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日星期四

中共另設普選「前提」蠻橫無理 2013-05 爭鳴雜誌第427期

 

港事論壇

中共另設普選「前提」蠻橫無理

林明理

  對港人政治智慧的侮辱

  喬曉陽為香港二○一七年普選另設前提的表態,實為蠻橫、無理且無知的舉措。

  首先,這個表態是對香港民眾情感、智商,特別是政治智慧的侮辱。眾所周知,由於港英時期留下良好的自由和法治傳統,香港法治社會、公民社會成熟度絲毫不亞於台灣與其他發達國家。香港雖然也可能有「民粹」,但成熟的公民社會有足夠能力制止民粹的發酵。所以,香港選民有足夠的判斷力,判斷一個特首參選者是否真正「愛國愛港」。港人這一自主選擇能力還需要中央來監護嗎?還需要誰來「把關」嗎?

  其次,何為「與中央政府對抗」,由誰來判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存在矛盾,各級政府與普通民眾存在矛盾,本為常事,各國都有。在法治憲政國家,這類矛盾通常可由憲法法院作判定,但是中共操控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足夠能力與公信力對此作出判定嗎?

  當然,喬曉陽對「對抗」有更明確的定義,就是「企圖推翻中共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裡先且不說如今這樣一個權貴集團操控壟斷資源、權貴大款「勾肩搭背」、貪腐瀆職遍地、底層民眾背負重重「大山」、貧富懸殊遠超國際警戒線、社會矛盾極度尖銳的中國還算不算「社會主義」,就說一個民選的香港特首,他始終受到基本法、立法會、新聞輿論、民意等監督制約,他有什麼能耐去從事「顛覆偉業」?如果掌控如此巨大資源又「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共,如此「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被一個小小的香港特首輕易「顛覆」了,那麼是該歸罪於香港特首或港人,還是該反思自己及自己「這一套」為什麼徹底失去了民心?既然喬曉陽也認為,「愛國愛港」標準難以用法律條文規定,承認「老百姓心中有桿秤」,那又何須單方面另設普選「前提」?

  一國一制的美國可以讓一個民主黨總統領導一個共和黨州長,「單一制」國家法、英、意、日、韓等可以讓一個執政黨的總統領導一個反對黨的省市長,就是台灣也可以讓馬英九去領導民進黨的縣市長……,這些「長」們還處心積慮要在四年一度的選舉中「顛覆」中央政府,反之亦然(喬曉陽說「世界上單一制國家中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會任命一個與自己對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擔任地方首長」之說是淺薄可笑的)。聲稱實行「一國兩制」的中國,怎麼就不能包容一個港人普選出的香港特首?

  缺少法制與憲政約束的中央政府,是否就是國家主權、民族利益天然的自覺維護者?也不盡然。海參崴、長白山天池、白龍尾島這些領土主權維護了嗎?罔顧國內民生,到全世界大把撒錢的又是誰?

  即便「提名委員會」聽命於中央政府,提出合乎「聖意」的候選人,以「機構提名」方式封殺「反對派」,但理論上「泛民」候選人仍可能以「另選他人」的方式獲勝,那麼,中央對此是予以承認並自我反思,還是決意推倒重來?推倒重來必然引發的激烈對抗,到底該誰負責?

  香港普選的真正底線

  香港普選真正的底線只需一個,就是基於憲法和《中英聯合聲明》而制定的基本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化大都市,還應學習借鑒國際公認的自由公平公正等選舉規則。更重要的是,對於普選程序爭議,對具體某一候選人,不要隨便貼「政治」標簽。不管哪位港人,不管他反對誰,只要言行符合有關法律,就是合法的「反對派」,就不應被視作「另類」,更不應視其為「敵對勢力」,否則就是踐踏基本法有關保護民權的條文及原則的尊嚴,就是自毀公信力。在基本法面前,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港府與香港選民,執政者與「反對派」,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即便中共至今還不願設憲法法院,害怕憲法訴訟,甚至連「憲政」、「憲制」都還是「敏感詞」。

  可以肯定,有著自由與法治理念的香港人如能一人一票,絕不會選出老婆子女財產都已轉移國外的「裸官」,不會選出連國籍都不敢說明、政治身份都不敢亮明的政客。這些人才真正夠不上「愛國愛港」的資格。喬曉陽說「如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屆時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撕裂」。先不論這是否恐嚇,只是請問,如今選委會「小圈子」選定的聽命於中央的梁振英,其公信力、管治能力與公眾支持度又怎麼樣?他上台後香港社會是更和諧了還是被撕裂了?

  所以,這種在既有法律之上,摒棄先進政治文明所應有的自由、公平、包容精神,以政治條件劃線,單方面另設「前提」或「底線」,是中共的偏狹「小圈子」心態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敵我鬥爭思維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的集中表現,是對國際公認的文明規則的恐懼──其實在藏、維等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別的批評反對者身上又何嘗不是如此?同時,它也是類似於在大陸強搞「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或司法領域強搞「三個至上」之類的「和稀泥」心態在香港政制問題上的翻版,它必然產生諸多邏輯矛盾與現實矛盾,也是注定不會成功的,只會引發更多的質疑與社會對抗。

  一國兩制下的尖銳矛盾

  一國兩制雖是個新生事物,但說到底並非什麼了不起的「創新」,而是東方集權體制面對西方先進文明的一次不得已妥協,在集權體制至今頑固僵化抱殘守缺不思改革的情況下,它必會碰到很多尖銳的矛盾。而這,只能在不斷的理性探究、平和博弈中得到解決。如能做得好,它還可以給大陸未來必須的政改提供先行的經驗,促發大陸方面作更多的及早開啟政改的必要性的思考──如及早設立憲法法院、努力建設憲政國家、以法治憲政等「明規則」消弭矛盾分歧,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等等。但喬曉陽同時又表態:「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的認同」,就「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就是勉強進行諮詢也不會有好的結果」──你必須服我,不服我就關閉對話大門,看你敢怎麼辦!何其蠻橫無理,何其傲慢無禮!

爭鳴雜誌第427期

陶铸_百度百科

 

陶铸

添加义项这是一个多义词,请在下列义项中选择浏览

  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2. 2.词语释义词语释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编辑本义项

陶铸

百科名片

陶铸

陶铸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民群众熟悉和爱戴的革命前辈。陶铸早年当过店员。

姓名:
陶铸

别名:
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

国籍:
中国,祖籍:祁阳县潘市镇石洞源陶家湾村

民族:

出生地:
祁阳县石洞源陶家湾村

出生日期:
1908年1月16日

逝世日期:
1969年11月30日,61岁

职业: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毕业院校:
湖南三师(现衡阳师范学院)

宗教信仰:
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祁阳衡阳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代表作品: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随行纪谈》

目录

人物履历
人物生平
  1. 出生与求学
  2. 走上革命道路
  3. 建国后事业
  4. 在华南局工作
  5. 鞠躬尽瘁
  6. 平反昭雪
主要著作
人物评价
人物名言
影视作品
展开
人物履历
人物生平
  1. 出生与求学
  2. 走上革命道路
  3. 建国后事业
  4. 在华南局工作
  5. 鞠躬尽瘁
  6. 平反昭雪
主要著作
人物评价
人物名言
影视作品
展开

编辑本段人物履历

陶铸,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祁阳石洞源榔树村(今祁阳石洞源陶家湾村)。早年当过店员

陶铸

陶铸

1924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衡阳师范学院),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湖南省,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

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

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省、辽吉省、辽北省(今吉林双辽)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他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元帅)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工作。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斗争。

1951年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曾兼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

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

1967年1月遭江青等人诬陷,受到残酷迫害。

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合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松树的风格》等。

1989年,陶铸的妻子曾志以陶铸的名义向陶铸曾经战斗过的闽东地区----福安六中捐款,筹建一座教学楼。当地为了纪念陶铸和曾志夫妇,取名为铸志楼。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出生与求学

陶铸父亲陶铁铮,1904年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即第三师范),曾参加武昌辛亥起义,任过汉冶萍公司下属转运局长,并与人合伙开办小煤矿。

陶铸早年当过店员。1924年9月,陶铸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同年加入湘南学生联合会(简称湘南学联,湘南学联为湘南地区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指挥所属34县的学生联合会),深受夏明翰蒋先云刘泰等湘南学联革命领袖熏陶。

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回湖南,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1]

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身份进入北平,与傅作义部代表谈判。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工作。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建国后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同志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

陶铸

陶铸

1951年2月,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广西剿匪工作。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使广西顺利进入了全面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新时期。随后,陶铸同志奉调广州,于1951年11月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

1953年5月,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

1955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省长。曾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1年至1966年,陶铸主政广东15年期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自1960-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十分重视中南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绿化工作,多次视察各地水库和林区,鼓励兴修水利,发展林业。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并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

1965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纪念陶铸诞辰100周年首日封

纪念陶铸诞辰100周年首日封

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做了大量工作。

1966年5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的工作异常艰难。但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为此他于1967年1月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陷害和打击,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

陶铸与夫人曾志

陶铸与夫人曾志

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悼词,对陶铸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松树的风格》等。

图片为陶铸与夫人曾志

在华南局工作

1954年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陶铸携专家回家乡衡阳堪考定址石鼓区北郊望城坳山(黄沙湾路53号),并命名为“衡阳市烈士陵园”。

毛泽东与文怀沙与陶铸(后排左)

毛泽东与文怀沙与陶铸(后排左)

1961年至1965年:陶铸6次回衡阳 亲手勾画石鼓、雁峰公园轮廓

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六十条》。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被指定任农村“六十条”起草委员会主任。5月初,陶铸为修

陶铸

陶铸

订农村“六十条”掌握第一手材料,在中共衡阳地委第一书记宁生的陪同下,回祁东、祁阳农村调查。

回乡第一天,陶铸便深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第三、四、五生产队察看公共食堂。为了解实情,陶铸专程到老家潘家埠走村串户,亲自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

时隔一年,1962年4月,陶铸又一次来衡阳视察,调查了解“六十条”贯彻落实情况。当他亲眼看到农村经过清理“一平二调”,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后,感到由衷欣慰。

1964年,陶铸第三次回衡阳视察。当时正是国民经济渡过三年困难后的调整恢复期。在衡阳4天的时间里,陶铸重点考察了贯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他深入到建湘机械厂、江南药械厂等厂矿实地考察。陶铸还特地两次实地察看了城北的青草桥石鼓山朱陵洞和城南的回雁峰。一再对随行的衡阳市委领导说:这些名胜古迹都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要结合城市建设把它们好好修复起来。还别具匠心地勾画了开辟石鼓、雁峰公园的轮廓。为了帮助衡阳搞好城市建设,陶铸还特地要广州市两位城建总工程师留在衡阳工作一段时间,具体主持几个项目的设计。在他们的帮助下,到年底,石鼓书院回雁峰两处公园工程完成相当规模。并将陶铸自己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刻在回雁峰岩石上,为回雁峰景区增添了光辉和文化内涵。

1965年5月,陶铸第四次来到衡阳。在南岳,陶铸专门召集衡阳相关领导,具体研究规划了衡山依河为界,分设衡山、衡东两县的问题。正是在这次实地考察后,经陶铸提议经国务院批准,调整了南岳、衡山的区划:将原南岳县并入衡山、将原衡山县东部以湘江为界,新设衡东。

