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8日星期三

Happly:适合儿童的平板网络浏览器

一些家庭在购入 iPad 之后,最常使用它的,或许不是父母而是孩子。在这块平板上面,孩子们可以玩游戏,读有趣的故事,浏览网络等等。

然而,网络上的信息无所不包,其中不乏一些暴力色情的内容,若被年龄过小的孩子浏览到,恐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于父母而言,如何既让孩子懂得利用网络,帮助发展他们的兴趣,又不让网络上的信息伤害到他们,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

也许把内容筛选的责任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工具会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曾经在 MSNBC 、MSN 和 Office Business 等地工作过四年 Brian Monin ,率领 Happly 团队开发出一款专供小孩浏览网络使用的浏览器 Happly ,它既能保证为孩子提供新鲜有趣的信息,又能避免他们受网络上暴力色情信息的侵害。

Happly 采用了适合平板的块状布局,每个色彩斑斓的图片背后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小孩子会喜欢这种方式。相对于文字,他们会更加喜欢颜色丰富多彩的图片。

孩子们能够直接通过 Happly 收藏自己喜欢的新闻。此外,它内置了不同的话题,让孩子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故事。如果喜欢动物,可以查看动物频道;喜欢天文的,可以查看天文频道。

这个应用出彩的地方,还在于它很贴心的设置了"Message"功能,相当于一个留言墙。当孩子在浏览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时,或是想问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在 Message 上写下自己要说的话,告诉自己的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对于父母来说,这种应用内分享的方式,能够让他们了解自己孩子的喜好,也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

同时,Happly 拥有简单的账户管理功能,每个孩子能够注册属于自己的账户。如此一来,若家中有几个孩子,那么每个孩子都能通过 Happly 来收藏自己感兴趣的故事,而不会产生干扰。

Brian 不仅仅在 MSNBC 工作过,他此前还是初创团队 MetaStories 的 CEO,这是一个富媒体内容管理服务,这家公司于 2006 年卖给一家线上视频托管平台 Brightcove 。在 Happly 的 About 页面中,Brian 阐述了 Happly 的初衷:

我创造这个应用,是为了在与孩子们一起用 iPad 玩耍和学习的时候,拥有更多乐趣。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感到暴力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我的孩子们记住了太多充满暴力的电视剧、以僵尸为主题的电影以及在星期天播放的足球比赛。而我每次都笨拙的拿着遥控器等待切换视,然而伤害已经造成。孩子们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我们的确需要一个专门的浏览器,在平板上面构建一个防火墙。

题图来自 understandinge-branding

组织过软件汉化,写过时间管理文章,研究过个人知识管理。关注科技的发展,创投资讯、移动互联网。


温家宝的政治遗产

今天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3周年祭日,当下也差不多是他下台25周年(1987年1月)。在这里贴一篇将要发表于本期《瞭望中国》杂志的文章,作为纪念

 

在新中国不算很短的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像国务院现任总理温家宝这样如此关注——甚至时常流露出某种难以察觉的微妙的焦虑——自己在历史和人心中的定位问题,我们曾多次听见他在公开场合说出"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这样的内心剖白。看得出来,温家宝不甘心成为将来的青史中一个无关紧要的匆匆过客,当然更不愿意留下什么会让后人指摘的负面描述。这是人们分析和评价温家宝这些年来的所言所行时,非常容易忽视但又确实极为重要的一个视角。

    

我猜想这种追求不朽的抱负与温家宝对文学和历史的爱好有莫大关系,它们都是探究永恒人性的知识。从2003年接任总理后的首场两会记者招待会以来,过去10年里,温家宝对中国古典诗词和诸子百家典籍的恰到好处的旁征博引,总是一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引发津津乐道。虽然它们令现场的同声翻译及外文媒体的老外记者们大为头痛,但却给国内及台港澳、新马中文报章的编辑提前预留了典雅而又不乏眼球的绝好标题。

    

在今年3月14日的两会压轴大戏——总理记者会上,温家宝一开场就向"记者朋友们"坦言,"这是我在两会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了",之后又不无遗憾地回顾了自己9年任职总理的心路历程。当然,他在希望得到人民的"原谅"和"宽恕"的同时,也强烈地表达了要在最后一年任期内加倍努力推动艰难改革的决心。

    

其实,年逾古稀的温家宝大概用不着对此太过执着以至于自责,历史和人民是一定会给予他一个恰当评价的。而且,现在看来,这个评价应该相当不低。作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中极具个性的一位,温家宝也许的确没有能够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真正将改革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但他已经为自己的后继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一.

 

如同不久前刚刚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的薄熙来一样,温家宝也是中共党内高级官员中难得见到的特立独行者。如果说薄熙来一点也不忌讳自己被视为党内"新左派"的后起领军人物、并不惮以所谓"重庆模式"博取舆论关注的话,温家宝显然也一点都不像那些言语辩证、行事谨慎的传统型领导人,他很乐意见到自己被全国人民看做是一位改革派领袖。

    

从他的履历及多年来一以贯之鼓吹的那些理念来看,温家宝的这个身份是当之无愧的。

    

大约两年前的这个时候,2010年4月15日,温家宝出人意料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引得外界纷纷猜测这篇文章的政治动机。那又是一个敏感的春天,是胡耀邦逝世21周年。在那篇行文优美、饱含感情的文章里,温家宝避免了提到改革,他只是缅怀和颂扬了胡耀邦"深入群众"的亲民作风。

当年8月份,温家宝利用视察"改革开放先锋"广东省、参加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纪念大会的机会,更为直接而显白地阐述了自己的意思。他坚定地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到10月,就在重要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温家宝出访美国,在纽约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所说的那些话则更是石破天惊,以至于宣传部门或许认为它们是不宜让中国的普遍老百姓听到和读到的——那次采访报道在国内连经过新华社或央视节选的版本都未被播出。温家宝对多年前曾采访过自己的CNN主持人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应该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温家宝称,他支持言论自由,甚至支持政府批评人士的言论自由,并承诺将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尽管有些阻力。温家宝在谈到有人指责他尚未兑现自己的改革诺言时说,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而在2011年3月14日两会闭幕式后的总理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虽然坚决反对将当时正在西亚和北非如火如荼地爆发的政治动荡与中国的现状相类比,但他再次重申了前一年夏天在深圳说过的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就在数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刚刚发表了著名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今年春节期间,温家宝再度视察广东,这一次是为了纪念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邓小平南巡及"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虽然温家宝并未踏足或提及不久前刚刚发生过一场"政治地震"的汕尾市乌坎村,但却十分耐人寻味地要求加强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他在大会发言中说:"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有意见,甚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话被解读为是支持改革派领导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用突破性的基层民主试验化解"乌坎危机"的一个信号。

    

如今再回头看一个月前的那场多少有些在人们料想之外的记者会,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两次提到对"文革"悲剧重演的担忧,再度指出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最让我这样的听众感到触动的一句话是,他说: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

 

二.

 

在温家宝的总理任期内,中国取得了年均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由一个被认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快速发展但依然贫穷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理说,一位政治领袖交出了这样一份答卷后即将卸任之际,即使表现出一点自得情绪也不为过。但是,温家宝的"告别宣言"却如此严峻和令人不安。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许会对过去这些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变得富裕感到惊讶和敬佩,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些发自内心的由衷恭维那样,但大多数中国人却对这10年并不满意。本届政府许诺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更加注重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和自然环境。此外,由于本届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履历背景,它被寄予了推进改革的厚望。但10年很快就过去了,越来越多人抱怨,不仅国家改革止步不前,在社会的和谐多元方面也很少取得进展——贫富分化日益触目惊心、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威胁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乃至严重骚乱在各地愈加频繁地爆发……


今年1月份,财新《新世纪》周刊报道,今年政府将再次不会估量基尼系数。报道表示,上一次政府发布该系数的时间是2000年,当时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21。同期美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408,而印度的基尼系数当时远低于0.32。很多中国学者相信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高于0.5,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那份毁誉参半的著名报告也称,中国是亚洲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尤其令改革派不安的是,多年来中国的持续高增长,加之近年来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上貌似取得的成功,强化了中共领导层内部及左翼学术界的一种信念:即所谓"中国模式"要好过西方那种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融合的模式,这为进一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与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设置了更大阻力。


于是,不少失去耐心的自由派人士对中央最高层乃至温家宝个人抱有越来越怀疑的态度。他们批评他"言行不一"、"表演作秀"、"对外公关"、"沽名钓誉"等等,有人甚至给他贴上"影帝"的讽刺称号。然而,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虽然根据公开的信息要准确分析和判断决策层面的政治博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许多迹象依然表明,温家宝所代表的党内开明的改革力量遭遇了极大的阻力,这正是他寻找一切机会竭力呼吁的原因。正如一位驻京外国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由于温家宝难以推行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更加动感情。"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但应该把它放在政治背景下来看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备受挫折、面对更大阻力的温家宝。"

    

我们注意到,就在温家宝接受CNN主持人采访后不久,2010年10月底、11月初,官方最主要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集中发表多篇有关政改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人民日报》10月27日署名"郑青原 (正本清源) "的《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0月30日署名"萧冰理"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掉大原则》,《北京日报》10月29日署名"毛晓刚"的《中国政改"滞后论"根本站不住脚》、新华社11月1日署名"窦含章"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明确才能少走弯路》、11月2日署名"周继坚"的《坚持走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道路"》……这些文章尽管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温家宝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它们从不同角度阐发和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不能突破的"基本原则"、需要警惕的"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等等,从它们肃杀的语气及强词夺理的论证来看,这些文章的主旨其实就是要否定政改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它们如此默契地在这段时间集中出现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上,不能不说体现了反改革势力的顽固、强大和层级之高。这期间,积极响应总理呼吁、相对认真和严肃地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党内民主的媒体,大概仅有在党内素以言论宽松闻名的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一家。


这似乎说明,即便贵为总理,在如此强大的利益集团势力面前也显得势单力薄。而且,从之前情形看,温家宝似未并未获得其同一层面的同僚们的有力支持,经常因为"孤军奋战"而处于交锋的下风。在这种困境中,他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大声疾呼,以期获得体制外的声援,借助"民意"来扭转不利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重庆模式"的缔造者和鼓吹者试图借助"民意"来积累更多政治资源、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如出一辙。

    

说到底,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是一件难事。邓小平自上世纪80年代初便提出要搞政改,此后他在公开见诸文件的讲话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就有七、八十次。但即便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他的权威和谋略,这项事业仍然裹足不前。作为胡耀邦的传人,温家宝决心要在这方面取得一些突破,他深知时不我待,目前已是自己能够有所作的最后机会。

 

三.

