇累牍的报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似乎被遗忘掉，那就是原湖北政法委书记吴永文。吴永文在大陆坊间，被普遍认为是周“铁杆中的铁杆”，颇得周的好感。吴从2007年到2012年7月期间担任湖北省政法委书记，正是周永康政法系统权力处于最顶峰时期。吴执掌湖北政法5年期间，引起其“铁腕治警”政策，受到周永康极大的赏识。但除此之外，作为周永康集团中可能是报道最少的人物，吴的特殊之处还有三点。
首先，作为2013年第一位落马的“副部级高官”，媒体对吴永文的报道少之又少，而官方也没有披露有关此案的任何具体消息。在整个2013年的媒体对于落马的副省部级高官的梳理中，吴永文都不在其列。仅新华社和《中国经营报》刊登过两条短消息。当时《中国经营报》证实，2012年12月13日吴永文已经被带往北京接受“组织审查”。新华社则“从多个消息源证实，2012年12月13日吴永文已经被带往北京接受‘组织审查’。目前，中纪委和湖北省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展开调查”。
这两则报道就引起了第二个疑问，吴永文究竟是为何落马，又为什么要被异地审查。新华社称吴永文是因为事发是因为“事发情妇丈夫的举报”，称吴永文或涉生活腐化、买官卖官、挪用社保基金、违法办案等多项问题。另有网民“杨郑广律师”发微博称：“浙商楼恒伟在湖北惨遭暗算，不仅(数亿)资产被扣押，还冤坐两年九个月大狱……吴永文等人被指系幕后黑手。”
虽然按照中国惯例，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如果被调查，需要“跨省异地”审理。但仅仅是因为“生活腐化、买官卖官、挪用社保基金、违法办案”，就将犯事官员押往北京受审则是很罕见的举动。即使官职高如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只是在天津受审;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在重庆受审，而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宁波中院、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在南京中院受审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纪委监察部在今年年初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有31人，但在列举已被移送司法和正在立案调查的案件中只提及22人。那另外9人是谁?其中又是否有吴永文?
若省部级高官被直接押往北京受审，背后一般涉及更高级别的官员。譬如，黑龙江省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前，曾检举了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和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韩桂芝案件又牵涉了已经落马的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猜测，吴永文是否涉及了更高层，而能比一个省常委还高的官员，则只有中央级别的领导。
第三个疑问就是吴永文与刘汉之间是何种关系。从目前来看，吴永文案似乎并不简单，尤其与刘汉的案子还有一层千丝万缕，是一层尚没有捅破的窗户纸。且不说吴永文、刘汉接受调查仅仅相差两个月，而且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称刘汉是“公安部直接指挥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联手作战”、亦是被湖北检察机关起诉。吴永文、刘汉、湖北，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他们和周永康、周滨、李春城之间又互相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湖北、四川这两个地方在周一案中又有何特殊?都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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