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衡阳交际处观看衡阳电影幻灯宣传,接见全体放映员。

陶铸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以后,仍然关注衡阳发展。1965年10月,他在去广西途经衡阳时,还特意在此停留了14个小时。还到衡阳市三塘镇的田间地头。第二天才坐火车去广西。

鞠躬尽瘁

在“双溪”和“山庄”之间的公路转弯处,有一山坡,在这片山坡上,一块镌刻着陶铸同志生前所书的“松风”两个苍劲大字的巍然屹立的花岗岩巨石下,长埋着这位刚直不阿、

陶铸

陶铸

宁折不屈的“人”的部分骨灰。而石上清晰的手掌印,正是这位具有松树风格的人在临死之前留下的不屈抗争的印记。

陶铸与夫人曾志

1969年10月8日,得了重病的陶铸,被从北京中南海转移到安徽合肥的“秘密病房”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一种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对“四人帮”恶行的愤怒,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得陶铸举起一只手,一雷霆万钧之势,猛然向墙上一击,“砰”一声过后,那白色的墙壁上,被汗湿的手掌沾去了一层墙皮,清晰地留下了一个手印! 陶铸安静下来了,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他的生命之火最后熄灭了。

陶铸死了之后,被以烈性传染病为藉口,深夜用白被单裹尸一烧了之。在他死前,亲人也不被获准去探望;在他死后,亲人也未被告知去办理后事。陶铸被火化之后,骨灰放在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里,被弃置在那无数的普通亡灵之间。就这样过了9年,这中间,没有谁知道陶铸到哪里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陶铸的骨灰由曾志母女护送到陶铸生前曾工作多年的广东,埋入广州白云山松树下。“松风”二字出自书画家吴作人手书。当年广州市委老领导林西,得知陶铸逝世前的情况,派人到合肥,要求务必找到当年囚禁陶铸的那间屋子,看看墙上那个手印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一定把它拓印回来。时间已经过去10年,那个手印居然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而且清晰、完好如初!

陶铸的手印被拓回来,林西喜出望外,连夜派人上白云山,镌刻在巨石上的“松风”二字下面。

1998年6月21日,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不幸逝世,遵其遗嘱,把她的骨灰埋于松风石下。

平反昭雪

“文化大革命”前夕,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委书记。“文革”爆发后,由邓小平提议,毛泽东把他调到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因为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在江青的一手策动下,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迫害致死。

陶铸

陶铸

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陶铸的妻子曾志回到北京。她开始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为陶铸的平反问题奔走呼号。许多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等人给了她们热情的鼓励和帮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陶铸的平反问题是提不上议程的。粉碎“四人帮”后,曾志感到是时候了,又到处写信、找人、申诉,但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下,依然到处碰壁。绝望之中,传来一个消息,邓小平就要恢复工作了,这使曾志萌生了极大的希望。惊喜和焦虑当中,她也顾不上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和女儿陶斯亮一起来到西山邓小平的住处。

相互问候之后,曾志连忙递上她的申诉材料,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此后的一个多小时,都是曾志母女说话,他只是认真地听着,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她对曾志说:看来又白跑了一趟,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曾志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她对女儿的话不以为然,她知道,不等时机成熟,邓小平是不会随便表态的,毕竟,他还没有真正出来。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他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做了批示: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1978年12月,陶铸10年的沉冤终于昭雪,这为接下来的平反工作开了个好头。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随行纪谈》等。

陶铸《赴延安途中二首》:

“沔上巍峨此庙祠,才高管乐命何之。车行风雨催人急,何必低徊两“出师”!

停车闲步瞻遗容,敢效亡秦抒所衷。遥望延城光万丈,轮生欲起夕阳红。”这是陶铸在1940年去延安途中写的两首诗,意在通过历史上四个著名政治家的作为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

陶铸

陶铸

陶铸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陶铸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室

陶铸同志具有坦荡、宽阔的胸怀。他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并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

陶铸珍贵照片集

陶铸珍贵照片集(20张)

地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地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陶铸同志说过: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样的历练和修养,成就了陶铸同志旷达的人生,也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陶铸同志作风优良,密切联系群众、勤于调查研究、勇于独立思考。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注意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提出解决办法。他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山区、海岛和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1959年,广东各地刮起“一平二调”风,搞“穷过渡”,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陶铸同志先后到东莞曲江等地实地考察,运用调查报告等形式,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空谈“过渡”,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颁布后,陶铸同志又按照条例精神,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以推广。特别是,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基础上,陶铸同志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指导制订的有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陶铸同志曾经说:“调查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这是他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陶铸同志精神崇高,艰苦朴素、严于律己。陶铸同志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了预算,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陶铸同志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期,有同志建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他坚决反对。在他以身作则的榜样影响下,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了勤俭办公的好作风。陶铸同志说:“要时时刻刻地想着:我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我为群众做了些什么?”正是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极端深厚的感情,陶铸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他政治坚定,憎爱分明,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政广西期间,正值国民党残匪活动猖獗之时。他抓住主要矛盾,一方面集中兵力围剿大股土匪,另一方面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打击首恶,分化一般分子,亲自到剿匪前线找群众谈心,终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他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根据实际情况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1961年,他发现广东省清远县出现了一种定产到田、超产归己的经营管理形式,便立即加以总结,认定这是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好形式,于是在广东省花县、新会等地试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摸索出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经验。调中央工作后,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限制“文革”的开展范围,提出确保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因而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

编辑本段人物名言

1、理想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青年人来说,更是一个大问题。

2、在我国的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人民英雄、大发明家、科学家,都是一些有伟大理想的人。

3、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是树立和实现崇高理想的最好社会。生活在我们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没有崇高的理想是可悲的。一个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好像迷失了路途一样。

4.做学问的功夫,是细嚼慢咽的功夫。好比吃饭一样,要嚼得烂,才好消化,才会对人体有益。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注:曾志是陶铸的妻子。

编辑本段影视作品

1、电影:《故园秋色

8集电视剧《陶铸》剧照

导演:郑洞天

编剧:汪南雨王青伟周琦肖衍

主演:王虎成;吕中;张明建

上映:1998年

地区:中国大陆

颜色:彩色

类型:剧情片

故事梗概: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陶铸同志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在完成广西剿匪任务后,赴北京汇报工作途中,于1951年回到家乡祁阳县。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通过陶铸同志的回忆及与其胞兄陶自强所走过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表现了陶铸从一个乡村贫家弟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历程。并表达出陶铸的归乡后的浓浓乡情、亲情和人情。

2、8集电视剧《陶铸》

陶铸_百度百科

從毛澤東沒有入黨介紹人談起 2013-05 爭鳴雜誌第427期

 

舊事新提

從毛澤東沒有入黨介紹人談起

(大陸)裘實之

  毛澤東中共黨員身份存疑

  作為個人崇拜策源地的北京人,早就不稱毛澤東為「毛主席」了,而是叫他為「姓毛的」。當下,還有人私下議論:「姓毛的沒有履行入黨手續!姓毛的為何沒有入黨介紹人?」「姓毛的不是中共的創始人」。連毛澤東是否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都質疑起來了,這不是天方夜譚嗎?

  在揭開謎底之前,讓我們先看看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的一個表格上是怎麼填寫的。毛在「入黨時間」一欄上填的是「一九二○年」,但這張表格上沒有「介紹人」一欄。而當事人問他入黨介紹人或證明人時,他回答:沒有。在此前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專門談到了填表和介紹人的問題:「蘇聯共產黨是由馬克思主義小組發展成為領導蘇維埃聯邦的黨。我們也是由小組到建立黨,經過根據地發展到全國,現在還是在根據地,還沒有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是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毛澤東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

  這就是說,毛澤東入黨,的確沒有介紹人,是沒有履行入黨手續的。而毛澤東卻又親筆莊重地在黨員登記表上寫上了其入黨時間是「一九二○年」,問題就出在這裡了。一九九七年去世的九十九歲湖南老黨員易禮容證實說: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大」召開前,湖南還沒有建立共產黨小組,我和毛澤東都是「一大」後參加共產黨的。或言:陳獨秀等人不是也沒有入黨介紹人嗎?但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李漢俊等少數幾個人是共產國際及蘇共所欽定的黨員,除他們外,其餘的黨員都是有入黨介紹人的。如: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是張申府,劉少奇的入黨介紹人是羅亦農,等等,只有毛澤東沒有入黨介紹人。這就非常清楚地告訴了我們:

  毛澤東沒有參與中共建黨

  第一、一九二○年湖南還沒有共產黨小組,即所謂共產主義小組。當時,湖南只有一個共青團小組,劉少奇就是這個共青團小組的團員。毛澤東說他是一九二○年入的黨,這不是謊報了入黨時間嗎?

  第二、毛澤東說他是一九二○年入的黨,這對於毛澤東至關重要。因為他是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以前入的黨,他才有可能忝列入於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列。

  第三、既然毛澤東不是共產國際指定的黨員,那麼,他的黨員資格,就需要入黨介紹人來確認。如果沒有入黨介紹人,是要接受審幹調查的。但因發生在終身擔任黨主席的毛澤東身上,有誰敢於站出來提出質疑呢?

  或言:毛澤東自己就是共產黨的創始人,黨是他建立起來的,他自然就無須入黨的介紹人了。但鐵的事實證明毛澤東不是中共的創始人。

  中共創建於一九二○年八月

  首先要說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建立於一九二一年七月,而是建立在一九二○年八月。當時,陳獨秀與楊明齋、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李達、施存統等人在共產國際代表維新斯基、馬林的支持協助下,在上海魚陽里六號陳獨秀家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陳獨秀任中央書記,同時起草了黨綱,十一月又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毛澤東是一點都沒有沾上邊的。但為了把毛澤東說成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就硬是把建黨日期往後挪了一年。有的書上則把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寫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各地奉中共臨時中央之邀而成立的早期共產黨組織,一律叫做共產主義小組。一九二○年入黨的羅章龍在一九七八年就說過:「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名稱,是後人給起的。」現在蘇聯檔案解密了,我們可以看到維新斯基在一九二○年八月十二日從上海寫回去的匯報,開始即說:「我在這兒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鮮局並列),由五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部、組織部。」五位核心領導人物:書記陳獨秀,出版部長汪原放,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維新斯基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李達說:「這兒實際上已經是全國包括國外中國共產組織的一個核心。」

  李達、董必武均證明毛是中共一大列席代表

  這樣,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的籌備下召開了。當時,臨時中央領導人李達通知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毛澤東便邀何叔衡前來上海報到。見面時,李達詢問:「你們是CP,還是CY?」CP就是共產黨,CY就是青年團。他們都說是「CY」。這當然是沒有資格參加黨的代表大會了。李達說:「既然來了,就參加會議算了。回去以後再參加CP。」於是,李達就叫毛澤東以工作人員身份列席會議。由此可見,毛澤東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那麼,這個事實是怎麼傳出來的呢?李達在中共建政後當了武漢大學的校長,一九六二年「七一」建黨節前夕,李達在湖北省委黨校一個訓練班上披露了這件事。但李達不能不擔心他的講話會被別人抓住政治辮子,於是又說:「黨的『一大』的最大功績是發現了偉大領袖毛澤東。」可是,李達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文革初期聲討武漢「三家村」時被活活整死,其罪名之一就是「誣蔑毛主席並非『一大』代表」。