 

2008年5月12日下午,在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后的几小时之内,温家宝就登上了飞往灾区的飞机。据说,他的专机上还有一支随行的中央媒体采访报道队。

    

如同他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一样,温家宝非常希望在公开场合让自己的亲民形象展现无余,特别是在电视镜头面前。自深受爱戴的周恩来去世后,还没有哪位中国总理像温家宝这样在这方面更加下功夫。过去几年里,温家宝精干的身影总是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几乎每一个看起来急需要有人做主的场合——从雪灾后数百万春运人群受困的长沙火车站到同样因地震和泥石流导致数以万计人流离失所的青海玉树,从夺去了几十条人命的温州特大动车事故现场到遭受罕见干旱的贵州山区……温家宝通过在汶川老乡的临时房里下厨、用扩音器向灾民一次次致歉和保证,来努力塑造着自己与普通老百姓在一起的平民形象。


2003年在他接任总理后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自夸他到访过中国2000多个县城中的1800个,这种经历帮助他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他说:"我知道他们期望什么,我将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


然而,在一些头脑冷静的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实在太大了,中国的问题也实在太多、太复杂了,在许多时候,人民大众的期望大大超过了任何一位总理的实际能力。正是这种讨好大多数老百姓从而赢得他们好评的渴望,促使温家宝在其任内允诺了一些看起来没有多少把握实现的目标,而且它们中的一部分似乎是依靠明显不符合自由市场逻辑的方式推动的。其中最典型和突出的,便是自2005年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目前在各地问题重重且骑虎难下的"保障型住房建设运动"。


同样像个人品德在党内有口皆碑的胡耀邦一样,每当遇到重大难题时,温家宝也总是不自觉地求助于道德力量。温家宝似乎认为,在中国当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必须一再强调道德光辉的作用。


2009年初,金融危机仍在蔓延。温家宝在剑桥大学发表了演讲,便指出道德缺失是金融危机发生一个深层次原因,并称企业要承担道德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引用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2011年两会前,他又向房地产商发出了道德号召:"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除此之外,我们还听到了温家宝要求年轻大学生"仰望星空"的尊尊教诲,面对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发出的"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的著名警告……


无论是温家宝的亲民举止还是道德呼唤,对于一位如此高级的党的领导人而言,这些新闻价值上轰动性极强的举动的确都令普通老百姓耳目一新。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发出了含混不清的信号,令温家宝身上时常笼罩着一层民粹主义的色彩,从而也令那些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为圭臬的中国改革派心生疑窦。

 

四.

 

在长达40多年的曲折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最后10多年的巅峰时刻——即将谢幕之际,温家宝留给了世人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鲜明背影。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时已经说过的,这是他留给继任者的一笔丰厚政治遗产。在我看来,它包括两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温家宝力图表明自己是一个最坚定的改革派,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者衣钵的正宗继承人。他似乎是决策层中唯一一个不懈地强调改革远未完成、并对国家未来表现出极大忧患意识的主要领导,尽管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具有天然悲观气质的人。今年3月14日的记者会上,他甚至有些不计后果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中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但温家宝的警告一点都没有错:中国目前确实正站在一个危险的"政治十字路口"。由于改革的长期停滞,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日积月累,经济和社会正日益显现出脆弱迹象。这一方面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矛盾和动荡,另一方面也促使各种极端思潮沉渣泛滥,为一些心怀私利的政治野心家的崛起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而一旦他们鼓吹的政治模式得逞,就会把中国引上歧路和倒退,与更加开放的法治社会背道而驰。许多危险的试验已经开始,虽然把它们说成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有些危言耸听,但它们必定会危及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诸多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最终掐灭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希望。


第二,温家宝是第一位强烈地渴望得到普罗大众好评的中共领导人,为此,他不仅愿意取悦大众,更是努力地用普通老百姓听得懂、知识精英愿意听进去的话与他们交流。从温家宝嘴里公开说出来的,大多都是一些令人向往的美好词汇。相形之下,他的同事和下级们照本宣科的那些陈词滥调不仅沉闷乏味,而且经常使人生气。


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与自己的老领导和导师胡耀邦都表现出极大不同——确实,胡耀邦非常平易近人,经常说大白话,甚至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华北农民,但胡耀邦并不过分在意那些无名无姓的普通华北农民们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归根结蒂,他是一个真诚地践行了"紧密联系群众"的"旧式"(传统)优秀共产党人;而温家宝身上则更多地闪现出了现代政治中的"选民意识",就像他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同意。胡耀邦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天下所有老百姓的先进代表,而温家宝则希望凭借其对改革的执着追求以及道德感召力为自己的权力赢得民众的自愿授权。在最高权力从来就不是来自普选的中国,这里面的微妙区别,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历史终将证明,温家宝的这一独特而又孤单的形象不仅为他本人带来了巨大声誉,也对将要继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好处。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位政治学者极具洞见地指出,他代表了党的柔性灵活一面。温家宝的那些使人满怀憧憬的谈话真切地反映了人民的吁求,并且总是直指中国政治的要害,也说明体制内始终令人欣慰地存在着清醒和开明的力量。

    

的确,温家宝的大部分政治遗产都存在于他所"说"的那些东西里面,而不像言语朴实的邓小平那样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这恰恰说明了他所遭遇的阻力之大。另外,我们还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认,政治家之所以不同于技术官僚,就在于很多时候他们的"说"其实就是"做",有时甚至比亲自"做"更重要。从某个侧面来看,迄今为止温家宝是成功的,至少他的每一次精心准备过的谈话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在一段时间成为中国网民热议的焦点话题。

    

1942年出生在天津农村的温家宝在196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荒凉贫瘠的甘肃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并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几年。这个风餐露宿的职业没有摧毁他的健康,反而给了他留下了一副好身板。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多年来他坚持锻炼,每天早上都要跑步,有时候还打太极拳。虽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总理早锻炼的情形,但伦敦、首尔和东京的居民都曾见过他穿着运动服的矫健身姿。他还和奥巴马一样爱好篮球,我们也确实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见识过他的球技。

    

这一切都表明,温家宝虽然年逾古稀但却依然身体强健、精力充沛。那么,这是不是预示着:即使在退休后,这位受到民众喜爱的政治人物仍将不断通过言说来搅动沉闷的中国政治呢?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无官一身轻的温家宝将更加百无禁忌。

何为先进性教育

Emma (@mynte)
12-4-16 下午8:34
何为先进性教育?答:保护性拆除、礼节性受贿、休假性治疗、临时性强奸、试探性自杀、轻度性追尾、合约性宰客、政策性调控、倒退性改革、和谐性维稳、疯狂性贪污、挽救性枪​毙、正确性错误、保护性销毁、政策性提价、钓鱼性执法、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普遍性无耻,习惯性装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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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将于下周二推出在线存储服务 Google Drive

月光博客 (@williamlong)
12-4-17 上午8:13
据 The Next Web 消息称,Google 将于下周二推出在线存储服务 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是一款跨平台的网络硬盘服务,类似Dropbox,可以运行在Windows、Mac、Android和iOS设备上,为用户提供 5GB 免费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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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央行避重资产 沽神掟欧国债 欧元地位动摇_新闻中心_港股通

 

全球央行避重资产 沽神掟欧国债 欧元地位动摇

来源:港股通   12年04月18日 06:25

    西班牙的财政状况堪忧,重燃市场对欧债危机忧虑。市场消息指出,去年旗下对冲基金劲蚀的沽神约翰保尔森 (John Paulson) ,向投资者表示,正沽空欧洲各国债券,转购入信贷违约掉期 (CDS) ,显示他看淡欧债的前景。

    除了沽神外,环球央行最近数季亦迴避欧元资产,欧债危机令投资者对欧元出现信心危机,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亦已受到动摇。

    消息指,约翰保尔森与投资者进行电话会议时表示,现正沽空国债,转而买入 CDS。 CDS的作用类似为债券买保险,倘西班牙被裁定违约,投资者即会获赔偿。约翰保尔森又表示,西班牙银行持有大量国家债券,令银行需要更依赖欧洲央行的融资。西班牙银行向欧央行借贷以买入国债,令三月向欧央行借贷金额大增至纪录以来新高。投资者担心西班牙信贷质素,当地 10年期国债孳息于周一曾一度升至四个月高位,重返 6厘以上;而 5年期 CDS更创历史新高,达524点子,显示当地「爆煲」危机升温。事实上,二月时约翰保尔森就曾指欧元有结构性问题,欧元区最终将会分裂。

