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6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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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淚彈啲煙散咗,班人竟然會行返轉頭,圍住警察,真係嚇親 – 阿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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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公民記者的無償使命感 – 明報 2014年10月26日

訪問於星期四下午在旺角序言書室進行,與許 sir 口中「極度高危地方」彌敦道亞皆老街十字路只有一街之隔,幾小時前又有一班口罩男帶着利鉗拆路障,Whatsapp 群組又再有傳消息夜晚有「藍絲」會生事。自從「旺角黑夜」上演以來,衝突彷彿時刻潛伏着,這一刻平靜,但下一刻隨時是警棍亂舞。所謂「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這場雨傘運動全賴每一分微小的堅持,奇蹟一般持續了一個月。說到責任,網上媒體「USP 社媒」記者 Rayman 的職責,就是用攝影報道旺角發生的一切。

Rayman 的作品剛獲獨立媒體(香港)的「網絡公民大獎」最佳新聞攝影,所以我們特別去訪問他。訪問之前,Rayman 跟我們開玩笑說:「喺旺角做訪問啱哂,做完可以即刻去影相!」佔領旺角開始後,Rayman 幾乎每天收工就會到旺角拍攝,直到深夜,才回家稍稍休息再去上班。

即使沒有受薪,只是義工性質去採訪,Rayman 亦樂此不疲:「能夠作為公民記者,填補其他媒體的空隙,令事件報道得以更全面,我感到無比光榮。」

前線一班報館攝記,皆知道或認識 USP 社媒存在,因大小的示威活動現場都有他們記者的身影。沒有薪水、被打穿頭也沒有保險賠,Rayman 說十多名義工攝記組成的 USP 團隊希望用即時新聞照片,幫助其他人了解社會時事。他相信,「相機的框框就是記者的眼睛,作品的取材、角度、光線其實都是在反映記者的態度和世界觀」,現在每晚去旺角拍攝也是出於一份使命感。

雖然 Rayman 一直以來都喜歡攝影,但他說初時玩「街拍」時完全不感覺攝影可以和使命感扯上關係。

「兩年前我從事零售行業,是典型『返工放工』的香港人,每日工時非常長,對社會時事無甚理解。

好老實講,嗰時連習近平、李克強都唔識。

現在重看當時的『街拍』作品,都是一些『技巧嘢』」。當時還是零售員的 Rayman,鏡頭下所捕捉的不外乎「得意嘅光線、錯位、奇人異士有趣畫面」,離不開一種玩世的感覺。

那些年某一日,感覺到生活營營役役,突然「黐咗線」辭工,修讀一年商業攝影,因緣際會下更加入USP 當公民記者

光影之間,離不開「人」

比起街拍,新聞攝影的作品有什麼不同?Rayman 想了一會,帶點玄地說:「分別在於我整個人的人生觀、視野都唔同咗。我生活的轉變令我影的東西更實在。」

他很喜歡戰地記者 James Nachtwey,Nachtwey 拍攝的是都是戰爭地區之中最撼動人心的畫面,

Nachtwey的個人簡介這樣寫:「我是一個目擊者,而這些照片就是我作為目擊者的見證。我所記錄的事情不應該被遺忘,更不容許再次發生。」

Nachtwey 相信透過紀實照片可以改變世界。光與影之間,如果攝影離開了人,捨棄了對社會的關懷,再好的光線角度影出來的相片也是徒有空殼。「人」才是攝影的重心。

也許正正因為 Rayman 對「人」懷着強烈好奇心,也是帶着記者一點「每事問」的精神,促使他在加入USP 一年間就自費到泰國採訪反政府示威,不久後又到台灣採訪太陽花學運和反核遊行,看看大時代的人和事。他說,採訪泰國「封鎖曼谷」反政府示威是極難忘的經歷,因為看到的示威規模遠超他們日常媒體中所描述的。「泰國示威衝突連連,可能平時都會知,但原來示威者比想像中更有組織,齊進齊退,又有巨型喇叭縛在貨車上作流動廣播,又會熟知軍警底線,每每知道軍警出動催淚彈之前,就會向無保護裝備的人派發口罩的人。

