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财经:调查“动车调查”

 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7·23"甬温线动车特大事故的惨状仍历历在目。但调查结果迟迟未公布于众。

  尽管多位事故调查专家组专家表示,动车事故的书面调查报告已于9月完成。按照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最迟至11月30日,国务院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就应公布调查报告和事故的处理情况。但这一天,相关部门没有发出只字片语。

  《财经》记者通过数月调查,试图对"7·23"动车事故调查过程中责任攸关方的博弈进行还原,同时亦发现此前大批动车召回事件的关键隐情。

  导致动车追尾事故的原因,既有信号设备软件设计缺陷,亦有非正常行车下的调度指挥失误。实际上,从信号设备提供商,到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的行车处理,到电务部门的维修、登记,事故暴露出铁路多个部门均存在问题。

  据接近调查组的人士称,调查报告迟迟不出,系高层对责任认定难以取舍。若认定信号设备供应商承 担主要责任,则对中国高铁的国际形象乃至出口更为不利;若认定铁道部调度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则牵涉责任人众多;若信号设备缺陷说被推翻,供应商不再担责, 铁路系统也不会全然接受此说,相应会要求承担较轻的管理责任,缩小处理范围。此外,杭州电务段温州电务、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各方责任孰 重孰轻,对所追究责任人的范围、职位亦有影响。

  调查报告逾期不出,调查组成员三缄其口。四个月来,舆论呼唤公正调查结果的声浪此起彼伏,调查公信力在声浪中亦风雨飘摇。

  在此期间,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又将54大列CRH380BL问题动车组召回整改,后于11月 16日分批重新投入运营。对于为何未在空车试运行期间就发现相关问题?问题车到底进行了哪些整改?供应不合格配件从而导致故障问题的分供方承担了怎样的责 任?等等,同样语焉不详。

  在中国高铁受到国内外广泛质疑的敏感期,对重大的事故调查和召回事件采取更公开、更坦诚的态度,向公众告知存在的问题和整改的细节,并实事求是地进行问责与整改,才是立足高铁发展大局,营造正常发展环境的明智之举。

  ——编者

 上篇

  三问动车追尾事故

围绕"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问责仍在持续发酵,舆论聚焦于事故调查报告及其处理情况何时公开,其中不乏质疑调查报告逾期公布已违反国务院有关条例的声音。

  角力

对事故定责的考量,涉及设备商、铁道部,以及铁路各部门间的多重博弈

铁道部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声称系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五天之后,临危受命的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指出,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

信号设备的集成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下称通号集团)旗下的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下称全路通号),成为首个被推出的可能 责任人。但"7·23"事故调查组副组长、中国隧道研究中心主任王梦恕对媒体表示,"软件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结论,系有人想拿全路通号顶包,全路通号对此 并不服气。11月25日,王梦恕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事故调查组并未认定信号系统软件 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甚至未重点讨论此问题。

11月30日,一接近铁道部的人士也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的事故调查中,全路通号的责任被弱化。

调查组成员、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黄毅曾直指温州电务部门的责任:温州南站电务值班人员未按有关规定及时汇报,未进行故障处理,没能有效防止事故发生。除继续承认信号系统设计缺陷外,电务部门的责任由此凸显出来。

此话一出,引发杭州电务段强烈反弹,于8月26日网上发布公开信逐一反驳。对此,相关部门并未作应答,《财经》记者获悉,8月31日,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前往温州南站,对杭州电务部门做了安抚工作。

多位事故调查专家组专家提及,动车事故的书面调查报告于9月完成并递交国务院。按照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为特别重大事故,事故调查组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20日。

同时,上述条例第32条规定,特别重大事故,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30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事故处理的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布。

即使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的递交时间按照9月底推算,最迟至11月30日,有关部门也应该按照上述规定,批复动车调查报告,给出处理意见。继而公布 调查报告和事故的处理情况。但时至今日,相关信息皆未公开。担任调查组领导之职的国家安监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仅对媒体称,不会太久。

对于调查、定责的消息多变,一位接近调查组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事实上"7·23"事故调查中发现,信号设备、安全管理均有问题。然而,技术鉴定结束两个多月来,事故所涉各方均在推卸责任,导致报告迟迟无法出台。