    除了沽神外,环球央行亦看淡欧洲前景。据《金融时报》报道,主要报道央行消息的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向管理 6万亿美元资产的54国央行进行调查,发现在欧洲债务危机下,大部份受访央行表示投资时迴避欧元计价资产,对欧元作储备货币的地位感怀疑。逾七成半受访的央行表示,未来五年拟转向投资加元及澳元计值的资产;另有四成受访央行则选人民币和北欧货币投资。调查续指,部份央行的欧元资产由去年次季 26.7%,下降至 25%。两成九受访央行指过去12个月减持此单一货币,而增持的仅得 8%,馀下则表示年内出售欧元资产。

    此外,以退休基金及长期债券投资者为首的国际投资者,正从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市撤资,亦势必加剧欧债危机。银行业界估计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过去两年已被抽走近1000亿欧元。报道引述央行资料显示,持有西班牙国债的投资者比率,截至今年一月底为33%,较前年44%少;法国国债投资者比率亦从前年的71%,跌至去年尾的65%,而意大利国债投资者比率亦降49%。

    银行业界预测投资者今年将继续减持欧洲国家国债,大多数基金趁欧洲央行年初推行长期再融资操作 (LTRO) 后的反弹,出售欧元周边国家国债。

全球央行避重资产 沽神掟欧国债 欧元地位动摇_新闻中心_港股通

梁振英的姓名學

 

梁振英的姓名學

艾克思

  在中聯辦的強力介入與北京高層的支持下,梁振英以六百八十九票當選香港第四屆特首。由於香港市民認為他缺乏誠信和有陰狠的性格,使香港市民對未來的「黨人治港」如坐針氈。因此三月二十五日當選那天不但有抗議示威,當選後的下一個星期天四月一日,在毫無政黨的動員之下,引發了有一萬五千人參與的「反英抗暴」示威參與者多為年輕人,顯現他們對前途的不安。遊行的主題是「豺狼當道‧港人憤怒」,因為梁振英有「狼」的稱號。

  但是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遊行其中一個口號「反英抗暴」,「英」指的就是梁振英。然而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的文革紅衛兵暴動,他們提出的口號也是「反英抗暴」,要把英國人逐出香港。文革初期,香港一度被紅衛兵改名為「驅帝城」。然彼「英」變為此「英」,還有一番故事。

  梁振英祖籍山東威海,父親在一九二九年來香港當警察,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日子過得比在中國大陸順利,才會感恩英國人而在一九五四年梁振英出生時給他取名「振英」。九七後的第一任特首是董建華,梁振英是特區政府最高決策機構的行政會議召集人,一個「建華」,一個「振英」,構成有趣的「和諧」局面。

  也許一九六七年的香港紅衛兵暴動,把香港警察罵為「黃皮狗」(英國人則是「白皮豬」),讓他痛定思痛而逐漸轉變為愛國人士,從而根據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所透露的那樣,成為中共的香港地下黨員,並且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獲北京委任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要職。

  依照香港官場規矩,要獲中共信任,必須要有所表現。例如董建華之所以獲得青睞出任第一屆特首,不但是他的家族公司積極投資中國,還與來香港的中共高官友好,當然還有他的國際背景與老爸船王董浩雲的台灣背景,有國際統戰價值而獲選。原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為了「平穩過渡」,也回安徽祭祖,凸顯她是抗日名將方振武將軍後人的愛國優勢,令中共放心。

  第二任特首曾蔭權,與陳方安生一樣是港英培養的公務員,也不遑多讓,自稱是孔子學生曾參的後人,回山東祭祖,於是洗掉了他的「港英餘孽」惡名。

  獨獨梁振英不必這些「手續」,顯見他早獲北京的信任,可見他的背景與其他特首或高官大有不同。為此,選前《蘋果日報》記者到山東他的家鄉時,梁的親人還抱怨梁振英為何一次都沒有回到自己的家鄉?也許,他正是明白不必做出那些肉酸的舉動給人以作秀的感覺,對他更有好處。不過據說當選後他有意回鄉,那就是「衣錦還鄉」了。

  梁振英的洋名是Leung Chun Ying,簡稱就是C Y Leung,媒體就以C Y稱之。我們如果翻開一九二○年代中國大革命時期的中共機關刊物《嚮導》,稱呼中國共產黨是CP(communist party),稱呼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就是CY(communist youth);因此稱呼梁振英為CY,他又代表了共青團。有傳聞說,唐英年的支持者是江澤民派系,梁振英的支持者則是胡錦濤的團派。薄熙來事件爆發後,江系受挫,團派氣勢上揚,也壯大了梁振英的聲勢,是北京最後支持梁振英、打壓唐英年的原因之一。

  另據《蘋果日報》的考據,梁振英是八月十二日出生,當年恰逢農曆七月十四日的「鬼節」,被認為是「天生鬼才」。只要不是「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則庶民幸甚!

動向雜誌第320期

薄熙來 路線鬥爭? 刑事案件?

 

編輯者言

  龍年春節過後,中國政壇好戲連台,高潮迭起,看得人眼花撩亂。序幕是在重慶開的,大戲在北京開演,王立軍、薄熙來以及背後若隱若現的周永康和上海幫,在聚光燈下儼然成了眾矢之的,中南海面臨的政治地震不亞於林彪出逃和六四事件。

  孔慶東稱薄熙來被罷官是「反革命政變」。而當局無論是要求軍隊、地方宣示效忠,還是清算薄黨控制傳媒等招式,確實是地地道道的反政變措施,結果是「政變」的概念在過去兩個月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就像「重慶模式」的倒塌刺破了「中國模式」的大泡沫,中南海通過政變權力更迭的事實,粉碎了海內外御用文人對中共極權體制恬不知恥的吹捧。這方面剛剛去世的方勵之先生的見解很到位:「無論中國領導人如何向外界開放市場,他們沒有從其鎮壓的政治信條上退縮那怕是半步。」

  四月十日深夜中共宣佈了對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谷開來已經移送司法機關的新決定,是這場大戲的新的一幕。此案仍未定性,未有結案,圍繞十八大的權力鬥爭和幕後交易方興未艾,後面像是還有好戲。在此背景下,中共的「大外宣」倒有點成了現代陪葬品。

  值得警惕的是,原來把薄熙來「重慶模式」定調為文革復辟的路線鬥爭,有可能讓位於殺人滅口的刑事案件,民間期待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再次幻滅。中共現有的政體就是一個不斷引發文革和政變的溫床,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七八年來一趟」。無論是薄熙來在重慶自搞一套,還是溫家寶不斷呼籲政改,其共同點就是都不敢給民眾真正的政治權力。老百姓在這場大戲中,僅僅是歷史的看客。不久前香港特首的小圈子選舉,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本期以「香港特首選舉」為特輯,並組織了「薄熙來事件面面觀」、「周永康麻煩了」,以及「中國之變」、「文革回潮」等欄目,比較集中的反映了大陸和香港兩地政治熱點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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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熙來與其「重慶模式」的倒掉快一個月了。在這被中共媒體所稱的「特殊的政治敏感時期」裡,當局所做的最大的兩件事,一是對民間社會的追謠抓人,所謂的「不為噪音所擾不為流言所惑不為暗流所動」;再就是地方官員輪番上演的一波又一波的表態效忠,所謂的「對大是大非問題上,頭腦清醒,與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四月六日,左右派十家代表左右兩派聲音的網站或論壇,集體被當局查封。此次被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網站發佈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信息,也就是要「防民之口」。這是歷來封建王朝所奉行的那一套,自己可以搞密室政治,黑箱操作,政治不透明,信息不公開,但對老百姓反是鉗制輿論,不許議論朝政。此次整頓力度之大、關閉網站之多近年來罕見。據說高層把民間對薄熙來的種種謠傳定性為「敵對勢力散佈的惡性政治謠言」,如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所言,「一些人只需輕點鼠標就能破壞穩定,危及國家安全」。如此看來,偌大的中共,一個號稱世界第二的強國,在事實與真相面前,又何其脆弱,何其恐慌。

  再就是高層頻頻上演的「表態政治學」戲碼,幾乎已經成為無日無之的必修課。先是軍頭相繼發聲支持胡錦濤,在槍桿子的強勢重壓之下,緊接著幾位重量級政治局明星如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中組部長李源潮,都相繼表達政治上「大是大非」立場。在薄熙來的經營地重慶,一夜之間,三十六個縣市領導齊刷刷地表態效忠黨中央,要與薄熙來劃清界限,誠如老百姓所戲稱的,這官員變臉,要比「川劇變臉」變得還快,讓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

  縱觀人類歷史,凡是宣誓效忠個人、效忠家族並以人劃線的,都是封建制度與一黨專政的最大特徵;這與宣誓效忠國家、服務民眾的現代民主制度格格不入,背道而馳。在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歷史上,「朕即國家」,個人意志高於一切,權力等同於真理,不與皇家好惡保持高度一致,就是有了「貳心」,就要面臨夷家滅族,身首異處的下場。即便是在封建時代,還有不怕死的諫官,還有不要命的諍言。可到了文革期間,不僅對毛澤東個人要做到「三忠於四無限」,億萬百姓每天還要拿著語錄本,歌之蹈之地高呼萬歲,向偉大領袖敬獻忠心,讓這種效忠個人封建意識,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時移世易,人類社會已經走到了崇尚現代民主政治、自由表達個人意願的二十一世紀,沒想到的,這一幕幕輸誠獻忠的政治表態大戲,又在中國大地重新上演。

  從表態效忠的大戲中也可以看出,無論中共怎樣改革開放,如何自詡政治文明,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打回原形,所展示出的,依舊是僵化的封建意識與濃厚的文革遺風。除此之外,這種非同一般的表態效忠,也展示出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道義上失敗與人格上的淪落。曾幾何時,中共的政壇大佬如過江之鯽,輪番到重慶朝聖,對「唱紅打黑」的讚譽之詞,不絕於耳,左一個「了不起」,右一個「大德政」,甚至說重慶模式是「對破解中國科學發展面臨的難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經驗」。這些肉麻的奉承話言猶在耳,他們又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玩了一個政治大忽悠,讓人始料不及,難以適應。在這場荒唐的政治鬧劇中,他們的立場何曾堅定過?他們的頭腦何曾清醒過?可他們自己不僅沒有絲毫的反思與歉意,反而要把被他們所誤導的中國老百姓當作「敵對勢力」進行追謠、查謠。這屢屢「變臉」、言而無信的中共高層,還有什麼道德與人格可言?還能拿什麼來說服民心?而這樣的中共政治,又有什麼誠信與良知可信?還能有什麼前途與遠景可觀?

