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出版業管控精細化
（大陸）昝愛宗
《廬山會議實錄》再版遭禁
十幾年前，毛澤東的秘書、前中共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公開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廬山會議實錄》，如今想再版，內容不作修訂，結果卻未得到許可。這是李銳作為「老革命」遇到的「新問題」，再版需要送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總局審查，送審最快幾個月，最慢可能需要好幾年，但結果多半是送審不被批准。
李銳所著《廬山會議實錄》，一九八九年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內部發行」，出版後輿論反響很好，廣受歡迎。一九九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此書的修訂本。一九九九年，因擔心再版不被通過，出版社徵得李銳同意後把此書改名為《廬山會議真面目》，作為「李銳文集」卷一由海南南方出版社出版。前前後後有二十多年，如今無論是按《廬山會議實錄》的書名，還是依照《廬山會議真面目》的新書名，再版都不予批准，新聞審查機關和出版社不敢承擔該書出版後的政治責任。一九九八年，李銳還公開出版了一部書《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如今照樣不能再版，按照出版社的統一口徑：敏感話題，最好不好碰，責任擔不起。
宣傳部打壓好書
如今，就職於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女學者劉渝寫了一本新書《觀念的水位》，傳出版該書的浙大出版社受到了來自上級的批評。該書談及民主轉型話題，更多關注東亞、中東歐、南美洲以及非洲國家的政治與民主化，比如英國、俄羅斯、委內瑞拉、贊比亞等。這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參差不齊，而很多情況與現今中國有較強的可比性，這樣的分析無疑對當下的中國非常適合，也深受讀者歡迎。在中國，一本書出版後被叫好，也往往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特別是受到宣傳部的關注，一旦關注，再版的機會就不大了。
宣傳部的存在，不是控制壞書，而是控制好書，打壓受歡迎的書。宣傳部在頂層設計路徑，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充當具體的打手。類似李銳著作這樣受歡迎的好書，因為受出版審查控制的限制，多是很難通過報選題、送審、核發書號等環節。每個環節都是一道坎，很多好書半路上就死了，連面世的機會都沒有。一些受歡迎的書，出版時已經審查過了，但再版時再一次審查，結果也不能成為漏網之魚。比如時事評論員笑蜀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編者把中共五十年前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罵國民黨的言論匯編一下，五十年後由汕頭大學出版社悄無聲息地出版，結果還是躲不過宣傳部的文字審查，不久被查禁了，出版社被警告，不得再版。如今的二○一三年，笑蜀把此書拿到香港再版，香港不是中共宣傳部的勢力範圍，宣傳部鞭長莫及，無可奈何。其實，這書被禁，不是說那時共產黨的話多麼正確，而是那時說的謊言，如今被徹底揭穿了，歷史真相還證實了那些寫虛假言論的人都是騙子。笑蜀給這本言論匯編起個副標題叫「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是反諷。中共那時利用國民黨政府的出版自由亂咬一通，根本不是莊嚴承諾。謊言包裝成真理，五十年前沒人信，五十年後就有人信了嗎？所以，中共今天也不願意承認，索性把書一禁了之。
「敏感人物」出書更難
宣傳部的圖書審查，當然都是人治，歷來如此。不要以為二十年前丁關根當宣傳部長禁書少，現在的宣傳部長禁書多，丁關根就比現任部長好，他們都是一樣的。如今的特點是，那時圖書內容審查粗放，現在更加精細化，甚至連書名都要審查。比如于建嶸的書《父親的江湖──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思想全景》，原名是《我的父親是流氓》，書名就無法通過，只好改了名字才能報出版選題。選題通過後，內容也審查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已經批准出版，書號都已編好，最後一刻還是不能出版，說于建嶸是敏感人物，他的書受影響不能出，結果已經印刷了也不能上市銷售，最後書號及合同都作廢。二○一一年，于建嶸的另外一本書《安源實錄──一個階級的光榮與夢想》，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以大量口述和內幕調查直面工人的生存環境、生活狀態，以及底層社會的真相。按照作者的知名度，已經印刷的二萬冊發行沒有問題，網上也已開始預售。可是，不知哪個環節出現問題，最後被中宣部「點殺」，禁止發行。二○一一年間，于建嶸的書被禁後，別的出版社也效仿，不敢出版他的書。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本約了于建嶸的書稿《給官員講課》，準備出版，但裡面提及信訪和維穩問題，最終出版社只得退稿。
于建嶸的書是因人敏感的問題受阻，可李敖就不一樣了，他的書在大陸暢銷了幾十年，可是他的一本書《陽痿美國》，因為書名不行，在大陸出版必須改名，二○一一年經審查後改為《審判美國》。李敖自稱沒有審判的意思，但因大陸圖書出版審查，李敖只能作讓步。
圖書出版審查對名人的大作更為嚴格，特別是一些敏感人士，這些名人的名字本身就是審查的對象，前面說李銳的書不能再版，劉曉波、余杰、廖亦武、王怡等署名的書也不能出版。王怡曾使用王書亞的名字在《南方人物周刊》發表文章，還結集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結果被宣傳部下令「點殺」，此後江西人民出版社不再出版王書亞的書，《南方人物周刊》也停發了王書亞的電影評論專欄。北京時評人士陳永苗著有《工人神聖》一書，但因為他本身敏感，結果書稿上報選題階段就被否決，傳受到中宣部長的點名批評。
出版不繁榮，無政治開放可能
現在大陸的圖書出版業，「人治」進入精細化操作階段。宣傳部對出書的內容和選題要求更加嚴厲，不得有公民社會內容，不能有宗教內容，不能擅自出版領導人的傳記、文集等，就連《陳獨秀文集》也不能再版，條件是先送審，審查機構包括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黨史辦、宗教局等等。送審時間很長，結果大多數不予批准出版，審查者擔心有麻煩，出版社也不敢惹麻煩。珠海出版社二○一一年曾出版香港《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的傳記《我是黎智英》一書，可能是黎智英的書禁止在大陸出版，還因為未送審等不符出版程序等原因，出版社遇到很大的麻煩，最後被撤銷。因出版一本禁書，結果損失慘重。所以，一黨專政，黨同伐異，只能產生奴役文化。出版不繁榮，更無思想開放和政治開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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