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3日星期五

林志颖男神形象坍塌?媒体列举多项"证据"

林志颖男神形象坍塌?媒体列举多项"证据"

www.yn.xinhuanet.com  2013年12月12日 09:39:18  来源: 信息时报

  ▲林志颖贴出了与舒马赫席地背对而坐的《GQ》杂志封面照,但事后被揭穿其实是PS的。当期英文版的封面是安妮·海瑟薇,林志颖和舒马赫接受的是《GQ》中文版的采访。

  ▲林志颖好像很爱安妮·海瑟薇这期《GQ》,他还曾把《天龙八部》剧照PS进杂志封面。

  ▲林志颖在iPhone 5上市前,就在微博贴出自己率先把玩新款手机的照片,还称“厚度更薄,手感差不多”,结果被网友发现不过是淘宝上几十块钱就可买到的模型机而已。

  林志颖2011年6月发了张高科技电脑的照片(左图),实际是荷兰某DIY狂人的作品(右图)。

  林志颖2012年5月发的水浸豪车的照片(左图),实际是2011年的一张新闻图(右图)。

  ▲林志颖早前上《康熙来了》节目的截图。

  ▲林志颖在微博中暗示“逆生长的秘密”研发成功。

  ▲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的截图。

  林志颖在微博自称Dr.Lin,实际他黑板写的只是简单氨基酸化学式。

  眼下全国最火热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令五位爸爸和萌娃名利双收,但观众和网友们在热议的同时,也争相在天涯及讨论区上八卦星爸们的另一面。节目开播前知名度最高的星爸林志颖,第一个遭到网友“开扒”,但当方舟子质疑他卖假药之后,整个八卦大派对的节奏开始进入粉转黑的趋势。

  近日,天涯知名博主“八卦_我实在是太CJ了”发布了一条题为“终极盘点林志颖的各种打脸”的长帖,悉数林志颖种种“不靠谱”之举,并评论其“是不折不扣的撒谎高手,这是需要非常大的虚荣心才能做到”。帖子引发众多网友围观热议,当中包括林志颖打擦边球误导人,用别人的照片来写自己的生活;在访谈节目中说话“前后矛盾”,研发健康饮品的图片“举这么高像表演杂技”等,让这场八卦派对上升至狂欢。

  昨日,林志颖经纪人钟雨橙接受信息时报采访,逐一回应争议。不过,一方是神吐槽,一方是神回应,林志颖辛苦建立的男神形象,在这场针锋相对中摇摇欲坠。

“一秒毁男神”证据之:借PS手段显摆

1.

  林志颖喜欢用苹果品牌的产品,自认是“果粉”的他,还曾在微博中爆料称自制nano-SIM卡成功。Mini iPad2012年才上市,但林志颖竟然早在2010年就发照片展示手上的小尺寸iPad,并表示是自己的新玩具。当时许多网友认为那台小尺寸iPad可能是国内的山寨产品,但其后有外国网友认出那台iPad根本是PS上去的。

2.

  林志颖在2011年5月3日发微博说:“日前跟我的偶像车神舒马赫合拍杂志,从小看着他比赛长大……”同时贴出了与舒马赫席地背对而坐的某男士杂志封面照。随后网友质疑这是PS了该杂志英文版的封面,并找出当期的封面“真身”其实是好莱坞女星安妮·海瑟薇。其实这不是林志颖第一次PS该杂志了,他也试过将自己在《天龙八部》的剧照PS进杂志中。

  昨日,现任《Vogue》杂志中文版的编辑“李冰清LilyLee”在微博中替林志颖澄清,“作为当时拍摄的见证人、采访者,必须说一句,这半点假也没有啊……当时《GQ》杂志(应为中文版——编者注)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聊赛车很有趣,所以就撮合了一下,在上海拍摄的情景都历历在目。舒马赫同学说不想换西服,因为他是舒马赫,听到林志颖的年龄当真吓了一跳……”“李冰清LilyLee”还说,“那个图,一般有常识的人一看都知道是自己弄着玩的吧?难道不允许林志颖以粉丝的身份玩把粉丝的事情吗?这点幽默感都没有,还要被拿出来说事儿,有点太那啥了吧。”

  这些解释仍遭到网友吐槽:“合照为真,但英文版封面确实没有,可以说是林先生P着玩,但是另外的解读就是林欺骗粉丝和虚荣。”

“一秒毁男神”证据之:打擦边球误导人

1.

  喜欢数码产品的林志颖,在微博贴出自己率先把玩iPhone 5的照片,还称“厚度更薄,手感差不多”,结果被网友发现淘宝上随处可买到的模型机,而林志颖事后也承认把玩的iPhone 5是朋友工厂代工的样机。

2.

  林志颖2011年6月4日发微博称:“将电脑和桌子融合在一起,够炫吧。”并配上一张实拍图。这让人误以为是他的新家当,但有网友却指出这是荷兰某DIY狂人花费8个月打造的作品,与林志颖没有半毛钱关系。“八卦_我实在是太CJ了”质疑林志颖爱打擦边球误导人,“如果被问起,他可以说‘这都是你们以为的,我可没有说’”。

3.

  林志颖是赛车迷,每当他晒出跑车照片时,网友都会联想到这是他的爱车。他曾在2012年5月12日在微博写道:“台风天,车子变成河马跟水牛”,当时配图是两部名贵跑车。其后有网友却翻出原来这张照片是来自一年前新加坡的一张新闻照片,认为林志颖有借豪车图片显摆的嫌疑。

经纪人

回应:

  “明星发的照片也不一定就是明星自己拍的啊,如果每张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那他不就很忙?我认识林志颖11年了,他有跟我说起过他家车库会浸水,但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跑车。”

“一秒毁男神”证据之:受访时说话前后矛盾

  林志颖这两年转变非常大,从过去不愿曝光家人和孩子,变成举办大型婚礼并带儿子参加真人秀《爸爸去哪儿》,还主动发布亲子点滴到微博上。节目初期他曾回台湾上《康熙来了》节目,可是他对与妻子恋爱过程的描述,却遭到小S和蔡康永调侃,小S认为林志颖逻辑混乱“有破绽”,蔡康永笑称“他还没有想好怎么把故事接起来”。

  采访中,林志颖还表示不会让Kimi看《爸爸去哪儿》,因为不想让Kimi知道会上电视。不过在《爸爸去哪儿》云南普者黑的旅游中,林志颖和Kimi挑房子时看到有电视机非常激动,还称“晚上我们可以看《爸爸去哪儿》了”,可见Kimi是知道节目播出的。这招来网友质疑,认为林志颖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

经纪人

回应:

  “刚开始时,林志颖确实不想让Kimi看《爸爸去哪儿》,在《康熙来了》说的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后来他觉得如果让Kimi看节目的话,可以让他知道自己跟别的小朋友的差距,取长补短,所以就改变了观念,跟Kimi一起看电视。现在Kimi也没有什么变化啊,就是发现会有路人拍他。而林志颖过去私生活是很低调,可是《爸爸去哪儿》需要搭配些服装什么的,妈妈(指林志颖妻子)有时候也会跟着他们帮忙照顾,所以才逐渐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

做客《康熙》,难自圆其说

  蔡康永:所以我们听到的传言……是真的吗?就是在车展的时候碰到她的。

  林志颖:其实是在车展上面碰到没有错,当时网络上流传的那些琼瑶式的爱情故事绝对是错的,不可能的。真正的版本是,我们真的在车展上面认识,然后就彼此喜欢一见钟情,然后我去追她的。

  小S:所以你那一天看到她,觉得她太美就爱上她吗?

  林志颖:就喜欢上她啦,然后就去跟她合照。我没有跟她要电话,我是偶像,我还去跟她要电话,那不是逊掉了?我就跟她要MSN啊。

  蔡康永:要MSN是为了把照片传给她吗?

  林志颖:成功啊,然后就把照片丢给她。

  ……

  林志颖:因为一开始是我的朋友要追她,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过了半年,我朋友没有追到。

  小S:你不是说你对她一见钟情?你怎么还可以容许你朋友去追她?等一下你现在讲话有破绽。

  蔡康永:因为他还没有想好怎么把故事接起来。

  “一秒毁男神”证据之:艺校毕业却自称Dr.Lin

  华冈艺校毕业的林志颖自去年起,开始在微博不断发布“爱碧丽胶原蛋白保健品”的图片和文字,由于微博中自称是“Dr. Lin”,被方舟子直指他“学历造假”,并有迷惑大众误导粉丝的嫌疑。林志颖在微博中表示已组织顶尖生技团队来研究逆生长秘密的答案,研发出新配方等,还配发自己身穿白大褂手拿试管的照片,但方舟子却斥责他卖的不是保健品,是“骗子产品”,加上产品在天猫售价高达1080元,却被媒体揭穿成本只要三四元,外界质疑林志颖疯狂敛财。

经纪人

回应:

  “成本肯定不止三四元,这么说太离谱了。我跟林志颖都喜欢喝胶原蛋白,喝了十几年了,一直觉得不错。去年有朋友介绍葡萄王,我们知道它是台湾最大的胶原蛋白生产企业,所以才答应一起合作的,绝对不是什么代工工厂。至于逆生长,这个称号是粉丝和媒体给他的,并不是说喝了胶原蛋白就能逆生长,充其量只是延缓衰老而已。至于Dr.Lin,我们觉得就跟大陆喜欢称‘老师’一样,林志颖觉得这个形象很有趣,就拿来开个玩笑。”

说与做自相矛盾

  蔡康永:你当时有说服他说要跟爸爸一起上节目这件事吗?

  林志颖:我不告诉他(指儿子Kimi)说我们是在录节目,我一直告诉他我们是在参加比赛。

  小S:可是他应该意识到镜头在拍他吧?

  林志颖:他有意识到镜头,但我都说这镜头是因为里面有个村长嘛,我说村长都在看着我们。

  小S:是说拍给村长看?

  林志颖:对。而且现在我们也不给他看亲子节目,不能让他知道这个拍了是在电视上能看到的,不能让他知道他现在成名了,变明星了。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何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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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处决张成泽(组图)

2013-12-14 03:33:26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有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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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13日朝鲜

这张13日朝鲜

  《劳动新闻》网站公布的照片显示,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12日对张成泽的罪行进行审理。新华社发

2008年12月2日,朝鲜平壤,张成泽(画圈者)陪同金正日视察动物园。

2008年12月2日,朝鲜平壤,张成泽(画圈者)陪同金正日视察动物园。

2010年10月26日,张成泽(画圈者)陪金正日拜访志愿军烈士墓及毛岸英烈士墓。

2010年10月26日,张成泽(画圈者)陪金正日拜访志愿军烈士墓及毛岸英烈士墓。

2012年2月,金正恩、张成泽出席金正日诞辰70周年纪念仪式。(资料图片)

2012年2月,金正恩、张成泽出席金正日诞辰70周年纪念仪式。(资料图片)

