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去钓鱼岛插国旗?
王晓夏
经济观察网 王晓夏/文 五名菲律宾议员再次激怒了中国。
为了宣示菲律宾对中业岛的主权,五名很“爱国”的菲国议员登上了中业岛。其中一名叫华登・贝罗的议员还亲手更换了一面新国旗,陪伴在议员旁的“游客”和军人还一起合唱了国歌。
菲律宾的这一举动,中国人并不会感到陌生,去年12月,就有两名日本地方议员登上了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并在上面停留了40分钟。
即便国内网络中充斥着的激怒言论,但在笔者看来,并不对菲律宾和日本议员的举动感到惊讶,反而有几分敬意。
不惊讶的原因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间领土纠纷中,政府的作用越来越被束缚起来,而民间团体越来越发挥着主体作用。在领土争端中,政府往往陷入复杂的利益考虑和国际法规的约束中去,很难有太大动作。例如日本在和中国的钓鱼岛纠纷中,中日贸易利益,美国的压力、内政的需要,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平衡使得日本政府很难在争端中做出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动作。
同样,菲律宾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南海纠纷中,菲律宾也是《南海共同宣言》的签署国,菲律宾政府有责任避免做出过激的动作来加剧南海问题升级。
在“政府失效”的背景下,民间团体成为了维护国家争议领土的最重要力量,因为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政府无法去约束公民的行动自由。毕竟在民主化观念席卷全球,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各方共识的背景下,民间各种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都和政府无关,在国际交往中,政府也无需对公民行为负责,甚至是某些过激的行为,因为公民有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力。
在“中国特色”下的生活体验,或许会让很多中国人误解,议员(人大代表)等同于官员。日本和菲律宾登岛者的社会身份角色不是官员,而都是议员,他们是通过民主竞选产生,代表选民的利益。
在闭着眼睛也能想见“本国国民支持本国利益”的情况下,无论他们自身是否乐意,但他们的登岛举动无疑迎合了很多支持本国利益的民众。或许他们这样举动在国内政治上太过冒险,但由于他们能代表民意而不惜冒险,仅从这个层面笔者也对他们敬佩几分。拿两个日本议员为例子来看,他们乘坐着租赁渔船前往钓鱼岛,本身就承担了很大的人身风险。
在看到日本和菲律宾民间积极的维权动作后,笔者不禁要惊讶和困惑地发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去钓鱼岛插国旗呢?
很多人可能都会记得2004年前后,大陆民间保钓运动风气云涌,曾经大闹靖国神社的冯锦华和其团队也首次代表民间力量登上钓鱼岛。之后,声势日壮的民间保钓团体却在“讲政治,顾大局”的劝诱下,偃旗息鼓。在当年强大的“干涉力”之下,腾讯公司甚至在自己的即时通讯软件里屏蔽了“钓鱼岛”一词,遭到了强大的“民意反弹”。直到今日,“钓鱼岛”一词,依然是某些网站和论坛的敏感词而被屏蔽。
如果说钓鱼岛不在中国控制之下,民间团体登岛尚有难度。但西沙群岛早已被我国牢牢控制,西沙旅游却因为越南的外交抗议而“触礁”,目前尽管普通人能以“科考”为由进入西沙旅游,但依然“名不正,言不顺”。
笔者惊叹的是,既然政府已经严正宣示西沙群岛为我国领土,为何我国国民却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进出呢?难道仅仅因为邻国的外交抗议,就能牺牲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自由行动的权利吗?
答案似乎应该是明确的。那么菲律宾议员登上中业岛后,外交部及时地发出了“强烈抗议”就是无用和无力的。因为发言人马朝旭指出,“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恪守双边共识,尊重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的原则,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形势复杂化的行动”
但事实上,南海国家并不可能因为遵守这份国际法案,而牺牲其国民的权益为代价,这些权益往往都是南海国家的宪法所赋予的,也是其政府合法性的根源。
只有能保障其国民全部权利的国家,才能真正保证其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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