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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要爭才會有 - 李怡

現任Facebook營運長的Sheryl Sandberg在一本書中，講到她2004年在Google擔任副總裁時，第一次懷孕，嘔吐幾個月都不停，雙腳腫脹，某天早上她趕去公司開會。那時Google業務成長快，搶停車位不易，她趕到時，能找到的車位離辦公室很遠。她辛苦衝過停車場，到了會議室，全心祈禱千萬不要在開會時嘔吐。晚上，她把當天情況說給她先生David聽，在Yahoo工作的David說，Yahoo設有孕婦專用停車位。

第二天，Sheryl走進老闆Sergey Brin的辦公室，大聲說，Google需要孕婦停車位，最好快點設立。Brin當場答應，還說他以前怎麼從來沒想到。

Sheryl對於自己要等到有親身體驗後，才意識到孕婦需要專屬停車位，至今仍然覺得慚愧。她當時是Google最高層的女性員工，不是有責任先想到這點嗎？其他懷孕的女性同仁，或者缺乏信心或資歷，不敢要求公司解決問題，而默默忍受這種折磨好久了。直到公司有個孕婦身處高位，才能發揮影響力。

最近有人送我一張影碟，是香港未放映的電影《The Normal Heart》，講上世紀八十年代，愛滋病出現不久，美國有小規模組織向媒體和政府提出愛滋病的嚴重性，要求資助對這種病的研究和治療，卻一直被冷待，因為大眾社會認為這只是與同性戀有關的少數人問題。

無論是孕婦停車位，還是會死人的愛滋病，都因為只是少數人的權益而不受關注。世界上太多各種少數人或多數人的權益，沒有被關注了。因為沒有人爭取。我因此想到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主席Thorbjorn Jagland說的話：當今世界大部分地區民眾所享有的權利，都是有人不畏個人得失而奮鬥和努力的成果。今天的香港人該知道，任何應有權利不力爭是不會從天（從北京）而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