胡禁止民議查薄

(大陸)江河水

  胡中央四月十日以深夜突然襲擊方式公佈「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後,竟有海外評論預言中國將啟動政改。但大陸百姓感受恰恰相反:從胡中央禁止民議查薄,可預測今後中國比薄更左。

  先看看《南方都市報》這個風向標。作為大陸最重個性評論的南都報,竟然連續兩天沒有自己的「評薄」──四月十一日,只是轉載《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四月十二日,又只有「推薦」《南方日報》評論員文章《以實際行動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可見,截止四月十二日,胡中央不僅禁止百姓在平面媒體上民議查薄,而且對官議查薄也限制在省委一級,連南都報這樣的省委機關子報,也不允許自主評論。評不下庶人,何其甚也!

  而細讀《南方日報》的評薄文章,也可憐得很,僅僅只能在《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上,加上「以實際行動」一詞,只有響應,沒有建議建言,更沒有絲毫商榷、質疑。

  如此嚴禁民議限制官評的「立案查薄」,能夠啟動政改?只會啟動動亂!

  請看一些蛛絲馬跡──

  重慶萬盛區居民因與綦江縣合併為新區,民生福利受到影響,四月十日、十一日連續上街示威,當地人稱有上萬人參與。當局出動數千武警及防暴警察,雙方一度發生衝突,多人受傷。

  四月十日晚八時三十分許,深圳市出現三十年來沒有過「癱瘓式大面積停電」:深圳中心區福田、羅湖和龍崗三區三個多小時的停電,全市鬧市一片黑暗,地鐵和地上公共交通均因停電癱瘓,全市出現電梯關人搶救事件數百起。而此次停電的原因,官方遲到十二日才解釋:是一龍崗郊區「變電站開關失靈」。但網民不信,由許多變電站分別供電的深圳,會因一個郊區「變電站開關失靈」而出現史無前例的癱瘓式停電?有傳言說,深圳四月十日「癱瘓式停電」是薄粉絲得知將宣佈中央決定對薄熙來立案調查的反抗,云云。這一事實表明,「立案查薄」消息公佈時,並非只有重慶出現萬人上街鬧事,其他地方也有不同形式的「以實際行動反對立案查薄」。

  政改的基本前提,是公民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一個國家只有人民真正能自由思想,各抒己見,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而今對於「立案查薄」這樣重大的公共事件,胡中央竟然只許中央「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這叫什麼依法治國?難道所謂社會主義法制,永遠是這樣的官為民主?

  一葉知秋。雖然此次胡錦濤以「刑事案查薄」創新了黨內權爭的新方法,但其黨天下的中央專制則和文革不相上下。有人認為薄熙來在位,還有一個重慶敢於與中央不一致,多少有點「黨內民主」,而倒薄後的中國,則是普天之下,皆強迫一致「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人民沒有反對權,怎能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新專制,必將導致更大的社會動亂。

二○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為何聚焦周永康?

林保華

  在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中,如果只是「反貪」,就不會株連太多人,但是如果涉及「政治路線」,也就是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關係到路線的正確與否及整批人的上、下,那就需要「上揪下掃」了。

  六四以後的陳希同、陳良宇,整肅規模不大,但是薄熙來問鼎總書記的慾望太強烈,甚至自成「重慶模式」的獨立王國,因此薄熙來在北京出席「兩會」被扣押調查後,重慶就難逃被整肅的命運。張德江接替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後,就清除重慶的親薄分子,甚至連警備司令都被調查。但是為了「穩定」,市長黃奇帆的命運與陳希同、陳良宇當年的北京與上海市長命運一樣,被保留下來。想來市長這一級由中央決定,不像下級官員出自自己的提拔而成為「黑線」人物。

  周永康全面肯定薄熙來

  但是人們更關心的還是會「上揪」到什麼人頭上。因為上面的支持者權力更大。如果沒有「大黑傘」,薄熙來斷不會如此膽大妄為,不但在重慶敢於無法無天的「黑打」,甚至在爆發王立軍事件後出席「兩會」時還向總書記胡錦濤逼宮,迫他到重慶表示對自己的支持。

  由於黑箱作業的關係,各種猜測在網路流竄,其中的矛頭大都指向政治局常委中的周永康,這點可以說是「眾望所歸」。因此有關他失勢的消息不但傳出來,迫使他要亮相「消毒」。這個清明節,九常委更是薄熙來事件爆發後第一次集體亮相植樹,以示「團結」。

  周永康之所以「眾望所歸」,除了薄熙來在重慶稱王稱霸時,他率先表態支持,也「帶動」其他人到重慶支持,包括「王儲」習近平在內,只有胡錦濤、溫家寶沒有被捲入。在這次「兩會」上,周永康還全面肯定薄熙來 「五個重慶」的建設成績。但是根據新華社記者周方披露的資料,薄熙來好大喜功、討好民意,所謂建設根本是面子工程與揮霍資源,為此重慶已經欠下五千億元的債務,而重慶去年一年的財政收入才一千億元,因此重慶實際上已經破產。周方對重慶模式的評語是「劫富、共貧、假大空」,真是畫龍點睛。

  許多人把周永康與薄熙來劃歸一類人,想來與他們的處事方式類似有關。

  薄熙來以殺人立威,即使太子黨中,也有一些人不以為然。至於周永康,在政治局常委中雖然排名最後一位,但是這個「政法委書記」,可是掌控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實際權力可以比任何一個政治局常委還要大,如同蘇俄的「契卡」、「克格勃」,普京就是那堆人裡跑出來的。中共對藏人、維吾爾族人的野蠻殘殺,對維權人士的秘密逮捕,毆打行刑,胡錦濤固然要負責任,但是許多具體的指示,都是來自周永康。在鎮壓自由、人權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鷹派,也是網民眼中的「人民公敵」。

  周永康位子仍穩的幾個原因

  然而目前看來,周永康表面上位子還很穩,雖然三月二十六日,他在全國政法委書記首期培訓班開班式時表示,「把好政治方向」是對政法委書記第一位要求,必須切實增強政治敏銳性和鑑別力,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是他避免提及胡錦濤,與軍委副主席們出來捧胡錦濤的態度不一樣,顯然是對胡錦濤還有保留。之所以如此,看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出任政治局常委猶如獲得免死金牌,無論犯什麼錯誤都可以免責,因此他仍然肆無忌憚。

  第二,作為江澤民派系與石油幫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還有強大的政經支持者在撐腰,所以繼續堅持鬥爭。

  第三,反正十八大他就要退休了,胡溫就不必做得太難看而放他一馬,但是削弱了他的權力。

  第三個原因可能性不大,因為從政局與官方輿論的反覆,仍可以看出周永康的影子。是否胡溫與周永康的「大決戰」日子還未來臨,或者習近平還沒有做出站在哪一方的決定,外界就不是那麼清楚了。

薄熙來為什麼拉政法委當虎皮

我喂喂

  周永康與重慶同進退?

  在中共機構中,政法委臭名昭著,可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不過薄熙來喜好這隻老鼠。重慶「打黑英雄」、前公安局長王立軍「叛黨叛國」事件後,仕途危在旦夕的薄熙來眼睛盯上了政法委。他在三月九日稱:重慶打黑是在政法委領導下,公、檢、法、司、安幾家協同作戰。

  不得不承認薄是中國政治舞台異類。官場常識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在正式場所發言,「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這種套話相當於政治保險套須隨時掛嘴上,但薄就偏偏不用這種保險套。話說回來,即使薄想用,胡也未必領情。自五年前薄成為「西南王」,把「重慶模式」搞得像日本地震海嘯般轟動,中共九位常委中有六位曾前後去重慶為薄站台,但胡的名字不在其中,薄只能眼巴巴地看著胡總書記三下南粵。

  薄在眾目睽睽下把皮球踢給了政法委,把國內外目光齊刷刷移向了政法委這隻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和「鼠王」周永康。二○○七年出掌政法委的周不僅是去重慶站台的六常委之一,薄在重慶打黑期間通過他手下的法院定死罪的十三個「黑社會」頭頭無一例外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這是政法委協調的功勞;且在「兩會」期間,周三月八日還去重慶代表團力挺薄,不僅誇去年重慶新成績,多項經濟指標增幅居全國前列,且三次鼓勵重慶「毫不動搖」,字裡行間透出與重慶同在的硝煙味道,怪不得次日薄吃了豹子膽,不顧中紀委書記賀國強三月四日「嚴格執行黨的政治紀律,……自覺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中央政令暢通」的警告,在三月九日的採訪時聲稱「重慶打黑是必要的」。

