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中国在路上

 

何伟：中国在路上

第1366期·2011.5.17-5.23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美国人何伟在中国待过十几年，写了三本书——《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统称“中国纪实三部曲”。而在为《纽约客》写专栏期间，他每发表一篇文章，都会被中国网友热情地翻译过来。今年，《寻路中国》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更多的中国人从字里行间，认识了他。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支教中国
　　来中国前何伟并没有打算来中国，他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完全是个巧合。”1994年，彼得·海斯勒取得英国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准备往东做毕业旅行，经俄罗斯直飞越南、泰国。中国并未列入计划，有人告诉他“中国不好玩”。
　　可海斯勒发现，俄罗斯才不好玩，最常见的景象是“人们低头排队，沉闷无语”。他折向南方，来到北京。走在北京街头，海斯勒觉得这儿的人意气风发、灵活务实，他想：“这地方一定有前途。”
　　两年后，海斯勒奔前途而来——他申请了美国“和平队”组织，到中国支教。领队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何伟。当时很高兴，后来才知道，这名字如日子那般平常。
　　学习汉语后，海斯勒，不，何伟被派往四川涪陵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英文。支教期间，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学生多来自农村，家境窘困，对未来都抱有实用主义的想法。有一次何伟出了个作文题：“你是愿意在平凡生活中长寿而终呢，还是宁愿过仅有20年的好日子然后西去？”仅有一名女生选择了后者。
　　这名女生后来去深圳打工，何伟去采访过几次。他日后描写了对深圳的观感：“横空出世，急速暴富。”他意识到，以中国之大，“北上广深”是概括不了的。这也是他的写作很少涉及大城市的原因。
　　何伟的采写生涯开启于涪陵。“那时我经常给一位美国老师写信，他说涪陵这地方美国人没听说过，应该写本书介绍。”他觉得有道理：涪陵虽小而偏，但人们熟悉它，调查较容易，更能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想法。“于是我动手写《江城》，我的第一本书。”
　　2001年《江城》在美国出版，让出版商惊讶的是，竟卖掉了15万册。涪陵，这个“美国人没听说过”的小城镇，引起了热烈关注。此前，何伟成为《纽约客》的撰稿人，移居中国北京。拿到中国的驾照后他开始租车，赴各地采写。“起初租车公司不允许我开车出北京，可我还是开出去了。”
　　寻路中国
　　2011年初，《寻路中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收录了从2001年起，何伟在中国南北行走七年的见闻与思考。
　　他先从山海关出发，沿长城西行，经山西、内蒙、陕西，直抵青海湖。“花了两个多月，看到了几乎是前现代的中国。很多村落被遗弃了，人们都外出打工。”这令他感伤和疑惑。此后，何伟在距北京240公里的三岔村租下魏子淇家带土坑的乡村别院。“我希望观察这样一个村庄：人们依旧耕田种地，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
　　但这样的村庄或许是没有的。何伟敏锐地发现，房东魏子淇是村里惟一的年轻人，他儿子魏嘉则是惟一的小孩。而且，他们并不种地。1980年代末，高中毕业的魏子淇进京打工做过工人、当过保安，因厌倦简单的劳动，回村做起生意。他先是投资养水蛭，失败后开客栈，经几年努力，办得颇有声色。
　　从务农转向经商，魏家的收入翻倍，魏子淇还添置了手机。尽管当时三岔村还没通信号。但何伟观察到，有了闲钱的日子却让这个家庭变得焦虑。本来魏子淇偶尔抽烟，现在则一支接一支；即便没应酬，他也喝酒，妻子问怎么了，他答“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何伟写道。这种焦虑或许源自无处不在的“关系”——魏子淇做生意就靠拉关系，反过来，这张关系网又带给他更多的利益。但关系网复杂、微妙，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最初，何伟是以幽默的态度观察这特有现象的，没想到自己也未能免俗。有天，魏子淇的儿子魏嘉病了，何伟开车送他去北京的医院。医生要给魏嘉输血，何伟担忧安全性，和医生起了冲突。他动用了在北京的“所有关系”，弄清血源，才放下心。
　　魏嘉痊愈后，何伟因为“讲义气”真正被村民接纳，甚至可以列席村里的会议，听他们激烈地讨论问题。他成了“关系”中人。
　　2005年，何伟南下浙江丽水，跟踪采访一个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工厂，亲历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事。两年后他携妻子回到美国，“我怕在固定的地方待太长，眼睛可能不新鲜了。”而这本《寻路中国》，却让很多人，看到了一个“被熟视无睹的中国”。

　　对话：我会让女儿来学汉语

　　生活周刊：外国人写中国的并不少，但特别的是，你书中涉及了很多中国历史、地理资料，你是从何处得知这些知识的？
　　何伟：我找过这方面的很多书，也采访专家、学者。但最重要的是时间，《寻路中国》差不多花了6年来完成。我相信，一般的中国作家也很难做到这点，因为他们的生活保障会遇到问题。但我觉得做得太快不行，那样会比较浅。
　　生活周刊：你的书最早都在美国出的，西方读者对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认识？
　　何伟：还是有偏见，经常有人会写些极端的例子，使美国读者误以为那是普遍的。反过来，中国也有这种现象。我感觉很糟糕。我想给美国读者一些关于中国的故事，而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或最好的。写书比较好，因为长，能交待清楚。
　　生活周刊：你还和魏家保持联系吗，还会来中国继续寻路吗？
　　何伟：前年我们在三岔村盖了新房子，是老魏帮我找人盖的。魏嘉常打我网络电话，我问他“你知道现在是美国清晨6点吗”，他说知道，但农村人觉得这不算早了（笑）。我会回来的，记录中国的新变化。我有两个女儿，双胞胎，现在9个月大，我给她们起了中文名字：张兴采和张兴柔。我希望她们能来中国学汉语。

　　相关：
　　何伟（彼得·海斯勒）
　　1994年获得英国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赴中国四川支教。后成为美国《纽约客》记者，常驻中国。从2001年起，走访了中国的城市、乡村，2011年在中国出版《寻路中国》。

何伟：中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