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日�- � 辱 - 梁文道

恥　辱 - 梁文道

我只見過王丹一次，印象就和文字上看來的一樣，溫和而善良，所以我大概能夠理解他對柴玲的態度。當初大家傳聞柴玲貪生怕死，早早逃離廣場；王丹以親身經歷為證，憤怒地替她辯護。後來柴玲說自己原諒了殺人的軍隊，以及李鵬和鄧小平；王丹也只不過說她這番話「不能代表廣大的八九同學」而已。然後今年，柴玲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丁子霖女士，惹人非議；王丹則說他尊重柴玲的立場，「我想，她選擇公開信的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內心吧」。或許就因為王丹是個溫和善良的人，於是他願意以老朋友的角度去看待柴玲，用最大限度的同情和善意來理解她那些古怪而紊亂的言語，而不只是把她當成一個與己無關的公眾人物。對他而言，問題可能是當一個曾經與你共患難的故人，漸漸變得你不認識甚至不認同的時候，你該如何處理此中的矛盾，又該怎樣面對你倆的關係。這個問題，大概也是六四拋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我把六四看成一個是非分明的事情，同時我又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認識的人竟然在這最基礎的是非判斷上頭和自己相差得那麼遠；我該怎麼辦？又能夠怎麼辦呢？

比這個問題還要根本的，是六四之後，每一個中國人如何去面對自己的問題。查建英在〈國家的敵人〉那篇著名的文章裏頭寫道：「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麼，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像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恥辱，這就是我的意思；六四之後，我們就生活在恥辱之中。你所反對的，不只沒有消散，反而大獲全勝，它強大到了一個你連躲都躲不掉的地步。它安排一切，塑造了你生活其中的現實，甚至成為你呼吸的空氣；而你卻不能說出你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國家的敵人〉，查建英的《弄潮兒》還有一篇〈北大！北大！〉，裏頭說了陳丹青的故事：在北大一場關於京城的文化研討會裏，他談到六四那天一個逃命的男人，談到這名男子在當天黎明所聽見的北京的聲音，然後「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說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有意思的是後來一個雜誌編輯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做秀」，或者更簡單的「裝」，每當見人用這樣的字眼去形容陳丹青，我都覺得十分突兀。因為陳丹青是我會非常驕傲地去告訴人家「他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種人，因為他有罕見的真誠。但他們如此評價陳丹青，我又一點也不奇怪，他在太多公開場合說過這類真誠的實話（例如在文化部部長面前談論政府如何毀滅了文化），每一次都有人批評他「做秀」，彷彿只有行禮如儀地鼓掌欠身才算不「裝」。不要說他，即使膽怯如我，竟也曾因在校園演講談到了六四，就被人指責「做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陳丹青告訴查建英：「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然而，一個人很難長期地不喜歡自己，二十五年並不算短。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安安穩穩地活下去，一個人必須學懂與自己「和解」。前幾年，戴晴倡議「和解」，呼籲政府與民間一起放下；是一時熱話。我一直關心的卻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大家都是怎樣與自己「和解」？很少人能夠一直忍受屈辱；與我們平常駡人駡得那麼容易的情況相反，很少人能夠真正明知故犯地「埋沒良心」；大部份人都會試圖調和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讓良知遷就現實，另一方面則換一種看待現實的方式，使矛盾縮窄，使良心妥當。經過一番內在的「和解」，屈辱就不存在了，做人也就有了一個新的立足點。在一群「和解」了的人面前，陳丹青自然要被看成是「裝」。

每個人都「和解」了，但每個人與自己「和解」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曾經站在廣場上的人，今天真的選擇相信自己當年是「被人誤導」。有些曾經在運動中慷慨激昂的人，今天發現慷慨激昂原來才是悲劇的原因。有些曾經誓言永不忘記的人，今天明白了歷史長河波伏不定，做人要懂得宏觀放下。有些曾經在聲明上頭聯署的人，今天瞭解到社會穩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更多人曾經渴盼變革的速來，今天踏實地知曉了一切都得慢慢來的真理。

在這樣的一大群人看來，陳丹青那番話雖然贏得了學生掌聲，但究竟不過是年輕人初嚐禁果的快感，就和鬧劇演員當眾大談黃色笑話一樣，是廉價的逾越，廉價的表演。他們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談，但「現實」遠比你們這群孩子所知的複雜，所以他們才不願意輕易開口。他們更可能會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比起你陳丹青的輕率，我們現在默默幹的才是腳踏實地的工夫。

對了，絕大部份學懂與恥辱「和解」的人其實都不會輕易否定六四，也不會認為屠殺是對的（即便他們之中有人又相信這是政府的無奈舉措）。只是比起公開悼念或者聲討，他們認為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夫；還有些更要緊的東西必須顧慮，一些非常現實的情況。於是我們都學懂了接受恥辱。例如我，就在另一個場合裏頭遇過學生站起來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一時全場譁然。我對他說，我怕你們學校會被追究，我怕這個論壇以後會辦不下去，我怕你會被人記住名字惹上麻煩。所以我建議活動之後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這麼過去了，邀我來的朋友們抹了一把冷汗，事後誇我應對得體，救了他們一把，的確這些朋友都是認真的學者，而且開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學生，還常常在最大限度內秉筆直言，議論國是，乃至於被人看作是「漢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經羞辱了自己，整個晚上無法入睡。二十五年過去了，政府或許真如他們所說，「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地，我們也把恥辱紋在了自己的身上。（二十五年之後的恥辱與和解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