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中共醞釀取消民族自治 ──評政策邏輯上的謬誤 爭鳴雜誌第421期

 

中共醞釀取消民族自治

──評政策邏輯上的謬誤

(瑞典)茉 莉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以下簡稱「民族自治」),到今天已經制定六十餘年了,從來就沒有真正實行過。但是,這個從未實行、徒有虛名的政策卻面臨著被取消的危機。近年來,一批包括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在內的高官、政府智囊和高校學者,正在緊鑼密鼓地展開論述,宣傳他們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議與主張。

  一、爭議的起源與論述

  在今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的頭版頭條上,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發表署名文章《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建議對中國現行的民族政策做出重大調整。過去,中共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大都只在內部進行,除了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時期之外,少有公開的談論。而這一次,擁有官方高級職務的朱維群卻公開發表此文,因此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朱維群的這個發言可以視為中共高層政策思路的某種轉變與試探,也預示著中共在民族事務上未來的政策走向。雖然文中沒有直接說出「改變民族政策」這幾個字,但任何人讀他的文章都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簡要地概括朱維群的建議,就是下面四點:(一)在將來中國居民身份證中取消「民族」一欄,(二)不再增設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三)不搞「民族自治市」,(四)推行各民族學生混校。

  西藏等少數民族是否獲得了真正的自治權,這一直是有很大爭議的問題。朱維群的建議卻意味著,中共當局不但不想給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反而準備採取更為強硬的政策。他們想要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取消少數民族的「民族」身份,把各個少數民族統統歸入所謂的「中華民族」,從根本上否定西藏等少數民族作為獨特民族的存在。對中共當局來說,沒有了不同的少數民族,也就沒有了自治權的問題。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這篇文章的思路不是朱維群一個人的突發奇想,而是體現了中共統治者的現實政治需要,是一群中國專業學者多年來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者從大中國強權的利益出發,自詡提出了民族理論「新思路」。他們要求中共當局修改民族政策,但中共尚不敢放棄毛澤東自建國以來制定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直到二○○八年西藏騷亂,中共當局感覺到「中華民族」的最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脅,於是開始考慮這些建議。

  我按照時間順序,列出幾位提出「新思路」的學者及其觀點:

  (一)二○○四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馬戎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文章,提出「去政治化」的「新思路」。馬戎主張取消民族區域自治,淡化民族意識,只保留「中華民族」的概念,把五十六個「民族」改稱「族群」。

  (二)二○○九年,中國知名自由派學者劉軍寧,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網站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的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但沒有解決預期的問題,反而使民族問題加速惡化。劉軍寧提出了「取消民族多元共治」的觀點。

  (三)二○一一年,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重要智庫人物的胡鞍鋼,和胡聯合公開提出「促進國內各民族交融一體,不斷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和五十六個民族的觀念,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胡鞍鋼等人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就是要加強國家認同,取消民族差別。

  其他還有一些中國官方學者和自由派人士的觀點和論述,這裡就不一一列舉。

  長期以來,西藏等少數民族被中共剝奪了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現在,中共更要剝奪少數民族的最後一點尊嚴,即作為一個獨特民族的稱號及名義上的自治權。這群主張取消民族自治的學者,不論自稱其論述為「新思路」、「新民族政策」,還是「第二代民族政策」,我將在以下的論述中,以「取消派」統稱他們。我要著重指出他們在政策邏輯上所犯的一些謬誤。

  二、「取消派」民族政策之認知謬誤

  在純粹邏輯層面,正確的政策必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對現實的正確認識;第二是設定人民想要達到的目標;第三是設計符合因果邏輯的路徑,設計出來的路徑必須能讓既定的現實,依循客觀的因果邏輯,逐步發展到預設目標。

  我將從上述三項條件來說明「取消派」的民族政策建議所犯的謬誤,並同時利用下圖一來幫助說明。

  圖一上方標示著現實、目標與路徑三要項,其下方標示邏輯正確的民族政策:中國的現實是民族治理失敗,導致民族問題叢生,少數民族追求的目標是民族自治。因此,唯有徹底推行民族自治政策,才是符合因果邏輯的路徑設計。然而,「取消派」民族政策建議卻犯了圖中標示的四項謬誤:現實認知的謬誤、歷史認知的謬誤、法律認知的謬誤、路徑邏輯的謬誤。

  (一)現實認知的謬誤

  自二○○八年起,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相繼爆發暴亂和抗議示威,其聲勢之大,時間間隔之短,前所未有。這些事件的發生,證明了中共民族治理失敗的事實。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沒有真正地實行民族自治,中共沒有給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權,導致少數民族的不滿與反抗。但「取消派」學者的認識卻完全相反,他們將治理失敗歸咎於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認為中共不應該學習「蘇聯模式」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政策。