  薄周系與胡溫系的較量

  隨著溫家寶三月十四日在「兩會」記者會上史無前例地指出「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三月十五日薄被突然解職,中共內薄周系與胡溫系的較量立刻凸顯出來。觀察家們發現,原來政法委這隻人人喊打的老鼠除了擅長在中國阻擋司法獨立,製造冤假錯案外,居然還是黨爭利器。

  一九五八到二○○七年,政法委一直生存於中共一元化領導思維鐵律之下。這期間,無論是叫「政法領導小組」還是中央「政法委員會」,雖功能定位略變,但其核心職能是組織協調公檢法各方打擊刑事犯罪、協助管理整頓政法隊伍、把握政法工作政策。其中,最為人詬病的是政法委大量協調具體個案,因此政法委被認為是中國冤假錯案製造中心,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鼠。河南趙作海案就是在明顯不具備起訴條件情況下,被礦業學院學機電出身而沒有法律常識的政法委書記王師燦主持的協調會定罪之後送上審判台走過場搞定的。

  搞地質與石油的周永康二○○七年主掌政法委之後,政法委的角色定位不覺中發生了變化。政法委不僅對社會發展方向說三道四,例如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去年六月在《求是》抨擊公民社會,而且,在胡主導的維穩體制下,政法委被賦予極大彈性功能,甚至八十六萬人的內務部隊武警系統也在其協調範圍之內。政法委終成一個權力膨脹的怪物,發展到薄可以恃其對抗胡中央。

  胡周蜜月的終結

  政法委從一個中共傳統上定位的「刀把子」到今天中共上層鬥爭的利器,顯然是當今中共寡頭政治生態的產物。對胡錦濤來說,遊弋於寡頭政治,加上其思想中天然「左」性,使其在相當一段時間裡與周處於蜜月狀態。一年一度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既是周張揚其權力的場所與機會,更是顯示胡周蜜月關係晴雨表。二○○七年之後的歷次政法會議,胡周聯袂出演,胡通過接見與會代表,發表重要講話為周捧場,而周則回贈「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和「三個至上」。周通過胡的支持和其它政治寡頭的支持,讓政法委越來越養眼。這些年來,中國法治倒退,人權紀錄不彰,說白了就是周作惡,胡為尋求政治支持而默許和慫恿的結果。

  王立軍事件及連鎖反應事件標誌胡周蜜月的終結,打破了原有的中共寡頭政治的權力架構。事實證明,周薄系比胡周系更緊密,二月十三日全國模範法院、全國模範法官表彰會上,周還在說「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和「三個至上」,但在薄去職後,周三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法委員會第二十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把平時念念不忘的政治保險套扔得一乾二淨。此時,胡溫系出場,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人在一個規格低得多的民政會議上齊亮相。在中共寡頭政治尋求新的權力平衡的過程中,薄周系及其後台支持系統顯然暫時處於下風。從報道看,在媒體上短暫消失數天後,周在三月二十二日給全國政法宣傳工作會議的信已重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但蹊蹺的是,周在親自出場的三月二十六日的政法委書記首期培訓班的講話中並沒有再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這讓人有理由質疑周永康三月二十二日的信的真實性。

  三月二十七日,經濟學家茅于軾在新浪微博建議為司法獨立故要「取消共產黨各級的政法委」。可惜的是,周薄系和胡溫系爭鬥與政法委存廢、中共路線鬥爭無關,這是一場上層利益再分配的戰爭。以此爭鬥為契機去爭取中國司法獨立,則是在錯誤的時間選擇了正確的戰略口號。

薄熙來事件與西方「中國專家」的無知

胡少江

  薄熙來黯然下台,與本來唾手可得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失之交臂,不僅使中國毛式復辟派如喪考妣,同時也使得西方那些親中共領導集團的「學者」、「顧問」們倍感尷尬。他們的尷尬是因為事件的發展再次地證明了多年來他們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預測謬誤百出。那些預測不僅在理論上完全站不住腳,而且帶有過於濃厚的投機色彩。

  中共政治權力交接依然無序

  首先被薄熙來事件證偽的是不少西方專家們對中國政治權力交接制度的樂觀判斷。近些年來,不斷地有西方學者發表文章,認為在毛澤東、鄧小平等政治強人之後,通過江澤民、胡錦濤等兩代領導人的努力,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套穩定有序的權力更迭制度。在他們看來,這套制度是所有其他的一黨專制的國家所沒有的,是中國集權制度長期延續的一個保障。

  薄熙來事件證明,中國目前的權力更迭與所有歷史上和現存的一黨專制國家並無不同。在這種制度下,最高權力的分配完全是黑箱操作。不僅普通的「公民」們無法知道真相,即使是執政黨黨章規定的最高權力機構的成員─中央委員們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無權問津。甚至作為政治局委員的薄熙來,他的政治命運也只能任由他人把弄。這一點很像古今中外所有黑社會組織的權力更迭。

  中國需要兩黨制或者多黨制

  薄熙來在十八大前以非常傳統的黨內權力鬥爭失敗者的方式下台,顯然是中共的人事更迭的一部分。他的下台方式如此的突兀,如此地出乎大多數中國和西方分析家們的預料之外。不僅如此,薄熙來事件見諸媒體之後,整個北京官場傳言四起,連中共最高層都劍拔弩張,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中共政治權力交接的無序。

  被薄熙來事件證偽的另一個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們的觀點是:中國並不需要兩黨制或者多黨制。他們近來不斷地闡述一個理論,民主國家通過普選來更換執政黨,通過更換執政黨來更換政策。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可以用自己的獨特方式進行政策的更換。還有人將這一理論進一步發揮,認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允許不同路線在黨內競爭,這一競爭不僅能有效地挑選適當的路線,也會產生最有能力的領導人。

  有的人甚至更形象地將毛澤東、胡錦濤的路線稱之為中國的「民主黨的路線」,這一路線傾向保護窮人;而將鄧小平、江澤民的路線稱之為「共和黨的路線」這一路線傾向保護富人。在他們看來,這兩種路線在中國的交替進行得十分順利和有效。這種中國特色的政策調整,與西方的普選制度比較起來,不僅更有效率,而且成本更加低廉。有的甚至不惜將中國的制度抬高到政治制度創新的高度。

  不錯,任何集權制度也都必須有政策調整,但是這種政策調整的成本比起民主制度下的調整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例如,毛澤東錯誤路線施行了整整三十年,耗費了數以千萬計的普通民眾的生命,直到這一條路線實在走不下去了,才不得不進行羞羞答答的調整。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路線談不上有什麼根本性的調整,整個中國的社會矛盾正在不斷地累積。

  再次證明集權制度逆向淘汰機制

  而薄熙來事件則進一步證明,中國的執政黨內是不允許有與中央最高領導層不同的政治路線存在的;那種希望在局部地區試行不同的政治路線,並且希望以此來挑戰最高領導的權威的做法是絕對不會被允許的。

  談到執政能力,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歷基本上是公眾信息。做一個客觀的比較,薄熙來的領導能力,無論是形成路線的能力,與基層民眾進行溝通的能力,還是通過行政系統貫徹政策的能力在如今的共產黨領導人中都是翹楚。他的失敗,恰恰證明了這個黨在挑選領導人的時候,能力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集權制度的逆向淘汰機制再一次得到了證明。

  西方中國專家們的無知,除了他們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的瞭解過於膚淺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中國專家」們的投機心態。一方面,他們吃的是中國飯,常常情不自禁地通過美化自己的研究對象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另一方面,中國的腐敗影響至深至廣,不少西方的「中國專家」依靠吹捧集權制度可以向中國政府領取可觀的賞錢。薄熙來下台了,但是那些靠向中國集權制度領賞生存的「中國專家」們還會繼續他們的營生。

薄熙來下台後中共不可迴避的選擇

(美國)朱學淵

  「薄門命案」國際博弈的格局

  以薄熙來為中心的黨內鬥爭的內情,已經逐步明朗,谷開來──海伍德──王立軍間的隱情,是爭鬥的一根引信。各種來源的信息表明,可能兼有英國情報員身份的海伍德,是對東方女性情有獨鍾的西方青年,他在大連娶妻生子,並成為薄家的密友後,又說自己「愛上了高官的夫人」,這種《紅與黑》式的常態戀情,去年不幸發生了火拼,據說谷女士要求海先生與妻子離婚以表示忠誠,海伍德則「酒醉死亡」後迅速火化而從人間蒸發。據傳,海伍德的家屬得到了重金補償,因此他的死亡被掩蓋得天衣無縫。

  重慶所有的機密,統統是由薄熙來的親信執行的,而他的「司法親信」王立軍又是性格非常猛烈的蒙古人,他與性格張揚的政治局委員已經在重慶幹下了撼天動地的「打黑」事業,但是這一次他又偏偏要認為海伍德是被政治局委員夫人毒死的,這使中央政治局委員為之恐怖而大怒,而王立軍又專業地察覺自己可能如海伍德的結局。於是他在被「休假式治療」之後,駕車出逃成都的美國領事館……,從此「薄門命案」進入國際博弈的格局。

  王立軍在領事館逗留了僅僅二十四小時,與中國共產黨有「戰略夥伴」關係的「美帝國主義」,在獲得王警官的「利好」情報以後,快速地進行了分析,若干小時以後拜登副總統與習近平副主席進行通話,在獲得黨中央的保證後,共產黨員王立軍走出美國領事館,步入共產黨的大獄,他將刑期無限,卻活命無慮,高潮迭起的生活也就此歸於平靜。

