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5日星期三

[分享] 比的不只是新闻,搜狐靠客户端产品打移动仗

比的不只是新闻,搜狐靠客户端产品打移动仗

1月13日的北京——中国最大的互联网门户网站之一搜狐召开了"搜狐新闻客户端合作伙伴年会",同时在会上发布了旗下搜狐新闻客户端的4.0新版。

CEO张朝阳如约为新产品站台,并请来多名VP和负责人级别的高管作产品介绍演讲。张朝阳说,"搜狐新闻客户端4.0版本是一款为4G而生的新闻客户端产品"。这次更新的主要内容有:除了传统的通讯社形式之外,搜狐新闻客户端还添加了个性化阅读功能,并开始尝试引入社交关系。另外,"视频"一项被单列出来,作为独立的四大栏目之一,读者可以通过该栏目查看视频新闻。

搜狐在2013年主推的自媒体平台也被放到了重要位置。据搜狐集团产品副总裁方刚介绍,目前,入驻搜狐新闻客户端的媒体和自媒体总数超过6000家,其中自媒体已超过3000人。搜狐IT主编潘越飞曾发表过几篇在网络上引起轰动的讨论微博和微信的文章,即被搜狐聘用负责自媒体平台业务。

方刚在演讲中介绍,搜狐新闻移动端的总页面浏览量在2013年增长200%,目前搜狐新闻客户端的安装激活量1.85亿。在会上,搜狐还援引了艾瑞的统计结果,称搜狐新闻客户端持续增长率超过30%,并以35%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高出二、三名近10个百分点。

盛大的发布会,是搜狐心态的侧面。门户和新闻是搜狐集团除了游戏和无线增值服务之外的主营业务,通过新闻客户端的形式,可以延伸到移动端上去。搜狐想让新闻客户端成为拳头产品,打移动互联网的硬仗。

它是搜狐集团几乎所有优势资源的结晶:在内容提供上,它延伸了门户网站的新闻优势,提供传统新闻、自媒体文章、用户个性化订阅功能等多种形式,还有图片和视频等富媒体新闻类型;在资源整合上,它整合日益活跃的自媒体平台、搜狐极为重视的视频业务,还拿来了搜狗的垂直搜索技术为个性化阅读模块服务;另外,搜狐还在会上发布了新闻和自媒体的变现途径,提供了商业化出口。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一款新闻客户端里,用户在"视频"模块中甚至可以直接观看搜狐视频上最新的美剧。

从整个市场环境来看,移动阅读经历了RSS、个性化阅读服务(如Flipboard、ZAKER和鲜果阅读等)、独立的媒体APP等多个阶段后,在自媒体林立的时代,主打聚合功能的新闻客户端又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为传统门户网站的宠儿。

除了搜狐之外,网易、新浪和腾讯其它三家门户网站在此前先后升级了自家的移动新闻客户端。比较这些新闻客户端产品,会发现一些大同小异的特征。资讯产品、图片新闻、个性化订阅已经成为这些客户端产品的必备功能。这四个新闻客户端,无论在苹果的应用商店,还是各大安卓分发渠道中,在新闻类的应用排名中十分靠前,竞争之激烈也可见一斑。

新闻客户端像每一个垂直领域一样,落在了移动互联网的闪光灯下。经历了WEB1.0和2.0时代互联网内容指数级爆发、用户重度参与到互联网浪潮之后,新闻需要寻找更好的展现形式,以服务于移动端和用户已经变化了的需求。内容仍然是留住用户的主要筹码,但新闻掺杂了产品特性之后,原本属于产品的设计、运营、推广……和新闻内容一起,成为了影响用户阅读的重要因素。

传统的内容之间的竞争已经变成了产品混杂着新闻的多维度竞争。搜狐的新闻客户端如是,对于其它产品来说,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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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红色特工”身后六十年

"红色特工"身后六十年

1950年6月,吴石被判死刑,与朱枫一起成为轰动台湾一时的"吴石朱谌之(朱枫原名)间谍案"。 (网络图片/图)

1949年,中国大陆1500名赴台"红色特工"牺牲过千,大多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建成,这段历史才被公开纪念。

"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他父亲到底去哪儿了。特工神秘的身份让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

