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不平這處鳴】特區司法制度的「初心」（李柱銘）
懇請中共「治港者」不要再無理地對香港法制說三道四！
上月十一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公開表示：「香港法院目前面對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社會上對法院工作的意見呈兩極化。」
但最大挑戰明顯是來自中共「治港者」。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接受雜誌訪問，指參與佔中和旺角暴亂的人，如「得不到依法應有的懲罰」，「人們對法治就不會那麼敬畏了」，希望司法機構「思考和重視」此問題。
對於「治港者」此等評論，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反駁說：「國內嘅學者、官員，或者一般政治、法律體系權威人士，對香港法制同政治體制說三道四，如批評我們嘅法官、批評我們嘅終審庭結構，說什麼外國法官來審我們中國特區底下嘅案件，咁又屬唔屬於侵犯咗一國兩制？」
「治港者」很明顯不了解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初心」，故此即使早已在《基本法》定下的司法制度，也覺得有問題。事實上，特區沿用普通法法制、把終審法院設在特區，以及邀請外國法官參與審訊，都是筆者所爭取的。先是在八三年，新華社副社長李儲文來訪我的辦公室時，我向他介紹香港的法制，及後又與他參觀香港的法庭，他便跟我說：「將來香港一定要繼續採用普通法，因為大陸的法制與香港的截然不同。九七年，國家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應該讓香港維持原有的法制，沿用本身的法律。」
其後，同在八三年，筆者在一個晚宴前，向新華社另一位副社長李菊生提出九七後終審法院的建議。我先問他：「如香港終審法院設在北京的話，那麼法官、大律師和法律書籍該從何而來？」他回答：「當然是香港。」我便提議：「為了方便有關人士，與其把終審法院設在北京，可否設在香港呢？」他即時爽快地答允了。
筆者接着跟他討論香港終審法院法官人選的問題，提出「從外國投資者的角度看，今天如果他牽涉入刑事或民事訴訟，他對香港獨立的司法制度有信心。何況，最終還可上訴至樞密院，而他肯定樞密院內德高望重的法官會作出公平的裁決，並不會受到香港或英國政府的影響。但到九七年，香港成為國家的一部分後，鑑於內地的法治……」李菊生即時眉頭一皺，沉着臉插嘴道：「行了，你不用跟我說內地的法治……」我於是建議：「希望能有三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與兩位本地法官，一同參加終審法院的審判。這樣，外國投資者便可放心繼續在港投資。」他即時表示認同。
李儲文與李菊生對香港法制的肯定，在八四年簽訂的《聯合聲明》清楚列明。《聯合聲明》第三條註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另於附件一進一步說明，除與《基本法》相牴觸外，保留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及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習慣法），而且「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這分別是後來《基本法》的第八條及第八十二條。可惜，中英兩國後來作出秘密協議，因而在制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時，限制外國法官最多只可有一位。但特區成立以來，終審法院每宗案件，都有外國法官參與審理。
如今的「治港者」明顯期望香港法官跟內地法官一般，緊遵黨的意旨判案，所以才會對香港法院的裁決說三道四。然而，如果在港有人因政治考慮而被嚴懲，肯定是嚴重違背了法治精神。正如馬道立所強調：「法院的行事方式——即法律問題和爭議，只透過引用法律及其精神來解決；除此以外，別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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