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一樣的，只是，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聽廣州《南方周末》創始人左方談半世紀辦報經歷就明白，我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
左方第一次來香港是1989年六四前夕，最近一次來香港是為了出席新書《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發佈會。他接受本報訪問時，是7.1前的一天。
六四那趟，因為採訪香港廣州業餘歌唱比賽，國內記者協會組織內地新聞代表團來香港，剛巧李鵬宣佈戒嚴，內地記協怕香港傳媒採訪團員，規定團員早上10時離開酒店，晚上12時回來。左方不懂找地方去玩，住在北角，只懂看電影，看了一場、一場又一場，晚上12時回去，又碰上遊行散會。大巴士上，一車一車的人，看見穿着藍色毛裝的左方，「個個伸出拳頭，向着我大叫：打倒李鵬！打倒李鵬！我以為一車過了無事，之後一車，接住又叫」。他心想，沒有必要替李鵬受這些，於是躲進了商場。
左方對香港人有好感，認為一種難民血統令香港人特別懷心同情弱者。七十年代初，他得到的第一個電飯煲，就是姐姐從香港送來廣州的。「香港人過去好少跟我談政治，因為社會穩定，政治對他們沒關係，但國內政治影響每一個人命運，影響不到本人，也影響親友。過去與香港人接觸，政治意識不強，但這次，香港人政治意識好像比我還要強」。政治怎樣影響人，跟時間有關。
這一趟，中國共產黨員新聞前輩穿着西式恤衫，為新書發佈會來港，問他有沒有興趣去看一看7.1遊行？「不去，費事，好多香港記者認識我，拍了照，好麻煩」。
於是，兩個世界的人談《南方周末》、談新聞自由，可以溝通，但河水犯不了井水。正如國內發展巿場經濟模糊不了政治界線，也模糊不了中港兩個世界尖銳不同的思想。
■老報人左方出版口述歷史《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暗批中國政治體制令新聞理想未達。
《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
打入香港 比上天還要難
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開始蓬勃發展，北京《中國青年報》宣稱在港銷量一萬多份，引起左方好奇，希望以香港作跳板，把《南方周末》打進海外巿場。於是，他第二次來香港，找《明報》當時的總編輯了解情況，「我一時說不出他的名字，是張健波之前那一位」。當年張健波前一任總編輯是後來轉職《蘋果日報》的董橋。
最終左方也向一位副總編輯了解，「我請他老老實實把北京《中國青年報》銷售情況告訴我」。結果發現一萬多份數字，其實包括深圳銷量，發行香港的幾千份，實際只能賣出30、40份。顧客少，香港報販都不願擺放出來。
「我明白到，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想打入有新聞自由的地方，比上天還要難。但如果我們廣州可以開放，香港報紙肯定大量進入」。《南周》所帶動的一場中國新聞改革，也只能像經濟一樣，走資本主義巿場路線，它打破戰後中國採用前蘇聯《真理報》一個臉孔的辦報模式，在國內得到成功，創報十年，已成為國內百萬大報。但社會主義特色的自由巿場新聞產品，只能內銷，出口不容易。
左方說從來沒有看過《蘋果日報》，對那個被咬了一口的蘋果商標倒是有印象。八十歲退休老報人的女兒，絕對不肯教老父上網，都是因為擔心他太愛發表意見，「她怕我上了網就不能下來」。
左方記得，改革開放初期，香港親戚問他想要點甚麼，他說希望得到一瓶可口可樂。社會主義制度裏的人，在開放之前，都渴望嚐一口資本主義自由巿場的可樂味道。滿足這種慾望的意義，不是可樂味道好不好的問題，是一個人能不能自由選擇滿足自己慾望的問題。到能嚐一口可樂之時，也就會不會希望嚐一口新聞自由？
身處不同世界，命運不同。我們看成理所當然的，放在另一世界，可以是奢求。左方說，他曾向二戰時期為《大公報》當駐歐洲記者的蕭乾討教，這位讓中國人直接得知歐洲戰事的中國記者跟他說，不要硬向共產黨要新聞自由，新聞自由這東西，是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政治經濟文化未達一定水平，不可能給你新聞自由。
「你同意？」記者問。
「我同意。他（蕭乾）其後是《人民日報》名記者。他說，你比我們做記者時，舞台已寬好多。他說如果一個有才華的新聞記者，足可以為中國老百姓做很多事情。對新聞自由，只能推動，不能夠強要」。