說到底,他認為鏡頭下的泰國人,是可以為了自己支持的一方「搵命博」,用血肉之軀擋着荷槍實彈的軍警士兵。Rayman 特別提起一件事,一天,在地標勝利紀念碑突然有手榴彈爆炸,Rayman 和拍檔當時不在場,「我哋評估過後覺得『爆完應該無事』,就趕往現場採訪。誰知原來還有一粒失效的手榴彈在現場未爆,而且就在身旁咫尺」。

其他外媒行家淡定得很,繼續採訪工作,資歷尚淺的 Rayman 卻嚇得面青。

所謂男人三十而立,為什麼不好好的「打份工」,而要選擇將自己置身險境?Rayman 認為,

有些人喜歡櫻花美態,就專程請假去日本拍攝櫻花,而他可能就是喜歡看不同人生百態。即使要自己掏腰包,沒有任何保障,他認為這些都是值得。

「老實講,以前零售工作的確搵到好多錢,但搵到錢時又要使多啲錢,像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循環,追來追去到頭來都唔知自己人生為咗咩,影出來的作品根本不知在影什麼」,Rayman

有一句話總結他的攝影態度:「啲嘢你唔 firm,影出來的作品點會 firm?」

港府不尊重公民記者

幾次去國外採訪,雖然無保險保障,裝備又不如其他媒體好,高風險,Rayman 認為採訪工作算是非常順利,因為這些「險地」的資訊流通甚快,記者的身分亦無所謂「公民記者」與「主流記者」之分。反觀香港,政府政策明顯將兩者區分出來,只有註冊刊物才被認定為「印刷媒體」,只在網上發布的媒體,即使以報道時事為主,都一律不在政府的「採訪名單」之中。大大小小的政府場合,總有理由拒君諸門外,筆者所屬的機構,就曾被「場地空間不足」、「政府未有機制識別網上媒體」、「只接受報道新聞為主嘅傳媒」等等五花八門的理由不准採訪。

一張採訪證,能夠反映一個地方尊重資訊的程度,Rayman 分享採訪太陽花學運期間的經歷,「要進入立法院,除了趁警衛無留意時偷偷爬入之外,其實旁邊有一間房可以登記官方記者證,手續只需要留低人名和機構名就完成」。

記得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前期撥款時,立法會秘書處如臨大敵一樣,一位來自法國首都電視台 France 24 的記者即使出示「國際記者聯盟記者證」,職員都不賣帳,足足擾攘一整個鐘才放行,France 24 的攝影師最後氣得面紅耳赤。

「我係公民記者,唔代表我無操守」

政府貶低公民記者的地位,固然有問題,但公民記者如何在一眾行家中贏得尊重,Rayman有一套看法。

他認為「公民記者」一詞,「公民」是一種個人自主編採和撰寫報道的自由,但其實同時也有「記者」的身分。一旦背負「記者」之名,就要明白有一些基本記者的操守必須恪守。有些人會批評公民記者這一刻是記者,下一刻又是參與者,兩者之間模糊不清。

Rayman 說,「我係公民記者,唔代表無操守,公民記者亦唔代表大晒,同樣有一些規矩需要遵守。正如我們會期望警察執勤時候,不會帶上藍絲帶。同樣要求中立的標準,公民記者都應該遵守,免得『界線』模糊不清,正如其他新聞從業者所相信的,公信力一旦失去,就好難回來。」

「第二,公民記者也好,甚或花生友也好,不要阻礙其他攝記行家工作,攝記始終是靠影現場搵食,有相無相是飯碗攸關的事。

在台灣,縱然有好多花生友會在新聞現場影相,但影完會盡量『讓位』其他人拍攝,反觀在香港,有啲人會一部 ipad 拎出來影,要其他人喝令才放下」,「我不介意有花生友的存在,但如果有心成為一個公民記者,就要理解在不干擾其他人的情况下進行採訪。舉例我去影示威現場,只要『影到就得』,拍一兩張覺得夠數後就讓位其他人。」