2007年,冯亦同的《朱枫传》在上海付印出版,有关单位带话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任务,不要宣传失败",出版只好戛然而止。

更多在台湾的幸存者,终日生活在阴影中无法自拔。而接受过反共教育的后代,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

40年来,杨兰的心里一直有遗憾,就差一点,她几乎就知道了父母的名字。

40年前,她28岁,养父在病床上告诉她,在她两岁时,她的亲生父母离开她赴台执行任务,最终牺牲。她看着养父,他的嘴蠕动着就要说出最后的秘密,却再没能吐出声音。

2013年末,在北京西山,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用以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846个名字被镌刻在石壁上。

在名字的海洋中,杨兰找不到父母的名字,但她相信他们也许就在里头。

1949年,杨兰的父母乔装入台。按照碑文介绍,一起前往的还有约1500名"大陆红色特工",但由于叛徒出卖,超过1100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处决,其中包括著名的"密使1号"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后来更成为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这场影响深远的情报战最终隐匿于历史的烟尘,更多的人不知所踪。两岸音信隔绝数十载,即使他们的后代,对他们也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而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

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筹集文化界、艺术界、企业界等人士捐款,历经一年建成。除了已找到的846位牺牲者的名字,纪念墙还预设大幅空位,留给更多的历史失踪者。

旁边一段铭文这样记录他们——"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用以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是官方第一次公开纪念那段历史。 (CFP/图)

到台湾去

1949年的初秋,在杨兰与她的父母告别的时候,另一场告别也在进行。戴筱萍当时四岁,他记得那一天,穿着黑西装的父亲抱着他开始流泪,然后出门远行。

"他只告诉我的母亲他要走,没说要去哪儿。"戴筱萍对父亲只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军人的威严。

这一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接受渗透任务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蹈海远行。

上海军医大学的学生朱晓枫收到了母亲的来信,问她是否可以请假到广州一见。她的母亲朱枫那时是香港合众公司的会计,也是中共华东局的地下党员。

"当时我开始在医院工作,请不了假,没想到那时她已经接到任务就要走了。"朱晓枫说。而等不到女儿的朱枫已经在香港办好假的入台证,以"朱静"的化名准备登船。

这一年的10月,没有能和亲人见面的还有王道元、王道乾兄妹。他们的父亲王灜成长期在上海从军,是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上海解放后,他们从苏北老家赶往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所终。

就在此前半年,已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王道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见了面,他劝父亲回老家,父亲不肯,临分别时,他只好送给父亲一本《革命人生观》的小册子。

王灜成可能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已经乘船南下。

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则辗转内陆,先至广州,再到香港,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最后渡海。

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台湾。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这一年,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上世纪中叶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广东陆丰人黄贤忠比他的战友们过来得更早。1949年,他已经在桃园县平静生活了两年,在当地一所名叫义民中学的初中当国文老师。他组织了读书会,喜爱谈论家国大事,一位当地的小学女教师慕名而来,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忠厚男人的身份。

1950年6月10日,台湾,法庭栏杆前的中共地下党员(由右至左)原国民党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原"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低首写遗嘱者)、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被国民党当局判死刑。 (秦风工作室 供图/图)

"大时代的一滴浪花而已"

在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朱枫来到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杂货店,与店内的一位郑先生碰头,后者即是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他们约定每周三同一时间见面。

后来,朱枫拜会了此行最重要的联络人——"国防部参谋次长"、代号"密使一号"的吴石中将。在台期间,吴石和朱枫前后七次见面,将拍摄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绝密资料的微缩胶卷交给朱枫,后者将其交给中共华东局的一位特别交通员。

戴龙则借住在台北的亲戚家,以访友问旧的名义四处联络,收集情报。他和更早来台的王灜成想策反一位电台人员,但最终失败。最后只好通过挂号密码的形式报告情报。

1939年前就已入党的国文老师黄贤忠这时也活跃起来,鼓动包括妻子在内的学校教员加入了地下党,宣扬反蒋爱国,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1950年,在大陆的正面战场硝烟渐停,而在台湾,敌我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攻防却日趋白热化。

为了检肃"匪谍",巩固最后一个堡垒,国民党政府在台湾颁布了包括《台湾省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等多项条款,随着蒋介石在1949年底来台,对台湾的控制骤然加强。