  除了李達披露毛澤東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外,一九六五年,中共對中央委員的履歷檔案進行重新登記。董必武為毛澤東參加「一大」作證時指出:毛澤東是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列席會議,會議曾有記錄。毛澤東看了董必武的證詞無法反駁,只能悻悻地說:「工作人員也是成員,還要分等級?」文化大革命期間,董必武以國家代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三次當面批評毛澤東說:潤之,你搞個人崇拜,不是馬克思主義;打倒大批黨和國家的幹部,不符合黨章國法。毛澤東拒絕接受批評,反而扣帽子說:賢琮,你對國民黨講「和」,對美帝蘇修講「和」,對劉少奇也講「和」;我們是路線之爭。幸而董必武是個長者,毛澤東奈何他不得,就沒有落得類似李達那樣的下場。

  幾十年來的造神運動,把毛澤東奉為中共的創始人,歷史真相卻是,毛澤東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中共黨史研究室在整理、編輯《中共文革史記》時建議在內部公開,中央書記處討論後未做決定。毛澤東不是中共「一大」代表,黨史檔案遲早是要公開的。但要中共不承認毛澤東的共產黨員身份,則是一個不大好「尊重歷史」的問題,除非把毛太祖的牌位從天安門城樓上拿下來。

爭鳴雜誌第427期

李达 (哲学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Lida Philosopher.jpg

武汉大学校长
1952年11月-1966年8月

性別

政黨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籍貫
湖南省零陵岚角山镇

國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生
1890年10月2日
清朝 中国湖南省零陵

逝世
1966年8月24日 (75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配偶
王会悟

學歷

著作

  • 《经济学大纲》
  • 《社会学大纲》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鹤、胡炎、江春等。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编辑] 生平

1911年,李达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达回国,夏天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代理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7月,李达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建立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后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1922年7月参加中共“二大”,年底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陈独秀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分歧,自动脱离共产党,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学监、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1927年马日事变后,李达脱离政治活动,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仍坚持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是国统区著名“红色教授”,1937年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盛赞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1949年参加与策动湖南投降中共。年底,由刘少奇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1]。一级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主任委员、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暨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院士)。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1958年李达曾在武汉东湖客舍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2],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曾三次请示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澤東前兩次均未表態,直到第三次表示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又指示王任重說:“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3]。6月30日,李达作为“三家村”黑帮受到公开批判和声讨[4],受到武汉大学红卫兵的残酷批斗,公布的罪行包括指出毛泽东并非一大代表,只是代替者;以及批注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1966年7月19日,李達寫信給毛澤東:“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七月十九日”李达要刘长森马上送到。但刘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5] 8月10日,毛澤東看到一張條子上面寫道:“李達(武漢大學)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澤東用特製的粗紅鉛筆在條子上作批:“陶鑄閱後,轉任重同志酌處。”[6] 同日,陶鑄又批:“即送任重同志”。8月13日,李達臉色蒼白,口吐鮮血,8月24日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的党籍。死后被《人民日报》定性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7]。工作隊抄了李達的家,將李達的書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于1978年得到平反[8]

[编辑] 著述

毕生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史学、法学、货币学的研究和教育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成绩卓著,影响深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专著和译著。著有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1926年)、《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经济学大纲》(1935年)、《社会学大纲》(1937年)、《社会进化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主编有《唯物辩证法大纲》;出版有《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

老百姓「滾釘板」的時代 2013-05 爭鳴雜誌第427期

 

老百姓「滾釘板」的時代

──我看習近平坐出租車假新聞

(大陸)綦彥臣

  殘酷社會逼出的「邪招」

  四月份的中國大陸有幾項重大新聞,如禽流感衍變到可能人傳人、上訪母親唐慧行政官司一審敗訴、中共高層決定自上而下地整風,等等。但最具分析意義的莫過於某家中共在港喉舌炮製的假新聞,先被新華社轉刊,而後又被後者指為假新聞。假新聞剛出,就有中央黨校高出鏡率的鄧姓教授以此為背景,撰文要求官員們學習總書記坐出租車的親民動作,以實現黨與群眾的密切聯繫,云云。

  也許不該過責黨校教授,因為黨校畢竟有權力批發功能,更何況習近平又做過校長呢!那裡的學者們誰不想一言獲幸、大得君恩?鄧教授此舉也非先例,同樣也沒有自我否定並向社會致歉。在重慶「黑打」最瘋狂之際,中央黨校的林姓教授發表文章吹捧薄熙來,更指責那些質疑「打黑」的人心理陰暗。「打黑」變「黑打」違法內幕爆出,林教授避而不談,但仍指點江山般地大談反腐倡廉。

  習近平坐出租車「微服私訪」的假新聞究竟如何發生的,無論首發港媒還是轉刊者新華社均諱莫如深,儘管假習已經在網絡上自現真身。依我的理解而言,司機可能是假新聞的策劃人之一,原因則在於出租車行業太苦,試圖引起最高領導人的關注。至少新華社轉刊的當天,網易新聞刊發了北京出租車行業即將降低「份子錢」的報道。

  泊頭冤民跑陝西碰機會

  我對出租車司機的猜測沒有惡意。不管猜測是否被證實,平民百姓解決困苦之難,使他們不得不千方百計尋找「通天」的機會,即使出「邪招」。晚清發生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例是很好的教材,更因同名電視劇熱播而影響了百姓行為方式。我被迫關注的一個遭受司法不公侵害的案例,頗有「楊乃武與小白菜」意味,但不是風月之事而為受司法不公傷害。

  之所以說我「被迫關注」這個案例,是因為近一年的時間我不再做明面上的維權事務。一方面,諸級別庸官濫吏面目實在可憎,跟他們面對面交涉,我心理上承受不了;另一方面,維穩當局費盡心思威脅我的親人,我不得不做出妥協以換取親人的安全。就是這樣,還有些確有難伸之冤的百姓通過七扭八拐的關係找上門來。比如繩先生(暫不便公開真名,「繩」為其姓名中間字,泊頭本地人),他先是在與我的鄉下某位族爺閒聊中聽說我如何有才、有膽識幫窮百姓打官司,而後通過其內侄找到後者的同學、我親外甥,再登門來求我。對於繩的案例,我能幫的是分析敗訴在何處,以及寫包括申訴狀在內的一些材料。至於做代理人出庭可能的再審,我不能保證,因為我的政治異見身份是法院顧慮的重要因素,或會因此不批准我出庭。

  繩先生與我初談時,自己說要學楊乃武姐姐驚動「老佛爺」,我則理解為設法與習近平掛上鈎。這不是我刻意發揮,因為在初談之後我又接過他數次電話,其中一次是從陝西打來的,另一次是在河南洛陽。在陝西,繩先生找到了習近平插隊照片上一個人,姓梁,希望梁幫他把材料遞給習近平。但是,梁說自己「不管河北閒事兒」。繩先生另闢蹊徑跑到河南洛陽,懇請《名人傳記》雜誌社聯繫一位身在北京的作者,原因是該人寫過探望下放勞動中習父(仲勳)的文章。儘管通過雜誌幫助繩先生與該人建立了電話聯繫,但是,「遞一份材料」的願望至今仍未實現。

  官場陋規逼百姓「滾釘板」

  按我做維權事務的經驗,要使問題有個初步答覆,寫帶感情色彩的長篇大論是不行的,必須做成簡報性質的東西,最好一頁紙、五百字以內。繩先生費盡心思與習近平掛鈎的「簡報」是我寫的。說來繩先生的社會關係也不簡單,他某位至親關係人是全國有名的法官,還是一部讚揚愛心法官的電影原型人物。

  在訴訟過程中,有三個有權力的人士幫助過繩先生。三人分別是有現任全國人大代表身份的北京某女法官,國家最高司法部門之一的某機構政治部主任,名為群眾團體而實為重要領導人培養機構的秘書長。還有,一位資深法律從業人士幫繩先生寫了一份長達四千字的上訪材料(寫給全國人大與政協領導),名曰《一份荒唐至極、匪夷所思的民事判決書》。繩先生將此件讓我複印參考,我看後,告知他整個材料從專業角度講,就一句話有用,是為天津一審法院在證據採納方面違法。

  繩的民事案件一點不複雜,只是天津一審法院設定法庭調查重點時,有意迴避他的主張而致敗訴;二審的天津某中院也依樣畫瓢,裁決他敗訴。他的至親關係人及其同事以官場經驗勸告他:「不要申訴了,對方肯定在天津高院有過硬關係,天津高院的人與中央哪個大人物有關,你也弄不清。」也正是這個說法激得繩想「滾釘板」,依此與當下「老佛爺」習近平掛上鈎。

  所謂滾釘板,是上述電視劇裡的一個情節──大清刑部為考驗楊乃武姐姐的告狀決心,在刑部大堂門口放上釘板,要是後者敢倒身從釘板上滾過去,才受理其申訴。滾釘板的最終效果是驚動老佛爺,從而使案件得到最高權力人過問。

  國家缺德讓我失憤懣

  本不複雜的繩先生民事訴訟,由於司法腐敗而形成複雜的上訪事件及托人活動,讓我悲涼難已:有如此背景且動用了對老百姓來說是重要官場關係的人,都打不贏有理的官司,何況絕對的平頭百姓乎?!

  回到總書記坐出租車的假新聞話題,我在網絡社交平台也發表過意見,指出三點:其一,習題字若真,該有落款;其二,習向司機自報家門,太乏常識;其三,司機應當手機拍照,乃至與習合影。有網名「風雨梧桐」的人(與我一樣,亦為網易微博達人)回覆說:「先生,這不等於說:黨政機關、中央喉舌、幹部群眾都集體缺心眼了?病都犯到這份上了,咋整?」

  在我看來,這個國家的病態遠不止此,因為百姓抱定「滾釘板」的決心來爭取「老佛爺」的關注,能說是習近平一個人的人性之恥嗎?這個國家太缺德了,缺德到了我都沒法憤懣的地步!!

爭鳴雜誌第427期

新班子一大败笔 2013-04 爭鳴第427期社論

 

header

  習近平在全面接班後主演了兩個大動作:一是對內,他領導中國人作了一場「中國夢」;二是對外,他上任後第一次出訪,就是去朝拜俄羅斯。

  習近平這兩個大動作,當然都有編劇和導演在策劃和安排,但由他來主演,那政治意義就不同尋常了。我們在上一期的社論裡,已經對那些編劇們給他準備的夢話作了評論,現在必須對策劃習近平訪俄這一特大敗筆說幾句話了。因為此事不僅關乎國家命運,而且關乎世界格局。在「冷戰」結束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實在不知道躲在新班子背後策劃這樣一次出訪的「高參」或「元老」們是何居心!

