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环球时报:海外追赃,为何成功率超低

海外追赃,为何成功率超低
2016-01-27

  追逃追赃是国际反腐运动的一个热点。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26日在俄反腐会议上的说法,俄已追回的赃款连总额的4%都不到,他敦促官员完善反腐机制,加大追讨力度。同一日,法国《新观察家》发表文章爆料说,"埃及革命后5年,穆巴拉克在瑞士的巨款依然存在"。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南亚国家到现在的俄罗斯、埃及、突尼斯等国,回顾全球的追赃史,多少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无奈。笔者多次参加国际追逃追赃的研讨会,深感一些国家要追回被贪官转移到国外的不义之财难度极大,过程复杂。从这些国际案例中,重拳反腐、正在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常态化机制的中国也可找寻经验,避免遭遇同样陷阱。
  追赃成果3.6%,普京很着急
  美财政部高官25日罕见发声说"普京腐败"后,俄方26日对相关指责一一驳斥。同日,普京在莫斯科主持反腐工作会议,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更严厉措施,严打各类贪官,全力追逃追赃,挽回国家遭受的损失。普京罗列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只追回3.6%的外逃资产。笔者多次到俄罗斯,所见政府官员,没有不抱怨英国当年给别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提供政治避难、西方对待俄反腐持双重标准的。2013年3月23日,逃到英国十几年的别列佐夫斯基离奇死在居所浴室里,别氏这么一走,其卷走的巨额财富俄当局已很难追回。别氏为隐匿财产,光在荷兰就注册成立600多家公司,并在其他避税天堂或严守银行秘密的国家开立几百个空壳公司和名义银行账户。此外,英国出于两国关系冷淡以及西方对俄制裁等原因,不愿向俄罗斯遣返被通缉的寡头和返还赃款。
  "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4国追逃追赃也不顺畅。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廉洁机构"2014年的统计,这4个国家的贪官藏匿在西方国家的财富约为1650亿美元。尽管许多贪官资产已被冻结,但迄今为止突尼斯等国追回来的赃款只有区区不到10亿美元,仅占总数的0.6%,其中又以豪宅、房地产以及游艇等奢侈品为主。这4个中东国家中,只有突尼斯政治过渡基本符合西方的期待,在中东建立民主样板,是扶植"公民社会推动国家和平转型"的典型,西方国家乐得给突尼斯新政权一个人情。对于突尼斯的追赃要求,西方国家还算大力协助,但值得一提的是,突尼斯外逃资金规模在这几个国家中也是最小的。
  2010年和2012年,笔者参加在巴西和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反腐大会,在追逃追赃的专场讨论中,听到埃及的政府官员介绍,穆巴拉克把大约700亿美元资产分散到在苏格兰和瑞士的多个银行秘密账户中,并在伦敦、纽约、洛杉矶投资房地产,因此如何证明这些是他的财产,而且是腐败所得很难。至于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有多少财产根本就是个谜,各种猜测从300亿美元直到2000亿美元,相差悬殊。"全球金融廉洁机构"估算,卡扎菲的资产应在600亿美元左右。因此有人质疑,中间这么大的"缩水",是不是被西方国家银行和相关部门中饱私囊了。还有的人说:"法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卡扎菲是一个专制的独裁者,但萨科齐2007年竞选总统时,卡扎菲却提供了5000万欧元的政治献金。这样的资金来往,能通过正常的银行交易吗?"