而当时的台湾地下党,却陷入过度乐观之中。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发出了"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为期不远的"。甚至,台湾省工委在提交中央的《攻台建议书》中表示,考虑到季风的影响,最佳的攻台日期是1950年的4月。在大陆,第一任台湾省委书记这时已经任命,只等着赴台上任。

但形势却在此时急转直下。1950年初,台湾省工委号称"四大金刚"的四个领导人先后被捕,三人叛变,导致四百多人以"匪谍"罪被捕,包括吴石,其在台湾潜伏之深、官阶之高震动了国民党当局。

台湾省工委几乎被一网打尽。已经离开台湾的朱枫,也在舟山群岛回大陆前夕被捕,中途吞金自杀未遂。1950年6月,她与吴石被判死刑,成为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朱枫原名)间谍案"。

这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台湾"白色恐怖"的加剧。此后三十多年间,数以十万计的无辜者被卷入政治案件。光是1950年代前五年,国民党政府就杀害了可能超过三千名本省和外省的"匪谍"、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也让台湾地下工作陷入孤立。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大陆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很多在台地下部门被打散,幸运的得以返回大陆,跑不了的就躲进深山。

戴龙和王灜成也被捕了,后者行刑前还随身带着儿子送的《革命人生观》。1951年,黄贤忠被捕入狱,以"叛乱罪"判处死刑,行刑前他为已怀孕的妻子留下遗书——"我只是这大时代中的一滴浪花而已"。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行刑现场。 (网络图片/图)

乱坟岗

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戴筱萍都想寻找父亲戴龙。他和母亲成了"失踪军人家属",这个身份的重量曾让他喘不过气来。

"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到头来好像还是我们的过错。"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他的父亲到底去了哪儿。他的母亲垂着头,只是哭。

他们也去某舰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秘密,不能说。

那时国内正值三线建设时期,戴筱萍的心里还有一丝希望,他想父亲可能正在某个山沟里,支援国家建设。

直到1960年代,组织上终于通知了他们,他的父亲戴龙,早在1950年就在台湾牺牲,出卖他的叛徒如今被抓获,情况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当时他和母亲就想能拿回父亲的遗骨,但两岸的剑拔弩张,让这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母亲朱枫死后,朱晓枫得到了一张革命烈士证书。"文革"中,这张证书却不能保护她的母亲,她被怀疑是特务、叛徒。有人说看见朱枫在台北和国民党军官手挽着手走路,投了敌。朱晓枫只能沉默以对。

和其他受难者家属一样,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亲王灜成的下落。19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和妹妹两个人提着西瓜,去拜访军旅作家吕铮。作家曾写了一本讲述中共地下斗争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听说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又曾在广州担任过对台的联络员。

作家果然认识父亲,并讲述了他蒙难的经过。"他还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兄妹俩反复看了四遍,总感觉里面有父亲的身影。

当年的那段历史,随着受难者埋入荒坡四十载,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93年,在台北六张犁,一片乱坟岗被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发现,这里掩埋了两百多个1950年代被处死的政治受难者的遗骸,随之浮出水面的,则是那一批葬身在台的大陆对台"特工"。

同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朱枫、吴石、戴龙、王灜成和黄贤忠皆在其列。

6年后,台湾学者秦风在一家报社的档案柜底,发现了一袋写着"敌伪"字样的照片,打开以后,却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为1950年。

其中,就有朱枫受刑前最后的留影。照片里,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神色平静而淡然。

2000年,这张照片被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杂志上。这一年,朱晓枫73岁,照片上的母亲已经比她小了28岁。

看到照片那一刻,朱晓枫就想,在死前,一定要把母亲找回来。

233号编织袋

南京作家冯亦同在这时加入了寻找朱枫的行列,他想写一本朱枫的传记。通过他,朱晓枫联系上了秦风,委托后者在台湾寻找朱枫遗骸的下落。

"他们寻找物理上的朱枫,我寻找精神上的。"2007年,冯亦同的《朱枫传》在上海付印出版,却在当时遭到麻烦,有关单位带话给冯亦同,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任务,不要宣传失败"。《朱枫传》的出版只好戛然而止。