上述人士表示,如果认定铁道部调度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则牵涉责任人众多;如果定责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全路通号存在设计缺陷,则对国家形象、高铁出口等影响巨大;且牵涉其他应用该信号系统的站点安全,当然作为信号设备的用户,铁道部则减轻了安全管理上的责任。

事故发生五天后,全路通号首先被指为存在"严重缺陷"。然而,随着铁路系统人士受到舆论压力被迫退出事故调查组,究竟应当如何定责,决定权已归国务院。

"信号缺陷是真实存在的,如只让铁道部担责,其肯定不服。"上述人士分析,若信号设备提供商的责任确被弱化,则对铁道部来说,最有可能的是处分 数个直接当事人。至于高层所负的领导责任,事故发生第一时间,原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副局长何胜利已被免职,铁道部原总调度长安路生也已离 开原职。

  一问:雷电防护缘何失灵

铁路系统在防雷上有所放松,设备制造商又不够专业,没有严格按照防雷标准操作

雷电,是这起事故的导火索。

调查组曾委托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利用电力系统全国雷电定位监测系统,对事故发生时段温州南站附近的雷电活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10月25日,王梦恕对《财经》记者表示,7月23日当晚,雷击强度罕见,超出了设备防雷设计容量,导致设备电容被击穿。

随着集成度提高,以及计算机设备的广泛应用,新兴的客运专线、高速铁路的确更易受雷电干扰。但被认定为事故"首凶"的真是罕见强度的雷电吗?

据知情人士表示,事故当天,温州一天打了400多个雷。但这并不算多,北京、成都、广州等地均发生过一天上万次雷电现象。事故当晚,距离温州南 站最近的雷电发生在5公里外的山头上,根据雷电传导的规律,待达到车站信号楼时,雷电能量只有发生时的1/25左右。信号楼内,两处设备在雷击中损坏,除 引发信号失灵的信息采集板外,另有一处闭塞电路。

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发现,雷击中损坏的元件中,并无放电的黑色痕迹,可见导致设备损坏的雷电电压不高。

根据铁道部规定,所有信号设备在集成之前,对设备本身都要进行防雷性能检验。雷电防护中,需考虑电路布线、地网、屏蔽等多种因素,如果内屏蔽和 外屏蔽连到一起,可能会出问题,因此设备电源线和电路设备要严格分开,但温州南站设备的电源线排布"不是非常标准(没有严格分开)",上述知情专家表示。

除一般的防雷设备外,要提高防护能力,信号设备本身也应当在设计电路上做好安排,提高其耐雷电能力。比如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合理排列电子元器件、做好包覆,耐雷能力会提高。

"这部分由信号设备制造商负责,但他们也未必和雷电专业人士会商,采纳其意见。"上述知情专家认为,近年来,铁路系统在防雷上有所放松,设备制 造商对此往往不够专业,没有严格按照防雷标准操作。但在一些事故中,雷电常被当做不可避免的自然原因,京沪高铁初期运营发生故障时,亦推责雷电。

  二问:缺陷系统如何通过评审

铁道部质检中心权力大,但实际承担责任很小,如果产品出问题,质检中心并不承担连带责任

紧随雷电之后,甬温线信号设备被认为软件存在重大缺陷,而且是一个简单的错误。

据一位接近调查组的人士表示,"7·23"事故暴露出软件设计的缺陷,在于程序的容错思路有问题。

当晚,相撞的前车D3115次列车从永嘉站发车行至红光带区间前停车,约两分钟后重新启动,以20公里时速缓慢前进。按照列车故障导向安全原 理,当后车D301次列车驶向同一区间,进入红光带前应减速,或停车。但是D301次列车却以120公里左右的时速撞上前车D3115次列车。

这期间瞬间雷击破坏了列控中心产品LKD2-T1的信息采集板。导致信号系统不仅没有使D301次减速或停车,却向其发送了错误的"绿色通行 证"。这说明,当设备发生故障后,系统检测机制还保持、记录前一个正常状态,而不能实时状态归零。虽然还有另一个设备去检测故障,但故障设备的信息不能及 时返回,后者读取的信息也停留在前一正常状态。