呃 Like 以外,還有更多可能

Rayman 的腳跟早年當零售員時長期站立勞損,今日再難背着「重秤」的裝備拍攝,坦言即使再熱中新聞攝影,都不能當作全職工作。相反地,他更享受公民記者帶給他的自由度,「在報館運作裏,攝記拍下照片的生殺大權在圖片編輯手上,記者無權決定。圖片編輯會有不同考慮去決定出定唔出?裁剪幾多?報館的政治立場亦很可能左右照片揀選的過程。例如警察用胡椒噴霧射示威者,大家因為『吸眼球』而只注意衝突一刻,

但其實可能小部分警察之後會幫示威者洗眼」。

事實上,網絡間「即食文化」亦令公民記者過分集中於衝突場面,「

無他,因為這些激烈場面可以即時上載,即時呃 like」,

「即使一個示威現場,其實並不只有衝突發生,好多 sidebeat 事物都十分值得留意,若公民能夠報道這些『主流媒體』所忽略了的,可以更反映事實的全部。

我認為公民記者的責任未必是與其他『主流媒體』爭搶同一個畫面,反而是填補一些媒體之間的空隙」

正正因為扭盡六壬想着如何呃 like,忘記了新聞攝影還有更多可能。Rayman 跟筆者分享,半年前開展了一個 project,希望通過攝影記錄一個戒毒青年改過自新後的人生,他說這半年只影了三張相,其餘時間都是與受訪者建立關係,「假如能夠建立互相,你只要捕捉受訪者一個眼神已經交代到好多內容」。

訪問結束,Rayman 帶起那個掛着頭盔的背囊,又再出發紀錄第二十六日佔領旺角行動。旺角佔領區入夜後繼續人頭湧湧,許多人留守佔領區。

獨立媒體(香港)「網絡公民大獎」頒獎禮將於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下午兩點半在長沙灣 Good Lab 舉行。頒獎禮結束後,我們邀請到港台兩地獨立記者分享。誠邀各位出席。

■問

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獨立媒體(香港)創辦人之一。

歐陽聯發

加入獨立媒體一年,享受公民記者身分採訪。

■答

Rayman

自由攝影師,同為USP社媒的助理總監。對拍攝社會議題特別感興趣,先後曾到泰國及台灣採訪示威、社會運動及災難等。

訪問__葉蔭聰、歐陽聯發

文__歐陽聯發

圖__盧翊銘、受訪者提供

編輯/ 趙希彤


阿果:傘開以後﹕小人物睜開眼 – 明報 2014年10月26日

黑夜悄然離去,太陽探頭冒出。清晨的金鐘,換上迥然不同的一道風景。天色由暗轉亮,陽光躡手躡腳地鑽進帳篷,推醒一個個好夢正酣的年輕人。是繼續沉睡,還是睜開雙眼?帳篷內的他們,總有幾分猶豫。

但就政治而言,他們卻是態度明確:不再猶豫,拒絕沉睡,選擇覺醒。

佔領運動已持續近一整月。不少人說,這次投身運動的,許多都是陌生臉孔。這些臉孔以往討厭政治,不曾參與七一遊行、六四晚會。但這一次,卻選擇遠離鍵盤,立足街頭,甚至自動獻身,在傘下各就各位,跟其他小人物一同揮灑汗水,編織大時代。無論他們上街的理由為何——或受大學生呼喚,或被催淚彈感召——雨傘運動都注定造就一代人的政治覺醒。

也有人更在意孩子們的覺醒。

「小朋友應該要知道有班哥哥姐姐,為了香港的未來而每日喺街上面瞓。」

Maxwell 於是繪畫雨傘運動主角,創作出 Mr. & Little Ms. HK People的插圖系列。當中有林鄭、長毛等大人物,也有 Mr. Lion Shan、Mr. Hungry 等小人物。「其實嚟得抗爭嘅,全部都唔係小人物……」他一臉認真。

「人人都係大人物。」

催淚彈觸怒平民

Maxwell 也是小香港人。鼻樑架着一副黑框眼鏡的他畢業數年,現職廣告公司,從事設計。跟許多香港人一樣,他對醞釀年半的佔中行動,本有保留。「最初有啲覺得會阻到人,同埋真係犯法嘛,所以都唔想太 into 這件事。但因為催淚彈,真係好嬲,好嬲。」Maxwell 認為,這也是不少港人上街的原因。