2012年12月12日,金正恩、张成泽(画圈者)视察朝鲜卫星控制指挥中心。

  2012年12月12日,金正恩、张成泽(画圈者)视察朝鲜卫星控制指挥中心。
  朝鲜媒体13日报道,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前一天开庭审理原“二号人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认定他“试图颠覆国家政权”、“发动政变”,判处这名“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千古逆贼”死刑,并立即执行。
  报道说,张成泽早有“阴谋”,在党政系统纠集“反动集团”,在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后“露出原形”,企图“对人民军伸出魔爪”,但“革命的枪杆子绝不容忍”。
  试图掌控军队发动政变
  张成泽67岁,先前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人民军大将军衔。朝鲜媒体9日报道,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日宣布张成泽一伙有反党反革命行为,解除其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
  朝鲜中央通讯社13日说,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12日审判中,张成泽承认“作为现代版宗派的头目,长期纠集不纯势力形成分派,怀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通过种种阴谋和卑鄙手法犯下了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穷凶极恶的罪行”。
  朝鲜媒体播发张成泽双手被绑、被两名军人拖拽着进入庭审现场的照片。
  报道说,张成泽在庭审中供认,“我试图使军队和人民产生对现政权就国家经济状况和民生深陷困境束手无策的不满”,政变对象正是“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就政变的手段方式,张成泽供认他“准备利用有私人交情的军队干部或亲信,动员他们手中的武装力量……还想,如果今后群众和军人的生活进一步恶化,或许军队也会赞同政变”。
  朝中社说,张成泽被政治野心“冲昏头脑,盲目猖狂,以至愚蠢地认为如果动员军队,政变可以得逞,因此执拗地企图对人民军伸出魔爪”。他还在供词中承认“虽然不熟悉最近被任命的军队干部,但与以前被任命的军队干部还是有一面之交”。
  图谋搞垮经济架空内阁
  特别军事法庭说,张成泽试图篡权的第一步是“窃据内阁总理职务”,因而策划“使他主管的机构独揽国家经济的重要领域,以架空内阁,从而把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推入无法收拾的破产局面”。
  就政变时机和政变后的打算,张成泽招供说:“政变时期尚未确定。不过,我打算到经济完全瘫痪、国家濒临崩溃的时候,把我的机构和所有经济机关集中于内阁,并由我来担任总理。我想,如果我出任总理后,拿出以各种名义筹措的庞大资金解决一些生活问题,人民和军队肯定会喊我万岁,政变就顺利完成。”
  根据法庭列举的罪行,张成泽幕后操纵时任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2009年12月发动货币改革,“滥发数千亿元朝币”,是“导致经济严重混乱、扰乱民心的元凶”。韩联社报道,因货币改革失败,朴南基已于2010年3月被处决。
  法庭称,从2009年起,张成泽向其心腹走卒散布淫秽图片,带动资本主义寻欢作乐风气混入国内,到处挥霍无度、骄奢淫逸。仅以张成泽在2009年一年里从其小金库拿出挥霍460多万欧元,出入海外赌场一事,足以证明他何等堕落、变质。
  朝中社说:“张成泽幼稚地认为,他以卑劣的方法篡夺权力后,‘新政权’可以凭借其被外界认为‘改革家’的丑恶嘴脸,很快能得到外国‘承认’。”
  四处安插党羽蓄谋已久
  朝中社说,张成泽“很早就用尽一切手段和方法恶毒地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纠集将来为他颠覆党和国家首脑部所用的反动集团”。
  特别军事法庭认定,张成泽用“狡猾的方法”把“不纯分子和异己分子”带进党中央机构及其下属单位。如,包庇曾因严重损害朝鲜青年运动而遭肃清的“叛变分子”余党,把他们“安插到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从上世纪80年代起系统地把李龙河提拔至劳动党中央行政部第一副部长,作为“心腹走狗”。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在野党民主党籍国会议员洪翼杓本月初援引韩国国家情报院消息说,作为张成泽的核心亲信,李龙河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行政部副部长张秀吉11月18日被逮捕并于同月下旬遭处决。朝方尚未证实这一说法。
  朝中社说,张成泽近几年来“巧妙地把因同样的重大问题被撤职的亲信和献媚分子调到自己主管的机构及其下属单位,在其周围系统地纠集有前科、经历暧昧、心怀不满的人”,“大幅扩大其机构和下属单位编制,图谋一手掌控国家全盘工作,向各省、中央机关伸出魔爪,把自己所在的机构变为任何人不得进犯的‘小王国。
  报道说,张成泽私分物资给心腹,以抬高自己,“其所在的机构和下属单位的阿谀奉承、追随分子把张成泽吹捧为‘一号同志’,甚至违抗党的指示来讨好”。
  金正日逝后“露出原形”
  按照朝中社的说法,张成泽虽然早有政治野心,但在已故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和劳动党前总书记金正日在世时“不敢兴风作浪而察言观色,在幕后同床异梦、阳奉阴违”,他认为朝鲜政治领导层交替是“时机”,“开始暴露出自己的原形”。
  根据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2010年9月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会议选举金正恩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全场热烈地欢呼沸腾”,而张成泽因“狡猾阴谋未能得逞”,“不情愿地站起来勉强拍手应付,表现出傲慢不恭的态度”。
  朝中社报道,张成泽招认,自己“这一不经意的行动,是因为生怕如果金正恩同志的领军基础和体系一旦巩固起来,将给他篡夺党和国家权力造成巨大障碍”。
  按照判决书的说法,金正日逝世后,张成泽“全面着手实现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利用经常陪同金正恩现场指导的机会,试图向国内外显示他与金正恩平起平坐。
  报道强调,凡是不服从金正恩命令的人,“革命的枪杆子绝不容忍”,只要有谁胆敢反对金正恩同志的唯一领导,挑战他的绝对权威……朝鲜军民绝不会饶恕”。
  判决书节选
  对张成泽而言,白头山卓绝伟人们的政治信任和恩惠实在是超过本分的。
  以道义报答信任、以忠贞报答恩惠,是做人起码的道理。
  但是,狗不如的人间渣滓张成泽背叛党和领袖天大的信任和深恩的栽培,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逆行为。
  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证实被告人张成泽从思想上雷同敌人,为推翻朝鲜的人民政权进行的颠覆阴谋构成朝鲜刑法第60条所规定的犯罪,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严厉谴责凶恶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千古逆贼张成泽,并根据刑法第60条判处他死刑。
  张成泽竟敢阻挠大同江瓷砖厂建立金日成与金正日的马赛克壁画和现场指导史迹碑,故意回避朝鲜人民内务军将士要把金正恩致部队的亲笔回信刻在天然花岗石建立于指挥部大楼前的一致要求,最后勉强指示在一个背阴处建立亲笔碑。
  国际反应
  >>中国
  不知朝副总理赴中避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3日表示,张成泽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是朝鲜内部事务。他还表示,不了解有关朝鲜两名副总理日前前往中国避难的情况。
  有记者问道,中方对张成泽被处决有何评论。
  洪磊称,这是朝鲜内部事务。作为邻国,我们希望朝鲜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
  在被问到事件是否会影响中朝经贸关系发展时,洪磊表示,中朝发展经贸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愿继续本着友好互利精神同朝鲜开展经贸往来,推动务实合作。希望并相信中朝经贸合作关系能够继续健康稳定发展。
  有记者问道,朝鲜两名副总理日前前往中国寻求避难,请证实。
  洪磊对此表示,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希望媒体多做负责任的报道。
  >>韩国
  紧急开会商讨应对之策
  韩国政府13日发表声明说,韩国对近期朝鲜内部发生的巨大人事变动深感忧虑,并表示将密切关注朝方动向。韩国军方表示,他们已经提高军事戒备。
  当天上午,韩国政府在总统府青瓦台召集外交、国防等关联安全领域的部长参加国家安全政策会议,由分管韩朝关系的统一部发表声明,对朝鲜局势“深表关切”。
  声明说,韩国政府将沉着应对所有可能的情况,为此做好万全准备,并与同盟国及有关国家开展紧密合作,“我们将确保为今后一切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金义道在记者会上说,据当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朝鲜内部没有任何异常动向和异常氛围,统一部将加强同国防部的紧密合作,密切关注朝方动向。
  加强监控提高军事戒备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官员告诉韩国联合通讯社记者,尽管韩国政府内部想过朝鲜可能严厉处置张成泽,但“没有多少人之前预料到会像这样立即执行处决”。
  韩国军方说,已经加强对朝方的监控,将对“任何挑衅”保持高度警惕,不过,尚未发现朝鲜军队出现特别的动向。
  韩联社援引一名军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随着朝鲜军队本月早些时候开始冬季训练,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即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下令提高戒备,“我们已经提高军事戒备,强化密切监控朝方举动的系统”。
  >>日美
  与盟国协商收集信息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上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方正“冷静监控局势,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络,收集相关信息”。
  菅义伟说,日本正分析朝鲜处决张成泽是否会对停滞已久的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造成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发言人帕特里克·文特雷尔美国东部时间12日晚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美方无法独立证实朝鲜中央通讯社关于处决张成泽的报道,不过,美方“没有理由怀疑”朝鲜官方媒体关于处决立即执行的报道。
  文特雷尔借机指责朝鲜政权,同时说美方“密切关注朝鲜事态发展并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协商”。
  外媒分析
  >>日媒
  朝意在杀一儆百
  日本共同社称,有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张成泽一事上如此高调,是为了剥夺其在政治上的翻身机会,同时希望杀一儆百对整个体制起到震慑作用。
  >>韩媒
  朝或对韩国动武
  韩国媒体普遍认为,此次张成泽下台事件可以看做朝鲜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官场地震,将不可避免地对今后周边的局势造成影响。其中韩国媒体最担心的是,今后朝鲜可能会为了转移视线向韩国发起军事动作,韩国必须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准备。
  专家分析
  张成泽被处决并不出乎意料
  中国社科院亚太问题研究所专家朴健一指出,死刑判决的结果并不出乎意料。按之前的报道,张成泽的罪行是很严重的。过去几年也有犯过严重错误的,有一些被处决,所以他被处决不是非常震惊的事情。宗派主义在朝鲜是使用较多的一个词,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宗派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这一次张成泽形成了新的宗派主义,从这个罪行来讲,现在他的影响在朝鲜国内是相当大的。
  明年4月之前政坛面临清洗

  对于朝鲜未来的政局,朴健一分析称,朝鲜中央班子有两套,党的班子和政府的班子。在部级干部这一级别里边还有各道直辖市的领导,也是两套人马,党的和政府的。这样算来,朝鲜政府副部级以上的干部不少,大约有90多个人。张成泽拉帮结伙的罪行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算,他从那时就开始安插自己的羽翼,自己人肯定不少。今后恐怕有一段时间,大概到明年的4月之前,可能有一个班子的调整,张成泽的亲信死党要清除出去。但是从朝鲜劳动党的干部政策角度看,有可能采取惩前毖后的做法。所以即使是犯了错误,但是有悔改表现的话,可能还会继续用这些人。
  不会影响中朝长期经济合作
  朴健一称,朝鲜理顺各方关系的过程可能关系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可能会影响中国一些企业,他们在朝鲜通过张成泽这个人脉进行投资合作。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朝鲜国内的国际经济合作推动人实际上不是张成泽,所以刚开始会有一个整顿时期,但是从长远来讲不是这样。
  20版、21版综合新华社

王岐山提《纸牌屋》


王岐山提《纸牌屋》

2012年11月15日,王岐山当选中纪委书记。他曾对友人称,因为年龄原因,或将只担任一届中纪委书记。本届任期五年,他将以"倒计时"的心态,逐步往前推进,力争为彻底扭转风气、遏制腐败打好基础。

因过往多次临危受命的经历,舆论普遍将王视作解决问题的高手。此次中共决定安排王岐山执掌中纪委,解决最棘手亦最迫切的腐败问题。履新中纪委后,王岐山在一次座谈会中强调,"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接下来,在他执掌中纪委的这一年之内,多位省部级高官落马。

纪检是王此前工作经历中没有涉及过的领域,与王岐山共事多年的好友黄江南分析,王岐山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费脑子的"。

黄江南非常确定:"王岐山一定不按这个套路。"

多次提到美剧《纸牌屋》

坐镇中纪委之后半个月,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听取学者对反腐工作的建议。在会上,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说了句"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了。他希望在场专家们免去这样的客套话。

诚如黄江南所言,王岐山告诉专家们:"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王岐山要求内部开会时多谈问题,不讲大道理,要求做报告的人"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工作实、作风正"。曾参加过这样会议的人称,发言人被王岐山问倒十分常见。

该知情人士表示,王岐山非常低调,在媒体的上镜率不高,一般上镜时也都是谈反腐败的问题。为此王岐山多少给民众留下"不苟言笑"的印象,但王本人私下幽默风趣,才思敏捷,会和下属开玩笑。只是这样的幽默和玩笑涉及腐败议题都会收止。

王岐山针对现在一些大案要案多涉及经济、金融领域事务,要求纪检干部尽可能多学一些财务、经济、金融知识,王认为纪检干部知识结构要全面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查案情况。一位熟悉王的人士回忆,王曾直言,内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别很大,要求纪检干部尽快变成某一领域行业内的内行、学者。

此外,王岐山喜欢看书、强调制度设计,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凤凰周刊》2013年总第470期曾详细介绍此书)、《大清相国》等书。

《大清相国》是作家王跃文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一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余年生涯,体现他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充满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情怀。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近期王岐山还曾向纪检干部们提到了美国政治剧《纸牌屋》。《纸牌屋》改编自英国同名小说,描述众议院和华盛顿的权力角逐。消息称,王岐山在提及这部美剧时,非常重视剧中"党鞭"这一政治角色。"党鞭"(Whip)一词源于英国,指议会内的代表其政党的领袖人物,负责督导同党议员,并维持议会党团纪律,多为党内权威人士。政党的"党鞭"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

王岐山重视网络建设,认为中纪委作为权威机关,必须注重通过网络拓宽和民众联系的渠道。过去监察部网站排名比较靠后,王来后表示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否则不可能把中央反腐倡廉的决策以及成果宣传出去,也难以反映群众对反腐的要求和建议。

据透露,过去中纪委在人民网和新华网也做过在线访谈,但是最高只派出过正局级副主任。现在副书记、常委等人都在中纪委监察网站做过在线访谈。有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在开会时告诉工作人员:"你们统统都要到纪委监察部网站去做在线访谈,宣传党的反腐败主张。" 据知情人士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纪委平均每天会收到800来件信访,王岐山要求件件有着落。接访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中纪委没有增加一个编制。王岐山要求局级、处级干部以及各科室的主任都必须要接访。过去没有接访任务的某科室被分配了三个人的指标,需要轮流接访,日程表已经排到了下个季度。

在接访问题上,王岐山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把上访民众当亲人,把接访当作纪委的责任和义务,而非"给老百姓办好事",接访时不能来回踢皮球。有工作人员总结了一套"接访礼仪":"看身份证后确定对方的年龄,大10岁以上的要叫'老叔',大10岁以下的叫'大哥',比你小的要叫'兄弟'。一进来首先要握住手,然后另一只手半搂住对方,热情地道一声'欢迎'!"

王岐山准备用5年时间为党风、纪检工作打下基础,5年内坚决遏制腐败的势头。此亦是本届中纪委的中心工作和基调。即使在周末,中纪委工作人员也可能需要向王传送资料。王本人则时常强调,中纪委繁杂的反腐工作方针皆是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安排。

在家中做饭招待老友

201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作为中共整顿党风以及反腐的总执行机构,反"四风"亦成为中纪委下半年重要的部署。

王岐山更是律己于先。王曾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职,交游士林,商界学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但今年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一应不赴。甚至中秋节朋友们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他的夫人姚明珊也将朋友夫人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时日一长,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就成了难题。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王岐山带头遵守中央的规定,在一些事情、细节上甚至苛刻到"不近人情"的程度。2013年5月底,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限期清退收受的会员卡。一位王岐山的老友告诉《凤凰周刊》,前些年有个国企老总曾送过一张高尔夫球场荣誉卡给王岐山,王从未用过。王想起此事后,让秘书翻箱倒柜找出来退回去。该国企的老总接到电话后十分为难:"企业股权都已卖光,没法退卡。"但是王岐山坚持,无论如何,必须处理掉。

王岐山的工作风格注重由小到大,由浅入深,不急于求成。对此,一位接近纪委的人士解读为:"小作风问题都不让犯,更何况大腐败?"