上述接近调查组人士表示,在程序编写中,应当设置有一个时限,比如5秒内无法读取故障设备信息,程序要自动返回、清零,显示为故障、报警,但在甬温线应用的这一套软件程序中,没有类似设置,可见其核心理念并没有足够"故障导向安全"。

全路通号的软件产品基本采用同一套版本,在全国58个台站使用。目前国内提供列控系统(CTC)软件的公司一共有五家,全部都是自己开发,各家产品界面均不一样,全路通号的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

信号设备上线之前,铁道部都要组织质检中心所属的相关测试机构,进行包括电磁兼容、防雷、产品功能等的测试。缺陷产品如何通过评审?

一位信号设备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测试只针对常规应用环境下产品功能是否正确,而不是产品的安全分析和安全认证。比如,在做测试时,不会有意识地去损坏电路板上的某个器件并进行全覆盖的故障测试。

信号产品在国际上实行四级安全认证,目前中国国内没有一家认证公司能进行认证,因此只能委托给欧洲公司。而铁道部并未强制要求信号设备必须通过第三方的安全认证,所以是否去进行安全认证,或者找哪一家认证公司来认证,信号设备商可自行决定。

这就导致一个现实情况,即目前中国大部分信号产品都没有经过第三方安全认证。而通过国际安全认证的国内信号产品,也不一定能进入铁路运用的许可范围。

上述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上,铁道部质检中心是一个权力很大,但实际承担责任很小的部门,所有上线产品都要经其认证,很多公司为了认证自己的产品,还要托人打招呼。但如果产品出问题,质检中心并不承担连带责任。

事故发生后,应用全路通号同类型产品的58站全部改为采用站间闭塞方式行车,即每次只允许一趟列车进入站间闭塞区间,实际上是放弃了信号系统的追踪功能,以牺牲效率换取安全。

该款产品目前的修补是在系统上增加了一个切断保护装置。一个信号系统可能有上百个信息采集板,按照过去的设计,一个信息采集板发生故障后,不一 定要强制切断信号系统,而是开始故障排除,更改行车模式,但目前是采用了"宁可错杀一千"的应急处置,无论哪一块采集板断电,立刻切断信号装置。

单从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修改目前的软件缺陷,工作量其实不大。上述接近调查组人士表示,编程中可在状态监测的线程中增加对读取时间的限 制,超时即强制返回,显示为故障。若依此设置,在"7·23"事故中,信息采集板损坏后,地面信号灯将会变红,不再向后车发送"绿色通行证"。

"7·23"事故信号系统暴露的或许只是一个低级错误,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还未暴露出的问题。

"7·23"事故之后,国务院发起全国高铁安全大检查,其专家组成员在广州进行高铁安全大检查时发现,在运行时间精确到秒的高铁线路上,由全路 通号、卡斯柯两家公司提供的CTC产品中,列控设备从轨道电路采集到的实时信息,与车载ATC从列车采集到的实时信息不一致,"比如CTC 界面显示,此时时间为22点,ATP界面(记录列车实际运行状态)却显示为21时57分,相差可达3分钟。"

在非正常行车中,这可能导致调度人员错误判断列车位置,存在隐患。

  三问:管理程序为何失守

温州电务、车站皆以在网上发公开信的方式为自身辩白,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因未被提及责任而保持沉默

在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黄毅发出,"温州南站电务人员未按有关规定及时汇报,未进行故障处理,没能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杭州电务段温州电务车 间旋即发表公开信,反驳上述指认,且表示是负责在调度人员和电务之间进行协调的车站值班员只向电务通知了轨道电路(导致异常红光带)故障,并未通知列控系 统故障(导致车站联锁系统和CTC界面显示不一致)。

温州南站一位行车值班员在11月1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其通知模糊。他表示,行车值班员发现轨道电路、CTC双故障,按规定通知了上 海铁路局的调度员,以及电务、工务。但其在通知电务时,只是说设备闪红。"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列控中心CTC出了问题,还是轨道电路闪红,都属设备故障, 是否对电务意味着不同情况,不是我们考虑的。"该行车值班员辩称。