  對於中國來說,俄羅斯是個什麼?它完全是個專門欺侮我們的強盜鄰居!老沙皇侵吞了我國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新沙皇更是列強在中國培植代理人以便控制中國的角鬥中最後勝出的絕對冠軍。是它出人出錢,在中國一手組建了「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使它在這個東方大國內部有了可靠的代理人,後來這個代理人已經發展成國中之國──在中國領土上建立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經有三個中國並存在中華大地上:一個是中華民國,一個是日本的傀儡滿州國,一個就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建立的中華蘇維埃。這個蘇維埃只是離它的「祖國」蘇聯太遠,才沒有成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以後,蘇聯和中共的聯繫也從未中斷。二次大戰末期,太平洋戰爭勝負已定,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向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以後,日本已經決定投降。蘇聯這時才十萬火急,在八月八日對日「宣戰」趕緊派兵進入我國東北,坐收漁人之利。蘇軍像土匪一樣,把日本人經營十幾年的東北所有工礦機器設備,全部搶走運回蘇聯。但它卻把日軍所繳的武器彈藥,都送給中共打內戰,讓中國人在日本人走後自相殘殺。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是國民政府,國共雙方已經協議和平建國,即便中共想打也不是中央軍的對手,但是斯大林把東北的地盤和重武器交給中共,力量對比就變了。為了使中共能打敗國民黨以便在亞洲建立一個最大的親蘇政權,蘇軍還慷慨地把自己帶來的一千門榴彈砲也全部留給中共,並訓練他們如何使用,這才使中共得以「鳥槍換炮」,才能從「打了就跑」的游擊隊變成強大的野戰軍。這是中共敢於和國民黨正面作戰主要原因,並且是它在內戰中取得最後勝利的決定因素。可見,從中共誕生到推翻國民黨政府,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都起着關鍵的作用。

  這是「無私的國際主義」嗎?不是。蘇俄最初派人拿錢來中國「建黨」,是為了保衛新生的俄國蘇維埃免於滅亡。至於二次大戰中和戰後對中共的「援助」,是為了控制中國,以便在冷戰中壓倒美國。

  一九五○年的朝鮮戰爭是金日成和斯大林發動起來的,當他們的戰爭冒險遭到文明世界的反擊而瀕於敗亡之際,斯大林就迫使毛澤東「抗美援朝」。這場最愚蠢的「抗美援朝」,硬是用幾百萬中華兒女的鮮血和生命挽救了金家小朝廷對朝鮮人民的殘暴統治。而且蘇聯「支援」的軍火都要中國償還!直到中國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時,都要從飢寒交迫的中國飢民口裡奪食,運去蘇聯抵償「抗美援朝」債務!

  毛澤東從最初「走俄國人的路」到掌握全國政權時的「一邊倒」,果然沒有辜負新沙皇的栽培和恩典,在國內凡事都「向蘇聯學習」,在國際上則跟在蘇聯屁股後頭甘當小伙計,在冷戰中衝鋒陷陣。他的奴顏婢膝到了什麼程度,只要看他欽定「劃右派標準」就知道了。在這個決定中國人命運的「生死簿」上,誰只要粘上一條罪名,就劃成右派了。而其中有一條就是「反蘇」。只要誰對蘇聯稍有不敬,他就得戴上「右派」帽子,別想再抬頭做人了。

  只是毛澤東稱帝的欲望太強,隨著羽翼豐滿,只躲在中國當「偉大領袖」已經不過癮,而想在世界上當「最偉大的領袖」,這才跟「老子黨」蘇共鬧翻,這才掉過頭來和「美帝」眉來眼去。不過這種眉來眼去絕非真的動了感情,因為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乃是不共戴天的死敵,絕對不可能有共同理念基礎上的真誠合作。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對外關係,作為從本國(當然首先是統治者)利益出發的策略選擇來說,毛澤東與美建交,倒是一項精明的決策。它不但震懾住了「北極熊」,使它不敢逼中國太甚,而且打開了中國登上國際舞台的道路。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鄧胡趙」繼續遵循著毛澤東開闢的外交格局,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往來。其實所謂「開放」,就是向西方開放,因為中國本來就是被蘇聯奴役的東方集團的一員。而且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也只有向西方尋求資金和技術,但是一黨專政依然如故。然而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只能在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下才能茁壯成長。扼殺自由民主、摧殘獨立人格的極權統治,雖然可以靠壟斷一切資源、實行人海戰術、利用「舉國體制」弄出些巨大工程和毀滅性武器來稱王稱霸,但對自然的破壞和對社會的高壓,最終被窒息的恰恰是統治者自己。這就是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最後轟然倒塌的根本原因。殷鑑不遠,中國還要繼續「走俄國人的路」嗎?

  其實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冷戰」,就是蘇聯要稱霸世界而向自由民主國家發起的挑戰,簡單地說就是「俄國人的路」和「美國人的路」的鬥爭或競賽。中國要現代化,只能走美國人的路。但是以一黨專政為最高利益或「核心價值」的共產黨,從骨子裡就對美國抱有敵意,所以在中共黨內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就有改革派和反改革勢力的尖銳鬥爭。鄧小平所定下的「韜晦」策略,就是麻痺美國的:「我現在不和你爭霸」。在對外往來上,經濟和科技上「走美國人的路」,政治和軍事上則堅定不移地繼續走「俄國人的路」。這也就是為什麼終結共產黨統治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被中共在內部駡為「叛徒」,而當蘇聯軍方發動反戈爾巴喬夫的「八一九」政變失敗時,中共黨內左派一片呼天搶地如喪考妣的原因。

  但是不管中共掌權者心裡怎樣想的,至少在公開場合,中國還是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美俄之間,對誰也沒有過份親熱。

  然而俄國在蘇聯解體後卻有了變化,在蘇共潰散以後,新組建的俄國共產黨不管是否在多大程度上改弦更張,現在還成不了氣候。已經成為俄國主宰的普京,卻開始顯示出某種新沙皇的氣派,他不但在國內表現出集權的傾向,在國際上也按捺不住霸氣了。這個克格勃出身的俄國總統,將來到底走什麼路還很難說,因為他已經表現出想恢復「冷戰」的意圖。

  我們為什麼說習近平上任後首次出訪目的地選在俄國是最大的敗筆,還不是單純從改革這個層面出發的。暫且不管中共是否改革,即使它堅持一黨專政如故,去朝拜俄國都是下策。因為此舉背離中國的民族利益,有損中國的國格。你們不是用「愛國主義」灌輸人民嗎?你就是只愛自己一黨專政,也總得保護自己統治的中國獨立富強吧?如今把習近平推出去,叫他以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身份到俄國去,閉口不談領土懸案,這不是為江澤民出賣國土的支票加上「背書」嗎?叫他去瞻仰中共在「蘇維埃祖國」的庇護下召開「六大」的「聖地」,並向普京致謝,這是一種矮化自己「認祖歸宗」的舉動。如果蘇聯尚未解體,蘇共尚未亡黨,還可以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的旗號下面敲打一陣,壯壯行色。如今「陣營」已崩潰,「共運」已瓦解,何苦演出這樣一齣感恩戴德的小戲呢?其實這正是習近平此行所要發佈的重要信息:俄羅斯這個砝碼是中國外交天秤裡最重的一顆。這個信息顯然是發給美國人的:中國已經和俄國結成更緊密的戰略伙伴關係。事實上在聯合國安理會解決國際問題時,中俄站在一起對抗美英法的情形已經不是個別現象了。

  事實上習近平訪俄已經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的擔憂。「聯俄抗美、使不得」的呼聲,不知中南海能否聽見。其實「聯俄」的提法還是比較留有餘地,確切地說其實是「投俄」。儘管中國的GDP現在全球排行第二,但是俄國強大的軍力遠非中國可比。至於在國際政治的折衝能力上,也決不可低估俄國的老謀深算,更不可小看普京的政治手腕。和這樣一個心懷叵測的強鄰打交道,可要三思啊!

  在當前自由民主大潮的衝擊下,千萬不要為了堅持一黨專政的私利而置民族根本利益於不顧,千萬不要投身兇惡的強鄰以求自保!

  中共十八大新班子和他們背後的高參良莠不一,人們都寄望於習近平。不過對他的看法也是褒貶不一。我們不想對他過早下判斷,而只是就事論事。官媒當然努力造神,但我們對新興的造神運動毫無興趣,只是如實地把習近平看作一個「人」,並冷靜地評論他就職後交出的每份答卷。希望他能「兼聽則明」,希望他能聽得進逆耳之言,希望他能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之重,切不可走上別人給他安排的成「神」之路!

爭鳴第427期社論

买前必看:单反相机十大不可不知的秘密

一年一度的315即将到来了,这是每个商家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害怕的日子,同时也是每个消费者都拥护的日子。借此机会,笔者今天将为大家揭示有关数码相机的十个不可不知的秘密,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小白买家因为专业知识的匮乏而落入JS(奸商)的圈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什么样的相机才是自己所需要的。

·像素差三倍到底意味着什么?

绝大多数人在购买相机时,最看重的指标当属相机的有效像素了。目前市场上的数码相机,有效像素从1200万到3600万不等,所跨越的幅度达到了三倍之多。那么像素差三倍到底对于玩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下面笔者给大家分析一番。

放大照片后我们就能看见像素了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像素。如果将照片放到最大,我们会发现照片实际上是由很多单一色彩的"点"所组成的,这些单色的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像素,它是构成照片的最小单位。一张照片,如果横向有4000个点,纵向有3000个点,那么组成这张照片的有效像素即为4000×3000=1200万。照片的有效像素越多就意味着组成照片的"点"越多,说的专业点就是照片的分辨率越高。

像素不同实际上是照片的大小不同

高像素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照片的尺寸会很大,上面这张图就是使用不同像素相机拍摄的同场景照片。从图片中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出,虽然拍摄到的画面是相同的,但是高像素照片的尺寸明显比低像素的大,这不仅便于我们冲洗大尺寸的照片,而且在后期剪裁时也能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画质与传感器的尺寸也有很大关系

在大多数人眼里,高像素就等同于高画质,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多的像素只是拍出高解析度照片的基础,但并不是全部。因为照片成像质量的好坏和感光元件尺寸、影像处理器、以及镜头解析力都有直接的关系,就如同"木桶原理"一样,高画质取决于相机成像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高像素只能说不给画质拖后腿,但并不能说就等同于高画质。

·高像素不等同于高画质,但是它是高画质的前提。

·视网膜清晰度的冲印需要多少像素?

三年前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iPhone 4发布会上介绍视网膜技术时是这样阐述的:"当你所拿的东西距离你10-12英寸(约25-30厘米)时,它的分辨率只要达到300ppi这个'神奇数字'(每英寸300个像素点)以上,你的视网膜就无法分辨出像素点了。"这就是苹果对"视网膜屏幕"的最初定义。

乔布斯定义了视网膜屏幕

同理,我们将视网膜的概念延伸到照片上,当照片的打印分辨率达到300dpi时,我们就可以认为其打印清晰度达到了视网膜水准,也就是说在一般距离下,人眼是无法分辨出单个像素点的。那么到底一张照片达到多少像素时,才能满足视网膜清晰度的冲印呢?下面先看笔者汇总的表格。

参考上面的表格,家庭用户最常冲印的8寸照片仅需432万像素就能满足了,即便是冲印15英寸的大照片,也才需要1500万像素,目前市场上的大多数相机都能满足这样的冲印水准。当然,如果你经常在冲印前对照片进行大规模的剪裁,那就另当别论了。因此对于基本只冲洗8英寸以下照片家庭用户来说,高像素更加显得"意义不大"。

·一般的相机均能完成普通尺寸高分辨率的冲印。

·像素密度一样画质就一样吗?