11月21日,中纪委下发了《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这是中纪委继治理公款买月饼、寄贺卡之后,对公款消费进行治理,持续反"四风"的又一次规范,被中纪委内部称之为"一个节一个节"推进至此。

此时距离春节尚有两个多月。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提前两个月下达中央精神文件,意在防止一些行业企业开始为公款购买烟花爆竹等礼品准备原材料甚至下单,避免浪费。这表明此类规范绝非作秀之举。通知强调"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旁边特别用括号注明: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称得上用心细致。

2013年,中纪委的工作节奏被总结为:"一年一年抓,一个节一个节抓,一件事一件事抓"。另有纪委人员形容今年中纪委的行动如铆钉般层层"钉紧"。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结束,这份5年时间表预计或即将于近期公布,或将有更加系统、细致的规定出台。

公社里的读书人

主政中纪委之前,王岐山的工作领域跨度广泛,历练颇多。从下乡务农、上书中南海农村改革,到莫干山会议,之后广东挽救金融,北京抗击"非典",最新的中纪委书记这一角色,同样令王收获颇多好评。而他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1969年元月,21岁的王岐山和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一道,来到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后,据《京华时报》报道,王岐山对这段艰苦的生活仍记忆深刻:"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辘辘饥肠无从安慰,山村生活整日劳作也清寂单调,读书是当时不多的休闲方式之一,王岐山尤以此为好。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至今记得王以石板为桌看理化数学,其中一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曾引起村民的特别关注。

据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曾采访习近平的文章记述,这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是王岐山从习近平那里"顺"来的。习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陕西下乡,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时,曾在王岐山处借宿,随身携带的一本经济学书籍被王留了下来。

读书的爱好一直伴随着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公开称讨厌听别人讲套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他尤其偏爱历史和西方经济学。

1971年,闭馆5年的陕西省博物馆重新开门,亟需一批讲解员,王岐山等10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后前往西安,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11年,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与老友们叙旧,谈起博物馆的碑林时称:"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王岐山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时期,王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参加当时在西安的地下读书会。在"文革"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一部分高级干部享有在此类书店买书的特权。"读书会"成员中不乏高干子弟,因此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读书会"的成员往往能接触到常人看不到的"内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当年同为"读书会"成员,"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歧山为要好的朋友。"葛岩回忆,王岐山曾约两人见面,以期化解矛盾,但未能成功。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王岐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早在插队时就已显露,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也曾向媒体透露,彼时"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

葛岩认为,王岐山身上有一种"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葛岩在其纪念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写道:"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1976年,"读书会"的伙伴们就是从王岐山处首先得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于是众人到饭馆"饮酒至酣"。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清明节,王岐山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就曾来到西安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这在"四人帮"尚掌握大权的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反革命事件"。

对话中南海的"四君子"

1979年底,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 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王岐山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学了四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时王岐山被分到了编纂《民国人物传》的小组。期间,他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王岐山接着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朱信泉曾如此评价。

1978年8月,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姚依林出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就在这一段时期,王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历史研究转移到改革和经济问题上。

当时,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若干个"大钢厂","大跃进"中打了鸡血一样的时局隐隐可见。

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的注意。当时在社科院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小型沙龙,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在"文革"结束之前)从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小圈子。"李银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气氛非常禁锢,"国家乱成那个样子,大家在圈子里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当时圈子里最热门的书,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黄江南的记忆中,那时的讨论轻松愉快。"大家连玩带讨论问题,甚至还放个录音机在亭子里,大家一块跳舞。"

"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小圈子迅速活跃起来。提起当时的年轻人,李银河形容为:"简直就是群情激昂,在压抑了10年之后,有解放的感觉,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就是这样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此后,黄江南结识了《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翁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进了这个圈子。这些年轻人约定时间举行了三次讨论会。未曾想,由于口口相传,讨论会的影响力日趋扩大。第一次只有三五十人,第二次上百人,第三次则达到近千人之众。许多人慕名而来,彼此相互不认识。黄江南形容这样的相逢和聚会为"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

在讨论会上,黄江南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分析勾起了李银河的兴趣:"我们当时认为,80年代初,中国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很重要,但是咱们小老百姓议论也没用,要让领导同志知道。" 于是,她把王岐山介绍给黄江南。

王岐山与黄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黄江南对王称赞不已:"岐山这个人,他不学经济真是可惜了。他异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听就懂"。王岐山很快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于是,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一行四人在北京车公庄附近的市委党校租了一个房间,在里头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这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中,四个年轻人"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为了这份报告,黄江南遍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58年、60年不是自然灾害",而是"社会主义周期性的短缺危机"。如果不立即采取调整政策,那么过去的危机将有可能重现。

在报告中,王岐山主要负责分析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他是学历史的嘛,任何一个政策,都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黄江南说。

报告完成之后,王岐山首先向姚依林做了汇报。此后,姚又当面听取了几位年轻人的阐述,深感此事重要,于是将报告转给了陈云。陈云批示:"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这份报告最终转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处,赵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赵紫阳在见面之初,这样对他们说。实际上,这次对话发生于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这次接见被后来人称为第一次"老青对话",参与对话的,除了赵紫阳和三位年轻人外(朱嘉明此时在安徽参加改革会议,不在北京),还有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官员,包括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人。

黄江南做了主报告发言。"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多年之后,黄江南对《中国新时代》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笑道:"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些年轻人尝试着告诉国家的掌舵者们:社会主义是有经济危机的。当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以至于时任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当场批判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他当时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发言的宗旨就是说,你们年轻人,理论都没学好,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有经济危机"。在黄江南的回忆中,薛暮桥的发言最终被赵紫阳打断了,"你甭说了,我们不是听你说,我们听年轻人说。"

黄江南认为:"过去的领导层里并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陈云也好,姚依林也好,发展市场经济是共识。只不过是进程的快慢问题,所谓稳健一点或激进一点。从骨子里面,没有一个人反对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人要坚持计划经济。我们说的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实应该说是稳健派和激进派。真正的不改革派是没有的,我从来没见过陈云说要反对改革。"

王岐山那时就提出"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二十多年后,王岐山在北京应对"非典"危机时,也是如此行事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困难,来了困难大家才不会怨恨。"

这次对话后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黄江南如是评价。 在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年代,这次与中南海的直接对话,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激励。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参与国家的变革。"应该说我们的意见当时中央听进去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国策上从大发展转为大调整。从发展政策变成危机对策。"

从此之后,四个年轻人就经常凑在一块讨论研究、写报告。从生态、农业,到经济体制改革,无所不谈。"因为中央领导都比较认可,凡是我们送的报告,他们都比较重视。所以这个报告就成了一个系列,就叫'四签名'。后来也不知道谁就给改成'四君子'了。"

"四君子"名气越来越大之后,各部部长不时会带着一些司长请他们去做报告、提建议。

1980年夏天,黄江南和王岐山来到广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请他们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着手开始调研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与省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座谈,并走访各县、市及农村。

"广东每个厅局的一把手带上各个处长,都来给我们汇报。我们当时给他们发提纲,就是问卷,让他们先做功课。做完功课他们来对着我们讲,我们就提问,一个个回答问题。"

紧张的调研之后,两人开始着手起草报告。当时的广东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热得呀,那会儿也没有空调,就光着膀子趴在瓷砖地上,瓷砖地凉快点嘛。在小凳子上写,小凳子放在电扇底下,我们俩就趴那写。"

报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负责经济的省长、副省长和厅局级干部至省委招待所开会,由黄江南和王岐山对报告进行说明介绍。

"我们提出要重点依靠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管理和技术,发展外贸型的经济结构。七山一水二分田嘛,广东省农业要以发展出口型产品的农作物作为方向。"

后来广东省的发展进程,与这份报告基本吻合。但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和黄江南还是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我们说广东粮食不用自给啊,不用以粮为纲啦,进口也行,内调也行。广东地少嘛,要改成为出口服务的,要提高它的价值。"

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交通阻绝,广东省曾发生过惨烈的饥荒。饿殍遍地的景象给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广东省领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当时就有领导提出"以粮为纲绝对不能动"。会上,还有一些老干部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投机倒把现象深恶痛绝。"有痛哭流涕的,老同志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

对此,王岐山和黄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时候。莲花只有顶破那层污泥出来了,才能开出秀丽的花朵。要是想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的话,那改革就没法搞。这个成本我们要允许,不能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不动了,就不改了。不干净我们也要改。"

田埂上的改革者

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

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

农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

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黄江南对这一调侃并不以为然。在他的记忆中,每当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报告,王岐山就主动跑腿。"他经常说'这事我去'。只不过是不摆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为这个就说这是'腿'。这都是外面人调侃的说法。"

"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是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这辆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在当时给了王岐山很大的帮助。

王岐山在农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赵树凯当时在农研室任办公室秘书,在他的印象中,王岐山"广泛交往"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先是担任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很快又被提拔为该室的副主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记载了张少杰的回忆,农研室设立联络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与农发组的沟通,安排农发组的年轻人进行一些农村调研。"农研室有什么项目,我们就接过来,然后拉上一帮同学一起做。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王岐山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在农研室的这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年轻人聚会、讨论的重要场所。除了农研室的工作外,当时王岐山还积极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当时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王岐山的身影。

"当时刚刚开放,国外很多科学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黄江南告诉记者,《走向未来》丛书的诞生就是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前沿,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青年。" 这套丛书致力于普及西方先进理念,其编委和原创书目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丛书上市之后,各地纷纷抢购,不断再版。"这套丛书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晓阳这样评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坚,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时代的人。"

1986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

莫干山上的大旗

"包产到户"的开展,使得中国农村的局面大为起色。1983年,农民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人们对国内的改革前景更加乐观。但是城市的改革却进展缓慢,保守势力仍较强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颇为谨慎。

在此背景之下,活跃在改革前线的年轻人们,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一方面研究城市经济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处于北京之外的优秀青年,有机会参与到北京日渐高涨的青年研究大潮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召开这样一次全国性的改革大会,是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曾召开过一场旨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温元凯语)的会议,这次被民间称为"改革者大会"的会议,由于锋芒毕露,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 "改革者大会"之后,再召开全国性的同类型会议,便显得异常敏感。为了规避风险,增加合法性,会议的组织者们想到了采用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方法。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条两百字的简讯,作为会议征集论文的启事。简讯称,会议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联名的行列,可谓声势浩大。

"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肯定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黄江南坦承道。

这次会议被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时任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表示愿意提供杭州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作为开会的地点。莫干山会议沿袭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内"英雄不问出处"的规矩,采取"以文选人"的方式。在评选论文的过程中,提出"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

只要论文被选上了,就能上山参加会议。"从现在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黄江南称。从6月12日开始全国征文,到8月15日两个月间,会议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全国的1300余篇论文,平均每日二十余篇,作者遍布各行各业。会议筹备者们最终从中选出了124名代表参会。其中最年轻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张维迎,当年他只有24岁。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王岐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也曾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莫干山会议"最主要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王岐山,那时他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80年代初我们都是从他那儿领出差费到农村去调研。" 有政府背景的人中除了王岐山,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政府对莫干山会议的姿态。莫干山会议从9月3日到9月10日,前后历时8天。参会者上山时不能带着论文,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由于会程紧凑,思想碰撞激烈,参会的年轻人常常从白天一直激辩到晚上,精神持续亢奋。长会开完之后,许多人都生病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是价格。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争论最为激烈。代表们分为"以调为主"和"以放为主"的两派,"调派"认为当前只应该通过测算,进行稳健的价格调整,"放派"则坚持放开价格控制,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会议之后一共形成了八份专题报告。其中,作为国家体改委"笔杆子"的徐景安,由王岐山点将,执笔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这份报告,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一个多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此前讳莫如深的"商品经济"概念,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

自此,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开放前线的金融专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触金融,早在发展所时期,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就曾与世界银行洽谈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最终成功说服世界银行,将这些贷款给了中国。 从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这是他迄今为止在同一性质领域工作的最长时间。

在此期间,王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银行系统的这段长时间积累,使得王岐山对金融领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广州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经手的"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

1997年,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其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时赴任,颇有"救火"的味道。

"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在2006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回忆。

"广国投"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广国投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融资额总计5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样,广国投的地位暧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资,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这种尴尬的处境,源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国早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信用。当时要向外借债,只有一个信用,就是国家的主权信用。政府还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对外金融机构。后来通过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也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债务虽然不具有主权债务的性质,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风险较低的债务,而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债权人眼中,中国企业从来未曾不还外债,这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中国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

在当时的环境下,"窗口信用"确实为许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筹措了资金。广国投和"粤海"得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离不开"窗口信用"。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离成为必然趋势,公司日渐走向独立。此时,"窗口公司"的债务,实际上已失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担保。但作为过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违规或违法开具担保、承诺或"安慰函"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将上述"担保"视作政府信用或主权信用。在放贷时,并没有对借款企业或项目进行严格评估或审核。

在广国投破产之前,中国已有"中银信"、"中农信"和"中创"等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债均有政府出面进行偿还。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随这些公司一并破产,反倒被进一步强化了。

"当时有种错误的想法,即海外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认为这钱是由政府担保的;而企业也认为,向政府借的钱或由政府担保的钱就可以不还。当时规则不明确,所以借和贷双方都有责任。"卢瑞华说。

及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广国投陷入了外债支付危机。其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8.23%,严重资不抵债。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

王岐山在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两家"窗口公司"的债务,不仅远超其自身资产总额,亦在广东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广国投的债务相当于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的30%。更何况当时面临债务支付危机的窗口企业,远不止广国投和粤海两家。曾有学者估计,当时中国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

对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规矩的时候到了:"由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充当负债主体和投资主体、由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时代,在相当的市场领域必须结束了……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资模式,必须从体制和游戏规则上改弦更张"。

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政府作出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国际债权人大感意外,他们原指望中国政府会为广国投和粤海全额偿付所有外债。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牵涉到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若处置失当,中国企业的国际信用将受损,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强硬手段,向外界传递了坚定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权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1999年,广国投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境内外共有近500名债权人申报债权。此案历时4年,最终破产清偿率为12.51%。通过广国投的破产,王岐山以具体案例,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政府不再对企业债务负责。

而对于粤海集团,王岐山则采取了重组的策略。据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并且,粤海资不抵债的程度要小于广国投。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漫长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粤海公司的巨额债务实现重组。平均削债率达42.78%,重组后的资产负债比例为67%,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因此,这一重组项目也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亚洲最佳重组交易"。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广国投和粤海案只是广东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当时,广东省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支付危机,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挤兑现象。

1999年11月,"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王岐山担任组长。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向中央银行借款380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了停业整顿。

卢瑞华回忆时说道:"当时向中央借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是支持的。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是王岐山,他是银行家,他懂得这一规则,他提出来向中央借钱,我赞成。"

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税收增加700亿元,中央的借款提前还清了。

"非典"疫区的"救火队长"

2002年,王岐山来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王岐山改变过去"工业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态立省"的规划。

黄江南对此颇有感触,"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一般来说都要追求GDP,追求业绩,追求产值。他呢,就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是从海南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出发。哪怕自己在任的时候业绩不那么辉煌。"