左方看《南方周末》是中國新聞改革領頭羊。他對新聞自由的滋味，並非不嚮往，能嚐多少就嚐多少。他也很明白，在中國當知識分子，只有三條路，一是當奴才，二是當烈士，三是不斷地適應，坦白的左方說：「我不想當烈士。」他也沒有當奴才，調侃自己是個改良主義者。
他常說，先造瓶，後釀酒。瓶是新聞形式，酒是新聞自由。他視打破「新華體」（新華社體裁）、「人民語」（人民日報語言），已經是爭取拓大了一些新聞自由，「到中國將來有機會時候，我才把酒放下去，我把瓶先造好」。可以想像，等待酒的一樽酒瓶會有多酸澀。
■《南方周末》從創刊號至今30年，聲稱銷量160萬份。
生於憂患 為民眾建「涼亭」
「你感覺甚麼時候才可以有新聞自由？」
「我不知道，可能很漫長。我不抱幻想，我是生於憂患，死於憂患」。
「你不失望嗎？作為一個有理想的新聞工作者。」這是出於同行的同理心。
「所以這本書名《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我在發佈會解釋，我想通過一生的經歷，揭示史太林主義烏托邦社會改革運動破產，我作為一個布爾什維克戰士走進我的人生，到最後，徹底否定了它，成為一個自由派知識分子。所以《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朱學勤說，書名有三種解釋：80年來起伏跌宕是我人生的一個改觀。這題目，是對體制的一種批判，因為這種體制，根本無法煉鋼鐵，所以鋼鐵煉不成，是歷史的一個必然性」。
「但你們沒有一種勇氣去打破這個體制？」他沒有回答這問題，往下繼續說。
「第三，他說：『雖然《南方周末》從7,000份賣到100萬份，大家尊敬你，但你仍沒有體現新聞理想，所以鋼鐵還是沒有煉成。』我接受這個看法，我與蕭乾傾談後，把《南方周末》提倡為一種涼亭效應，民眾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無法拯救他們，我作為一張傳媒報紙，只能建一個涼亭，他們把汗水流乾了，我請他們到我這個涼亭裏，飲一杯水，讓他們喘一口氣，療一下傷，作為國內有良知的傳媒人，我只能做到這樣。讓他們知道這社會仍有人關注他們，這社會還有愛，還有人，良知還在，希望還在，這就是我的社會貢獻」。
他朝釀得成中國新聞自由這一種酒，該是酸甜苦辣的特產名釀，只是並非人人懂得品嚐。以往有美國《新聞周刊》記者問左方在六四以後新聞自由怎會飛躍？局內人總是這樣回答：「你不懂中國，你不懂中國的新聞。中國新聞是否進步，你是按能批評中國、批評共產黨至甚麼程度，你是用此標準，我用的卻是新聞的巿場化。原來的中國新聞，黨出錢養，我買給你，你看不看，我不管，由單位定。但《南周》是巿場，有了巿場就有競爭，從一個主人變了兩個主人，一個是管我的，一個是養我的。管我的，我要看他眼色行事。養我的，是飯碗，大家都搶飯碗時，就有新聞競爭，才能推動新聞發展。我們中國的新聞人，從這考慮問題。你說的新聞自由，是若干年以後的事情，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事」。
「你嚮往嗎？」
「當然嚮往，但嚮往是一回事，你怎樣做是一回事。《世界經濟導報》是很好的報紙，不就在六四前被封？《深圳青年報》，是一班年輕有為記者，他們提出要鄧小平退休，結果報紙封了，人又抓了。好多報紙，包括《現代日報》，都風行一時，但後來在新聞自由問題賣得太大了。所以我說，我不是新聞改革者，我是個改良主義者」。現在的香港，有不少傳媒人受壓力離開，他只能勉勵同行：保持理想，順應形勢，不同流合污。
「所謂不同流合污，我不求官，我就不同你吹這些喇叭，說假話，更不與你搵錢做惡事，不同流合污可以做到，新聞理想必須要保持」。
有一種世界給予的選擇，就是讓你選擇不選擇。左方生活其中，好奇外面情況。他也說起台灣的報業經驗，台灣作家陳映真有次來廣州探老報人，左方問陳映真，當台灣要開放報禁時，陳映真是怎樣想？怎樣做？做到甚麼？
按左方所述，陳映真說在開放報禁時候，確是抱着很大期望，認為只要國民黨政府把新聞解禁，黨報馬上就要「冧檔」，而他辦的報紙會好受群眾歡迎，於是籌備資金，培養年輕人。後來報禁開放，他辦了新報紙，但不到一年便結束。「報紙叫好不叫賣，別人一叠的，陳映真的最多只有四張，訊息量沒人多，人力沒人強，訊息渠道比不上人，沒有發行網，廣告網不夠。黨報在開放後改腔改調，陳映真罵他們變色龍，老百姓很贊同，但問題是，老百姓仍然買黨報不買他的」。
左方在大陸等不到新聞自由，但他成功開拓報業巿場；陳映真在台灣等得到開放報禁，但搞報紙失敗。新聞自由與成功辦巿場報紙是兩回事，正如有釀酒自由，不代表就能釀出受歡迎的酒。巿場有趣的地方是，真正話事的人是顧客。買報紙，不是單純買一個理念。