众所周知,单反相机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块大尺寸的感光元件。感光元件尺寸越大,其单个像素的面积也就越大,单个像素点面积增大后,无论是对于光线的接收以及高感控噪都有好处。那么,在像素密度相同的情况下,画质能否达到完全一样呢?下面我们来验证一番。

单个像素面积越大,接收到的光就越多

想要验证相同像素密度下画质是否完全相同,我们需要找两台像素密度相同的相机。尼康D800采用的是一块3630万有效像素的全画幅感光元件,而尼康D7000采用的是一块有效像素1620万的APS-C画幅感光元件。尽管二者的画幅以及有效像素都不相同,但是这两台相机的像素密度却是一致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两台相机在同场景下的画质对比。

   

上面的对比图是分别使用尼康D7000与D800拍摄的同场景照片。我们先来看在感光度在ISO100时的对比样张,左右两张照片均表现出了最佳画质,细节锐利且扎实,但是右侧的D800凭借着高像素的优势,对于细节的把控要更加到位一些,这点从发丝的细节处就能看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二者同在高感状态下时的画质对比。坦白的说,在高感状态下二者的画质区别很细微,但是仔细观察后,笔者依然觉得D800的画质要好一些。因此我们并不能说像素密度和画质是划等号的,这和相机的处理器也有一定的关系,D7000采用的是较老的EXPEED 2,而D800则采用的是EXPEED 3。

·毫无疑问的是像素密度对于画质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处理器水平以及像素多少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超声波马达对焦一定快吗?

超声波马达(UltraSonic Motor)的简称是USM,最早应用于照相机上是Canon EF系列镜头。传统的马达都是基于电磁原理工作的,将电磁能量变换成转动能量。而USM则是基于利用超声波振动能量变换成转动能量的全新原理来工作的。

超声波马达示意图

通常电磁马达运转时我们会觉得有杂音,这是因为马达内部结构产生振动,而振动频率恰好在我们耳朵可以感受的频率范围内。超声波马达的振动频率则设计在人耳所能听到的范围之外(人耳所能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大约在20赫兹~20千赫兹之间,而超过20千赫兹以上人耳则无法辨识),所以当它运转时我们感觉不到有声音,因而觉得非常安静,这是超声波马达一个相当重要的特色。

佳能EF镜头中的超声波马达

但是超声波马达分环形和微型两种,前者多使用于大光圈及超远摄镜头上,后者多使用于小型廉价镜头上。诸如佳能的EF-S 18-55mm f/3.5-5.6 II USM这样的镜头采用的就是微型超声波马达。微型超声波马达能令镜头的体积可以更加小巧,但是在对焦速度上却没有环形超声波马达快。

并非只要是超声波马达对焦速度就一定快,还要区分环形和微型两种。此外机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对焦的速度,佳能全画幅相机EOS 5D Mark III搭载了61点高密度网状阵列自动对焦感应器,61个自动对焦点中有41点采用呈十字型配置的自动对焦感应器,而且61点全部采用双线错置方式。这无疑对于对焦的速度有着积极的作用。

·环形超声波马达的对焦速度最快

·单反对焦一定比单电快吗?

单反的对焦一定比单电快,这是很多人都存在的一个误区。虽然在同档次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单电相机的对焦都会比单反慢。

相位对焦一次即可,反差式对焦需要来回多次

提到对焦,我们还是要分为两个层面看,首先是相机机身的对焦系统。单反相机采用的是相位式对焦,而单电相机多采用的是反差式对焦,通常情况下相位式对焦的速度是要明显快于反差式对焦的,但是也有一些相机凭借着"小底"的优势,将反差式对焦速度做到了极致,比如奥林巴斯的E-P3。

除了机身外,但是还有一个影响对焦速度的关键因素就是——镜头。如今的大多数可换镜头相机在对焦时使用的都是镜头驱动力,因此当相机检测出对焦差异之后,还需要靠安装在相机上的镜头去"执行"合焦这个过程,很明显像70-200mm这样的长焦镜头由于焦段长,景深浅,因此在合焦的"执行力"上会慢于一些大景深的广角镜头。

镜头的对焦马达也是很关键的因素

尼康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机一方面采用了小尺寸的感光元件,另一方面在镜头的体积上控制的也很得当,再配合其较大的景深范围,所以该机在对焦的速度上甚至要快于某些配备了长焦镜头的单反相机。

·某些单电相机凭借着小体积的优势,对焦速度并不低单反慢。

·电子防抖全是鸡肋吗?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光学防抖与电子防抖的区别,言论几乎一边倒的倾向于光学防抖,甚至有不少人都认为光学防抖与电子防抖的差异就相当于有防抖与没防抖的区别。真的是这样吗?难道电子防抖就这样不堪一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相机的光学防抖组件

当我们在拍摄视频时,光学防抖技术依靠特殊的镜头或者感光元件的结构在最大程度的降低操作者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抖动造成影像不稳定,它主要是通过相机的硬件来完成的。而电子防抖则使用数字电路进行画面的处理产生防抖效果。当防抖电路工作时,拍摄画面只有实际画面的90%左右,然后数字电路对摄像机抖动方向进行模糊判断,进而用剩下的10%左右画面进行抖动补偿,也就是说电子防抖是依靠裁边计算来完成的。

iPhone拍照时的视野较大

当录制视频时明显被裁幅了

·依托于良好的算法,在拍摄视频时电子防抖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现有镜头不能满足高像素相机吗?

说到高像素相机,不得不提到尼康D800,该机作为一款准专业级全画幅单反,它拥有目前超越所有单反相机的3600万像素设计,仅凭借这一点便让众多摄影爱好者兴奋不已。但是也有一些网友在用过相机后反应,3600万的有效像素的尼康D800有挑镜头的状况,现有的镜头并不能满足这台相机,甚至拍摄出来的效果更糟糕。事实是否是这样呢?

3600万有效像素的尼康D800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几乎所有尼康镜头安装在D800机身上后,拍摄出来的照片分辨率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区别仅仅是进步幅度的多少而已。笔者认为3600万像素的D800对镜头的解晰力提出高的要求是从以最大限度地发挥3600万超高像素优势的角度提出的,这并不代表镜头在高像素相机上会发生劣化而降低自身的质素。

日本版本《D800/D800E使用手册》

D800以及D800E发布后,尼康公司在日本官网上也公布了16款最适于D800E的推荐镜头。用户在使用D800E及这些镜头时,能够体会到更高的分辨率以及更出色画质。这些镜头具体为:

1、AF-S NIKKOR 14-24mm F2.8 G ED

2、AF-S NIKKOR 24-70mm F2.8 G ED

3、AF-S NIKKOR 70-200mm F2.8 G ED VR II

4、AF-S NIKKOR 16-35mm F4 G ED VR

5、AF-S NIKKOR 24-120mm F4 G ED VR

6、AF-S NIKKOR 200-400mm F4 G ED VR II

7、AF-S NIKKOR 24mm F1.4 G ED

8、AF-S NIKKOR 35mm F1.4 G

9、AF-S NIKKOR 85mm F1.4 G

10、AF-S NIKKOR 200mm F2 G ED VR II

11、AF-S NIKKOR 300mm F2.8 G ED VR II

12、AF-S NIKKOR 400mm F2.8 G ED VR

13、AF-S NIKKOR 500mm F4 G ED VR

14、AF-S NIKKOR 600mm F4 G ED VR

15、AF-S Micro NIKKOR 60mm F2.8 G ED

17、AF-S VR Micro-Nikkor 105mm F2.8 G IF-ED

·部分尼康老镜头无法充分发挥D800的实力,但是新镜头基本上都不存在这个问题,笔者建议大家选择购买新镜头。

·高速连拍真的需要高速存储卡吗?

如今的相机大多数都具备了高速连拍功能,尤其是单反相机,连拍速度最高可以达到令人恐怖的14张/秒。在以如此高的速度拍摄照片时,我们是否需要配备一张高速的存储卡呢?低速的存储卡是否会拖慢相机的连拍速度?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在选购存储卡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佳能1DX具有14张/秒的高速连拍

其实我们可以把相机的高速连拍比喻成一个蓄水池。高速连拍所产生的数据量就好比喻蓄水池的进水口,蓄水池就是相机的内置缓存,出水口则是存储卡控制器,由它负责将蓄水池的水传输到存储卡中。一般而言,蓄水池的进水与放水是同时进行的,一旦蓄水池蓄满水,则停止拍摄。

SanDisk基本上具备了目前市面上SD卡的最高水平

由此可见,限制我们高速连拍张数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是相机的缓存大小,如果相机的缓存足够大,即使存储卡的速度再慢,也不妨碍相机的连拍,顶多是存储的时间变长而已。其次就是存储卡控制器,它相当于蓄水池的阀门,阀门不够大,自然水就流不出去。还有就是存储卡,卡的速度直接影响到照片的存储速度。

这块控制器发布于2010年5月中旬

然而从实际的测试中我们发现,在整个流程之中,最大的受限之处是存储卡控制器。基本上相机的存储卡控制器是滞后于相机2年以上的,比如尼康D5100使用的是2009年末的产品,而D600使用的则是2010年中的产品,而且有些新相机甚至直接沿用了上代产品所使用的存储控制器,这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2012年的产品依旧不支持UHS-1的根本原因。

因此,归根结底原因还是在机身上,普通消费者在购买数码相机选择存储卡的时候可以放心选择市面上的主流存储卡作为存储介质。因为消费相机甚至目前的单电以及入门单反相机没有太高的数据交换需求,所以使用更高速的存储卡可以换来更短的等待时间,但不会提升相机在大量数据交换功能上的性能表现。

·高速连拍张数限制主要来自机身,当然在拍摄视频时高速卡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国外购买的相机真的不能保修吗?

对于相机这样的高价物品,有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国外或者是在香港进行购买,那么在这些地方购买的相机回来之后还能拥有保修吗?下面笔者将带着这个问题,去依次造访佳能、尼康以及索尼的售后服务。

国外购买的佳能相机是无法保修的

佳能官网非常贴心的设置了在线客服中心,笔者以购买者的身份询问了在国外购买的单反相机能否进行保修。客服回答是无法联保。既然国外购买的相机是无法保修的,那么香港购买的相机能否保修呢?笔者再一次的询问了佳能客服。

香港购买的相机需要发票以及经销商凭证才能保修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当然是具有保修服务的。但是在香港购买相机时需要保修卡上印有经销商的篆体印章,并且还需要保留有购买时的发票,尽管麻烦了一点,但是最终还是能享受到一年保修服务的。如果没有发票则不能享受保修服务。

除此之外,笔者还拨打了尼康以及索尼的售后电话,得到的回答基本与佳能是一致的。国外购买的相机无法享受保修服务,中国香港购买的相机需要有经销商的凭证以及发票才能享受保修服务,所以买东西还要记得索要发票啊。

·在香港买相机时,切记索要发票。

·水货价格一定比行货便宜吗?