"这就是一个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还不到5个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次他要处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务,而是传染病疫情。此时的北京,因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这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例从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卫生部长张文康曾表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率先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国际哗然。

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非典"的真实情况,同时将张文康免职,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也引咎辞职。

王岐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点零5分,王岐山就来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挥大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语不发,只是观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盘危局。

已退休的呼吸道传染病专家朱宗涵医生,被紧急任命为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组长。王岐山出任代市长后,朱宗涵接到了让他去市委开会的通知。会上,王岐山和众人讨论了防治"非典"的初步方案。

"刘淇和王岐山都强调,必须把病人死亡率尽快降下来,每天都有人死,老百姓安能不恐慌?"十年后,朱宗涵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每天都有人死",朱宗涵并没有危言耸听。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数就从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现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王岐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开非但不会加剧恐慌,反而能够安抚人心。他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惯例,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尽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比此前成倍扩大,他依旧坦然:"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当时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则评价他"喜欢说实话"。其实,王岐山与WHO官员的第一次会面,气氛并不轻松。WHO的官员对于此前北京隐瞒疫情,非常不满,提出了批评。王岐山回应道:"你不满,我比你更不满,我了解的问题比你知道的更多。但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真诚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来。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等以后再总结吧。"

在与WHO的合作中,中国的官员也开始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这原本是WHO媒体组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王岐山的支持。北京市政府邀请了国外的专业培训机构,对"非典"指挥部的媒体工作进行培训。此类培训在中国尚属首次,开创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说句实话"似乎是王岐山的口头禅。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他在接受央视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共说了18次"说句实话"、"说实在的"。

在"非典"期间,他一反常态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一台直播电视。这样,市民们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王岐山说。

在王岐山的指挥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渐有了起色。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王岐山亲自拨通"非典"热线,问候留守120指挥大厅的志愿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名单。

大城市治理,并不是王岐山仕途的最后一站,此后,王岐山又经历了多次身份转变,他因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任北京奥委会执行主席,被人们称作"奥运市长"。2008年王岐山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融领域主持工作。

2012年,王岐山再次变换了脸谱,执掌中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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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谈经济存两大风险:银行坏账与房产泡沫

茅于轼谈经济存两大风险:银行坏账与房产泡沫

新华房产《新华有约》栏目近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微博) 。他倡导"价格正确",让市场真正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倡导"择优分配",以实现资源优化。

他也从未放弃对公平的兼顾,力争"为穷人办实事":创办富平家政学校,为中西部贫困妇女提供技能培训;以宣传、普及经济学为己任,创办了"人文经济学会"。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

新华房产:当前不少研究机构和专家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做了研究,但看法不一。林毅夫认为今后20年可以继续保持GDP年均增长8%,也有人认为他太乐观了。您的观点呢?

茅于轼:我基本同意,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30年改革,现在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1/5,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空间,去追赶。8%完全可能的,问题在我们政策对不对。

新华房产:那支撑点在哪?

茅于轼:"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人自由选择,除非这个选择伤害了别人,那这种不许可。现在需要解决经济自由的问题。

新华房产:进一步而言,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风险在哪里?

茅于轼:最大风险有两个,一个是银行坏账,另一个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的问题表现为空房非常多,具体数据说不上来,但是从自己的观察和各种资料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个泡沫破裂非常可怕。从短期来讲,这两个问题是最大的风险。

城镇化要加强农民的重新培训

新华房产:您支持土地自由流转,但有一种现象不得不关注,那就是"土地级差收益",比如具有区位优势的农村建设用地可轻易获得极高收益,会不会因此产生新的分配不公?

茅于轼:不错,这是必然的。效率和公平是矛盾的,自由流转有效率,地尽其用了,却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应该先讲财富生产、先讲效率,然后才讲分配。过去我们把效率放得太低,只管分配。

我的主张是让市场起作用,然后有二次分配、有三次分配。在市场起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或其他民间组织来缓解这种分配不公。

新华房产:那自由流转后如果农民失去土地,又不具备其他技能,社会保障也无法跟进的话,会不会形成城市贫民阶层。

茅于轼:有这个可能,但不能因此不允许土地流转。中国农民太多,大约占50%,发达国家不到5%。大部分农民转成非农民是唯一的出路,没有理由叫他再当农民,这个绝对不行的,就是城镇化嘛,作为国家的政策这个不错的。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重新培训、重新学习。事实上,新一代农民已经不适应农业了,他们适用的是城市生活,已经转变过来了,但我们的培训工作还得加强。

房地产的问题不在房地产本身

新华房产:您刚刚也提到了房地产泡沫,有没有方式能让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或者说,您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如何改革,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

茅于轼:房地产的问题不在房地产本身,首先是土地问题,房地产是要土地的,但现在土地不是市场化,只有地方政府可以买卖土地,没有竞争,因此土地价格非常扭曲。供给非常不足地价就上来了,地价上来房价就跟着上来了。

另外为什么那么多空房?因为很多人手里都有钱,但是找不到投资的途径。现在通货膨胀还是有的,银行利息也比较低,所以他就买房子保值,而不是为了自住。所以解决房地产的问题不是压房价不许买、不许(卖)。

当然,还有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平,有的人很有钱买好几套房,有的人一套房也买不起。这些都不是房地产问题,土地(供给)、投资机会、收入分配的问题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扭曲。这些不解决光在房地产本身上想办法是没有用的。好的大学、好的企业都在北京,人口都集中了。人口集中就造成了拥挤、污染,加上政府修更多的路、建造更多的飞机场,结果人更多的集中到北京来。所以政府应将更多的财力投到中小城市去,不能所有的资源都瞄准大城市,你看美国最好的大学都不在华盛顿。

新华房产:这是否也佐证了新型城镇化的思路是正确的,发展中小型城市。

茅于轼:是的。

市场化才能防止"鬼城"

新华房产:您刚刚也提到了房屋空置率,当前"鬼城"现象在不少三四线城市出现。您觉得这些城市应该如何消化巨大的房屋存库?

茅于轼:很难,一旦造成鬼城是没办法消化的,人不去你有什么办法?所以一定要防止鬼城的现象。防止的办法很简单,正如三中全会提到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要认为的去干涉它。

新华房产:那您如何又看待房改以来的保障房建设?

茅于轼: 我刚刚讲了公平与效率,效率是由市场决定,公平就是在市场决定的基础上政府予以适当的调整。所以整个房地产应该是由市场决定,在此前提下给有些人帮助。但不是说大家就来靠保障房来决定住房,那最后就是没房住。保障房要给最困难的人住,比如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解决,让他们有个住房,这个政策是对的。但不需要让他们拥有产权,这是一种浪费。

新华房产:包括共有产权的保障房,您也不看好吗?

茅于轼:没有必要,保障房就是给你一个过得去的住所。经适房连私人厕所都可以没有,公共厕所可以节省更多空间,给更多困难人群解决住房嘛。

老百姓都有占有欲,但是政府没有义务去满足老百姓的占有欲,他的义务和责任是让老百姓过得去。想要占有就自己挣钱,市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不公平也有它合理的一面,他刺激了人努力赚钱,从穷变富,当然前提是这条路要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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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payez-vous en termes de précompte mobilier ?: L'Echo



Que payez-vous en termes de précompte mobilier ?

Le pré­compte mo­bi­lier sur les pro­duits d'épargne et d'in­ves­tis­se­ment a fait l'ob­jet de plu­sieurs ré­form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De­puis 2013, il s'éta­blit à un taux uni­forme de 25%. Sur quels pro­duits et dans quels cas faut-il le payer ? Un bref état des lieux.

Comptes d'épargne

Vous ne payez de pré­compte im­mo­bi­lier sur un compte d'épargne ré­gle­menté que si les in­té­rêts pro­duits par le ca­pi­tal placé ex­cèdent 1.880 euros. En cas de compte com­mun – ou­vert par un couple marié ou des co­ha­bi­tants lé­gaux, par exemple -, vous pou­vez mul­ti­plier le pla­fond par le nombre de ti­tu­laires. At­ten­tion : dans le cas d'un compte d'épargne ré­gle­menté, le pré­compte mo­bi­lier s'élève à 15% sur la tranche d'in­té­rêts qui ex­cède 1.880 euros.

Dans le cas d'un compte d'épargne non ré­gle­menté, un pré­compte mo­bi­lier de 25% s'ap­plique sys­té­ma­ti­que­ment sur tous les in­té­rêts.

As­su­rance-vie de la branche 21

Ce sont les as­su­rances-vie as­sor­ties d'un ren­de­ment ga­ranti ou au moins d'un ca­pi­tal ga­ranti.

  • Un pré­compte mo­bi­lier de 25% est re­tenu sur un ren­de­ment mi­ni­mum fic­tif de 4,75%, sauf si :
  • la durée de votre contrat court dé­passe huit ans et vous ne de­man­dez pas le ver­se­ment du ca­pi­tal avant cette échéance ;
  • votre po­lice est as­sor­tie d'une cou­ver­ture décès d'au moins 130% ;
  • il s'agit du ver­se­ment d'un ca­pi­tal décès.

As­su­rance-vie de la branche 23

Il s'agit en l'oc­cur­rence des as­su­rances-vie dont le ren­de­ment dé­pend des ré­sul­tats d'un ou plu­sieurs fonds de pla­ce­ment sous-ja­cent(s).

Le pré­compte mo­bi­lier de 25% ne s'ap­plique pas, sauf si votre contrat de branche 23 com­porte un ren­de­ment ga­ranti ou un ca­pi­tal ga­ranti, et si vous de­man­dez le ver­se­ment du ca­pi­tal (même en par­tie) dans les huit ans à comp­ter de la si­gna­ture du cont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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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obligations pour doper votre portefeuille : L'Echo

Des obligations pour doper votre portefeuille

Les in­ves­tis­se­ments en obli­ga­tions consti­tuent gé­né­ra­le­ment la base d'un por­te­feuille de pla­ce­ment. Contrai­re­ment aux ma­tières pre­mières par exemple, les obli­ga­tions in­di­vi­duelles pro­curent aux in­ves­tis­seurs un ren­de­ment at­tendu re­la­ti­ve­ment pré­vi­sible.

De plus, il est pos­sible de pré­dire de ma­nière re­la­ti­ve­ment pré­cise com­ment et quand le dé­ten­teur de l'obli­ga­tion ré­cu­pé­rera son ca­pi­tal. De telles in­for­ma­tions confèrent aux in­ves­tis­seurs un grand sen­ti­ment de sé­cu­rité.

Pas uni­que­ment pour la sé­cu­rité

Les obli­ga­tions sont des re­con­nais­sances de dette, alors que les ac­tions sont des cer­ti­fi­cats de pro­priété. La dis­tinc­tion est im­por­tante, sur­tout si l'émet­teur connaît des pro­blèmes fi­nan­ciers. En prin­cipe, les ti­tu­laires d'obli­ga­tions (en qua­lité de créan­ciers) ont prio­rité sur les ac­tion­naires (pro­prié­taires) en cas de li­qui­da­tion d'une en­tre­prise. Au­tre­ment dit, les obli­ga­tions consti­tuent une op­por­tu­nité plus sûre que les ac­tions.

En fin de compte, les obli­ga­tions sont plus ré­mu­né­ra­trices que les autres in­ves­tis­se­ments à re­ve­nus fixes, comme les comptes d'épargne. Les obli­ga­tions sont donc non seule­ment re­la­ti­ve­ment sûres, mais offrent éga­le­ment – dans la plu­part des cas – un ren­de­ment at­trayant et du­rable.

 Ex­cel­lentes per­for­mances

Par rap­port à cer­tains grands in­dices, les obli­ga­tions se sont avé­rées re­la­ti­ve­ment per­for­mantes ces cinq der­nières an­nées. Ce­pen­dant, les in­ves­tis­seurs doivent res­ter at­ten­tifs aux trois prin­ci­paux risques liés aux obli­ga­tions :

1. Risque de taux

Chaque in­ves­tis­seur en obli­ga­tions sait qu'une hausse des taux en­traîne une baisse des cours des obli­ga­tions, et qu'une baisse des taux s'ac­com­pagne d'une hausse des cours des obli­ga­tions. En re­vanche, les causes et consé­quences pré­cises de cet exer­cice d'équi­li­briste ne sont pas tou­jours fa­ciles à ex­pli­quer. Une aug­men­ta­tion des an­ti­ci­pa­tions in­fla­tion­nistes donne lieu à une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sur les nou­velles obli­ga­tions, ce qui, à tout autre élé­ment égal, en­traîne une baisse des cours des obli­ga­tions exis­tantes. En ré­in­ves­tis­sant constam­ment en obli­ga­tions as­sor­ties d'échéances courtes à moyennes, vous évi­te­rez les sen­sibles fluc­tua­tions des cours liés aux évo­lu­tions des taux d'in­té­rêt.

 2. Risque de rem­bour­se­ment

Dans la me­sure où l'obli­ga­tion cor­res­pond à une re­con­nais­sance de dette, il existe tou­jours un risque de re­cou­vre­ment. Selon les sta­tis­tiques, il y a moins d'une chance sur cent qu'un émet­teur d'obli­ga­tions de la qua­lité su­pé­rieure fasse dé­faut au mo­ment du paie­ment des in­té­rêts et/ou du rem­bour­se­ment du ca­pi­tal. Pour les obli­ga­tions à haut ren­de­ment, le risque que l'émet­teur ne res­pecte pas les mo­da­li­tés pré­vues s'éta­blit à en­vi­ron 4%. En di­ver­si­fiant suf­fi­sam­ment vos in­ves­tis­se­ments, vous ré­dui­rez le risque de voir une obli­ga­tion mi­no­ri­taire por­ter at­teinte à la va­leur de votre por­te­feuille. 