  顯然,二十四小時以後,美國向「戰略夥伴」和盤托出了「王立軍報告」。事實上王立軍到了北京以後也一定忠誠地向黨中央提供了報告的備份,因此美國政府完全沒有必要為王立軍的行為保守秘密。而這些「情報」中除去海伍德的死因,很多可能只是薄熙來谷開來夫婦的為人和隱私,也可能有少許涉及溫家寶和周永康黨內的立場,而最能刺激胡錦濤的則是薄熙來對他肆意的背後議論。當然,美國政府也有選擇向一兩家負責任的媒體透露了一些消息,使之流露報端;同時也向盟邦英國政府提供了有關海伍德死亡的信息,使之擇時介入。可以認為這是毫無「害人之心」的專業操作,但是有人說這是美國的「陰謀」。

  薄熙來「唱紅」是為迎合胡錦濤

  以後的一個多月中,我們沒有辦法判斷北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從兩會期間周永康數度到重慶代表團去為「重慶模式」撐腰打氣,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痛斥這種模式是「文革重演」來看,他們在常務會上曾經發生激烈的爭吵,而胡錦濤為「十八大」的平穩過渡而決定忍氣吞聲,他更不願意為「重慶模式」作出政治裁決。英美兩國也非常照顧面子,不到薄熙來下台,谷開來和海伍德之間的問題一直沒有浮出水面。

  最後,薄熙來是被他自己的高調作風搞砸了,他以為膽小怕事的胡錦濤不會拿他怎麼樣,他在「兩會」上以攻為守,一則是要把在王立軍事件上輸掉的名聲賺回來,二則是為進入「十八大常委」作最後的努力,然而他「不專業」的言語又引發胡錦濤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溫家寶,通過批判「重慶模式」的決議,並決定由溫家寶出面公開批判薄熙來,後來的故事就都是公開的了。

  溫家寶是薄熙來的路線敵人,把薄熙來的毛左鎮壓下去,無疑是他的壯烈之舉。薄熙來和他的父親薄一波一樣,性格非常囂張。然而,儘管他四面豎敵,他的「毛左」立場卻使他成為一部分失意的幹部子弟的旗幟,而以胡錦濤為首的「平民中央」的無所作為,又使這些人中瀰漫著強烈的「黨權旁落」和「無法升遷」的情緒。薄熙來的結局,同情薄熙來的「延安兒女」自然不會善罷甘休。可以預見「十八大」後中國政局會更加混亂,因此「常委集體領導」下的互相掣肘的鬥爭會更趨表面化。

  如何化解中國的亂局

  事實上,鄧小平一手安排的兩代領導人,不僅能力愈來愈低下,「政治局常委會」的結構也變得愈來愈古怪,每一代「領袖」下台前都要塞進自己的代理人,以確保自己的路線和後代不遭清算,鄧小平在世時的「五常委」,江澤民時代擴大成「七常委」,胡錦濤上台又擴編成「九常委」,這樣一代一代地「擴編」,卻沒有薄熙來的一個席位,唯一的原因是他太過「鋒芒畢露」。因此,共產黨裡有政治企圖心的人,必須先變成一隻「溫順的貓」,然後再從千萬隻沒有性格鋒芒的貓中,被找出幾隻可以充當「常委的貓」來,通過所謂「等額選舉」讓他們來領導中國。

  今天,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不多的打著共產主義招牌的執政黨,但又是幹著最骯髒的資本主義,而它的不敗的無恥還在於,它既可以用市場經濟的利潤打擊左派,也可以以「無產階級的鐵拳」鎮壓右派,因此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已經產生不了任何積極的政治力量。這次薄熙來落敗後,中國的「右派」表現得相當理性高尚,他們呼籲保護左派的言論陣地《烏有之鄉》的言論權利,也呼籲公佈薄熙來和王立軍事件的真相,來保護他們的人身自由。然而,這又無疑也給了「毛左」們另一個毛式啟示:不動用槍炮結束這個「常委制」,又如何化解中國的亂局?

  任何社會必須定期釋放壓抑,西方是通過民意公決,讓人民定期發泄他們的怨忿和願望,同時釋放政治家的企圖心和欲望,因此西方社會已經定尊於長治久安的格局,而中國共產黨至今還不理解西方設立的這種競爭制度的普適性,我們可以預料,隨著共產黨領袖集團的弱質化,共產黨的內鬥會更加頻繁地發生。中國或者走向民主憲政,或是走向軍事政變,已經是「十八大」的不可迴避的選擇。

王立軍「可以說不」

(美國)陳翰聖

 王立軍「可以說不」

陳翰聖

  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發明一句口號:「不折騰」。對此,中國左右兩派都不滿意,說它是「不作爲」的藉口。物議洶洶,衆口鑠金,網上甚至流傳「擊鼓傳花,把難題遺留後任」的鼓噪。其實,文人未必懂政治。政治家的口號,不可作正面解讀。例如,「文革」時毛澤東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那意思其實是:黨中央很不團結,「文革」可能失敗。同樣,等胡總書記發明「和諧社會」以及「不折騰」哲學時,中國社會其實已經很不和諧,「樹欲靜而風不止」,所謂「折騰」,根本不是「要不要」的事。

  果不其然,胡書記話音剛落,中宣部墨迹未乾,在中國西南的天府之國,「平安重慶」的山城裡頭,也即在「唱紅打黑」的心臟部位,當代延安的寶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條驚天新聞。只是,這次不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而是「夜正濃,月朦朧,中國跑了個王立軍」。黨中央本是全國和諧的表率,王立軍一「跑」,黨中央也無法再和諧下去,不作爲也得作爲,不折騰也就折騰了起來。

  自三月份「王捕頭月夜奔領館」後,這出由重慶拉開序幕的大戲,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間峰回路轉,高潮叠起,環環相扣,步步驚心。先是「周尚書無奈登前臺」,後有「溫丞相激情答記者」,接下來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權柄」。前後照應,如章回小說,層層拓展,似懸念碟片,朝野震驚,萬民爭睹,風頭遠蓋過重慶當年進京「唱紅打黑」呈送禦覽的那台「紅戲」。據說好的劇情,必須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壇不振,難見此類精品。倒是王立軍出手不凡,演出了這種境界。王立軍出逃後,薄熙來在記者會上連呼「突發事件」,可見劇情相當出乎意料。同時,在一個高喊「和諧」但骨子裡卻很不和諧的環境裡,王立軍的「突發事件」,又很符合文藝批評家所謂的「生活邏輯」,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戲演到這個份上,王立軍幾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長兼大學教授,可能不全是「學術造假」。

  王立軍和薄熙來以及「唱紅打黑」的關係,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關係。因此,要搞懂王立軍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戲,就須搞懂薄熙來的「唱紅打黑」。自重慶推出「唱紅打黑」以來,擁護和反對者的關注點,都在「打黑」,不在「唱紅」。在多數人看來,「唱紅」不過是個幌子,「打黑」才是真幹。畢竟,大家都知道,一個把兒子送進西方頂尖貴族學校的人,既不會願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幾句老歌能喚回那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時代。可惜,多數人的看法只是常識,而常識經常犯錯。「唱紅打黑」的重點,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紅」。要講清這個道理,需從前朝談起。

  所謂前朝,是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江澤民自糊裡糊塗當上「第三代核心」後,既大喜過望,又誠恐誠惶。江澤民自己既無政績又沒關係,他那點「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黨眼裡,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別人玩,人家連門都不讓他進。所以,當政之初,江澤民很是鬱悶苦痛。但是,江澤民身上有個不惹眼的優點,這個優點低調得有時竟連他自己都會忘記,那就是他是個十足的庸人。江澤民沒有原則,不講主義,通曉的唯一哲學,就是那句經常挂在口邊的「悶聲大發財」。江澤民這種優點,非常適合九十年代的中國。九十年代,是中國從紅色理想主義向低級資本主義過渡的年代,這是一個需要庸人的時代。如果說意大利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並且産生了巨人的時代,那麽,九十年代的中國,就是一個需要侏儒並且産生了侏儒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當政,江澤民很快發現自己生逢其時,如魚得水。江澤民雖然不是太子黨,但「向錢看」卻是九十年代全中國的共識。畢竟形勢比人強,不久包括太子黨在內的全國人民,便集合到江澤民周圍,舉國一致地「悶聲大發財」起來:有人出身貴胄,自上而下地「發」;有人起於草莽,奮力自下而上地「發」,一時聲勢浩大,蔚爲壯觀,很快竟「發」出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國崛起」。

  然而,再「悶聲」,「財」發大了,終究有些後果。後果之一,便是「發財」這種好事,畢竟只能「一部分人」攤上,這就變成了貧富差距。後果之二,則是「發財」這個過程,需要並創造出了一個與自身相適應的外部環境,這就是腐敗盛行,黃黑泛濫。江澤民時代留下的這兩個後果,當今中國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爭論的,不過是各自藥方的優劣。薄熙來所屬的太子黨,人數雖少,但對國家卻有著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他們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文革」之初,他們組建「老紅衛兵」,提倡「老子英雄兒好漢」,曾「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過一把。但等到紅衛兵遍地開花,亂象四起時,他們又不以爲然,心想你們也配「我們的天下」?於是,他們成立「西城區糾察隊」。要「糾」的,正是平民紅衛兵們折騰出來的「亂」。如今,恰如當初。眼看紅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夥們折騰得烏煙瘴氣,太子黨們憂心如焚。於是,他們又一次要「天下者,我們的天下」了。

