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的神奇判决书：妇女也能“鸡奸”
【核心提示】玉 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 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累计统计起 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
本文摘自：《老年生活报》2010年1月27日第6版，作者：佚名，原题：《公安部门“大跃进”的台前幕后》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波及各行各业，公安系统也不例外。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最近撰文记述了当年的情况。
闻风而动下达抓捕指标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958年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 作计划要点》。“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下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 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 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 动。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捕人指标越来越大，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年至1957年的总 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万多人；到 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
糊涂的抓捕
随着“大跃进”运动乱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 1958年底、1959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 比过去少”。所以1959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拘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
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 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 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
公、检、法变一家
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提出一句口号，作为公、检、法三家的行动准则：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 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 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
还有一些无权捕押人犯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
“无奈”的《宪法》
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
刘少奇看了这个总结报告有个批语，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 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刘少奇对政法工作错误性质的批语一针见血。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办事是错误发生的 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斗争刘少奇时，一次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可是红卫兵却根本没有法律概念，在宪法和法律被践踏殆尽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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