3. Risque de sol­va­bi­lité

Gé­né­ra­le­ment, plu­sieurs voyants sont au rouge bien avant d'éven­tuels pro­blèmes de rem­bour­se­ment. Une simple ré­vi­sion à la baisse de la note de sol­va­bi­lité de l'émet­teur gé­nère un cou­rant ven­deur sur le cours de l'obli­ga­tion. De ce fait, le ren­de­ment à l'échéance aug­mente. Si les fluc­tua­tions des cours in­duites par des mo­di­fi­ca­tions de la note sol­va­bi­lité se­ront mal vé­cues par la plu­part des ti­tu­laires d'obli­ga­tions, elles crée­ront des op­por­tu­ni­tés pour les spé­cu­la­teurs.

Conseils d'un pro­fes­sion­nel

William Gross, fon­da­teur de Pimco – le plus grand ges­tion­naire de fonds obli­ga­taires au monde – conseille aux in­ves­tis­seurs de ne pas ac­cor­der trop d'im­por­tance aux re­com­man­da­tions des agences de no­ta­tion. Selon le spé­cia­liste,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sont plus ra­pides, plus ef­fi­caces et plus cor­rects dans leur ap­pré­cia­tion des titres que les agences de no­ta­tion.

Sur quoi les in­ves­tis­seurs en obli­ga­tions doivent-ils dès lors baser leur ap­pré­cia­tion de la qua­lité d'une obli­ga­tion ? Sur les spreads. Les spreads sont des écarts en termes de taux d'in­té­rêt, par exemple entre deux pays. Ils consti­tuent la seule in­di­ca­tion fiable de la prime de risque. À titre d'illus­tra­tion : l'écart de taux entre les obli­ga­tions à long terme belges et al­le­mandes a beau­coup di­mi­nué ces der­niers mois. Cela si­gni­fie que selon le mar­ché obli­ga­taire, la qua­lité des obli­ga­tions d'État belges s'est amé­lio­r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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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1240 - 時事 周永康事件「代言人」

明鏡新聞網創辦人何頻,近日變成周永康事件代言人,他聲言其消息可靠。而他在香港亦出版多本禁書,揭露中共官場秘史。(台灣《蘋果日報》圖片)

周永康事件「代言人」

壹路向北

周永康事件「代言人」

被視為薄熙來同黨、中共中央政法委前書記周永康,遭軟禁扣查的消息近日熱傳,雖然中共官方仍未證實,但香港、台灣多個中文媒體,還有英國廣播公司( BBC)中文網、路透社等都大事報導,部分更繪影繪聲指出周永康曾有刺殺習近平計謀,十足電影橋段。而主流媒體引述的消息來源,主要來自總部設在紐約的兩大禁書禁網王國——明鏡新聞集團及博訊新聞網。它們點解咁堅收到咁多「北京可靠消息人士」的風?

明鏡新聞網連日刊出周永康被查消息,並被多個國際媒體引述報導。

 

有曾擔任這些媒體的線人向本刊透露,不少內地官場內幕,近年都是透過被中共封鎖的海外網站,或香港的雜誌滲透出來。而這些禁書禁網都得到官場某個派系支持,作為鞏固它們勢力的渠道,或用來打擊政敵。
建立海外網站的成本其實不高,官員未必會「現兜兜」向網主磅水,而是透過支持網主的其他生意、或給予個別人士利益作為交換。中南海各派系,近年都積極拉攏這些海外傳媒,即使口口聲聲批評它們是獲美國支持的反華勢力,但背後卻加以充分利用,暗暗派出線人給這些媒體放料,難怪個個網主都聲言自己的料堅過石堅。
其中明鏡新聞集團創辦人何頻,在今次周永康事件上儼如代言人。他接受 BBC中文網訪問時透露,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上週二政治局會議上,向政治局常委通報了周永康受查,又說:「此前一日,組織上決定對他的問題進行立案調查,對他的行動實行比之前更嚴密的監視。」

在港出版禁書

明鏡出版社最為人熟悉,是二○○一年出版《中國六四真相》。

 

何頻接受本刊訪問時更聲言,消息陸續有來:「(我們)有幾個不同消息來源,我們並沒有全部刊發已經掌握的訊息。」至於內幕來自哪個級別、派系官員,何頻對此三緘其口,話要保護自己的針。
明鏡是八九六四之後、九一年由何頻於加拿大多倫多創辦。他說,明鏡代表「明鏡高懸,以史為鑑」,曾出版《中國六四真相》、《黃禍》等大陸禁書而為人熟識。
何頻指,他八十年代曾在湖南廣播電台、《深圳法制報》等內地傳媒任職,年輕時已經廣交人脈,之後朋友升官發財,經常有機會同中共高層接觸,朋友亦變成他掌握官場機密的線索。
四十八歲的何頻曾參與八九學運,六四後被中共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通緝追捕,時年只有廿四歲的他,獲「黃雀行動」營救逃亡至加拿大,九三年起定居紐約至今。

專爆中共醜聞

何頻的生意近年愈做愈大,大舉出版禁書及雜誌搵銀,由九十年代搞《明鏡》月刊及明鏡出版社,到如今在港出版一系列《內幕》、《外參》、《大事件》等中共官場揭秘雜誌,還有旗下明鏡新聞網、多維新聞網,成個禁書王國撈到風生水起,但何頻就拒絕透露一切財務數字,包括其資金來源。
明鏡爆過不少中共高層內幕的獨家古仔。例如上年二月初,即重慶前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走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前四日,就爆出王立軍正被調查的消息,一個月後再報導薄熙來被雙規。當時大家仲話要放長雙眼先知啲料有幾堅,後來就知都真係幾先知。而何頻後來更加威到有美國書商,邀請他出書《 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講薄熙來。
有網民質疑明鏡是江澤民派系打手,何頻對此耍手擰頭,更加話自己只要收到好料猛料(當然要係醜聞)就會毫不留手報導。

江系媒體打周

博迅新聞網創辦人韋石(左),今年五月曾途經香港,與其父(右)回國為逝世母親奔喪。韋石在美報導敏感訊息卻能回國,令人猜測他有後台照住。

 

至於在周永康事件上,被大量引述的另一個媒體博迅新聞網,總部同樣在紐約。創辦人韋石曾在 Twitter發帖評論:「周永康的主要罪行:謀殺、計劃發起針對一些關鍵國家領導人的刺殺政變,以及巨大的腐敗。結局應該比薄熙來壞。」
韋石原名孟維參,與何頻同樣四十八歲是河北人,曾經留學美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讀過電機工程和 IT,畢業後留美,二○○○年在美國創辦博訊,從此成為中共名單上的敏感人士。《文匯報》曾經刊出評論文章,直指博迅收取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基金會的錢來自美國政府,在大陸眼中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專門在幕後支持反華組織。
而韋石亦似乎不缺水,廣邀各路人馬加入博迅工作。不知是同行如敵國,抑或所屬派系路線不同,何頻的多維網去年報導博迅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關係後,即遭韋石連日反擊,指自己是透過「公民記者」義工幫忙營運。博訊現時每日點擊率超過五十萬。

最奇怪是今年五月,韋石在內地的母親病逝,入了美籍的韋石獲「特准」途經香港回國奔喪。他則稱是透過在地方稅務局做官的堂哥幫手申請,最後出乎意料竟拿到簽證,事後又指身在大陸期間,無人問話無人跟蹤,仲話中共高層已變得鬆動。
韋石獲特准回國一事,引起美國民運圈中人揣測,其博訊網是隸屬江澤民派系。
周永康向來被視為江澤民馬房,習近平要處理他,為何又會是江系媒體率先發布消息?有分析認為,江人馬大概知道周永康保不住,唯有來一招「先發制人、棄車保帥」及早將消息流出,一方面說江澤民支持習近平拉人決定,另一方面盡早將周永康與江系人馬切割,以免禍及江系大局利益。

官方公布张成泽更多罪行:向心腹散布淫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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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布张成泽更多罪行:向心腹散布淫秽图片

2013-12-13 08:29:34     来源:网易环球眼

另据韩联社报道:快讯:执政党议员透露朝鲜疑似用机关枪枪毙张成泽

朝中社平壤12月13日电 朝鲜军民获悉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后,要求以革命的名义对反党反革命宗派分子进行严厉审判。在冲天的憎恶和愤怒震撼全国的时候,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于12日开庭审判千古逆贼张成泽。

张成泽作为现代版宗派的头目,长期纠集不纯势力形成分派,怀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通过种种阴谋和卑鄙手法犯下了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穷凶极恶的罪行。特别军事法庭对被告人张成泽的罪状进行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张成泽的一切罪行百分之百得到证实,被告人对之全部供认不讳。

法庭上宣读了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书。

判决书的每句是朝鲜军民给予反党反革命分子、恶毒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张成泽的狠狠的铁锤。

罪不容诛的叛国贼张成泽为颠覆党和国家的首脑部及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反党反革命宗派行为。

张成泽从早得到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高度的政治信任,被器用于党和国家的要职,比任何人都享受了两位大元帅莫大的恩德。他尤其托金正恩第一书记的更大信任,担任了比以往更高的职位。

对张成泽而言,白头山卓绝伟人们的政治信任和恩惠实在是超过本分的。

以道义报答信任、以忠贞报答恩惠,是做人起码的道理。

但是,狗不如的人间渣滓张成泽背叛党和领袖天大的信任和深恩的栽培,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逆行为。

张成泽虽然早有肮脏的政治野心,但在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在世时不敢兴风作浪而察言观色,在幕后同床异梦、阳奉阴违。到了革命的班交替的历史转折期,他认为时机终于到来,开始暴露出了自己的原形。

按照全党、全军、全民的一致意愿推举金正恩同志为金正日总书记的唯一接班人的重大问题提到日程时,张成泽心怀二意,犯下了明里暗里地妨碍领导的继承问题的滔天大罪。

自己的狡猾阴谋未能得逞,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会议根据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一致的意愿,宣布拥戴金正恩同志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决定,全场以热烈的欢呼沸腾的时候,张成泽不情愿地站起来勉强拍手应付,表现出傲慢不恭的态度,从而引起了朝鲜军民的冲天愤怒。

他招认,当时他的这一不经意的行动,是因为生怕如果金正恩同志的领军基础和体系一旦巩固起来,将给他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造成巨大障碍。

后来,金正日总书记太突然地、太早地不幸逝世后,张成泽开始全面着手实现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

张成泽利用经常陪同金正恩同志进行现场指导的机会,试图向对内外显示他是同革命的首脑部不相上下的特别存在,以造成对他的幻想。

为了纠集将来为他颠覆党和国家首脑部所用的反动集团,张成泽以狡猾的方法把曾因不执行金正日总书记的教导、奉承和追随他而受严重处分、被撤职或免职等的不纯分子和异己分子带进党中央机构及其下属单位。

张成泽主管青年工作部门时,同被敌人收买叛变的分子沆瀣一气,严重损害朝鲜青年运动。在他们被党的果断措施揭发和肃清后,张成泽也把他们的余党继续包庇并安插到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

从1980年代起,张成泽每逢调到别的职位,都带走善于阿谀奉承的李龙河。李龙河曾因拒不接受党的唯一领导的宗派行为而免职,可张成泽系统地把他提拔到党中央第一副部长,当做自己的心腹走狗。

近几年来,张成泽巧妙地把因同样的重大问题被撤职的亲信和献媚分子调到自己主管的机构及其下属单位,在其周围系统地纠集有前科、经历暧昧、心怀不满的人,骑在他们头上自居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

张成泽大幅扩大其机构和下属单位的编制,图谋一手掌控国家全盘工作,向各省、中央机关伸出魔爪,把自己所在的机构变为任何人不得进犯的"小王国"。

张成泽竟敢阻挠大同江瓷砖厂建立金日成与金正日的马赛克壁画和现场指导史迹碑,故意回避朝鲜人民内务军将士要把金正恩致部队的亲笔回信刻在天然花岗石建立于指挥部大楼前的一致要求,最后勉强指示在一个背阴处建立亲笔碑。

张成泽迄今系统地违抗党的路线政策,出于令人将其视为也可以推翻党的结论和方针的特殊存在,助长对其极度幻想和偶像化的蓄意的阴险意图。

为了制造对自己的幻想,张成泽甚至贸然中途劫夺凝聚朝鲜军民对党和领袖纯洁的忠贞和炽热的至诚的物资分发给心腹,以抬高自己。

结果,其所在的机构和下属单位的阿谀奉承、追随份子将张成泽吹捧为"一号同志",甚至违抗党的指示来讨好。

张成泽建立自己的机构和相关单位比党的方针更重视和接受其指示的不正常的工作体系,令其心腹走卒和追随份子不惜干出了不服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命令的反革命行径。

不管他是谁,凡是不服从最高司令官的命令者,革命的枪杆子绝不容忍,而且在祖国疆土上死无葬身之地。

张成泽梦想作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第一步,窃据内阁总理职务,为此策划使他主管的机构独揽国家经济的重要领域来架空内阁,从而把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推入无法收拾的破产局面。

他无视金正日在第十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树立的新的国家机构体制,把内阁所属检查监督机构纳入他的旗下,全部掌握和肆意主宰设立和取消委员会、省、中央机关和道、市、郡级机构,成立贸易及创汇单位和驻外机构,适用工资等原由内阁负责的一切有关机构编制工作,导致内阁无法圆满发挥作为经济司令部的职能和作用。

他未经同内阁和相关省协商,企图向党虚报关于国家建设监督机构的问题。而碰到相关干部提出这违背两位大元帅制定的建设法的正确意见,悍然妄言:"那么,修改建设法不就完事了吗?"

