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的中國精英
許知遠
2013年10月6日 第27卷 39期當溫和的商人王功權也被拘，中國精英們可能繼續逃避，也可能因而審視自己的使命。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笑蜀表情嚴肅，拉著我說﹕「再有三、五年吧。」他在說中國即將到來的變局。
那是兩年前了，我們一群人聚在普陀山的一家酒店，想討論中國的未來。與會者有台灣意見領袖、香港的學者，更多的是大陸的知識分子與新聞記者，他們都帶有一點點「異議色彩」。而主辦方是在香港經商的商人，他對政治充滿熱情，日後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具有嚴肅反對態度的雜誌，儘管它過分短命。
在會議開幕前，承接會議的酒店通知，由於消防安全的原因，會議必須取消。這是情理中的期待，衆人遊山玩水、喝酒談天。
在有菲律賓歌手駐唱的酒廊，笑蜀對我講述了他的看法。那時，距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不遠，很有一批人表現出充分的樂觀。這可能是對將要召開的中共十八大的期待，胡溫十年令人失望的停滯，新一屆總要進行一些改變吧。它也可能來自人們對於紀念日的迷戀，人們熱衷於尋找此刻共產黨與一百年前滿清王朝的相似之處，彷彿只要積累了足够多的症狀，共產黨也會像滿清王朝一樣轟然坍塌。記憶中，當時的一班朋友，笑蜀、野夫都給我講過相似的判斷。
我對這樂觀感到懷疑，卻也找不到有力的反駁。儘管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熱衷於尋找結構性的原因，歷史變化卻經常是意外的、戲劇性的，它與人們的突然變化的情緒有關。那些曾如此穩固的政權，在很突然之間瓦解。誰能保證北京能逃離這一切？
但我總覺得，這些樂觀的朋友們忽略了一點，所有的變革都是需要一批人做出巨大的犧牲的，它不可能突然到來的，這就像法國人柏格森說的：「說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歷史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它實際只是在這個社會已經下定決心進行試驗之後才一蹴而就的。這就是說，這個社會必須要自信，要允許自己受到震撼，這種震撼始終是由某個人賦予的。」
當然，中國已有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從身陷獄中的劉曉波到抗拆遷的普通房主，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衝擊了這個體制。但我總覺得，這衝擊仍是太微弱、太分散、太邊緣。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仍被視作「異端」，儘管他們的訴求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沒有絲毫的革命性。在中國社會，「異端」總是不受信任、被迴避的。這也就約束了他們可能產生的影響。
說起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流亡者孫中山、同盟會、刺殺的死士固然重要，但那些各省的士紳領袖才是關鍵時刻的決定者，當他們在心理上放棄了皇族內閣時，這個大厦才最後倒塌。但在此刻的中國，有多少政治、商業與社會精英能够站出來，願意表達自己的反對主張？一九八九年後的共產黨最成功的舉措，就是把所有的精英力量都收編於體制內，包括八十年代直接挑戰者知識精英。倘若這個群體沒有表現出獨立的姿態，整個社會情緒是難以被扭轉的，沒有這股社會情緒、又缺乏必要的社會組織，它是不可能形成有力的挑戰的。
三年過去了，這些樂觀都變成了幻滅。與笑蜀共同發起新公民運動的許志永與王功權也被關進了鐵窗。在這次打壓中，新的希望似乎也隨之而起。倘若許志永的遭遇並沒有引發太多的意外，王功權則激起了不同的情緒，他不是個職業的異端，他是個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國經濟奇蹟，他的故舊與新友是中國商界最活躍的人物，他也是個溫和、耐心之人，他接受採訪時說「我不是幹革命，我不希望中國爆發革命。我們的國家、民族在這重複的暴力更迭中損傷太慘烈了……」，他也表達了某種困惑，「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為這個國家的良性變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評之聲……這麼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做點事說點什麼都會被渲染」。
但即使這樣的人物，他有高尚情操、溫和的手段，卻仍不免遭此困境，這讓中國的精英群體恐懼、憤怒又不安。
這一事件會變成中國精英態度的一次分水嶺，他們可能繼續逃避，也可能因此而審視自己的價值與使命，他們在經濟與社會地位上獲取成功，卻是政治與道德上的侏儒。但在很大程度，這個社會仍未準備為變革付出代價，搭順風車仍是主要的社會心理。我還記得在台灣綠島監獄參觀時，那麼多我熟悉的作家的名字都印在綠色的監牢門上，他們不是一線的政治挑戰者，卻以作家的身份捍衛了社會良知。在批評了中國商業精英之後，我也捫心自問，或許要等到一群我這樣的自認的溫和批評者與旁觀者都站出來，大聲說出自己的主張，並主動接受要付出的個人代價時，中國社會才可能真正從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驚醒。當然，也有可能，我們仍只是扔進湖中小石子，沒帶來太多浪花，但至少我們履行了自己的道德義務，多年來，我們一直在逃避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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