「而家條街咁多人,未必因為政府真係做得咁差……

其實大家一早知道佢做得差。最終喚醒到香港人的,係一份怒氣。」

這份怒氣,令本來打算袖手旁觀的 Maxwell 醒覺,自發走上街頭,支援運動。「都係買必需品呀,幫手派嘢呀,在佔領區行來行去。」到一星期前,他開始嘗試另一方式的參與。「那天搭車,突然在想,其實家長可以點樣同小朋友講社會發生緊咩事呢?有咩素材可以用呢?無理由用 TVB 新聞㗎嘛,咁暴力。」燈泡一亮,Maxwell 即晚創作多個維肖維妙的卡通政治人物。結果作品在網上瘋傳,幾天過去,專頁已有逾五萬人讚好。

畫出閃亮小人物

孩子的覺醒何以重要?「其實好多人出來抗爭,都唔係為了自己,而係為了香港的未來。」Maxwell 微笑解釋,「小朋友條命長過我哋,佢哋先會係呢場運動的最大得益者。」的確,不管佔領最終能否逼令政府回心轉意,它至少已經改變了香港的未來。「講真,今次未必有咩理想結果,但過程入面已經改變咗好多東西,例如好多人唔再單單留喺屋企睇新聞,好多人在政治方面已經覺醒了。」Maxwell 語重心長。

當然,對於 Maxwell 的插畫,許多人不過為求一笑。因此這段日子,最多人提議他畫的,竟然是李偲嫣。「其實我想畫支持運動的人,多過政府或者反對的人。因為我想大家笑完之後,都可以支持場運動多啲。呢件事牽涉好多人,我表達到的只佔好少部分。佢哋比較多人關注,而我就趁機畫出來。」但在鎂光燈以外,還有愈來愈多閃亮的小人物。「有好多我睇唔到嘅,希望之後可以在現場親眼去睇,然後再畫出嚟。」只因雨傘下的主角,從來不限於梁麗幗、周永康、黃之鋒,還包括自修室旁的木匠、救傷站內的義工、看守防線的哨兵,以及在帳篷下睜眼留守的萬千港人。

喚醒隱蔽中學生

這一夜,筆者走在公路上,跟佔領區內不少小人物傾談。他們肯定不是 Maxwell 筆下那些備受注目的大人物,嘴裏也未必說得出許多發人深省的大道理,但今天他們都選擇穿上黑衣,成為公路上萬千小人物的其中一個,全因傘開之後,每個香港人的內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覺醒。

有以往厭惡政治的學生開始醒覺,像穿著整齊校服的中四學生 Cheenee。她與同學 Yoyo 放學後特地由東區前來,為的是爭取二○一七年可以選到合自己心意的特首,「因為三年後我十八歲,可以做選民。」同行的 Yoyo 因為父親影響,從小關心社會,是遊行常客,但 Cheenee 卻是另一極端:「以前唔係好關心,只係間唔中留意下。會覺得立法會好亂,成日好似鬧交,好醜陋,唔想接觸咁多。」她坦言,從前的自己少管政治,只理時事,「即係有人受傷呀,撞車意外嗰啲。」

着眼「時事」是小女生,卻被催淚彈激發,首次決定上街:「睇到新聞,真係好嬲。點解警察要咁樣對付學生?第二日就來了,想出一分力,希望這分微小的力量可以幫到學生。」

Cheenee 形容,身邊不少朋友也因這場運動而覺醒。

「有一個之前同我們一齊嚟的男同學,

平時唔會離開屋企,淨係識打機,就連食嘢都要叫外賣

今次佢竟然都出來,仲幫手舉牌呀、寫紙呀。真係估唔到。」

落在雨傘上的催淚煙霧,化成最響亮的良知感召,不知喚醒了多少蒙住雙眼的年輕人。

由討厭變成理解

在紅棉道橋底駐紮的 Danny 是另一例子。

他熱中打機,自認跟王菀之一樣討厭政治:

「好老實咁講,平時都係打機,唔理呢啲野。到罷課開始,感覺到開始大件事,但我都係想睇多陣 LOL比賽囉!」

每個逃避政治的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Danny 表面怕用腦,坦言「關心政治就像要讀多一科,好辛苦」,