  根据世界银行所属的"返还被盗资产倡议"的统计,从1999年到2014年的15年间,全世界各国追讨回来的资产不足50亿美元。另据经合组织统计,2010年至2012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冻结的"被盗资产"约14亿美元,但被返还的只有大约1/10。
  菲律宾和乌克兰幸运拿到赃款信息
  这些年,笔者在马尼拉参观过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的"鞋屋"、在基辅到访过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住过的豪宅,在这样的"腐败博物馆"走一走,对腐败给一个国家的重创会更有感触。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还是亚洲最富国家之一,超过新加坡、韩国,那时的伊梅尔达呼朋唤友"打飞的"到纽约第五大道购物,穷奢极欲,恐怕她自己都想不到国家几年后就因腐败等原因开始衰落。
  2003年,笔者曾在柏林和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有过一番详谈,了解菲当年是如何向瑞士银行追讨马科斯非法财产的。在众多海外追逃追赃中,菲律宾相对来说是成功的,根据阿基诺夫人的说法,他们"也是运气好",当年马科斯总统仓皇出逃时,大批日记和文件没有带走,上边详细记载了他们家庭在瑞士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账户和交易信息。另外一些被马科斯带走的重要文件也在夏威夷机场被美国海关扣留。这些清晰、完整的记录让菲律宾政府在海外追赃时事半功倍。2014年,亚努科维奇出逃时也是慌不择路,没有来得及销毁所有的重要文件和档案,留下众多罪证。
  菲律宾和乌克兰能第一时间掌握腐败领导人的财产状况可以说很幸运。海外追赃,首先就要确定资产的数额、确定它们是否跟腐败犯罪活动有关。媒体要的是煽情,法庭讲的则是证据。对提出追赃要求的国家来说,最困难的就是确定那些独裁者和贪官把多少资金隐匿在哪个国家、存放在哪个名下的账户、购置了哪里的房地产,在哪些项目上进行了投资——客观说,掌握这些证据有一定难度。这一步做到后,才能要求资产接收国冻结相关赃款,然后,才能谈没收和遣返。如果追赃国无法掌握贪官卷走的资产数额、藏匿地点等准确信息,那么,接收国更不会主动提供。
  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发展中国家贪官腐败导致国家贫困落后——每年可造成损失达200亿到400亿美元之巨,如果这些钱能够用来投资教育、医疗,会使贫困人口受益。但西方媒体很少提到每年全球的逃税,特别是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的财富,就达9000亿美元!全球投资的30%也是通过海外避税天堂进行。这些"非正常资金流动"被排除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打击范畴之外。这套地下金融体系和机制是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之外的替代,它们极大地扭曲金融运作,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要求接收国冻结赃款前,追讨国家法院还必须做出判决,要求赃款接收国法院执行冻结请求。据阿基诺夫人的介绍,她刚就任总统时,其第一号总统令就是成立"总统良治委员会",专门追查马科斯及其亲信的全部非法所得。第二号总统令是授权该委员会向外国提出冻结、没收和返还上述资产。这些总统令赋予追逃追赃以法律的权威和代表国家的意志,对西方一些国家的法院也能产生一定作用。
  追讨国可对外逃贪官提民事诉讼
  从菲律宾等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追逃追赃一般有三种方法:第一,在刑事判决之后没收财产,按照司法互助协议要求外国执行。这是中国现在所用的方式。第二,由法律执行机关在没有刑事判决的情况下,通过法定民事追回程序,把腐败资产作为犯罪所得予以没收,并按照国际合作公约,要求外国执行。第三,私人民事诉讼,由国家或其中一个机构(如腐败分子所在机构或单位)提出,要求就某人腐败所造成损失提起"追缴其腐败资产,用于赔偿债权人损失"。这个方法,很多国家并不了解,原因是缺少熟悉不同法系的专家,更怕实施有难度。西方对突尼斯的大力支持就包括帮助它先制定一个《国有法》,据此再以民事判决的形式,向资产接收国法院请求执行,这样,就可以绕开许多刑事判决取证困难的技术障碍。
  别列佐夫斯基案就可以采取这样的民事诉讼。但俄罗斯法院对别氏提出的是刑事判决,它不可能为普通法系的英国法庭所接受,相反,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俄罗斯是在打击政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罗斯改从民法入手,以民事判决形式向英国法庭送达,并鼓励相关当事人向英国及其他别氏隐匿赃款的国家提起民事诉讼,就有很大机会要求英国和这些国家执行,让俄罗斯债权人得到部分赔偿。
  卡扎菲的例子也是最适合"非经判决的返还请求"的。据德国专家介绍,卡扎菲光是在德国中央银行就有19.6亿欧元,他在德国其他银行里还有200多个账户,分别以他本人和家人的名字开立,还有以利比亚中央银行和外国银行名义开立。2011年德国当局已冻结卡扎菲的巨额资产,但由于利比亚内乱不断,如何返还这些赃款至今还没有提上议程。
  追逃追赃是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其困难和阻力都不会小。对于中国和很多追逃追赃国家来说,最难的是缺少相关法律专家,要做到熟悉不同国家和不同司法制度下的银行运营和金融操作业务。另外,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中国国内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不易为某些西方国家的法院接受,因此难以执行。如果中国能对贪官提起民事诉讼,把民事诉讼送达外国,接受和执行的难度相对要小很多。如何在离岸金融中心、秘密账户和最终受益所有权人等金融管理的死角,引进公开和透明也是中国追逃追赃努力的方向。▲(作者为旅居挪威的华人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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