  薄熙來不是理想主義者,他並不想根除腐敗。他要做的,是把腐敗控制在一個合適的範圍內。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齒的腐敗,畢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發起來」的傢夥們搞的低級腐敗。腐敗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黨亡國。但如果能把腐敗變成一種特權,變成只有「自上而下發起來」的貴族才能享用的高級腐敗,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見爲淨,天下立馬太平,而且太子黨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感覺。所以,薄熙來要做的,就是把江澤民時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股合流的腐敗,變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獨秀的腐敗。但是,你憑什麽把腐敗變成特權?那就要靠「唱紅」了。不要以爲「唱紅」是薄熙來的獨創,不是。「唱紅」是整個太子黨集團內心深處最大的共鳴。北京的「延安兒女聯誼會」是太子黨的一個俱樂部,他們同樣熱衷「唱紅」。他們「唱紅」,不是熱愛文藝,而是展現政治抱負;不是懷舊,而是爲現實利益尋找歷史的合法依據。什麽是「唱紅打黑」?講到底就是:只有「紅」,才有資格「黑」!歸根結底,還是他們「文革」初期的那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四十多年過去了,也就這麽點出息。

  可惜,薄熙來這次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高估了自己,這是太子黨的通病。想把腐敗變成特權,談何容易?慢說是在二十一世紀這片稱爲「共和國」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講幾句「滿漢平等」嗎?在愛新覺羅的天底下,封個滿人當總督,還得配個漢人做巡撫,也沒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軍。王立軍是奴才,這不錯,他自己也承認,否則不至自謙爲「口香糖」。但王立軍這奴才,親手處置過另一個奴才文強。文強和王立軍,雖分屬兩個陣營,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強的下場,一定給王立軍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而且,王立軍是在「超限戰」的政治倫理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我黨新一代幹部」,把他惹急了,什麽事幹不出?

  九十年代,幾位憤青寫過本和「超限戰」一齊揚名的書:《中國可以說不》。書名是從日本進口的,寫得文不對題,語無倫次。所謂「說不」,必須說前人所未說,幹前人所未幹之事。中國自「打黑」以來,打過的高官,無論是北京的王寶森、陳希同,還是上海的朱小華、陳良宇,沒有一個是太子黨。王立軍是條漢子,他豈止只是「魚死網破」,他簡直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幹的事,前所未有,驚天動地,可以說是在開創歷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實的「可以說不」。

(2012年4月3日)

花落重慶

(大陸)黃一龍

  重慶出了事,令人想到「天下未亂蜀先亂」。對於這條據說始自明代的古諺,我是早有懷疑的,因為在那以前,蜀(以及巴)發生的動亂可以帶動全國一起亂者,沒有一件。倒是明末那個有名的農民革命領袖張獻忠進來亂了一陣,進而葬送了大明的江山。可是他是陝西人,巴蜀百姓被他和他的南下革命家們屠戮殆盡。所以現在的川渝居民,與古蜀人沒有血緣關係,不攜帶他們作亂的DNA。

  不過巴蜀真正率先起事影響全國者,倒在那以後出現過兩次。一次是清末的保路運動促成了辛亥革命,葬送了中國的千年帝制;一是趙紫陽在四川帶頭還權於民,讓莊戶人家自己決定如何種莊稼,帶動了全國進行體制改革走向復興。不過即使把這兩次事件說成「亂」,那也是國家已經到了不得不「亂」的地步,「天下欲亂」,不得不爾,四川闖到前面罷了。

  現在說重慶。重慶的這件事比起前兩件,就其對全國的意義而言,並不遜色。它也發生在「天下欲亂」的時代,它也啟動著全國進一步的「亂」──即變動。概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改革步入了一個荒謬的時代,即中共曾經領導人民力圖走出的那個「官僚資本主義」時代,官民矛盾、貧富矛盾日益尖銳,以維穩為綱的政策難以為繼;官府斂財無度、貪腐公行,「天下欲亂(變)」久矣,連最高層都不斷呼籲政治改革。此時重慶冒出一大員,稟賦無知兼無畏,手握重權和重金,忽悠群眾唱紅懷舊,踐踏法制打黑斂金,一時響動劇烈,勢或燎原;卻因亂營黑幕森嚴亂主手段殘忍,連心腹鷹犬都怕活不下去,從而發生內訌,暴露出美麗謊言背後的無恥陰謀,終至樹倒猴散衆叛親離,此為重慶事件。

  事件雖然如此短命,可是意義的確非凡。第一是「天下」真的不得不變了,重慶事件所以能夠一時裹挾萬千群眾,鮮明地反映了現在的政治體制實在不得人心,須加銳意改革了。第二是「變」或改革的方向是極端要緊的。前進和倒退都是變。前進是朝人類文明的方向靠攏,接受世人都承認的普世價值;倒退是諸葛亮諫劉禪的「親賢臣遠小人」,意思就是常識「要吃飯不要吃屎」,惜乎世間確有絕對不搞常識那一套、絕不吃普世皆吃的飯而另搞模式偏去吃屎的人,這就是重慶的模式,屎路一條或死路一條。第三是重慶之亂,責任不在重慶人民,不是「蜀(巴)亂」,而是那裡的首長亂。早有時賢根據當代中國歷史指出,真正可怕的是「領導鬧事」,重慶之亂就是典型的領導鬧事。而我們的維穩政策,恰恰不管領導鬧事,所以統轄四百萬之眾的警力,居然差點治不住幾個野心家的即興遊戲。可羞啊!

  網上有言論說,當局是在「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這倒正好解釋重慶事件。現在鼓聲乍停,花落重慶,綻放於潰爛的膿瘡之上。

維穩戰爭

海邊客

  維穩常被官方解釋為維護社會穩定,頗能迷惑人,實則大謬。概念上的差別,掩蓋了維穩的核心。在一個正常社會,社會穩定依靠的是法律保護和公民權利保障,在一個公民權利不保障的社會,何來社會穩定?所以,維穩實乃是維護政權的穩定──通過政治和體制高壓,以壓制正當公民權利表達和經濟利益訴求。中國語義上的維穩,只強調政府管控社會的職能,而將服務社會義務極度弱化,並且超越法律,以專政手段處置異端。在政府眼裡,任何不服從政府意願的行為,哪怕是法律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也被視為破壞社會穩定。因為維穩排除法律調整社會衝突的可能,所以「越維越不穩」是一種常態。

  當維穩成為權力行為而非法律行為,其制裁的對象,首先是那些批判政府、呼籲民主的異議人士,「因言治罪」「危害國家安全」等白色恐怖籠罩在整個社會,動輒報復性密集重判;其次是維權人士,他們因司法不公或官員腐敗、胡亂作為,個人財產或權利受到侵害,上訪成為他們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這兩類群體,具有行為公開性和公然挑戰權威,所以成為官方嚴厲制裁對象。

  從官方維穩手段,亦可看出他們並不把法律當回事。包括對異議、維權人士的定罪,也是從「消聲」出發,法律淪為遮醜布,權力赤裸裸粉墨登場。維穩是專制制度的需要,然後通過權力之手強加給社會。其最大的危害是對人權的侵犯,進而與公民社會為敵。所以,維穩即為與人民為敵,人民成為政府潛在的敵人。在政府邏輯裡,公民權利可以當口號喊,但不能作為真正的人權享用。制服敵人當然不需要法律程序。

  政府維穩力量軍隊化、維穩機構基層化、維穩經費數千億(連年超過國防預算),可見維穩無異於在和平年代對全體人民發動的準戰爭行為。在每次群體維權事件中,都能發現武警和警察的身影,數百萬維穩軍警對人民虎視眈眈。他們不會從自身尋找引發社會問題的病灶,卻將槍口對準人民。從中央到街道辦,層層設置「維穩辦」、「綜治辦」,街頭密佈監控攝像頭,專門對付所謂不穩定人群。維穩費超越軍費,最新數據顯示,二○一二年維穩經費預算高達七千零一十七億元,同比遞增百分之十一點二,僅從陳光誠極端個案,當地政府專派數十人、三班倒看守,人數龐大和費用不菲,可見端倪。

  維穩是專制制度的必然作為。哪怕大陸是跛足的市場經濟,也將涵育社會多元化,利益衝突必然加劇,本來這是正常的社會現象,政府少插足為好。但是,經濟開放、政治嚴控構成一種扭曲異化的社會,而所謂維穩正在加速社會異化的速度。維穩也導致對人的精神、文化藝術和價值觀的異化,這才是最為可怕的。

  政府始終處於臨戰狀態,這是權力來源非法性帶來不安全感的焦慮性反應,也是全球獨裁政權的常態。他們試圖用武力壓服人民服從邪惡行為。維穩破壞並打亂了一個健康社會自我調節功能,因此帶來的負面效應即為政府成為國家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維穩已經打上死結,維穩只有一個結果,導致整個社會潰敗,進而民間社會加速制度民主轉型的自覺和抗爭。

央視諷胡,動盪加劇

──和諧維穩「罵著文革學文革」

朱家台

  許多網民驚奇,三月十五日薄倒胡亂「地震」後,央視開始用「八王之亂」的西晉和「巍煥無非民怨結」的隋煬帝來影射現實:倒薄實是「八王之亂」,十年「胡和諧」類似隋煬帝十四年維穩──逼得臣逆民反,慘死於江都之變,遺臭萬年。胡錦濤表面守成,內心張狂,鋌而走險以「和諧」升級專制,靠「維穩」粉飾「經濟老二」來超毛越鄧壓江,以肆無忌憚「截訪」促成瘋狂城市化和高鐵大躍進兩大形象工程,終致交班前夕重慶謀逆引發宮廷內訌,陷入「隋維穩」覆轍,上演一幕「罵著文革學文革」悲劇。