"可能是时机还未到吧。"冯亦同将情况告诉了朱晓枫,后者说了自己的看法。

转机出现在2010年,这一年是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的第二年,两岸关系持续和缓。

一份由台北辛亥路第二殡仪馆提供的《600骨罐名册》显示了朱枫骨灰罐的可能线索,这些无人认领的骨灰罐,绝大多数都属于来自大陆的死难者。纳骨塔内,两百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打开编号"233"的编织袋,朱枫的骨灰罐已经静静躺满了六十年。

2010年底,一架运送朱枫骨灰罐的飞机从台北直飞北京,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专程在机场接机,随后朱枫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2011年,位于朱枫老家浙江宁波镇海的朱枫纪念园,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朱枫骨灰迁葬老家,倍享哀荣,叶落归根。

寻找朱枫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人没回来呢。"徐志耕是《宁波帮》杂志的主编,在朱枫之前,从不了解这段历史,直到2011年,他受邀参加朱枫骨灰回葬故乡的隆重仪式,萌生了帮助其他死难者的后代将遗骸迎回大陆的打算。

在2011年6月的杂志上,徐志耕刊发了一则《寻亲告示》,表明杂志将协助亲属寻找在1950年代牺牲在台湾的对台特工的遗骸。

而结果并不理想,看到《寻亲告示》后,自觉在网上填写寻亲表格的家属,只有不到五个人。

而原因可能是,由于保密措施,许多的后代家属,连他们的父辈牺牲在台湾都不知道。

这一年,台北第二殡仪馆和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提供给了《宁波帮》杂志881名在台湾受难者的名单。

"当时杂志有三步打算,第一步是公布名单,让家属知道;第二步是帮助他们和台湾方面联系,比如互助会,提供帮助;第三步是成立一个基金,赞助家属将遗骸迎回来安葬。"

而一年之后,徐志耕有些心灰意冷。

《宁波帮》杂志总经理刘建夏将原因总结为"没有单位愿意牵头"。

在刘建夏看来,通知家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公布档案,据他了解,当年派往台湾的地下工作者的档案虽然分散在各个系统,但依然保留着,如果能够解密,通过民政部门,就能迅速地联系到后代亲属。

但他的这个想法,没能得到回应。没能成立基金的原因更加简单,就是没有钱。

"其实我们应该将所有的骨罐一起拿回来,修建烈士陵园。"刘建夏说。

戴筱萍是极少数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幸运儿。2012年,戴龙的墓碑在台北六张犁墓区被找到,墓碑的照片从台湾发到上海。

戴筱萍拿着照片去了某舰队政治部,当年,这是父亲的派出单位,他希望能由组织出面将父亲迎回来,"对方很为难,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不能为你一个人拿回来,开销太大"。

这和他在民政部门得到的表态相似,领导说,如果是自己去拿回来,那组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戴筱萍、王道乾和几个后代家属曾在上海碰过一次面,讨论组织上不肯出面寻找怎么办,最后也没说出个结果,有人说,要么就在福建沿海遥祭一下,王道乾不同意。

直到如今,她和哥哥还没有找到父亲,而她已经满了八十岁。戴筱萍不愿再拖了,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他想去台湾,将父亲的遗骸迎回家乡。

永远不能理解他们

在这场悄然的寻人潮中,台湾的力量也在持续加入。2013年一年,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协助了八起大陆亲属来台寻找亲人遗骸,多年来,他们已成了大陆亲属来台寻找的重要窗口。

互助会成立于1987年,会员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互称"老同学",以示有着相同的遭际和信仰。

自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区发现之后,每一年,互助会都会为死难者举办春祭和秋祭。

在互助会会长吴荣元看来,台湾的"白色恐怖"是国际冷战情势和国共内战共同作用的产物,葬身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同样是政治的受难者,让他们的遗骨返回故乡,既是人情义理,也是历史和解的重要一环。

在台湾,一位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曾遇见过这样一些"共谍"。1950年代,当他们来到台湾,上线已经被国民党逮捕,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他们暗自警惕、无所事事,结婚、生子,慢慢老去。而更多的幸存者,却没有这么幸运,生活在背叛、懊悔的阴影中,无法自拔。而接受过反共教育的后代,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我曾遇见过一个老人,四个孩子都不愿叫他父亲"。