但細問下去,才曉得他拒絕政治,全因對自己要求太高:

「東北發展我無理到,因為正反理據太多,唔知點樣深入研究;白皮書我都無睇晒,淨係睇節錄一段,好多嘢都唔知。咁唔係幾好囉!」

眼前這個自稱不諳政治的大專生,卻因雨傘運動而改變。「在街上會遇到好多人來勸告,建制派、談判專家、反佔中的人,聽到他們的說話,例如成日有人來問『有真普選咁又點?』你會諗深一層囉!」

Danny 說,透過同路人之間的討論,又或是公民講台上的發言,無意間就學到許多政治知識。問他現在是否不再討厭政治?

「好老實咁講,討厭就梗㗎喇。就算係黃之鋒、梁振英,都唔鍾意(政治)㗎,但唔鍾意還唔鍾意,佢係影響緊全香港市民嘛!你可以覺得佢煩,但都要關心,都要理解,都要知道。」

佔領的經歷,令這個打機少年,說話變得有節有理。

人生的政治啟蒙

由討厭到關注,是覺醒;由盲目關注到認真思考,亦未嘗不是覺醒。在海富天橋下畫漫畫的 Timothy 以往也曾為反國教事件而站出來,但又始終認定這次運動,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政治啟蒙:「之前都會了解件事,但就無今次咁深。可能因為這次的議題牽涉到成個香港,那種嚴重性會推動我去認真去諗好多嘢:我眼中的自由、民主究竟是怎樣的呢?香港的將來要係點,先稱得上好的發展?」才十八歲的他,在一腔熱誠以外,也有慎密細微的思考。

媒體素養的提升

有年輕人則在其他層面上開始思考,例如媒體。中六學生 Lorraine 形容,自己向來絕少讀報:「之前都係老師畀就睇,英文科要做剪報就望下,從來唔會好深入咁研究任何 issue。」最近一個,她卻跟報紙成為好友,「一有機會就會拎晒成個星期的報紙嚟睇,了解多啲。」旁邊的同班同學 Chopper 插話,「開始咩報紙都會睇,因為不同報章有不同立場,要睇晒,先可以知道成件事係點。」一場運動,令新一代的媒體素養,直線上升。

那夜,筆者跟許多小人物傾談,蒐集雨傘下的覺醒故事。聽過他們的真摯分享,才曉得原來從沉睡中蘇醒的人,其實只屬少數,

更普遍的現象,是以往只有關心,沒有行動,甚或以鍵盤取代雙腳的人,這次都紛紛告別安舒,走上街頭。

沒資格在家睡覺

例如在天橋上盤膝而坐的 Leo 與阿壕。兩人讀大學二年級,是社運初哥。「好老實講,之前連遊行都無出過來。Even 七一,會關心,會留意,但唔會行動。好似無咩 initiative 咁,

個感覺係:都幾十萬人啦,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

樣子斯文的阿壕說。九二八當日的電視直播,卻讓他改變想法。「成班 friend 在出面,食胡椒,食催淚彈,我有咩資格在屋企瞓覺?」自此,他和同伴隔天在馬路上過夜。「從來無 expect 過自己去得咁盡。」說話夾雜有幾分沉重。

他倆這次遠離鍵盤,立足街頭,卻有另一番體會。

「我發現……原來自己都幾愛香港。」

說話內斂的 Leo 語出驚人,教旁邊的阿壕同伴偷笑。

「其實我之前成日笑香港人怕死,唔夠膽,次次遊行完就返屋企。

但那天見到催淚彈啲煙散咗班人竟然會行返轉頭,圍住警察,真係嚇親。

我以後唔會再笑香港人。」阿壕收起笑容,一臉正經。

「本來我驚好多嘢,畀人拉、留案底……但廿八號晚好似比人叫醒咗——

人哋咁都唔淆,我仲有咩要驚呢?」黑夜裏,他的眼神依然堅定而閃亮。

告別他倆,已是夜深。沿天橋返回夏愨道上,卻發現不少人仍未進睡。他們睜開眼,抬起頭,彷彿在等待下一次天明。慶幸長夜裏有願意覺醒的一群,大人物。

阿果 圖__郭慶輝 編輯/ 梁詠璋


安裕周記﹕報人 – 明報 2014年10月26日

《華盛頓郵報》前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去世那天,美國主流傳媒毫不吝惜矜貴的版面和昂貴的播報時段向這位一代報人送上最後也是最衷心的致敬。說衷心,是因為他在水門案的新聞編採指揮若定,終於以這宗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的新聞名留青史。去年奧巴馬向患上老人病的布拉德利頒授平民最高榮譽的自由勳章,毋庸置疑是對這位新聞巨人的肯定,但亦可視為