张成泽滥用职权,搞乱两位大元帅就首都建设建立起来的工作体系,几年间把很多建设建材基地几乎变为废墟,以狡猾的手法消弱首都建设单位的技术人员和技工队伍,把一些重要建设单位交给心腹用来挣钱,故意妨碍了平壤市建设。

张成泽犯下的卖国行为还包括,让亲信随便卖掉煤炭等宝贵的地下资源,上掮客的当欠下很多债,今年5月还以还这笔债为借口,居然以50年为期向外国出卖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地皮。

张成泽又是2009年在背后操纵千古逆贼朴南基,滥发数千亿圆朝币,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扰乱民心的元凶。

他为筹措实现政治野心所需的资金,以各种名义助长赚钱生意,专事营私舞弊行为,带头向朝鲜社会散播了安逸松懈、无纪律的毒素。

张成泽从上世纪80年代光复大街建设时期就开始筹集贵金属,并在属下组建秘密机构,藐视国法,从银行调出巨额资金买进贵金属,结果对国家的财政管理体系造成巨大混乱,犯下了反国家罪行。

从2009年起,张成泽向其心腹走卒散布种种淫秽图片,带动资本主义寻欢作乐风气混入国内,到处挥霍无度、骄奢淫逸。

仅以张成泽在2009年一年里从其小金库拿出挥霍460多万欧元,出入海外赌场一事,足以证明他何等堕落、变质。

张成泽被对政权的野心冲昏头脑,盲目猖狂,以至于愚蠢地认为若动员军队,政变可以得逞,因此执拗地企图对人民军伸出魔爪。

在庭审过程中,张成泽淋漓尽致地流露出了其作为千古逆贼的丑恶居心。他说:"我试图使军队和人民中间产生对现政权就国家经济状况和民生深陷困境束手无策的不满",政变的对象正是"最高领导人"。

对政变的手段和方法,他也供认不讳:"我准备利用有私人交情的军队干部或亲信,动员他们手中的武装力量。虽然我不熟悉最近被任命的军队干部,但是与以前被任命的军队干部还是有一面之交。还想,如果今后群众和军人的生活进一步恶化,或许军队也会赞同政变。我认为李龙河、张秀吉等我的心腹肯定完全能跟我,也打算拉拢负责人民保安机关的人作为我的亲信参与政变。还有几个,我以为可以利用的。"

至于发动政变的时机和政变以后的打算,张成泽招供说:"政变时期尚未确定。不过,我打算到经济完全瘫痪、国家濒临崩溃的时候,把我的机构和所有经济机关集中于内阁,并由我来担任总理。我想,如果我出任总理后,拿出以各种名义筹措的庞大资金解决一些生活问题,人民和军队肯定会喊我的万岁,政变也就顺利完成。"

张成泽幼稚地认为,他以卑劣的方法篡夺权力后,"新政权"可以借其被外界认为"改革家"的丑恶嘴脸,很快能得到外国的"承认"。

一切事实确切地证明,张成泽借助美国和南朝鲜逆贼集团的"战略忍耐"政策和"等待战略",从很早用尽一切手段和方法恶毒地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天下头号千古逆贼、卖国贼。

张成泽反党、反国家、反人民罪行可恶丑陋的全貌,通过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庭审彻底揭露。

时代和历史将铭记党和革命的敌人、人民的仇敌、穷凶极恶的叛国贼张成泽令人切齿痛恨的罪状。

无论岁月流逝、世代交替,白头山血统是绝不能改变或更换的。

我们党、国家、军队和人民只认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同志,绝无其他人。

只要有谁胆敢反对金正恩同志的唯一领导,挑战他的绝对权威,使个别人与白头山血统对峙,朝鲜军民绝不会饶恕。不管他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也要统统抓回来推上严正的历史法庭,以党和革命、祖国和人民的名义加以严惩。

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证实被告人张成泽从思想上雷同敌人,为推翻朝鲜的人民政权进行的颠覆阴谋构成朝鲜刑法第60条所规定的犯罪,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严厉谴责凶恶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千古逆贼张成泽,并根据刑法第60条判处他死刑。

死刑立即被执行。

本文来源:网易环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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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容易信神而不是进化论的7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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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容易信神而不是进化论的7个理由

2013-12-11 21:35:01     来源:科学公园

对于我们不那么科学的头脑,科学能告诉我们什么。


人的进化历程?

前不久,一本重要的高中生物学基础教材没有获得德克萨斯州教育委员会通过——其作者包括布朗大学的罗马天主教生物学家肯尼斯·米勒(Kenneth Miller)——原因是该教材对待进化论的态度。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来自一名被认为是"达尔文怀疑论者"的教材审核人的批评,是教材被否决的主要原因。

尽管神创论者们一直试图中伤现代科学,并不妨碍现代科学开始对神创论进行科学解释。而且看起来进化论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对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和关联性提供了无可争议的科学解释,其对象显然也包含人类。人类的大脑是进化的惊人杰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是,这些进化了的大脑可能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不接受进化论。


1871年的讽刺漫画将达尔文描绘成一只猿

"种种的心理倾向让我们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进化论,这是毫无疑问的,"埃默里大学心理、大脑和文化中心主任罗伯特·麦考雷(Robert N. McCauley)解释说,他同时也是《为什么宗教是自然的而科学不是》一书的作者。

对于我们不那么科学的大脑,科学能告诉我们什么?这里有一份清单,列举了最近的研究发现的一些阻碍我们接受进化论的认知特点、思维方式和心理因素。

 
生物本质主义

首先,在我们内心深处似乎存在着某种倾向,让我们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生物学——换句话说,我们会假设每个独立的物种都有一个基本的、独特的自然属性,来把种群中所有的成员联系起来,而这种自然属性是不可违背的。鱼有鳃,鸟有翼,鱼生鱼,鸟生鸟,万物皆然。本质主义思维在幼童身上就有体现。"像我那2岁半的孙女,就很清楚小狗的爸爸妈妈不可能是小马,"麦考雷解释道。

像许多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如果本质主义是一种默认和预设的思维方式,那么进化论在是否被人所接受时就处在了非常不利的位置。达尔文和他的众多科学追随者们已经证实本质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只要时间足够长,生物的种类实际上是变化的而非固定的。不同物种通过一个个处于中间状态的物种,和其他的物种联系起来——最终所有的物种都会相互联系起来。

 
目的论思维

本质主义只是在幼童身上观察到的一个阻碍进化论思维的基本认知特点。另一个是"目的论",或者说倾向于认为事物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从而假定它们是为了达成某个目标。

最近的研究显示,4岁和5岁的幼儿的思维中存在高度的目的论,比如他们倾向于认为云的产生是"为了下雨",之所以有狮子则是"为了要去动物园"。在7岁和8岁的儿童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趋势,当他们被问及为什么"史前的岩石是尖的",很多答案是"为了让动物们痒痒的时候有地方蹭"和"为了防止动物坐在上面而把它们压碎。"


威廉·佩利教士的作品《自然神学》的扉页,这本书因提出了一个根据自然中看上去存在的设计而证明神的存在的观点而著名

为什么儿童会这样思考?一项研究推测,这种目的论倾向是"一种社会智能思维的副作用,它天然地倾向于优先考虑具有目的性的解释。"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进化为倾向于去思考别人在想些什么,有什么意图和目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这场进化与反进化的较量就自然地偏向了诸如"智能设计"之类的反进化论教条了。"智能设计"论假定一个智能的主体(神)是地球上产生生物多样性的原因,并且想要在生物有机体中发现证据证明这是有意识地设计。

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设计者就是"神"?那也有可能是大脑默认设置的结果。


过度活跃的动机论

另外一个特点和目的论思维关系紧密,就是人们会倾向于把任意无生命的物品当作是有意识和目的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宗教起源学者阿兰·诺伦萨扬(Ara Norenzayan)解释说,有很多错误探测动机和原因的例子,比如人们会"在云中看到人脸",甚至"当电脑出毛病时会对它生气"。人们一直都在这样"将事物拟人化",这似乎是自然发生的。这也是迈向宗教的一小步:"当人们将那些神人格化时,他们其实是在对某些精神状态进行臆测," 诺伦萨扬说。

对于我们将事物人格化的这种倾向,有很多进化起源上的猜测。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进化成这样迅速地把世上的事物假定为活的并且存在威胁,是出于自我保护,因为错把风吹草动当成一头熊的话不会送命,但是当草叶沙沙作响时没有及早发现熊的话那基本是死定了。"超自然的动因很容易就被幻想出来,是因为在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时,具有动因探测认知机制的人更容易生存,也就更有利于自然选择,"诺伦萨扬和她的同事,宗教起源学者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写道。


笛卡尔绘制的松果体的图案,他相信那是人的脑内灵魂所居之处


二元论

人类认知架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倾向于认为意识(或者说"自我"、"灵魂")和大脑是以某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分开的。这种倾向再次在幼童身上发现,这也暗示着这种特征出现于人类的早期进化过程中。"学龄前儿童会认为大脑是对精神生活的某些方面负责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需要深思熟虑的脑力工作,比如解答数学题,"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和蒂娜·斯科尼克·威斯伯格(Deena Skolnick Weisberg)写道。"但是学龄前儿童还会认为大脑和许多其他活动无关,比如假装成一只袋鼠,爱自己的兄弟,或者刷牙。"

二元论的思维与人们相信鬼怪现象的行为密切相关。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它也是和信神联系最牢固的认知因素。至于进化科学呢?二元论显然与人能够从纯自然过程中进化出来这一观点背道而驰——因为如果承认这一观点的话,哪来的灵魂和超越躯体的自我啊,更别说什么来生了。

 
缺乏理解大的时间跨度的能力

诺伦萨扬认为,有一个更基本的认知因素加大了我们理解进化的难度。进化是由于相当长时间内的很多微小变化的积累而发生的——这意味着它不同于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事。因此仅仅是想一下也不是很容易的。"领略进化的进程,这种千百万年以来,微小的变化不断积累,"诺伦萨扬说,"你只能依靠抽象的方法,而不是凭借你的直觉。我们的大脑并不认为那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推翻这种怀疑。"

 
群体道德和部落主义

当前有一种关于宗教的科学理论认为,宗教的存在或演化是为了使群体联合起来并保持团结,这是多么地恰如其分。但是在这些认知因素之外,许多人不愿相信进化还有一些情感上的理由。要知道当进化论教育遇到阻力,通常是由于一个宗教团体害怕科学事实会损害其被视作共同价值观和共识之根基的信仰体系——在美国通常是原教旨基督教团体。换句话说,进化论的受阻,是因为它被当作了对某个团体的威胁。

所以一个科学理论对于宗教是否合适,取决于它的存在(或许是它的演化)是否能联合一个群体并使他们保持团结。道德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Jonathan Haidt)在他最近的书《正义之心》中提出,宗教提供了一套实际上可以当作社会粘合剂的共同信仰和做法。"神和宗教,"海德写道,"是为了配合以群体为单位的人们产生凝聚力和信任感而产生的。"好的一面是有利于团结,海德继续道,"坏的一面是护短,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威胁到群体或者伤害到保持群体团结的信仰的观点和意见——像进化论这样的——在这种状况下必然要遭殃。


Everett Collection/Shutterstock


恐惧和对确定性的需要

最后,一些有关恐惧和怀疑的原因促进了宗教的发展,阻碍了人们对进化论的接受。"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一种'有人善意地设计了这个世界'的立场,而不是一个'无目的和随机的世界," 诺伦萨扬说。"尤其是在人们感受到威胁,或者觉得事情失去控制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在一项令人惊奇的研究中,一些刚刚经历了严重地震的新西兰人显示出了更强的宗教性,但这只限于直接遭受了地震影响的人们。其他的研究显示,让人们思考死亡也会增加他们的宗教性,和降低对进化论的接受程度。不仅仅是对死亡:还有对随机性和混乱的思考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在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想象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状况,然后"给出3个理由支持'未来是/不可控'的观点",研究显示出他们对进化论的接受程度明显降低,而是会选择一种智能设计式的解释取而代之。(另一项研究发现,面对恐惧是,反进化论者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和一种被称为'认知闭合需要'的特征,这是一种找到答案排除不确定性因素和消除怀疑的心理需要。)

以上就是研究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指出来。首先,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和宗教从根本上完全不能相容。这个冲突会非常剧烈,但尽管如此,有一些人还是能找到保留其宗教信仰又接受进化论的办法的——包括前面提及的布朗大学的生物教材作者肯尼斯·米勒(Kenneth Miller),他是个天主教徒。

其次,纵然有许多理由认为前文提及的那些特点组成了人的核心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是由自然选择产生进化的直接结果。可能正好相反,宗教是作为一些更基础的属性的副产物出现的,这些属性因为能提供更强的适应性(比如动因探测)而被人们所选择。这个"副产物"的观点是被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支持的。

无论如何,证据清晰地表明,我们的认知架构,还有我们的情感倾向,使得很多人对接受进化论感到困难和不自然。"自然选择就像量子物理……通过相当大的努力之后,我们或许从智力上掌握了它,但总是觉得它哪儿不对劲,"耶鲁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写道。在一个四处皆科学的时代,科学还能导致如此多的焦虑和抵抗,人们常常会对此表示惊讶。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才奇怪呢。

作者:克里斯·穆尼

编译:雯熙她爸

校对:叮当蓝色鱼

来源:motherjones


原文链接:http://www.scipark.net/archives/1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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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que en ligne : Spotify veut résister à Apple

Musique en ligne : Spotify veut résister à Apple

LE MONDE | 12.12.2013 à 12h10 | Par Alain Beuve-Méry

Daniel Ek, le 11 décembre, à New York. Le patron de Spotify fait le pari qu'en rendant son modèle plus accessible, il gagnera des abonnés. Daniel Ek, le 11 décembre, à New York. Le patron de Spotify fait le pari qu'en rendant son modèle plus accessible, il gagnera des abonnés. | E. DUNAN/AFP

Généraliser la gratuité. Mais sans abandonner le système d'abonnement. C'est le choix fait par Spotify et annoncé, mercredi 11 décembre à New York, par Daniel Ek, le patron suédois et fondateur de cette entreprise, leader mondial du streaming, l'écoute en ligne de musique sans téléchar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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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un sacré tournant pour cette société créée en 2008. « Le plus important », de l'aveu de M. Ek, mais dicté avant tout par les contraintes économiques. Et surtout par l'offensive engagée par Apple, en septembre, avec le lancement de son service d'accès en ligne gratuit, iTunes radio.

« CRÉER UN MODÈLE ÉCONOMIQUE PÉRENNE QUI RAPPORTE DE L'ARGENT À L'INDUSTRIE MUSICALE »

« Nous voulons créer un modèle économique pérenne qui rapporte de l'argent à l'industrie musicale », a expliqué M. Ek au Monde. « Aujourd'hui, Spotify rassemble six millions de personnes dans le monde qui paient pour écouter de la musique. Notre objectif est de faire croître le nombre d'abonnés mais aussi de simples utilisateurs », explique-t-il.