近年来,台湾官方开始面对当年这段历史。2003年"国防部"开放档案,随后在政治受难者以及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简称真促会)的推动下,台湾当局陆续解密了"白色恐怖"时期的档案文件,向家属归还了受难者的遗物。

台湾作家蓝博洲曾创作了描写台湾地下党人的报告文学《愰马车之歌》,讲述了台湾地下党人钟浩东、蒋蕴瑜的一生。他们是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主要编印者,曾与"共谍们"并肩作战,追求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终,钟浩东被处死,蒋蕴瑜出狱后,曾经的蒋四姑娘,只能靠在风化区摆摊卖面为生。

对蓝博洲而言,长期反共教育下的台湾社会,这些地下党员在历史评价中是缺席的,仿彿两岸的孤魂,"但他们是一批理想主义者,那个年代的台湾知识精英都进去了,"蓝博洲说,"他们是当代人的镜子。"

马场町位于台北市最南边的万华区内,曾经是1950年代处决政治犯的刑场。在"白色恐怖"时期,每天清晨4时30分,执刑的士兵扣动扳机,行刑后,士兵用沙土覆盖地上的血迹,久而久之,堆沙成丘,如今已成为一方长满青草的大丘。无论是吴石、朱枫,还是戴龙、王灜成,皆于此受刑。

2000年,台北市政府在马场町的入口竖立纪念碑文,其中写道,"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期间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安息吧

2012年6月,黄新华从台湾档案馆领回了父亲黄贤忠的遗书。

对于父亲,她其实没有任何印象。

母亲在监狱里生下她,五岁之前,黄新华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待她的母亲出狱后,两个人便相依为命。

小的时候,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会带着她到位于台北忠孝西路上的善导寺,母亲从寺里取出一副牌位,让她一起祭拜,当时,她不清楚牌位上头写的黄贤忠到底是谁。

直到她上国中的时候,母亲告诉她,那才是她的亲生父亲,因为反对国民党被处死。

"当时把我吓到了,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在一个闻"匪谍"色变的时代,突然有了一个当"匪谍"的父亲,让她无所适从。她问母亲,可母亲只是重复着告诉她,父亲黄贤忠,是一个很有学问、很好的人。

"后来我想,他肯定是冤枉的。"想通了这一点,少年时的她才觉得释然。

而同时,在海峡的另一侧,黄新华同父异母的哥哥,却一直无法释然。

1947年黄贤忠离开广东陆丰老家时,黄伟民才一岁,母亲早亡,他一直由族内的亲戚养大。他听长辈说自己的父亲去了台湾,却没想到这会带给他一辈子的厄运。

1960年代,黄伟民是公社里的会计,有着干部身份,生活顺遂。直到组织审查时,发现他的父亲在台湾,有着"台湾关系",他被公社辞退,之后十余年,他只能成为乡野间的民办教师。

后来,村子里有从香港回来的人,带来了黄贤忠早已牺牲的消息,黄伟民开始写申诉信,证明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牺牲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

他一口气写了十来年,将申诉信寄给公社、县里。但往往人家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你有证据吗?

黄伟民找不到证据,他不知道谁是父亲的上线,又是谁派他去的台湾。

"我红白不是人。"有一天,从公社理论回来的黄伟民沮丧地告诉自己的儿子,自此再不申诉。

2012年,黄伟民的儿子拜托友人前往台北六张犁公墓,希望能找到父亲的墓碑。却恰好碰见了当年替黄贤忠捡骨的人,透过他,联系上了黄新华,这时,距她拿到父亲的遗书刚刚过去一个月。

"以数十年有限生命,立亿万年不朽事业,虽败犹荣,虽死无悔。"这是父亲遗书的第一句话。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于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体,以维家室。"这是第二句话。

时隔一甲子,黄新华回到了陆丰甲子镇,这时,她的哥哥黄伟民已经是肾癌晚期,他看着从未谋面的妹妹,只说了一句"我这辈子过得苦"。

"当年两岸的争斗是一个悲剧"。黄新华说,"我没想到父亲是那么坚贞不屈的一个人。"她开始感到父亲当年所付出勇气的意义,并开始理解他的信仰。"这样的受难不应该再有。"