通過自由勳章意涵對所謂「愛國主義」的反擊。

當人們懷緬布拉德利在水門案帶覑兩個年輕記者,以無比耐性及細緻的調查工夫,令一宗本來只是入屋爆竊的輕微罪案變成揭穿時任總統尼克遜隻手遮天的竊國大案之時,美國再度流傳一九八四年他的一封私札,這是他對認為《華盛頓郵報》「不愛國」的人士質詢回應,今天重讀,很有意思。這封信的觸發點是《華盛頓郵報》質疑美國衛星的功用,引起當時列根政府猛列抨擊,

一些人寫信給布拉德利說他「不愛國」還指他為蘇聯工作,

有人問他「二戰年間你幹了些什麼」。布拉德利的回信簡潔有力,於寫作技巧而言是明快銳利,一語中的:

親愛的混蛋,

我認為我在二戰期間為國家做的事多於你做的。我在太平洋的驅逐艦上待了四年,我的綬帶上有十顆參戰星章。

(Dear Axxxxxx,

I suspect I did more for my country in the war than you did. I spent four years in destroyers in the Pacific Ocean. My theater ribbon has 10 battle stars in it.)

布拉德利的言行足以一肩挑起 「報人」二字而不是實務操作的「新聞工作者」。這是很形象的一個詞:風雨如晦之日,僕僕風塵於民眾知情權以及監督政府之間,不言休不言悔。布拉德利在自傳《美好人生:做報紙及其他歷險》(A Good Life : 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亦提到這封回信的由來,讀者設身處地在他的角度來看,這信表達的不光為一己人格辯護,更是對所謂「愛國主義」的反彈。布拉德利一生在文字堆打滾,但未見著作等身,只寫過兩部書。《美好人生》通篇充滿一個報人的自我期許的積極味,然而當閱讀這部大部頭著作時,讀者會嗅到一樣物事﹕良心報人面對壓力,尤其是政治壓力認為你「不識時務」以及「不愛國」的時候應當如何。

 反擊廉價愛國主義

「不識時務」在於往往與主流政治勢力唱反調,且把反調唱得震天價響。若以《華盛頓郵報》報道水門案的歷程配以尼克遜民望,可以看到尼克遜的「不支持率」游移變化,根據蓋洛普調查,一九七二年六月水門大樓發生民主黨總部爆竊案,尼克遜支持率是百分之五十七,不支持率是三十三,百分之十沒有意見。

到了一年後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華盛頓郵報》記者愈挖愈多,報道白宮官員涉及竊聽事件,尼克遜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不支持率百分之四十九。

自此之後,尼克遜的民望潰不成軍,支持率一度低見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七四年一月)。

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遜辭職,當時他的不支持率達百分之六十六。

在這期間,白宮官員千方百計醜詆對他們持批評態度的新聞媒體,包括中斷過往一直可以參加的新聞簡介會,亦有暗示這些傳媒「不懷好意」;右翼組織跳出來指傳媒與蘇聯合謀推翻美國政府, 並且發動「沉默的大多數」去信傳媒機構批評有關報道「不懷好意」。這種指摘到頭來在事實面前無法成立﹕尼克遜下令革除司法部長,又涉嫌銷眦白宮對話錄音帶。重罪如斯, 若不是繼任總統福特下令特赦,尼克遜可能成為第一個入獄的總統。