众所周知,我国有着高达17%的消费税,因此很多东西,包括数码产品在内,都要比别的地方贵一些。那么对于相机这样的电子产品,水货的价格就一定比行货便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国内购物有17%的消费税

大公司的全球定价策略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税前全球统一价,另一种就是税后全球统一价。可别小看了这一前一后,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苹果公司的定价策略就是税前全球统一价,同样是iPhone5,香港官网卖5588港币,换算成人民币后大约是4478元。中国官网的iPhone5售价则为5288元,二者差距差不多正好是17%的消费税。

同样的产品,售价却不相同

然而有些公司定价策略则是税后全球统一价,甭管你这个地方要交多少税,商品价格和别的地区都是相同的,比如佳能公司就是这样定价的。这也是为什么淘宝上很难找到港行的佳能相机。虽然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水货相机也能拥有一年的保修资格,但毕竟购买过程要比行货麻烦,包括需要经销商盖章等等,因此我们不如直接购买行货来的方便。

当然笔者也不排除有些相机厂商因定价策略的不同导致水货价格要比行货便宜,各位消费者最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购买的途径。

·大部分水货会便宜一些,但是购买时有种种不确定的风险,还是要慎重选择。

结语:

说了这么多有关相机的"秘密",笔者希望能让大家多了解一些相机行业的真相。以后无论是在购买相机还是在玩摄影时,有可参考的东西。同时笔者也祝大家在日常拍摄中体验到更多乐趣与感动。

蘋果日報- 酒店房間 - 左丁山

酒店房間 - 左丁山
五一黃金周已到,酒店生意是否好過去年,仍是未知數,最近在銅鑼灣行走,發覺有不少內地人拖住行李周圍行,但唔係去大酒店噃,一位旅遊界人士話俾左丁山聽,銅鑼灣多咗好多小型賓館,租金比較便宜,吸引不少內地客入住,至於呢啲賓館是否領正牌,則無可稽考,相信連商務局長蘇錦樑都唔清楚。最近蘇局長話去年底全港有六萬七千個房間,預計今明兩年將增加一萬個到七萬七千個,到2017年全港酒店房間總共有八萬四千個。

 如果現在有房間七萬個嘅話,晚晚客滿,每人住一晚,乘以365日,可招待二千五百五十萬人,每房住兩人,可招呼五千一百一十萬人,去年訪港旅客有4861萬人次,入住率相當於95%,等於爆瀉咁滯。且慢,酒店M話條數唔係咁計,去年旅客4861萬人次,旅發局預測今年有5194萬人次,按年升6.8%,但其中有3491萬係內地客,佢地之中有好多係即日來回,住在深圳,不在香港過夜嘅,而且政府之酒店房間數字不包括有牌賓館,無牌賓館,故此本港酒店房間入住率平均係80%-85%左右,確係生意唔錯,但不至於話房間不足,要拒絕接客。

生意好,值得恭喜吖,點解酒店M仲係口中唸唸有詞呢?佢話酒店現在有兩件事頭痛,其一係政府一方面施辣招逼樓價下跌,但差餉物業估價署就大大提高酒店租值估計,猛加差餉,最大增幅係五成,搞到酒店業嘈到震天,高呼抗議。其二係酒店請唔到足夠房間清潔工,清潔房間並非一般清潔,要受過訓練先至懂得執床單、洗廁所、抹枱、吸塵掃地,執到間房好整齊雅致先至掂,現在熟練工人非常缺乏,新手頗難招聘,而酒店缺乏執房清潔工,交房一定受阻延,住客投訴接踵而至。咁又係,左丁山去外地酒店check in最憎係十一時到達,下午三時後先至有房,等到扯火㗎。酒店M話有人提議組織房間清潔公司,專門承包酒店房間清潔(即酒店外判房間清潔),呢個方法可唔可以解決勞工不足難題,未諗得通,新加坡方法就係輸入外勞,但香港就諗吓都有罪。


发自我的 iPad

蘋果日報- 美國不夠壞 - 陶傑

美國不夠壞 - 陶傑
波士頓爆炸案,美國聯邦調查局曾經接獲俄國情報機構的警告:那兩兄弟中的阿哥,據我們所知,與恐怖組織有往來,是敏感人物,請小心提防。

美國的警方接獲俄國警告後,跟進調查,但是發現這個人無可疑,撤銷監控。

 然而爆炸發生了,俄國當初的警告是對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為什麼「疏忽」?不是美國的疏忽,而是俄國的普京政府玩了美國人一把。

俄國的情報機構原來當初釘梢得很仔細,偷截到疑人和他的母親與恐怖組織的通訊。但詳細的內容,俄國故意不告訴美國,只是抽象地通報一聲「這個人可疑」。

怎樣可疑?美國曾經追問,但俄國拒絕透露詳情。證據是有的,而且很精細,但不告訴你。因為,以美國的人權,國內左派訂立的種種「反歧視」條例,美國聯邦調查局不可能在毫無證據的前提下,像俄國一樣對一名公民展開秘密監察式的跟蹤──譬如,在美國,公民的私隱受保障,沒有法庭批准警方不可以偷進公民的家居,搜查他的抽屜,偷看他的電腦。

但在極權國家,人的權利並無保障。俄國欺美國民主和人權制度的弱點,很空泛地通報一聲,但細節卻拒絕提供。一旦爆炸發生了,俄國做了好人──我通知過你的──但同時可以借刀殺人,利用美國「包容」的制度,令你一無所獲,波士頓爆炸,俄國人早就預知,FBI成為笨蛋,遭到恥笑,而俄國卻在一角暗暗獰笑。

西方一度有一種論點:民主制度必定可以戰勝獨裁,因為「邪不能勝正」。但是,「邪不能勝正」是一句情緒話,缺乏理性,因為「正」的一方,太善良而老實,兔子往往是豺狼和狐狸的點心。

美國的國力如果衰退,根源在美國不如以前的「壞」,尼克遜、艾森豪,甚至麥卡錫,都是較心狠手辣之人,但在自由世界受威脅的時候,艾森豪和麥卡錫捍衛了美國的安全。書生論政,左派執權,對人類是一大威脅,因為是一窩小白兔來管治森林,小白兔鬥不過豺狼和奸狐。因此,一聽見什麼靜坐示威、遊行抗爭,打出的口號是什麼「快樂遊行」啦、「愛心示威」啦,你就知道小白兔必然成為豺狼狐狸的點心。

蘋果日報- 最美書店開張 萬人熱捧



最美書店開張 萬人熱捧

經過兩個多月的試營業,被喻為中國最美書店的上海「鍾書閣」日前在松江泰晤士小鎮正式開張營業。五一假期期間,不少人慕名而來,首日的客流便超過10,000人。

上海「鍾書閣」設計獨特
鍾書閣位於以英倫異國情調聞名的泰晤士小鎮,樹影下的石板路,哥德式教堂與維多利亞式的露台總是讓人彷彿漫步在歐洲。它位於街角轉彎處,仿歐式殿堂的正門毫不突兀地融入街景,高高矗立的飛檐與「鍾書閣」中文銘牌又使它氣勢十足地顯出自身的存在,兩側的玻璃幕牆上鐫繪着來自世界各國書本裏的精選段落,不同的語言與文字,作為一間海納百川的書店裝飾再合適不過。

一樓「人間閱讀」猶如自家私密書房,踏入書店彷彿置身於書的海洋,書香撲鼻。二樓「天堂閱讀」夢幻如雲端,圖書從哥德式的穹頂一直蔓延到腳下,獨特的空間設計令人眼前一亮。除了暢銷書、經典名著,這裏還有不少珍稀善本,書店希望喜愛閱讀的人能夠逃離城市喧囂,在這裏找到喜歡的書籍,體驗閱讀文化帶來的慢生活。

東方網/《新民晚報》


蘋果日報- 農行高層澳門喪賭 欠債30億. 軍人漠視新例 豪車照掛軍牌

農行高層澳門喪賭 欠債30億

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一的中國農業銀行,被踢爆其前副行長楊琨在澳門欠下30億元(人民幣.下同)巨額賭債,事件令內地網民和輿論譁然。據知情人士透露,楊輸掉的遠不止這些,30億是與賭場協商打折後的數字。楊去年5月被中紀委調查,今年3月媒體報道他被移交司法涉嫌收受地產商賄款千萬元。

本在農行位居第一副行長的楊琨,去年4月被禁出境,5月下旬被中紀委帶走調查,是國有銀行股改上市之後,被調查級別最高的銀行高管;也是繼國開行副行長王益、建行行長張恩照案以來,涉案級別最高的金融系統官員之一。官方一直未公佈具體案情,直到他被捕10個月後,今年3月被移交檢察院,據報因從北京知名房地產項目藍色港灣,收受上千萬元賄賂被起訴。

楊琨利用放貸權力圖利
55歲的楊琨在農行近30年,原是「三長」(董事長、行長、監事長)熱門人選,落馬前年薪116.56萬元。如今爆出他有30億元賭債令人震驚:「到底以甚麼抵押才能獲得如此高的信貸額?」「央視曾報道農行是幾個國有銀行壞賬最少的一家,大家可感受下其他銀行有多大黑幕了!」也有人將之與香港前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動用公款17,000港幣給大陸官員帶禮物被查相比,感慨制度優劣。

北京金融圈早傳楊琨嗜賭,以「資深牌友」著稱:「賭性大,為人貪婪,利用放貸的權力達到個人利益」。他通常只和「有身份」且熟悉的人打牌,不乏高朋貴客,亦有地產商陪伴去澳門「度假」,其中房地產項目藍色港灣的老闆、中輝國華實業(集團)董事長王耀輝,就常安排他到澳門豪賭,並提供賭本。據悉在王名下就有打折後高達30億元賭債,王通過種種運作還債期間,去年2月有關部門展開調查,「王一進去就全招了」,不僅供了楊的事,還交代了其他官員。

楊琨與王耀輝的密切關係源於2004年,當時楊升任農行副行長分管貸款。有指二人裏外勾結,多次以藍色港灣商圈物業資產作抵押,同一塊地登記兩份抵押,土地評估價分別為15億元和65億元,相差5個月竟可「升值」50億。從農行騙到數十億貸款,再通過楊妻弟公司以及賭場等作利益輸送。

財新網/廣東《南方周末》/新浪微博

網民有話說
「百姓學雷鋒,領導學和珅。」

「30億,多少存戶和股民的養命錢呀!」

「這些錢大概能新建1,500所希望小學。」

「能輸掉30億元,這得在賭桌前多久啊?辛苦老爺了!」

「楊琨同志很不錯,優秀!為澳門特區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客官已經打三折了,歡迎下次多帶公款來玩哦,VIP噢!!」

「中國廉政風暴,直接在澳門賭場找蛀蟲,再就是查全國行長即可。」

「應立法:澳門賭場,國家公務員嚴禁入內!農行副總裁楊琨欠澳門賭債30億人民幣,是個人欠款,中國農行不應償還!」

下一則: 澳門肅貪 實為中共權鬥延續

楊琨賭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指楊與大連實德集團前董事長、被指為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幕後金主的徐明有牽連「業內很早就知道了,楊琨與某落馬高官交往很深」,巧的是早有傳薄的家族通過澳門和公海賭場洗錢。如關係屬實,所謂從澳門賭場掀起肅貪風暴,可能也只是中共派系鬥爭的延續。

路透社報道稱,北京派強硬著稱的李剛接管澳門中聯辦,有意打擊官員用國家資產賭博洗錢。報道提到兩案例,一是楊琨拖欠澳門賭場30億元賭債,另是去年倒台的薄熙來也被指曾透過澳門「洗黑錢」。有指與楊同案的神秘商人王耀輝與薄熙來幕後金主徐明交情匪淺。公開信息稱,王出生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曾任黑龍江省第十屆政協委員會常委,但當地幾乎無人知曉。王曾以「書畫收藏家」身份以4.368億元天價拍下黃庭堅的《砥柱銘》,轉頭就聯合吉林信託以該名畫抵押,成立藝術品信託計畫,募資4.5億元,除「善於融資,玩空手道」的評價,有人質疑這個無往不利的神秘商人只是台前木偶。1990年代,王在大連活動,與實德的徐有業務往來;1999年王創辦中輝公司,短短十餘年,構築了龐大灰色產業帝國。網上還傳王、楊涉解放軍總後原副部長谷俊山案。