这一年秋天,黄新华在台北参加了互助会一年一度的受难者秋祭,会场上响起了悠扬的安息曲: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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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1981 年,十美元,两小时,一份电子报纸

1981 年,十美元,两小时,一份电子报纸

1981 年,DOS 系统刚刚面世,那时候电脑没有图形界面,改变世界的麦金塔电脑仍未见踪影。对了,甚至那还是一个没有万维网的年代。但是,报业界已在探寻电子出版的可行性。

那一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等数家报业巨头联合进行了一次电子出版的实验性项目,向那些已经拥有电脑、而且知道互联网为何物的高富帅用户提供电子版的报纸订阅服务。

当时想享受这种便捷的服务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个是成为那家报纸的订阅户,然后在报纸中的一角找到 "体验" 电子订阅的优惠券,减下来寄到报馆,一个礼拜后会有专人联系你;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成为 CompuServe (当时一个拨号上网供应商)用户,那么电子报纸便是其中一个增值服务。

其实个中理念和现在的数字发行没有太大差别,不过在那个年代,实行起来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如果当时你有一部电脑,碰巧它内置了 modem,恭喜,你可通过一条电话线下载当天最新的报纸了。但是速度非常缓慢,大概每分钟只能下载 30 字内容,也就是说一份报纸需要两小时才能完整下载到你的电脑中。因此如果你看得够快,你可以一行行跟着屏幕更新的节奏把最新一行的字读完。

然而如此原始的体验还是它优胜的地方,虽然由于容量的原因,电子版报纸需要阉割所有图片和很多人喜爱的漫画栏目,不过代表着广告也不能幸免。因此你可以完全沉浸在阅读新闻、专栏中,而且说不定你内心还有一丝暗爽,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已成为未来数字出版业的一部分。

提前成为小白鼠未来的一员代价当然不小,当时 CompuServe 拨号并不便宜,白天时段收费为 10 美元/小时(夜间收费折半),但下载一份完整的纽约时报却需要两小时(注:报道中注明一份报纸的花费为 10 美元)。

不过报业界并不是为此赚钱。David Cole,这位当时《三藩市询问报》数字发行的负责人告诉连线,那个年代提供数字内容时甚至没有服务器的概念,报社内负责上传内容的是一部型号为 Systems Integrators 2130 的 IBM 克隆机,它拥有 64K 内存,以及双 25MB 硬盘(其中一个负责备份)。

而且孤勿论将报纸转化为数字内容的成本,读者的使用体验并不好,因为除了高昂的设备和上网费外,在当时那细小的黑白显示屏上看报,并不能吸引到多少人为此埋单。

最后,这个实验性质的项目一年耗费了《三藩市询问报》 15 万美元——考虑到通货的话,则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倍,但那一年收到的回报还不到零头。当时在报社内,这个项目被认为是愚蠢、浪费报社资源的行为。

因此在一年后,这个报业界探索数字发行的试验项目正式结束,寿命只有短短的一年。不过当时这个项目已被一个美国电视节目注意到,但是没有人觉得电脑会危险传统的发行业,在节目中主持人这样总结:用两小时等一份报纸,每小时扣费 5 美元,相比那份在马路边卖 20 美分的报纸,可以说毫无竞争力。

作为那些因数字化而丢了饭碗的旧媒体从业者,说不定会很怀念那个年代吧。

最后,送上当年节目的片段,带你回到属于 1981 年的数字发行。

题图来自:Wallpaper 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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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殇

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时称"六集电视连续节目"),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总撰稿人为苏晓康王鲁湘,导演夏骏,但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为学者谢选骏。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片头题字者为沙孟海

《河殇》分为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该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辨析和评判,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

《河殇》以类似报告文学的风格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论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并应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为了令这套系列片的论证更加权威,作者引用了众多西方理论,包括魏特夫水利文明东方专制论黑格尔有关中国陆地文明趋于保守的说法、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一个早期观点——除基督教文明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经湮灭,就是步向死亡

《河殇》播出之后,除了在思想较为激进的青年学生中受到广泛欢迎之外,更一度得到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的赏识和其他普通民众的热烈讨论和关注,在中央电视台曾两度重播,在校园引起"河殇热",学生热情讨论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