■抗美援朝，少年左方參軍。
習近平倘改革失敗會內亂
左方原名黃克驥，1934年在廣東番禺槎頭村出生。他在新書裏記述，祖父黃康（又名黃世昌）曾替同盟會傳遞秘函，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任國民黨少將。父親黃文藻，抗日時，誤放日本特務，被日軍回頭行刑處死。左方當時很小，大表姐帶他去遠遠看過被灌水昏迷了的父親，刑前，他按村例，吃飯前在後門外大喊：「爸爸，回來吃飯。」每一次，家人都流着淚吃飯。
抗美援朝期間，約15歲的他報名參軍，母親反對，恐嚇他要脫離母子關係，少年叛逆，真的要跟媽媽脫離關係。當時跟他一起參加民主青年聯盟的堂兄改名左文，他因看到一張《南方日報》，於是改名左方。離開軍隊後，左方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2年加入《南方日報》當副刊編輯。
進入《南方日報》初期，左方以南海縣生產隊長左鳳的故事寫了一篇關於幹部吃虧不吃虧的報道，被當時趙紫陽親自致電評為創刊以來最出色報道。他1984年創立《南方周末》，在胡耀邦親委朱厚澤任中宣部長的開明氣氛下，嚴家祺、高皋計劃出版《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左方獲嚴家祺同意，先在《南周》連載，可惜書出版了一半，胡耀邦下台，連載也要停刊。當時左方執筆兩小時，始終寫不出停載壠事。他在新書裏說，自此，他倒反與嚴家祺成為好朋友。
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臨時主動提出讓《南周》專訪他。「因為他們認為最敢講真話，堅持講真話的，就是《南周》，（德國總理）默克爾來廣州也要求來探訪《南周》，保證我不講假話，（但結果奧巴馬訪問稿刪了人權等重要內容），這些是不可避免的，想活必須順應形勢」。
「你至今仍然覺得不用悲哀？」
「不是悲哀不悲哀，在我覺得好正常，共產黨在某情況為了實現某種需要，認為該緊就緊，某種時候要鬆就鬆。搞多黨制，我感覺這條路好漫長。習近平許諾這麼多東西，若他真能成功，他就是共產當第三號偉人，如果他失敗，中國可能要內亂。若他做不到十年，有人要趕他下台，肯定要內亂。如果講妥協的話，改不下去，大家僵持，沒變化，中國可能南美化，成為最壞的狀況。革命是沒可能的，我亦反對，革命不能救國，誰打江山誰坐江山，都只能是老百姓遭殃……我肯定看不到中國實現一個現代社會，活到90歲都看不到，我相信自由民主人類普世價值，但仍對中國抱有希望，對人性抱有希望」。
帶着好奇來聽左方的經驗，他最感得意的，在我們看來還是很荒謬，最大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的想法不同，是因為我們的處境不同。聽他講四個維護，「共黨領導不能挑戰，現行社會體制不能挑戰，現行社會政策不能挑戰，現行社會穩定不能挑戰」，反面文章正面做，敏感人物寫不敏感的事情，寫支持趙紫陽的《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就寫不敏感內容，例如寫他的第二任夫人「你為何要嫁胡績偉？」聽得心裏一陣納悶。
「你所說的，對香港人來說好像很辛苦，你要找生存空間，生存之道，壓力好大，空間很小，感覺是怎樣的？辛苦嗎？」
「不是，我感覺很愉快，有時玩一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不會覺得諸多掣肘嗎？）我從開始搞新聞工作就是在《真理報》模式下面，我知道那些潛規則」。
「我們若從另一個角度看，是貓玩老鼠，不把你㩒死，玩一下你，是黨政府玩傳媒這隻老鼠，有時讓你跳一下，開心一下，有時又再㩒你一下，其實是不是悲哀的？」94年左方被要求退休，其後又返聘《南周》工作幾年，新聞路並不好走。
「我說貓與老鼠關係不一定這樣準確。但我們都在新聞禁錮下面幾十年，我們知道，我們都是一些普通的新聞人，但是有新聞理想、新聞使命的新聞人。但我們知道要實現新聞理想，是在這政治體制框架下，用我們的辦報智慧去逐步推進」。
黨性大於人性是規則，但人性是會暗地裏超越黨性的。無論如何，沒有誰願意是一隻走在貓前的老鼠。
記者：冼麗婷 攝影：馬泉崇
■1984年《南方周末》創刊時期的左方，愛穿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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