Car pour arriver à ce résultat, le jeune patron trentenaire a théorisé le passage au gratuit. « Plus vous avez d'utilisateurs, plus vous avez de souscripteurs », tel est le credo qu'il invoque et le pari qu'il engage, au niveau mondial, pour sa start-up, la musique en ligne n'ayant pas de frontières.

Mercredi, Daniel Ek a fait quatre fortes annonces publiques. La première concerne la gratuité de son modèle et avait été éventée par le Wall Street journal. Il a confirmé que Spotify devenait gratuit, sans limitation de durée d'écoute, le financement étant assuré par la publicité. Désormais, le service, qui était déjà accessible gratuitement sur ordinateur fixe et portable, le sera aussi sur tablettes et mobiles, sous système d'exploitation IOS (Apple) ou Android (Google).

LE CATALOGUE DE LED ZEPPPELIN ACCESSIBLE SUR LA PLATEFORME

Les vingt millions de titres du catalogue de la start-up suédoise seront accessibles sans limitation (contre dix heures d'écoute jusqu'alors), mais toutes les trois ou quatre chansons, il y aura désormais une publicité sonore. Par rapport aux abonnés, les utilisateurs du modèle gratuit ne pourront écouter leurs titres que dans un mode aléatoire.

Déjà présent dans trente-cinq pays, Spotify étend sa couverture internationale en l'élargissant à vingt pays de plus, d'Amérique latine, d'Asie et d'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Bolivie Colombie, Indonésie, Chypre, Slovaquie, etc.)

Enfin, cerise sur le gâteau, M. Ek a annoncé que le catalogue de Led Zepppelin – le groupe légendaire de rock, fondé en 1968 par John Bonham, John Paul Jones, Jimmy Page et Robert Plant (label Atlantic-Swan) – devenait enfin accessible sur la plateforme de Spotify.

UNE LONGUEUR D'AVANCE SUR SES CONCURRENTS AUX ÉTATS-UNIS

Pour Spotify, l'évolution du modèle économique vise à répondre au lancement par Apple de son iTunes radio. Le marché américain reste à ce jour pour la musique, le plus important et le plus rémunérateur au niveau mondial, mais également le plus compétitif. Présent aux Etats-Unis depuis 2011, Spotify entend désormais chasser sur les terres de Pandora, Rdio et iTunes Radio.

Jusqu'à présent, Spotify, qui ne gagne pas encore d'argent, tire l'essentiel de ses revenus de ses abonnements. Avec le service Spotify free, il sera désormais aussi financé par de la publicité. Aujourd'hui, Spotify dispose d'un portefeuille de 24 millions d'utilisateurs, ce qui reste modeste, mais la société jouit d'un bon taux de conversion, puisqu'un quart sont devenus des abonnés.

Spotify fait le pari qu'en rendant son modèle plus accessible, il gagnera des abonnés, car son modèle « premium » permet d'écouter la musique à la demande, sans interruption publicitaire, donnant aussi accès à une meilleure qualité acoustique. Pour le moment, aux Etats-Unis, l'entreprise garde une longueur d'avance sur ses concurrents.

« UNE ENTREPRISE ''MOBILE'' »

Le deuxième pari stratégique de Daniel Ek est de « transformer Spotify en une entreprise "mobile", puisque, du réveil jusqu'au moment où vous allez vous coucher, votre téléphone intelligent vous accompagne à chaque instant », explique-t-il. Il s'agit dans ces conditions d'offrir le meilleur catalogue de musique.

Aujourd'hui les revenus du streaming ont le vent en poupe avec une croissance de 40 % à 1,1 milliard de dollars (800 millions d'euros) en 2012, contre près de 4 milliards de dollars pour le téléchargement.

Entre 2000 et 2012, le chiffre d'affaires mondial de la musique est passé de 27 milliards de dollars à 22 milliards. Mais alors que le revenu issu du numérique comptait pour quantité négligeable il y a une décennie, leur montant s'élève à plus de 5 milliards de dollars aujourd'hui.

« ÊTRE 100 % TRANSPARENT »

C'est dans cette évolution que Daniel Ek, inscrit son parcours. Il rappelle volontiers qu'il est né en Suède, le pays où est né le site de téléchargement illégal Pirate Bay. Depuis, notamment grâce à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e Spotify, le streaming représente 70 % du marché de la musique suédois et il s'agit d'une offre légale.

Pour séduire les publics et les artistes, Spotify rappelle qu'elle reverse 70 % de son chiffre d'affaires aux ayants droit. Sur cette question, Daniel Ek désire « être 100 % transparent ». Mais, c'est le point sur lequel son modèle économique demeure le plus fragile.

Aujourd'hui, un certain nombre d'artistes demeurent en effet méfiants à l'égard du streaming qu'ils ne jugent pas assez rémunérateurs et refusent de confier leur titre, voire pour certains cherchent à les reprendre.

Pour l'industrie musicale et pour les entreprises de musique en ligne, c'est une véritable course contre la montre qui est engagée. En changeant son modèle, Spotify devrait également contraindre Deezer, l'entreprise française, numéro deux mondial du streaming à faire évoluer son modèle.

Musique en ligne : Spotify veut résister à Apple

Spotify désormais gratuit sur mobiles, mais en lecture aléatoire

Le Monde.fr | 11.12.2013 à 17h47 • Mis à jour le 11.12.2013 à 19h22

Alex Norstrom, vice-président de Spotify, le 13 novembre. Alex Norstrom, vice-président de Spotify, le 13 novembre. | REUTERS/LEHTIKUVA

Le numéro un mondial de l'écoute de musique en ligne, le Suédois Spotify, se lance dans le gratuit. Le PDG du groupe, Daniel Ek, a annoncé mercredi 11 décembre que les utilisateurs de l'application sur téléphone mobile et tablette pourront désormais écouter librement « tous les artistes, albums, playlists » proposés par le service. Jusqu'à présent, il fallait contracter un abonnement à 9,99 euros mensuels pour accéder à plus que les dix heures d'écoute gratuites par mois.

Cette gratuité a cependant un prix : l'écoute sera entrecoupée toutes les trois ou quatre chansons par des publicités visant à rentabiliser les coûts de bande passante et de droits d'auteur. La publicité ne devrait pas dépasser « deux minutes par heure », selon Yann Thébaut, directeur général pour la France et l'Europe du Sud. Les utilisateurs « gratuits » ne pourront en outre écouter la musique qu'en lecture aléatoire.

A l'occasion de ce lancement, Spotify a également annoncé la mise à disposition en exclusivité pour un an de la discographie de Led Zeppelin, ainsi que le développement du service dans 20 nouveaux pays en Europe et en Amérique latine. 

Lancé par deux Suédois en 2006, Spotify n'a pas encore réussi à engranger de bénéfice. En 2012, sa perte nette a été de 58,7 millions d'euros pour un chiffre d'affaires de 434,7 millions d'euros. Le groupe revendique pourtant 24 millions d'utilisateurs dans le monde, dont 6 millions d'abonnés à son service payant.


10 亿元赌局,雷军称小米 5 年内超过格力

10 亿元赌局,雷军称小米 5 年内超过格力
爱范儿 · Beats of 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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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昨晚举行,小米公司 CEO 雷军和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均获选 2013 经济年度人物。

去年马云和王健林 1 亿元赌局现虽作罢,但早已让看客们议论纷纷。今年,赌局戏码再次上演,主角换成了卖手机的雷军和卖空调的董明珠。

雷军说,我们就赌一块钱吧,看小米 5 年之内销售额能否超过格力。强悍的董明珠操起话筒,要赌就赌 10 亿。物价飞涨,筹码也跟着上涨。

董明珠呛声雷军,后者也毫不示弱,频频反击,对话精彩纷呈。现摘取片段置于下文,值得一看。

陈伟鸿:董明珠女士,你刚才也看到,在双"十一"的时候,小米在那马云那儿卖的速度极快,几分钟,三分钟。

雷军:三分钟突破了一亿。

陈伟鸿:三分钟突破了一亿,你烦吗看到这个数字?

董明珠:不烦,为什么要烦?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的电商模式也是新型的商业模式,所以它和实体经济的实体店的同步发展,是很正常的。

陈伟鸿:所以其实你们两个身上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你们(马云、王健林)觉得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描述一下董明珠女士她的模式,你们更愿意用什么词?

王健林:实体和实业。

陈伟鸿:您描述一下雷军先生。

马云:营销。

陈伟鸿:他的营销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在两位身上发现了很多不同,我们把这些不同也呈现在屏幕之上,大家来看看到底小米和格力电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从工厂的数量来说,小米是 0,格力是 9。员工数量小米是 0,格力是七万以上。专卖店小米是 0,格力是三万以上。营业总收入小米是 300 亿,格力是 1007 亿。这个非常明显,我非常认同王健林先生刚才说的实业,其实还可以加上一个实体。马云先生,您看到雷军从 0、0、0,一直创下了 300 亿的营收,我觉得他好像是虚拟加虚拟的创新。不认同?

马云:格力有多少年了?

董明珠:23 年。

马云:如果小米 23 年以后,还能够拿这张图那才叫本事。

陈伟鸿:所以雷军你有没有信心,你 23 年之后,前面所有的都是 0,而后面的总是会翻番。

雷军:我觉得差不多。

陈伟鸿: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雷军:

小米的盈利模式最最重要的就是轻资产,第一,它没有工厂,所以它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工厂。第二,它没有渠道,没有零售店,所以它可以采用互联网的电商直销模式。这样的话没有渠道成本,没有店面成本,没有销售成本,效率更高。第三点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工厂,因为没有零售店,它可以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产品研发,放在和用户的交流之上。

所以,小米 4000 名员工,2500 人在做跟用户沟通的事情,1400 人在做研发。所以,它把自己的精力高度集中在产品研发和用户服务上。

陈伟鸿:你们两人所代表的生产模式,对中国的企业,对我们的转型升级来说,到底谁的后劲更足,你们的竞争应该是在生产环节上的竞争。刚才雷军先生已经迫不及待的说,他有多么大的信心,他的模式有多好,那我想董总。

董明珠:我想问雷军,如果全世界的工厂都关掉了,你还有销售吗?

陈伟鸿:雷军刚才很多人也觉得你其实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别人的篮子里。

董明珠:他做营销确实很出色,但是他要感谢那么多工厂在为他服务,一个群体为他服务。所以我觉得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不要忘了别人。

雷军:我觉得董总是挑拨离间,因为我刚才讲了,小米可以找最好的工厂和最好的供应链系统。

董明珠:我不给你做了。

雷军:小米用的是富士康和英华达。

董明珠:不给你做怎么办?

雷军:发展到今天,强调专业化分工,做工厂的人专心把工厂做好,做产品的人专心做产品。

陈伟鸿: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模式我们真的很关心,待会儿我们请马云、王健林做一个评判。不过在评判之前,你们两个人有一个总结陈词的机会。大家各自说一说,为什么是你的好,你对中国的企业而言,将会是一个很有后劲的发展模式。

董明珠:这两个老总更是大家敬佩的老总,他们去年在舞台上赌了一场,其实都没输。其中有 50%、50%,格力把这两个 50% 加在一起,你说输没输。

陈伟鸿:百分之百都属于您。他在传统的零售渠道当中也拿 50%,在电商当中也拿 50%。

董明珠:对,全是我的。

陈伟鸿:听到没有,雷军,未来的市场全是一直坚守实业的董明珠女士的。

雷军:董总你讲完了吗?

董明珠:你讲完我再说。

雷军:其实女士优先,董大姐你还是先讲。

董明珠:

我是老大姐。我觉得真的赞扬他是多数,确实他有一种精神。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我们要兼顾的不是简单的个体的发展,或者三五年之内我追求的是利润,或者追求一个数据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确实要考虑到现在是枝繁叶茂,快速成长,去年一百多亿,今年三百多亿,这种增长速度确实令人震撼。但是我觉得枝繁叶茂的底下根在哪里,可能绿叶长生三年以后,能不能永久,我觉得还是引起思考。

陈伟鸿:董总,您的假设会让很多米粉很伤心,他是他们心中的"雷布斯",您现在这么跟他说,他只能一直点头,他们会非常伤心。所以你可以稍微温柔一点跟他说。

雷军:所以我觉得跟董总 PK,我压力很大。

陈伟鸿:你怕你的米粉。

董明珠:我觉得你不是怕我,因为我刚才在底下看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微笑曲线,谈抓技术,抓营销,抓两头,底下制造不要。但是我能不能把微笑变成大笑呢?

陈伟鸿:如果是大笑,就是我们的模式。

董明珠:从创造到营销,到制造,如果能反过来变成大笑,不是更好吗?

陈伟鸿:我们让现场两位(马云、王健林)做一个选择,其实他们两人我觉得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二位如果要选择支持某一种模式的话,你们会支持谁?这一刻他们俩都很紧张。都盯着你们即将做出的选择。

雷军:

要不我还是说半分钟,刚才我的时间全被董总抢去了,所以董总绝对营销比我好。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觉得第一个,格力是我非常尊重的企业,董明珠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企业家。她在传统制造和传统的消费电子领域做的非常好。但是今天在互联网时代,用互联网的基因重新做消费电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小米就是这个方向的典型代表。那么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它跟用户群最贴近,极其强调用户体验和口碑。我们为什么不做广告?最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测试我们产品的品质和口碑。我觉得第二,因为它是轻模式,所以它的成长速度快。第三个,并不因为是轻模式,实际上我们有 2500 人的服务团队,1300 人的 7 乘 24 小时的呼叫服务,这样的服务我们下的功夫是蛮大的。

我最后总结一句,小米模式能不能战胜格力模式,我觉得看未来五年。请全国人民作证,五年之内,如果我们的营业额击败格力的话,董明珠董总输我一块钱就行了。

董明珠:

我告诉你说,一块钱不要在这说,第一,我告诉你不可能,第二,要赌不是 1 亿,我跟你赌 10 个亿。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 23 年的基础,我们有科技创新研发的能力,而且我们保守了过去传统的模式,把马总请进来,世界就属于格力,你只有一半,不行的。马总你说呢?