廣東《南方周末》

下一則: 軍人漠視新例 豪車照掛軍牌


昨日開始,中共解放軍車輛統一更換車牌,由漢字領頭的「04式」軍車牌,升級為英文字母領頭、防造假防盜用的「12式」軍車牌。當局為平息民眾對豪華軍車橫行的強烈不滿,明令嚴禁車價高於45萬元(人民幣.下同)的高檔豪華車輛懸掛軍牌,但新軍車牌出街首日,就有網民在廣州街頭拍到掛有新軍牌、售價近百萬元的奧迪越野車招搖過市。有網民質疑,「中央軍委的新規定不過是一紙空文」,軍方不禁止買豪車,只禁止懸掛軍牌,無異是掩耳盜鈴。

禁45萬以上名車掛軍牌
據報,新式軍車號牌採用多種綜合防偽手段,將高新技術融入車牌使用管理,全軍還建立了軍牌數據庫,強化了軍牌的防偽能力和管理水平。軍方還明確規定:高檔豪華車輛,如平治、寶馬、林肯、凱迪拉克、賓利、積架、保時捷或排氣量超3.0升、價格超45萬元的轎車,越野路華、保時捷Cayenne和奧迪Q7等,一律不得使用軍牌。

名為「大鵬看天下」的廣州網民,昨在網上舉報「發現豪車懸掛新式軍牌」!他在微博上寫道:「5月1日上午11時20分,廣州天河區體育西橫街,拍到一名20歲出頭的便服小夥,駕駛一輛黑色奧迪越野車,懸掛GS-36162新式軍牌!該車即便摳掉所有標識,價格仍明顯超過45萬元,中央關於『豪車禁止懸掛軍牌』的規定頓時成了放屁!」另有北京網民也拍到了掛牌豪華軍車。

兩則微博立即引起熱議,有網民指證,圖中這輛越野車為奧迪Q7車型,售價近100萬元,絕對是中央軍委禁止掛軍車牌的豪車之一,而據新軍車牌的對應關係,該車屬於廣州軍區通訊運輸局。有網民諷刺道,中央規定45萬元為限,會不會是以美元計?如今的衙門誰還會買45萬元以下的「寒酸」車?另有網民戲稱,瀋陽軍區政治部的「SB」,念作「儍逼」;北京軍區某單位「BL」,還未出征就被「斃了」,「新軍車牌出台了,新三字經也快流行了」。

《解放軍報》/新浪微博

上一則: 澳門肅貪 實為中共權鬥延續

下一則: 兩字母代表軍區及部門



发自我的 iPad

中國的紅色語境

 

主編的話

中國的紅色語境

作者: 金 鐘
更新於︰2013-05-01

最近,本刊發表了一些討論漢字的文章,涉及繁簡體字、漢字改革和中共社會的文字變遷等問題。作為一本以文字傳播為主要功能的刊物,身處電腦時代,確實是一件切身攸關的事情。而文字畢竟是人類貫穿所有時間與空間的文明象徵與生存工具。但在不同的時代與社會,文字會表現其自然的適應性而產生一定的變異,尤為文字工作者所敏感。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來,以其特有的政治經濟制度,自然也衝擊、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的文化傳統,文字必在其中。這是一個相當龐大而複雜的課題。我們只能談一點感觸。中共既然是一個來自農民的造反集團,以農村包圍城市而奪取政權,其文化生態便是他們自詡的「工農兵」的、「革命」的「新文化」。(到了文革,大革文化之命,至於極端,並非我們現在議論的範圍)這種中共文化不可避免的粗俗偏激性質,必然反映在語言文字上。他們至尊的領袖毛澤東,就是這方面的導師、權威和影響無與倫比者。他的文章、文風、談吐、習氣已經透過官方鋪天蓋地的灌輸、宣揚,無孔不入地流傳下來,成為「黨文化」的主導,甚至滲透到他的反對者之中。

毛的詩詞、書法更以其浪漫的包裝,成為有商業價值的收藏品。但是,當我們深入到許多內部讀物和檔案史料的研究中,就會發現和他在文革中肆無忌憚發揮出來的流氓政治一樣的許多痞氣的、無法無天的語言文字。例如官方從未正式發表的他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各國共黨聚會上的講話,談核戰爭死人的問題,其放肆、輕挑,不負責任,已經在與會者即國際中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其實他很多講話的原稿都是這樣毫無領袖風範的粗率之談。文革後不少高幹在內部揭露過毛出爾反爾、言而無信、鄙陋不堪的種種醜態。

毛後年代迄今,中國的語言文風由於和世界的溝通交往,當然地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文明程度有所提升。在網絡時代,缺乏言論自由的中國人,有了一個出氣和發表的空間,創造了官方話語體系之外的民間語系和氛圍,豐富、活潑而有力,使黨文化的教條、刻板、僵硬相形見絀。官方領導人也在琢磨一些討好聽眾觀眾的語言方式,以新任黨魁習近平而言,就顯示了和他的前任胡錦濤明顯不同的表達風格,他引用的幾句諺語,也還有不俗的感覺,好過溫家寶掉書包裝腔作勢。但從外交風度上看,還是有很大的來自於教育和政治環境的局限,例如這次在莫斯科,當面對普京套近乎,稱我兩性格相同,是好朋友。實在有點無厘頭。去年在大國首腦聚會上,竟然彎腰在地,幫一位談話對方找眼鏡──大可不必嘛,恐怕也是年輕時學雷鋒,留下的習慣「助人為樂」吧。

中國的紅色語境

七巨頭上朝印象

 

七巨頭上朝印象

作者: 陳破空
更新於︰2013-04-12

習近平上任,大談“中國夢”,包括“强軍夢”。解釋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又拆解爲“國家富强,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但,所有這些語句、詞彙,六十多年來,國人耳熟能詳。老生常談,老三篇而已,幷無新意。老百姓關心的倒是,他們的權利、尊嚴、福祉,究竟有何保障?如果沒有,中華民族則遠未復興。

習近平的權力自信

談“中國夢”的同時,習强調“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幷自稱有三個自信
:“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然而,鄧小平說:“摸著石頭過河。”何來理論?鄧小平又說:不管黑猫白猫,不問姓資姓社,不爭論。何來道路?至于制度,舉凡中國弊端,如官場腐敗、貧富分化、環境污染、假冒僞劣、道德淪喪,哪樣不是制度之禍?理論空白,道路迷失,制度癌症,自信何從而來?

對習近平個人而言,倒是有一個自信:權力自信。身爲太子黨,接共産黨大位,似乎理所當然;由擅長權謀的江澤民推出,江系暫不至于威脅習的權力;而不善權謀的胡錦濤,已經裸退,胡派也再無構成危害。應該說,習上任,游刃空間遠比當年上任的江、胡來得寬、來得大,豈能沒有幾分權力自信?觀習近平,無論說話,走路,舉手投足,都遠比胡錦濤顯得自信,也更比當年上任之初的江澤民顯得自信,
概因其權力來路不同。

值得品味的一個細節:兩會結束時,習近平對胡錦濤“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特地轉身回頭,帶頭向胡錦濤鼓掌致意,胡則起身,鞠躬致謝。那一刻的胡錦濤,表情嚴肅得可怕,幾乎是哭喪著臉,而對應的,習近平也表情嚴肅,竟無絲毫在那種場合應有的笑容。習、胡二人均毫無笑意的場面,反映了他們內心世界的緊綳,進而反映,胡裸退,幷非心甘情願,極可能是遭逼宮而逼退。其幕後,權力鬥爭的慘烈與殘酷,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才能體會個中真味。

中國夢,帝國夢還是憲政夢?

習近平唱“中國夢”,或許是他自己的構思,或許出自幕僚的設計,無外乎是要換一套語言,以示習時代與胡時代的不同。胡錦濤任內,主唱“和諧社會”,然而,十年下來,中國社會,不是更和諧了,而是更不和諧了,警民衝突不斷,官民對抗升級。原因在于,胡所言“和諧”,是要民衆放弃抗爭,順從官府;而民衆所理解的和諧,是期待官府讓步,順從民意。如此南轅北轍,十年荒廢。“和諧”二字,淪爲笑柄。

如今,輪到習近平,提“中國夢”,官民雙方也出現不同解讀。官方的解釋,就是“富國强兵”、“船堅炮利”;民衆的解讀,就是權利平等、機會平等。一個“帝國夢”,一個“憲政夢”,官民分野,再度南轅北轍。十年之後,哪一個夢成真?

其實,已經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習近平,何須爲中國規劃一個巨大而空洞的夢,而再荒廢十年?只須牢記他父親習仲勛的夢:不僅要推行經濟改革,還要推行政治改革,最要緊的一點,平反六四,實現全民和解——習仲勛以反對鄧小平的六四屠殺而著稱。

李克强是胡溫混合體

李克强,團派的碩果僅存,歷經險象,才終于坐上總理寶座。3月17日,人大閉幕,李克强首次以總理身份舉行記者會,筆者從電視上,從頭至尾,通觀了這場記者會,驀然發現,李克强,就是胡錦濤與溫家寶的混合體,他的語言表述和肢體語言表述都已直觀呈現。李克强講話,如胡錦濤一般,頻繁發出“啊”、“啊”之聲
,諸如“剛才啊”“我們啊”表明,他在追隨胡錦濤的幾十年間,不由自主地,受到胡說話方式的傳染。動作則很像溫家寶,動不動半舉起一隻手,不動,或前後招晃,以示强調;有時,把一隻手或兩隻手猛往胸口方向插,以明心志。

從外觀看,只有一樣東西屬于李克强自己:笑臉。那是文革後經高考升入大學的“
一代驕子”特有的笑臉。胡幾乎不會笑,溫則只會苦笑。李的笑臉,使他比胡、溫更具現代表徵。因而,記者會上,李比胡表現更靈活,比溫表現更自然。無須死記硬背,也無須造作抒情,沒有背誦賣弄古詩古詞。由此,大略可以判斷,李克强,不如胡錦濤保守、死板,不如溫家寶感性、虛榮,介乎二者之間。筆者從前推測,如果整個領導層趨于保守,李也將樂得保守,無所作爲;如果整個領導層傾向改革,李則不會成爲改革阻力。一句話,隨大流。這是李積數十年之爲官心得。

晚清遺訓:祖宗之法不可變

新科委員長張德江,在人大閉幕式上講話,有這麽一句:“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與其說他在强調法制,不如說他在警告新領導人:不得有改變現行制度的絲毫存念!晚清遺訓:“祖宗之法不可變。”作爲江系鐵杆、保守派大將,張被推上政治局常委和人大委員長的高位,就是來起監視作用的,監視習李施政,死保江系既得利益。

新任政協主席俞正聲,强調:“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在政治局常委一級中,必須持續有人發出這種强硬之聲。上一届是吳邦國,這一届,這個角色分配給了俞正聲。聯想到俞正聲的胞兄俞强聲叛逃美國,俞正聲出此言,或也有避嫌和表忠之意:雖然我哥哥叛逃西方,但我本人堅决反西方。又聯想到中共官員大量轉出家屬、子女和財産,俞的這種强調,儼然一語雙關:可以把中國官員的財産搬到西方去,但絕不能把西方的制度般到中國來。說出來的話,只是半句而已。

另一名保守派人物、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兩會期間,這名左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
,面色沉重。坊間盛傳,江澤民原意,要將國家副主席一職,分給劉雲山。但因習近平堅持,國家副主席一職,歸于李源潮。去年十八大,因江澤民、李鵬兩老聯手作梗,李源潮未能入常,臨門飲恨。習的堅持,是對李的安撫,也是對劉的抑制。

寄望十九大?天曉得

至于王岐山,他已經以推薦法國作家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彰顯了他的不改革之志。意思是,當權者越改革、越開明,越容易招來革命。維持現狀、對老百姓保持高壓,才是上策。這位手握反腐大權的中紀委書記,却被曝在美國加州擁有價值不菲的兩棟豪宅,置于其妻或妻妹名下。

張高麗,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第一副總理,實際作用,就是監控李克强施政。
這是江澤民特意安插到國務院的樁脚。在李克强舉行的記者會上,坐在李身邊的張
,全場表情冷漠,意態陰森,一副不服氣的形狀,凶神惡煞,近乎殺氣騰騰。人們不會忘記多年前泰山上的那一幕:江澤民坐上八抬大轎,張高麗步行緊隨。張是江的馬仔,李是胡的門徒,以張制李,預示:江胡惡鬥,還將在國務院延續。

盼望中共自我改革的人們,在無望和無奈之際,已經把目光從十八大挪開,轉向五年後的十九大,他們期待:本届七個常委中,有五個老邁,到十九大,就會退下來
,代替這幫保守派老朽的,或將是相對年輕而具有改革色彩的新人。然而,如果現行體制不變,依然由老人來挑選新人,天曉得,挑出來的,不會是新左派、新保守派?