1988年6月,现代出版社出版《河殇》解说词的单行本(198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封面题字者同样是沙孟海。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在批判赵紫阳的同时,对《河殇》也进行了抨击。该片被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典型,自此陷入禁播状态,但现在民间仍然通过网络等媒体在小范围内流传。

亦有声音[谁?]表示:《河殇》所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和对西方文明的推崇有一定盲目性,未能较好的权衡中西文化实质差异和现在民主的实质而导致批判过激。

和《河殇》一样,《狼图腾》一书也对汉文化进行批判,但并不涉及政治因素。而同属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也被认为是受了《河殇》影响。

《河殇》被禁播后,原为陕北民歌的该片主题曲《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随之在屏幕和舞台销声匿迹。2014年1月30日播出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陕北歌王"王向荣文化大革命样板戏中唱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辨误

  • 严复伊藤博文并非同学:中国民间流传当年严复是全班(或全校)第一名毕业,伊藤博文得第二名。"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传统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第六集"蔚蓝色")这个故事最早可从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中找到,后来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均引此说。
  • 登月宇航员在太空并不能看见长城(第二集辨误):房龙1937年出版的《地球的故事》中猜想:中国的长城是月球上的天文学家唯一能看得见的建筑物。关于能否从太空中用肉眼望见长城,一直存在争议。长城和一般高速公路差不多宽,本身并非发光体反光体,在几百公里以上不借助仪器用肉眼观察是不可能的神舟五号宇航员杨利伟称,在2003年他的太空之旅中没有看到长城。
  • 地球并非宇宙中唯一的蓝色星球。"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第六集"蔚蓝色")绝对星等较高的主序星都是蓝色星球,比如经过碳氮氧循环核聚变发光的织女一由于温度较高就是蓝色星球;行星系外行星中距离恒星较远的气体行星,如果大气层中含有甲烷一类气体,也有可能使行星呈现蓝色和蔚蓝色,比如太阳系海王星

摄制人员表

总撰稿:苏晓康王鲁湘
撰 稿:苏晓康王鲁湘张钢谢选骏远志明
编 导:夏骏
解 说:张家声
作 曲:孟卫东
剪辑顾问:傅正义
剪 辑:钱丹丹
资料编辑:计冰王秀云吴晓波黄敏
后期摄像:曹志明孙增田
音乐编辑:潘宝瑞牛桂吉
音乐录音:李小沛
美 工:钟蜀衡
置 景:迟明泉
制 片:王宋郭宝祥

顾 问:金观涛厉以宁
总监制:陈汉元

参见

参考文献

相关书籍

  • 《河殇》,苏晓康、王鲁湘总撰稿。现代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ISBN 7-80028-021-7
  • 《河殇》,苏晓康、王鲁湘总撰稿。中国图书刊行社,1988年9月初版(简体字)。ISBN 962-04-0668-0
  • 《河殇》(修订版)。(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ISBN 9861461876
  • 《河殇论》,崔文华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9月初版,ISBN 750390304X
  • 《河殇‧何伤》,胡菊人著。远景出版社,1989年初版。ISBN 957-39-0037-8
  • 《从五四到河殇》,苏晓康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ISBN 9576451833

外部链接



啟蒙《河殤》主題曲驚現春晚

啟蒙六四遭封殺 《河殤》主題曲驚現春晚

1989年六四屠城後,遭北京當局嚴厲封殺的電視片《河殤》的主題曲《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25年後驚現央視馬年春晚,令眾多網民「驚呆了」!

這部反思中國黃土文化的政論片,1988年由央視播出後轟動全國,對六四學生運動提出「要求民主」主張產生過重要影響,也曾在中共高層內部引起極大爭議,後被當局定性為宣揚全盤西化、六四事件先導思想等多宗罪名,編創人員備受迫害。在六四25周年將臨的敏感時期,因《河殤》而家喻戶曉的民歌小調,竟能通過中宣部層層政治審查,而登上春晚舞台,有網民將其解讀為「《河殤》先於六四平反」。