雷军:刚才董总跟我挑战 10 亿人民币,你们觉得打不打赌。好,我们请马云担保。请支付宝担保。

陈伟鸿:马云说我今天根本就是躺着中枪,没事就把我拽进来。

董明珠:我觉得手机确实消费品和我们这种家电产品有很多的不同,比如手机抓在手上,我用半年就坏了,那是你的问题,你拿到手上,可能扔了、摔了,所以自己负责,而厂家不负责任。

雷军:董总,提醒一下,电视是家电吗?我们做小米电视。

董明珠:一样,小米电视坏了,拿来修,我赚你维修费,格力是六年免费服务,你敢做六年免费服务吗?

雷军:如果我做小米空调,我保证七年免费服务。

董明珠:你,如果小米像你这种只抓营销,没人买你的空调。

雷军:没有,我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厂和最好的管理。

董明珠:最好的工厂也是别人的,不是你的。我们是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雷军:我们是中国创造,你是中国制造。所以 10 亿人民币,我们必胜。

陈伟鸿:这个时候我要不站在中间,他们俩就会打起来。10 亿元的赌局,跟去年相比。

雷军:关键是支付宝不敢担保。

陈伟鸿:你不要把他逼上绝路。

董明珠:不要说马总不敢担保,我相信两位老总都敢担保。

陈伟鸿:我们想知道,在你们(马云、王健林)心目当中,你们究竟觉得他们的模式谁更有发展后劲,他们俩人很神奇,一个做营销出身的人,最后坚定地走上了技术创新之路,而且技术越发展,越让人啧啧称赞,现在他们的空调已经有不用电费的空调。这位技术出身的帅哥一心一意走上了营销的道路,认为营销就是竞争力和生产力。本身我觉得我就不站在这儿,你们俩人的方向太不一样。

雷军:

今天形成一个巨大的误解,小米没有营销团队,我们提倡最好的团队就是最好的营销,我们建议不要把心思花在营销。第二,我们建议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营销,不要把精力放在所谓的营销上。

董明珠:我觉得雷总在向我靠拢。

雷军:所以技术创新还是最重要的。

陈伟鸿:他们俩自从打赌之后非常客气。马总,你只能选择一方,你会选择谁?

马云:

我觉得我一定要选择的话,我选择站在董总边上。因为我觉得没有传统的制造业,没有什么传统企业和非传统企业,只有传统的思想。所以,一个企业,我在董总身上看到的是企业家的精神,互联网创业的思想。

所以,雷总,确实小米这两年进步非常了不起,像我们这样的新经济企业,不仅成长快是必须的,但做得久才是最艰难的。所以我刚才说三年小米这样,十三年的小米这样,二十三年的小米这样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我们这样的企业在高速发展当中如何活的更长,活的更好。

而且数字经济,虚拟经济,没有实体经济强大的支撑是没法走出来的。所有的数字都是因为有实体,只有实体成长了,数字才会好看,这些数字才是扎实的。

当然我刚才听见雷军讲的也非常对,我们不仅要会制造,还要会营销,但是在我公司里,我觉得营销肯定,刚才他也讲了,营销肯定不是最好的产品,最好的产品是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员工有互联网思想,我们的员工有精力,扎扎实实的精神,这个企业才会走的更长更远。

我觉得阿里巴巴以前全力以赴改变大家对互联网的看法,但是未来几年,我们就是想帮像董明珠格力空调这样的企业,能够把传统企业注入新的东西,让传统企业有互联网的思想,这样的话合作起来,所谓的新经济,其实现在大家模式的争论也好,虚的说实的不好,实的说虚的不好,因为他们俩人纯粹斗嘴。我个人觉得新经济就是虚实的结合,只有虚和实的完美结合,才能作为新经济。否则就是垃圾经济,肯定会倒下来。

陈伟鸿:你选择谁呢?

王健林:小马哥往往出乎意料,我让他先选,他居然选了明珠。所以雷军兄弟,没的选,我就选你这部手机吧。

陈伟鸿:现在我们需要继续争论一番,这回我们不说自己好,专挑对方模式的短板到底在哪里。

雷军:

其实传统的品牌企业,第一点,它所面临的是要经过层层渠道,专卖店,其实它跟用户非常非常远。董总其实一年也见不了几个用户,而且经过了四五个层级以后,用户的差距非常大。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通过很长的渠道以后,库存全部在路上,这样的话有极大的风险,因为极有可能库存最后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

第三点,她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多事情使她不能够真正专心在把她最擅长的事情做好。像小米只做两件事,产品研发和用户服务。所以,只有把这两点做好,才能真正把品牌和业务做好。所以,我有足够的自信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面,我们营业额会超过格力。

董明珠:

对方是信心满满,可能这个信心满满恰恰就是他的危机。我觉得刚才听他的陈述当中,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共赢的思想,把所有的风险都转嫁给别人,如果卖不掉就变成库存,或者甚至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他只抓销售,卖掉就是我的,卖不掉就是别人的,我觉得他真正的危机在这里。

陈伟鸿:时间还有 30 秒钟,我们就交给两位评判吧。来,王总。现在到你们终选的时刻。

马云:我自己觉得往往看对手的时候,最好看对手强在哪里,要比对手弱在哪里更有胜的把握。

陈伟鸿:这个不怪他俩,怪我。

马云:

所以我自己更喜欢看到对方,就是小米的营销确实做的不错,但是营销是很容易学的。

第二个,我也相信三年很有机会小米超过格力的销售额,假设格力不跟我合作好的话。

第三个,咱们要有志气,即使销售额超过我们,不等于他企业模式比我们好。就像我们可能再过几年就会超过沃尔玛全世界的销售额,但不等于阿里巴巴比沃尔玛好,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在前面几年做了一些容易做的事情,最后每个企业都会越来越忙、越来越烦,事情做得越来越多,离客户越来越远,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就看你做多久,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两年当然很舒服,过两年困难的时期还没到。

王健林:

我觉得企业竞争就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在长途比赛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新尽管大多数会成为先烈,少部分会成为先进,但是创新是企业竞争最重要的法宝。

所以,我觉得雷军兄弟小米手机这种模式,至少是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新模式一旦成功,就不可限量。当然了,他也有可能失败,不过我觉得董总那点,别看是 30 秒钟抓得很准,雷军兄弟要克服做生意只有共赢或者说多赢,最后才能自己赢,这个我倒是赞同的。

雷军:我觉得是被董总误导了,小米专注在自己擅长的东西,就是把跟别人最强的合作在一起。董总所有的事情是自己做的,所以董总这个模式有问题。还有马云说的问题我特别赞同,因为我们金山软件已经干了 25 年,比阿里巴巴的时间长一倍以上,我更了解做企业要持续。

董明珠和雷军,谁更有说服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你觉得哪个更有前途呢?

 

题图来自 societyfor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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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电视转战大尺寸前景不乐观 恐难改颓势_财经_中国网



索尼电视转战大尺寸前景不乐观 恐难改颓势

  日前,索尼在东京召开发布会,公布电视业务发展方向,即转向大尺寸液晶电视,追求单品附加值,弱化电视销售总量,以高利润带动电视业务复苏。

  索尼推动大尺寸电视战略能够走多远难以得知,但就目前而言,这是最好的选择。

  放弃中小尺寸的原因

  索尼大力发展大尺寸电视不是偶然,下半年,中日韩主流电视厂商均推出了大尺寸电视,如果索尼不能在大尺寸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将与这一轮的电视发展潮流脱节。即便陷入亏损泥潭,但索尼并没有放弃电视业务的打算,因此,紧跟竞争对手的脚步,推出大尺寸电视既是顺应行业潮流,也是索尼不得不做出的被动选择。

  从另一角度讲,索尼转向大尺寸也是一次契机。众所周知,大尺寸是既3D、智能化之后的又一个标签,在智能化方面,日系电视企业因其保守的思路注定全军溃败,而大尺寸是在硬件领域的一次革新,对精于制造工艺的日系企业来说,"做硬"比"做软"要容易很多。紧紧抓住这次发生在硬件领域的电视变革,对索尼来说是一根不能放弃的救命稻草。

  从销售端来看,发展大尺寸则意味着单品利润提高但销量将降低,索尼已经意识到了这点,鉴于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判断,索尼将液晶电视全年销售目标下调至1550万台,相比原目标降低了200万台。虽然索尼无法预测大尺寸电视的市场表现如何,但在销售端,索尼已提高了大尺寸电视在Bravia液晶电视阵容中的比例。在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双节期间,索尼便大幅提高55英寸电视的促销力度,降幅近两成。而在年底的促销季,索尼也计划投入更多数量的大尺寸电视,并加强优惠力度。

  事实上,在各大家电卖场,索尼电视中小尺寸型号仍然有较高的占比,就在8月份,索尼还推出了一系列中小尺寸的电视新品。不过,中小尺寸电视显然不是索尼的强势产品,与同尺寸国产电视相比,索尼液晶电视售价明显高出一大截。这就意味着,在三四级市场,索尼中小尺寸液晶电视不但没有渠道优势,也无价格优势。对中低端消费者来说,价格才是决定购买的首要因素,包括索尼在内的外资电视难以让品牌溢价在低端市场产生价值。因此,索尼抛弃中小尺寸可谓明智之举。

  索尼走大尺寸的障碍

  当然,索尼要想做强高端市场并非易事。在一线市场,高端消费群体的品牌忠诚度较强,但这一市场显然是外资、国产竞争的重点,支撑起这块市场的必然是产品和品牌。

  就产品而言,索尼发展大尺寸最直接的限制是液晶面板。去年,作为削减电视机部门亏损战略的一部分,索尼出售了与三星电子的面板合资公司股份,节约了大约500亿日元的支出。但索尼削减面板投入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这个需求,自出售面板合资股份后,一度传出索尼与竞争对手合作开发OLED电视的报道,索尼还尝试与友达等上游面板厂商洽谈,联合上游企业降低成本共同开发新品电视。

  目前,索尼和国内绝大多数电视企业一样,依赖于上游企业提供面板。近期,索尼最新推出的84英寸超高清电视,为其提供4K面板的恰恰是LGDisplay,而LG自身也发布了超高清电视新品,并于9月份率先在中国上市。

  索尼一直宣称其电视拥有出色的画质,很多消费者也盲从认为,画质就是索尼电视的优势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索尼所谓的完美画质都是依靠驱动、芯片、智能控制、控光等外部技术矫正后实现的结果,真正决定画质本质效果的是液晶面板技术,遗憾的是索尼并不掌握这些核心技术。作为电视的最关键部件,面板一直是索尼的短板,这也必将影响到索尼的大尺寸电视战略。

  从品牌号召力来看,索尼连续八年的亏损为这个昔日的"日本制造"领头羊蒙上了一层阴影。从Howard Stringer到平井一夫,似乎没有人能救索尼;从谷歌电视、OLED电视到4K电视,似乎索尼什么都敢跟随又似乎什么都难做到极致;从全面削减电视研发投入、重组电视业务,到悄无声息发布超高清,索尼的电视战略回环往复、飘摇不定。总之,索尼近些年的萎靡表现令人失望,当年推出walkman音乐播放器终结CD机的创新使者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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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以為賺其實蝕 以為輸其實贏 - 阮穎嫻



以為賺其實蝕 以為輸其實贏 - 阮穎嫻

特首連日落區,傳媒焦點都集中在「掟嘢」上:財爺中蛋,黃洋達掟屎,社運人士撒溪錢、放紙飛機,甚至落在特首白色座駕上的膠番茄,記者都鉅細無遺地報道。 隨之而來的評論,多以財爺的從容氣度對比特首的窘迫,再拉埋阿諾舒華多年前被擲蛋及其他外國政客被掟來講。

都是一個局

一眾掟嘢示威人士,可能覺得自己贏了:贏了頭版,贏了掌聲,為人民掟中了要害。可是,整個諮詢會可能根本是公關搞出來的一個局,做場show,一來塑造當權者謙卑聆聽的形象,二來是令公眾轉移視線的苦肉計。在民望低無可低時,不失為一個挽回民望的好對策。

難道他沒料到大家會掟嘢嗎?這樣面懵懵的事,當奴同董伯伯都不愛做,何況是心高氣傲的CY,明知會「遇襲」受氣,卻依然硬着頭皮,落區娛民。施政報告從來是順得哥情失嫂意的事,點做都有人鬧,在這劍拔弩張的形勢下,叫大家心平氣和商討政策,所有骨頭都會被挑得一條不剩。他就知道大家會搗亂生事,再加上挺梁人士推波助瀾,這樣一來,傳媒全都聚焦在「暴力」場面上,施政報告寫甚麼大家已無暇理會。

議政功能成疑 特首可望博同情

諮詢會本來就是讓一眾持分者設定議題(set agenda)的戰場,可是多日來,與政策相關的標題,有點印象的就只有「屋都無得住,重行乜嘢山」,其他長者、環保、青年議題等連影都無。兩場諮詢會,換來的只是一連串動作場面,至於聆聽、發聲和溝通的效果,傳媒已不感興趣。

雖然一些社運人士自得其樂,但不要忘記七八成香港人都是「和理非非」的,你的蛋摘中財爺的頭再爆開,只會令人同情特首和財爺,正如當年陳水扁中槍一樣。縱使特首的應對未必很純熟,但相比起來,公眾對社運人士的排斥能淡化對特首的批判,就算特首無加分亦不會失分。

更嚴重的是,很多「和平理性」的香港人,未必分得清社民連、人民力量以及和平佔中,他們只會覺得這堆人蛇鼠一窩,不值得支持。偏偏佔中最需要的,不是一小撮死士,而是整個社會默許他們的行動。正所謂「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樣的隊友」,這樣繼續搞下去,佔中力量又被削了一層,戴耀廷教授多得大家唔少。

難怪「中蛋」過後,梁振英仍說論壇會繼續搞,因為計過有賺。殊不知轉過頭大家已在熱捧「路姆西」,這是始料不及的。當大家心急搶購「路姆西」,傢俬舖的市場部及特首的公關一樣樂得哈哈大笑,前者零成本賣廣告,後者可鬆一口氣,不用幫CY補鑊,他們更恨不得有人買一百隻「路姆西」來丟。

阮穎嫻
浸會大學傳播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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