  央視四月三日多微詞

  《人民日報》二月二十三日疾呼「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後,許多喉舌「風走響應」,四月三日央視十頻道《百家講壇》播出《大隋風雲(下部)》第五集《千秋運河》,女主講蒙曼(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一再借古諷今:隋煬帝是一個高度重視維穩的帝王,其強迫四百多萬人在六年內開鑿出二千多公里的隋大運河,並非只是為了方便尋花問柳添豔史,而是一個深思熟慮的維穩工程:便於將南北軍隊迅速調動鎮壓反民。這說法頓時讓觀眾想到:今日高鐵大躍進的真正意圖也主要是維穩。結尾,蒙曼又弦外有音地悲呼:「老百姓在哭,皇帝在歌!……一個雄心勃勃的皇帝不肯體恤自己的子民,一個高速前進的王朝,怎麼也不肯讓自己的腳步放慢一點,停一停,等一等自己的人民,讓他們喘口氣,歇歇腳,讓他們休養生息。情緒一蔓延開來,對於隋煬帝,對於隋朝,都不是好事了!」

  如此明顯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人們驚愕,央視也在警告:中國又進入了大動盪──四月二日,鳳凰等多家官網轉載《人民日報》的警鐘:《當前處於出現謠言、雜音、噪音的敏感時期》。人皆知「敏感時期」就是「動亂時期」的代名詞,於是全國上下人心惶惶,官憂「四五」、「六四」大動盪,民懼捕謠開槍坦克壓……。

  緊接下來的《讀書》節目,央視又以介紹剛翻譯的美國新書《失控》,讓清華大學教授劉兵、上海大學教授顧駿出面建議:領導幹部要好好看看《失控》,改變官員只知「控制論」不懂系統論──老子的無為而治最符合新科學系統論:無論是自然還是社會,一味控制與維穩,不讓系統自然地去平衡發展,都會災難無窮。要無為而治,不要維穩專制,成為本期《讀書》節目對胡錦濤、習近平的當頭棒喝。

  完全可以相信,央視《百家講壇》與《讀書》的編導,並不是什麼反維穩團體,只是「英雄所見略同」。但這種無心插柳柳成蔭,卻反映了一個社會真實的民心所向:以維穩為旗號的專制升級不得人心!

  巍煥無非民怨結

  自三月三十日央視播出《大隋風雲(下部)》第一集,人們就注意到了隋煬帝與胡錦濤維穩套路的驚人相似。

  以矯詔殺兄弟而上位的隋煬帝,繼位後的中心工作就是維穩,其思路是兩條:一則以製造輝煌新都市營造盛世,讓百姓在「盛世感」中承認其合法性。一則以建造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高航速工程,保證軍隊及時開赴維穩戰場,以此威懾刁民反民。

  前者的操作是,隋煬帝將已大修過的都城大興城(西安)視為廢都,斥鉅資營建巍峨天下的東都洛陽城;後者的實施是,調動全國酷吏來監工,以死亡二百五十萬人(佔全國人口十九分之一)代價苦挖二千公里大運河,由此留下開河總監「麻鬍子」(麻叔謀)將百姓一百多個孩子當成美味羊肉吃掉的經典民謠。

  今日胡和諧十年,與「吃人的隋煬帝」縱然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別,其瘋狂城市化和高鐵大躍進兩大形象工程的路徑,酷似無二。如今中國各大城市富人區皆華美如歐洲,尤其是北京,儼然一個新「東都」──四月二日,美國大使駱家輝對記者說:「中國城市太大,我閒逛會迷路。」隨行人員並告之,此次參加亞洲博鼇論壇,因其酒店價格是美國政府差旅標準的三倍,駱家輝只得改住了較低標準酒店。

  資料顯示,中國近十年城市高速豪華的代價,就是年年逼出無數訪民,無數自殺、無數自焚,今年更新添了「攜子自殺新潮」──三月二十四日,《華商報》有題為《二十七歲母親餵雙胞胎女兒喝毒藥同時服毒身亡》消息:陝西周至縣農民任麗麗因生活困難至極,前日與兩個雙胞胎女兒同服老鼠藥自殺皆亡。兩天後,中國新聞周刊有《女子上訪舉報上司貪污被精神病院收治十年》……。

  這些胡盛世奇聞,讓雖然殘暴卻還不敢禁止百姓攔轎喊冤的隋煬帝相形見絀。如果說唐人以「逆天虐民曰煬」為據,諡楊廣為隋煬帝有道理,那麼逼出億萬訪民、精神病的胡錦濤,也堪稱「胡煬帝」了,和諧「無非民怨結」,盛世「都是血模糊」。

  倒薄恰似「八王之亂」

  說來巧合,三月十五日薄落馬消息公開三個小時,央視《百家講壇》就播出南開大學教授孫立群主講的《從司馬到司馬》(每天一集,共十五集),詳細評述了「八王之亂」──西晉年間王黨內訌:司馬氏王之間為爭奪中央政權爆發混戰:楚王司馬瑋在皇后賈南風合謀下發動禁衛軍政變未如願,賈后便反誣司馬瑋矯詔將其處死,又廢殺太子司馬遹,終於引發司馬越、司馬穎、司馬義、司馬冏、司馬倫、司馬亮、司馬顒諸王加入八王之亂。東海王司馬越最後奪取大權,王黨統治卻已嚴重破壞,於是西晉滅亡。

  今日中共高層各派系,酷似昔日皇族王黨。「平西王」薄熙來先仗江系默許以重慶獨立向胡中央挑戰,後遭江系拋棄——四月十日中共以涉嫌刑事犯罪正式宣佈摘下薄熙來「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頂戴,交中紀委嚴懲——薄結局好似楚王司馬瑋!而繼薄後又蠢蠢欲動的諸多常委、政治局委員,頗似乘亂再加入爭權大戰的七大王。

  《北京日報》三月三十一日,發表《我黨最高領導人何時稱「總書記」》一文,指「總書記」雖是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但並非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公然要將現任總書記胡錦濤和即將接班者習近平的權力降低為「會議召集人」和「記錄員」。《北京日報》作為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江系)的喉舌,在倒薄後的敏感時期,對《人民日報》連篇累牘籲全黨與胡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屑一顧,悍然號召削弱總書記實權,其堅持「八王之亂」,可謂「司馬昭之心」。

  這就讓人想到北京又成獨立王國,想到《解放軍報》近日連發「忠胡」的干政社論,與近來特別活躍的《人民日報》、《求是》又形成「兩報一刊」的文革風尚,想到網絡全面「戒嚴」──胡中央「罵著文革學文革」,無論倒薄與保薄,文革動亂已大踏步還鄉了!

「六四」平反傳言的另一種可能性

王 丹

  自從薄熙來下台之後,外界關於中國政局的各種傳言就滿天飛,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就是關於溫家寶在政治局內部講話中提出要平反「六四」。好像是為了印證這個傳言一般,中國的網絡管控偶爾出現了放寬的跡象,例如,百度上居然能搜到了關於「六四」的圖片,而趙紫陽的紀念網頁上也湧現了大量留言而沒有被禁止。於是,外界對於「六四」平反的可能性的興趣更是空前高漲,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與「六四」有關的海內外人士都頻頻被媒體詢問。

  這裡,我首先請大家冷靜想想的是:薄熙來下台,也許會引發中共內部的路線分歧,但是那個分歧的焦點,應當是「唱紅打黑」引起的是否採取類似「文革」那樣的極左路線的爭論,怎麼會扯到「六四」問題呢?這中間的邏輯關係,海外那麼多的傳言,沒有一個給予適當解釋的。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其次,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傳出溫家寶提議推動解決「六四」問題之後,很快就出現了網絡管控臨時性放鬆的情況,這個時間點的配合,如果說是巧合實在難以令人相信;顯然,這是國內某些力量有意的、策劃好的動作。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還不清楚,但是我們一定要認清,這次的傳言是一種政治操作。

  最後,我們還可以來分析一下,這種傳言在海外引起轟動,對國內政治鬥爭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已經看到,這次薄熙來被免職所引發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溫家寶是站在第一線的,保守派對他的刻骨仇恨是不難想像的。對於溫家寶來說,要說服黨內解決薄熙來問題,已經面臨重重阻力,這個時候,如果他再提出別的更具有爭議性道德問題,例如「六四」問題,這不是增添更大的壓力嗎?除非溫家寶已經決定破釜沉舟,扮演葉利欽的角色,否則我不認為他會在還未完全解決薄熙來問題的同時,就急於提出「六四」問題。而這種傳言導致的海外輿論,其實對於溫家寶是不利的,它會使得黨內不同的政治力量覺得溫家寶動作太大,會破壞穩定。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平反「六四」的傳言出來不多久,中共的宣傳部門就大力反擊,不僅嚴懲傳播流言的網絡媒體,而且《人民日報》連續多天發表重要社評,強調的主題就是「穩定」。我們知道,溫家寶多次提出要進行政治改革,而「穩定」顯然是跟政治改革的基調相反的。官方定調要顧及大局的穩定,表明中共內部保守派扳回一局,而平反「六四」的傳言,實際上為這種反撲提供了藉口。

  至此,我的結論差不多就清楚了。我認為,這一次關於溫家寶推動平反「六四」的傳言,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那些中共內部的保守派,那些反對溫家寶的勢力故意向海外放的話。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傳播謠言,把政局攪亂,尤其是讓溫家寶背上破壞穩定的黑鍋。這樣即使不能真的把溫家寶拉下馬,至少可以阻遏他提出的政治改革的攻勢。事實上,這樣的陰謀確實達到了目的。

  當然,在中共政治黑箱作業的現狀下,事情的真相如何我們沒有絕對的把握。我提出這樣的猜測,也只是希望提供不同角度的思考而已。我希望外界能夠慎重地對待平反「六四」的傳言,不要過於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