■被禁多年的《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得以重登官方舞台,引起熱議。

歌詞具濃郁黃土風格
《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又名《黃河船夫調》,歌詞內容只有簡單八句,四問四答,具有濃郁的陝北黃土風格。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放《河殤》以其為片頭曲,令這首小調很快在大江南北傳唱。六四以後,隨着《河殤》遭封殺,該歌在銀屏和舞台上銷聲匿迹。直到今年央視春晚,《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得以重登官方舞台,由有「陝北歌王」之稱的農民歌手王向榮帶領合唱。


作為《河殤》的標誌性歌曲被搬上春晚舞台,會不會是央視官員和編導的疏忽意外?眾多網民對此並不認同,因為春晚所有節目都須經過央視甚至中宣部高官的反覆嚴格審查。事實上,每年春晚都有節目因「政治不正確」而遭淘汰,在馬年春晚綵排中,搖滾歌曲《一無所有》因歌手崔健拒絕改詞而被拒之門外,諷刺官場吃喝風氣的喜劇小品《同學會》一波三折,在最後關頭遭「槍斃」,所以《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的出現很難相信是意外。


■文革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現身春晚。

馮小剛「精神分裂」
既然如此,當局希望向外界傳達何種信息?有網民分析認為,當局為《河殤》平反應該不是件難事,《河殤》主題稍許偏激,但不至於像當年中共領導人王震所言「誣蔑中華民族」,也比當下網民微博吐糟「溫和」多了,而且「河殤」解說詞在網上未遭禁忌。另外,《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雖為《河殤》主題曲,但更重要的是出自習近平家鄉陝西,「料再高級的審查官也沒有這個膽不讓唱」。有網民則調侃春晚導演馮小剛,將《河殤》主題曲《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與文革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同台演出,是患了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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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歌詞
‧你曉得天下黃河幾十幾道灣哎?
‧幾十幾道灣上,幾十幾隻船哎?
‧幾十幾隻船上,幾十幾根竿哎?
‧幾十幾個艄公荷呦來把船來搬?
‧我曉得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哎,
‧九十九道灣上,九十九隻船哎,
‧九十九隻船上,九十九根竿哎,
‧九十九個艄公荷呦來把船來搬。


■「陝北歌王」王向榮(中)帶領合唱。

網民有話說
‧「央視將《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肆無忌憚地搬出來,難道要試圖為《河殤》平反?」

‧「當《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出現在春晚上時,我感覺,兩個時代要和解了,否則馮小剛要被封殺了。」

‧「《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讓我想起那部電視片,那是一次歷史反思,可惜啊。你要是知道的話,也別提片子名字,你懂的。」

‧「不要過度解讀了,《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只是一首知名民歌而已,重要的不是哪部紀錄片的曲子,而是「陝西(意指習近平故鄉)」的曲子,這就是和諧的精神!」

撰稿人被指六四幕後黑手

■蘇曉康

【新聞背景】

由中央電視台製作的六集電視政論片《河殤》於1988年6月首播。該片由對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入手,引入對西方「蔚藍色文明」的介紹,對包括「長城」和「龍」在內的長期被中國人引以為榮的文化現象進行辨析和評判,並且表達了對西方民主文明的嚮往。該片的主要論點是:中國以河流、大地為根基的內向式「黃色文明」導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後;為了生存,中國必須向以海洋為根基的「藍色文明」學習,並應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

《河殤》播出後在中國社會引起很大轟動,尤其在大學校園內引起「河殤熱」,央視曾兩度重播。《河殤》令學生們政治熱情高漲,探討國家未來的出路與發展蔚然成風。有分析認為,《河殤》為一年後爆發的八九學生運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準備,對於學生提出「反貪官要民主,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等訴求,發揮着不可替代的影響力。

「左王」王震拍枱大怒
與此同時,《河殤》在中共黨內也引起激烈爭議,有左王之稱的王震在當年召開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拍案而起,怒斥《河殤》「傷了我的心……傷了中華民族的心。把中華民族誣衊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公開要求中宣部正式對其展開批判。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對《河殤》持賞識態度,對王震的批評置之不理。

六四學運被鎮壓後,《河殤》被官方抨擊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典型」,「六四事件的思想先導」而打入冷宮。《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被定性為「六四事件的幕後黑手」而遭公安部通緝,被迫流亡美國。另一位撰稿人王魯湘也被審查,曾飽受牢獄之苦。

《蘋果》記者


■王魯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