七巨頭上朝印象

簡體字與繁簡轉換

 

簡體字與繁簡轉換

作者: 東 西
更新於︰2013-04-06

簡化漢字本不是壞事,壞就壞在不顧漢字的傳統和結構規律,走上過度簡化的邪路,從而造成混亂。電腦中文化功莫大焉,但繁簡轉換笑話多。


我曾經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當在電腦鍵盤上用簡體字打上「一匹駿馬在草原上奔馳」,然後通過微軟文字軟件(Office Word)轉成繁體,結果出現驚人的結果:「一匹駿馬在草原上賓士」。我試了幾次,才悟到這軟件預設的轉換,簡體的「奔馳」轉換成繁體時一定是「賓士」而不是「奔馳」,反之亦然。再試一下,用簡體打下「為口奔馳」四個字,然後轉「繁」體,馬上變作「為口賓士」;而把「賓士臨門」化作簡體時,就變成「奔馳臨門」,不信你試試看。

警察變員警、干預變幹預

這是軟件設計的技術錯誤。大家都知道,德國名車Mercedes Benz在香港被譯作「平治」,大陸譯作「奔馳」,而台灣則譯作「賓士」。程式技術員自以為是,把大陸用詞和台灣用詞對口起來,不管其意義如何,一概轉換,便造成笑話。

再舉一個例子,在電腦用簡體打出「冰箱內存有一些面包」,簡繁轉換後便變成「冰箱記憶體有一些麵包」,簡直不明所以。原來我們香港和台灣所說的「電腦記憶體」,大陸叫「計算機內存」。軟件一見「內存」便翻成「記憶體」了,哈哈!

對口的例子有很多,常見的有「警察」換成「員警」;「信息」變作「資訊」;「考慮」作「考量」、「水平」作「水準」、「地址」作「位址」、「數字」變「數位」、「激光」是「鐳射」、「逃學」為「翹課」、「打印」作「列印」、「外圍」是「週邊」、「響應」作「回應」、「出租車」作「計程車」;「文件」變成「檔」、「對象」變「物件」、「窗口」變「視窗」;「网絡」成「網路」、「牆報」為「壁報」、「軟件」是「軟體」、「括號」為「括弧」、「渠道」是「管道」、「因子」是「因數」、「公元」成「西元」、「网民」為「線民」;⋯⋯ 還有「電腦」變成「計算机」、「答錄機」變「錄音机」、「影本」變「复印件」、「國慶日」變「國慶節」、「巨集」變「宏」、「佇列」變「隊列」、「轉捩點」變「轉折點」⋯⋯

記得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版的書籍校對都很精細,甚少出現錯別字。但是現在的書,錯別字成籮,簡直令人不忍卒讀。出現這種現象,大部份拜電腦簡繁自動轉換之賜。在香港出書,當然是繁體字本,但大陸作者用簡體字寫作,書稿傳來,以為用簡繁轉換一下便萬事大吉,轉換後沒有再仔細從頭到尾檢查一遍,便會出現上面所說「奔馳」「賓士」、「內存」「記憶體」的笑話。

繁簡轉換問題多多,特別是對那些多義字的轉換。例如「複」、「復」、「覆」三個字,簡體一律作「复」。繁簡轉換一般把「复」翻作「複」,有時作「復」,於是便出現「複滅」、「復信」、「答復」、「複巢之下」、「反反復複」等錯誤。干(干預、干戈)、幹(幹部、幹勁)、乾(乾燥)三個字,一律簡作「干」,因而便會出現「幹預」、「幹淨」、「外強中幹」等不知所謂的詞語來。


●法國球星碧咸(貝克漢姆)三月訪問北京,
獲贈中國書法。與影星范冰冰合影。
三十年代國府有限推行簡體字

簡體字在民間使用,沒有什麼不好。我小時候在南洋讀小學,就已經使用著不少簡體字,那是遠在中共公佈第一批漢字簡化方案之前就有了的。但是民間使用的簡體字絕不能出現在印刷的書本上。我們平時可以寫「傷塲齊羅個鐵樂爾過劉醫機雙黨」,但印書一定要印成「傷塲齊羅個鐵樂爾過劉醫機雙黨」,一點都不能含糊。

簡體字當然不是共產黨的發明。早在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二月一日,新文化運動先驅錢玄同先生就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減省漢字筆劃的提議》一文,說有的漢字筆劃太多,必須簡化以減省筆劃。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的《國音常用字彙》出版,收入了宋元以來大多數人習用的簡體字,可見簡體字也是古已有之。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六月,錢玄同在其所編的《簡體字譜》(二千四百餘字)中選出一千三百餘字編成《常用簡體字表》,送交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委員會通過其中的一千二百餘字並準備推行。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華民國教育部發佈第11400號部令,正式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採用了錢玄同所編《簡體字譜》中的三百二十四個,在當時又稱「手頭字」。這是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簡化漢字。奇怪的是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教育部奉行政院訓令,著「簡體字應暫緩推行」,《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廢止。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退台灣後,沒有再實施漢字簡化。

中共走上過度簡化的邪路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北京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不但接過了簡化漢字的接力棒,還準備廢除漢字,「走向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澤東語)。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一九五七年,中共展開「反右鬥爭」,很多對漢字簡化及漢字拼音化方案提出異議的知識份子遭到殘酷迫害,對漢字簡化的質疑自此被窒滅。一九七七年「文革」剛剛結束,又公佈了《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稱為「二簡字」,由於簡得太離譜,遭到強烈反對,最終不敢使用而宣佈廢除。「二簡字」失敗之後,官方放棄了拉丁化的主張,採用了學者提出的簡化字加漢語拼音方案。

簡化漢字本不是壞事,壞就壞在不顧漢字的傳統和結構規律,走上過度簡化的邪路,從而造成混亂。

最糟糕的是強行把一些同音字或甚至音義不完全相同的字捏在一起。如上面說的「干gan」、「乾gan」、「幹gàn」三字硬簡成「干」;「采」、「採」、「彩」併成「采」;把「裏」簡成「里」,「麵」簡成「面」,「迴」簡成「回」,「後」簡成「后」,「鬥dòu」簡成「斗dou」,「隻zhi」簡成「只zhì」,「藉jì」簡成「借jiè」⋯⋯;然後是「衝」簡成「沖」,「鬆」簡成「松」,「髮」「發」簡成「髮」,「遊」「游」混同,「製」「制」混同,「占」「佔」混同,「注」「註」混同,「托」「託」不分,「哪」「那」不分,「牠」「它」不分,「布」「佈」不分⋯⋯這些詞語一經繁簡轉換,便變了樣。我曾經在深圳回港的關口二樓自動樓梯旁看到一塊大招牌,是書店的廣告,原應是:「讀万卷書,行万里路」,因廣告是要讓港人看的,便用繁體字,變成了「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了。只是這麼大的八個字,也沒看出「萬裏路」是不對的,令人笑掉牙齒。

最經典的大笑話是《開放》第二期悅甫先生文章中的配圖,中國詩畫研究院名譽院長趙清海居然把「影后」寫作「影後」。這個連「後」「后」都分不清楚的人,還當中國詩畫研究院名譽院長,這詩畫研究院有多少斤兩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樣,書裏或文章裡出現「武後」(武則天)和「慈禧太後」之類,也就不足為怪了! 我建議歸亞蕾回台後把這東西送到博物館去,讓台灣存下這歷史可笑的一頁。

自古以來,漢字都在不斷演化簡化,從大篆到小篆,然後到隸書、楷書。但簡化不是絕對的,尤其是不可亂簡,不可太過簡化。

廢除漢字代之以拉丁化:不可取

十九世紀開始,西風東漸,漢文化圈各國紛紛向西方學習,於是有人認為漢字落後難學,又不能使用打字機,因而鼓吹放棄漢字,改用拼音。魯迅就曾經說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過激言論。他認為「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魯迅《且介亭雜文》——《關於新文字》)

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十分積極推動中國廢除漢字改行拉丁,赤化世界之意甚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蘇聯人在侵佔中國的海參崴舉行「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共代表瞿秋白、吳玉章等人與蘇聯人共同草擬了「北方拉丁化新文字」,並發表中蘇雙方十三條共同宣言。似此越俎代庖,至今想來,未免令人感到紅色帝國赤裸裸之用心!

一九五○年斯大林指示將協助中國廢除漢字,毛澤東立即附和,並採納吳玉章提議,著手進行廢除漢字的工作。廢除漢字最終沒有實行,這是中國人的大幸,也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的大幸。廢除漢字,不可想像!

現在大陸使用的是一九五八年公佈的「漢語拼音方案」,台灣則仍沿用一九一八年國民政府公佈的「注音符號」。「漢語拼音」的好處在於新編字典時不再使用部首查字,改用二十六個拉丁字母排列,較部首查字方便得多。電腦打字時也方便。用注音符號ㄅㄆㄇㄈ也可打電腦,但要記住符號在鍵盤的位置,像記「倉頡」一樣,當然也比「倉頡」慢。

我希望微軟的程式員好好檢查一下繁簡轉換的全部對口詞語,只保留那些一個對一個的字詞,刪除那些一詞多義或會引起歧義的字詞,以免造成混亂,那就功德無量了!

悅甫先生說內地已有恢復正體繁體的呼籲,我也希望這樣。幾十年來,我繁體簡體都學過,注音符號漢語拼音也懂,總覺得漢字是廢除不了的。那是一種高級的東方文化,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拼音文字。我們向西方學習,絕不是要把自己的文字廢了。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為什麼要廢了自己的武功?

不過要讓大陸恢復正體繁體,那是十分困難的。共產黨一向以「老正確」自居,它能拉下這個面子,承認自己錯了嗎?不知看官們有沒有發現,最近香港三家中資銀行幾乎一夜之間把大字招牌全換成簡體字:中信銀行(國際)、中國工商銀行(亞洲)、中國建設銀行(亞洲),這意味著什麼?順便提一下,後者忘了把(亞)字也簡化,不徹底,請盡快改正。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於香港東西書齋)

【附錄:一些繁簡轉換對口詞語。繁簡體不同的詞】

簡體字與繁簡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