類似情太平洋這邊也有。同事從日本回來,捎來一份刊載李香蘭去世消息的《朝日新聞》,那是九月十五日東京版的報紙,第一版是以「山口淑子死去」為標題的二條新聞,再轉到內頁的第十四版的近半版續聞,內頁的標題是「兩個名字 一個願望」。作為《朝日新聞》長年讀者,近年中日關係陰霾當頭,烏雲密佈,《朝日新聞》卻從一份主張和平主義的知識分子報章出發,對中日關係的再建作出大量建言,並對日本右翼勢力復辟鞭撻甚力,被認為是保護和平憲法最力的護憲派掌門人。為了捍衛和平憲法,《朝日新聞》多次與安倍晉三政府衝突,就在這時,該報多年前有關「慰安婦」的多篇錯誤報道須撤回,《朝日新聞》正經歷覑最艱難的時期。

《朝日》經歷最艱難時期

大多數早就往右轉的日本主流媒體都從安倍晉三政權的角度對中日關係大吹冷風,《朝日新聞》則與這股大潮相違地「不識時務」力推中日友好。今天我們在香港可能早已沒有中日友好的概念,想不到千里之外的《朝日新聞》仍在孜孜不倦做覑這件事。李香蘭真正身分的爭論至今未息,她是一個生長於中國東北的日本女子,抑或是日本當年對華政策的一個特別人物,李香蘭去世之後,謎團更不可能水落石出。

想不到是《朝日新聞》在李香蘭去世消息當中積極樂觀看待中日關係,該報編輯委員永井靖二在專稿引述

李香蘭的話,「戰爭是愚笨所為,奪去人命,尤其是年輕人的性命」

認為是折射出中日關係的鮮明影像。

《朝日新聞》與立場保守的自民黨一向各走各路,與另一暢銷報章《讀賣新聞》的親自民黨路向大相逕庭,其護憲角色以及批判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的言論,更是長年以來右翼攻擊的目標。前面說《華盛頓郵報》一九八四年的衛星新聞引起保守派攻擊,《朝日新聞》面對的右翼壓力遠比《華盛頓郵報》大得多,說出來也許難以置信,但事實便是如此:日本保守勢力甚至發展出反對《朝日新聞》的全面戰爭,筆桿子在雜誌報章以及單行本針對《朝日新聞》。手頭上的一部單行本,內容是專訪作家花田紀凱,本來對一份報章的內容持不同意見很正常,尤其是在多元化社會更是平常不過,可是當看到訪者說讀《朝日新聞》會弄得精神不健康,花田紀凱笑覑回應「搞得血壓上升」,敵對狀態由此可見。之後又一再強調「與《朝日新聞》對戰七十回以上」,其所代表的「戰意」如何,可見一斑。

暴力恐嚇打死記者

即便如此,紙上談兵的針鋒相對仍是君子之爭,更大的威脅來自暴力威嚇,尤其是八十年代《朝日新聞》狠批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官式身分參拜靖國神社之後,開始出現對《朝日新聞》的暴力事件。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右翼分子向《朝日新聞》神戶支局辦事處發動襲擊,開槍打死一名記者,打傷另一人。

之後報社收到警告信,自稱是右翼組織所為,這封信沒有上款,一開始便是「我們是日本人,熱愛日本的國土、文化、傳統……」,下款是「赤報隊同人」。政見不同發展到開槍奪命是日本兩極分化的悲劇,但是動刀弄槍也不能改變《朝日新聞》編採路線分毫,照舊堅持對安倍晉三上台後的右翼路線尤其是修改和平憲法的意圖口誅筆伐,不畏強權的本色在新聞紙躍然而出。

大時代的燈塔

  《華盛頓郵報》以及《朝日新聞》的經歷堪稱殊途同歸,他們都在一個與「主流社會」期待有別的時空艱苦作戰,前者得勝而回而後者尚在寸土必爭。這些爭戰論戰並無帶給他們巨利,《華盛頓郵報》在科網大潮下終於易手,《朝日新聞》早就失去銷量第一寶座,然而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專業水平依然是大時代的燈塔。

報人信膺 一管筆比一桿槍強,這是面對橫逆敢於挺身而出的勇氣;偉大的功勳不僅在於把總統拉下馬,亦不全在於與右翼政權力拼,而是「在晉董狐筆」的節操。說起來興許有人會認為不識時務了一些,可就是這些人,在天茫水渾的亂世保住了人間青山,在國家機器臨頭之際發光發熱,無愧於時代,無愧於自己。

文安裕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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