通知不准确,影响了故障的排除。前述接近调查组的人士表示,当晚,被雷击损坏的信息采集板位于面板背后,位置比较隐蔽,电务维修中没有找到。事故发生之后,才找到这块采集板,进行更换之后即恢复正常。

9月27日,一封署名温州南站的公开信也发布在铁道论坛上,信中为车站值班员辩驳称,电务如果按规定登记停用区间信号设备,那么调度员必定采用"停基改电"方法,按规定一个区间放入一趟列车,"7·23"事故即可避免。

前述接近调查组的人士表示,电务的失误还在于带电操作,在信号设备未切断情况、车还在行驶中,电务直接接线,"发现了故障,但不知道是哪个故障,就拔、插、试"。按照正常程序,电务首先应当通知车站、调度,信号系统出现问题,停止行车,再去维修。

在维修过程中,调度人员、车站值班员对行驶或者停靠在站内的列车都应该做相应处理。由于当晚CTC故障,温州南站、上海调度皆无法得知前车 D3115次列车的实时状态。但两者均知道,区间存在轨道电路故障,且后车放入区间后,前车并未到站,可想两车间距应当很近,那么,谁应当提示后车注意, 即成为调度承担责任的关键。

9月6日,宁波车务段领导班子曾集体找温州南站"7·23"相关当事人谈话,并将有关规章解释加盖公章上交调查组,解释了通知后车D301次列车司机是温州南站的责任。

温州南站行车班公开信中亦谈到调度责任,根据上铁运发[2010]156号文《关于重新公布<上海铁路局客运专线非正常行车办法及应急预案>的 通知》,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一是,列车调度员应及时了解停车原因,布置助理调度员或车站值班员转告区间内其他列车。而根据事故前前车D3115次列车曾 停车、降速,说明列车调度员因信号机红灯对D3115次列车司机发布了按目视法行车的调度命令,但未对车站进行任何布置,也未要求通知其他列车等;二是, 区间内一架"通过信号机"故障时,列车调度员应通知有关列车司机。当晚区间红光带即按区间通过信号故障处理,但调度员没有通知后车D301次列车司机。

公开信中还写道,早在7月底,铁道部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只字不提调度员的责任,这种方法已经定了调。如果上海调度有责任的话,路局等上层领导受 处理的人数将更庞大。因为铁路规章没有明确的规定,车站必须要主动呼叫后车D301次司机,这证明规章制定不够严密,铁道部与相关铁路局应负其责。

无论最终定责孰轻孰重,由上述各方的纠葛,已可看出铁路系统管理的诸多疏漏,可谓涉及各个环节,多个部门,亟待在查明真相后,严肃整治。

【作者:《财经》记者 左林 贺涛 特约作者 傅明 】 (责任编辑:闫祺)


阳光时务:被驯化的 《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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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 『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 」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 」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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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承刚

写在前面的:
在南瓜泡沫实习的一年,最大的收获是遇见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是否出现在新闻纸上,都让我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最近整理了几个故事,来自于《新话字典》这篇报导的边角余料,俺想探讨的是:人在面对所谓体制时,为何总不能Hold住?

就像俺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1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 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彷佛给我们打击节拍。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然而,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钜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2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 「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

3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钜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 『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 」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 」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

4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 」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


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读书改变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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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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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2月14日  12 版)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陕西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

  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

  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

  "要学个一技之长,做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来。"他的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子俩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上。韩培印从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掏出了从家里背来的苹果,说是"你妈非要给带的",又问问儿子有没有考过英语四级,有没有学好专业课。

  另一些时候,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开自己写下的内容,给儿子念几句励志的话:"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胜利我儿,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这里,韩培印停下来,扭头看看儿子,"你想你这交学费一年4000多、住宿费800,加上书本费,一年下来就是……"

  停了几秒钟,因为算不清楚,韩培印又扭过话头,继续说道:"头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连生活费下来,八九千,将近一万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块钱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韩胜利一直坐在床头,安静认真地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