  比如,馬戎認為,這些民族問題「與『西藏獨立』、『新疆獨立』等民族分裂活動密切聯繫在一起,不但使西藏、新疆等地的城鎮成為社會騷亂的常發地」,也讓中國面臨國家分裂的風險。朱維群和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吳楚克也持相同的論點。他們在蘇聯解體後擔心中國分裂,認為目前中國民族問題的癥結就在於中共學蘇聯,搞民族自治,助長了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分離主義。

  民族自治是否真的是蘇聯瓦解的原因呢?我認為,是很多複雜的原因造成蘇聯解體這麼一個結果,應該說是「多因一果」,這裡暫且不論。現在我只從「取消派」將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看成是學蘇聯模式這一點,去分析他們在認識上的謬誤。

  中國的民族政策絕對不是學習蘇聯模式的,我的理由有二:(一)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都有自己的憲法,有自己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最高國家管理機關,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等等,那是一種聯邦制的國家制度。(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大都由當地民族人士領導,在其權力結構中,尤其在法院、軍界以及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當中,俄羅斯族的代表性均不充分。

  而在中國的民族自治區,如西藏、內蒙和新疆,都只是名義上的自治。中共建立的是漢族領導下的單一制國家,少數民族自治區完全不曾享有蘇聯加盟共和國那樣的獨立自主權。因此我認為,中國民族治理的失敗不是因為仿效了蘇聯模式,而是沒有真正地實行民族自治的結果。

  (二)歷史認知的謬誤

  「取消派」把中國民族治理的失敗歸因於蘇聯模式,為了改變這個現實,他們提出了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議,並大力推崇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模式。二○一一年十月,胡聯合、胡鞍鋼在署名的文章中指出,「實踐證明,『民族大熔爐』模式是解決民族問題比較成功的方法,能夠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演變為民族分裂問題。」而馬戎早就提出把族群「文化化」的思路,他認為:根本上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出路,就是學習美國和印度,強調國家憲法和國民的公民權,而把種族、族群之間的差異視為文化差異,不允許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權利。

  美國民族大熔爐模式,早已是一個被放棄的過時的模式。「大熔爐」(melting pot)這個詞曾一度在美國風行。百年前的美國社會要求來自他國各民族(族裔)和文化群體放棄其民族(文化)特性,全面融入「美利堅民族」(American nation)。但之後美國社會出現了反對的聲音。猶太裔的美國學者霍勒斯‧卡倫(Horace Meyer Kallen)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反熔爐、反同化的「多元文化主義」。他指出:多元文化主義是一個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東西。真正的民主應該使人自由地保持族性,而不是消解人的族性。

  從此,美國人不再提「大熔爐」,而以「百衲被」(patch work)一詞替代。「百衲被」又叫「百家被」,是用多種不同色彩、不同形狀的布塊拼接縫製而成的薄被,它意味著包容異己、尊重差異、消解中心。

  美國的多元文化是從個人自由出發,到獲得集體的民族權利,其中的關鍵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公民擁有自由結社的權利,不同民族的人可以組織自己的宗教團體、政治團體。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結成社團,就形成了族群集體的力量,獲得某種特殊的代表權,以便爭取本民族的權益,更有效地實踐和提升其民族文化。在美國,任何一個族裔都有自己的學校、教會、電台、電視、報紙、雜誌等等,傳播自己的文化。此外,美國還有各種法律限制和約束政府,保障多種族權利,使政府在對待各民族的權益問題上不敢任性專斷。

  「取消派」主張取消中國的民族自治,想要拿「中華民族」這個虛構的概念來凝聚人心,是不會被少數民族承認的。如果他們真要學美國,就應該要求中共當局保障中國每個公民基本的政治權利,包括自由結社、選舉權利和新聞出版自由等等,用普世價值來凝聚各民族的人心。但是,胡鞍鋼等「取消派」卻很奇怪,他們拋棄美國社會最珍貴的價值內涵,閉口不談美國「大熔爐」模式產生和被拋棄的歷史,更不談美國保障公民政治權利這個凝聚人心的關鍵原因。

(未完待續)

爭鳴雜誌第421期

榮耀使他更有勇氣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直言觀點 爭鳴雜誌第421期

 

榮耀使他更有勇氣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直言觀點

(大陸)桂文光

  莫言本名管謨業,他解釋在寫作第一本小說時之所以取了「莫言」這個筆名,原因是自己自小愛說話,說話直率,而這在中國大陸不是好事,因此他要利用這個筆名提醒自己別多話。這些年來,莫言幾乎不對公共時事話題公開表態,他一些作為甚至招來非議。但是,二○一二年十月十二日下午,這位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他的家鄉高密市鳳都國際酒店召開媒體見面會時,回答了在場中外記者各種問題,包括非常敏感的問題,一些觀察家很出乎意料,覺得「榮耀使他更有勇氣」。

  站在人的角度寫作,不為黨派服務

  莫言是中共黨員,又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因此有人認為他沒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記者會上,莫言顯然有備而來,針對性地作了反駁。他說他在中國工作,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寫作,但是,他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他聲明:「我的寫作從八十年代開始,就非常明確地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這種階級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他更指出:「這次文學院把這個獎授給了我,我覺得這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莫言這個聲明是對的。

  莫言看來並不以跟共產黨的關係密切為榮。他問道:跟共產黨的關係密切和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用什麼來衡量密切?他說他知道很多在網上批評他的人,他們本身也是共產黨人,他們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卻認為他跟共產黨密切而他們不密切,這個他覺得也是莫名其妙。莫言聲明:「我的一點觀念是,作家是靠作品說話的,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作家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著人的命運、人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

  辯解創作一直在突破《講話》

  在回應他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發的爭議時,莫言現在感到後果嚴重了。他說:我這個人是比較模糊的,比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有那麼敏感的政治嗅覺。讓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後來這件事情發展到這麼大,出了這麼多的批評、意見和辱罵,這是超出我意料的。他說他不後悔,是因為抄《講話》與自己的創作沒有矛盾,而自己的創作,一直在突破《講話》。而且還不單是他這樣,而是他們這一批作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講話》的問題,後來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其局限。

  莫言說,如果讀過他的書,就會知道他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非常凌厲的,他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來寫的。莫言提到他在八十年代寫的像《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作品,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他認為的一切不公正的現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的《豐乳肥臀》被禁後,他接下來寫出《生死疲勞》和《蛙》兩部長篇小說,也沒有減弱對專制社會的黑暗的揭露和批判。莫言特別聲明:「如果僅僅認為我沒有上大街去喊口號,僅僅認為我沒有在什麼樣的聲明上簽名,就認為我是一個沒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個官方的作家,那這種批評是沒有道理的。」

  抵制極端民族主義者

  說到中日關於釣魚島爭端這個當前非常火爆的問題,莫言特別冷靜地表示:

  首先我覺得爭端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沒有爭端的話那幹嘛會鬧得這麼大。而且我想要完全解決爭端似乎也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國勝了日本敗了,爭端就解決了嗎?日本敗了他就會承認中國的合法主權麼,反過來也是一樣,所以戰爭也解決不了爭端問題。那麼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按照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日建交的時候,老一代的中日兩國領導人採取的比較高明的措施:擱置爭端,先談友誼。你把它放在一個地方也影響不了兩國人民的睡眠和吃飯,甚至這個地方可以讓魚類生活得更好一點。

  莫言這些平和、理智的見解,相當不錯。對比一下:中國九月中發生大規模反日示威遊行,極端民族主義者居然殺氣騰騰地叫囂:「寧可大陸長滿草,也要收復釣魚島;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完全是反人類的最混賬的思維!

  希望劉曉波能盡早獲得自由

  最出人意料的是,莫言在這個記者會上打破他一直對文學界同仁、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遭遇的沉默,表示希望這位異議人士和作家能很快從監獄獲釋。

  莫言表示曾讀過劉曉波的文學評論,而且肯定劉的文學眼光。劉曉波早年曾經建議《紅高粱家族》應該以長篇小說形式發表,莫言說:「我認為他這個說法是很對的。我也很後悔,如果早知道的話,應該一下子寫成一部長篇。後來他離開了文學,熱衷於政治,我就跟他再也沒有甚麼交往。我對他後來很多的活動,都不太瞭解。」接著,莫言口氣一轉,說:「但是,我現在希望他能夠盡早地獲得自由,盡早地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會體制。」

  莫言這幾句話很快在各種互聯網上廣為流傳,震動了中國的知識界。他們中許多人一直批評莫言與中共的密切關係,特別批評莫言沒有站出來為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處十一年監禁目前正在監獄服刑的劉曉波說話。本來處境有些尷尬的莫言,由於他在十二日的這個發言,反使批評他的異議人士感到尷尬。報道說,異議藝術家艾未未一天前批評莫言與當局合作、拒絕為被迫害的作家仗義執言,但現在他說他受到莫言評論的鼓舞。

  儘管大批中國記者出席了記者會,但莫言的這段評論並沒有出現在官方媒體上。莫言的講話顯然會令當局尷尬。莫言獲獎後,獲得官方對他一片讚美之詞,說他代表主流價值觀。中國官方對莫言獲獎的反應與對劉曉波兩年前及達賴喇嘛二十三年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作出的憤怒反應截然不同,也與十二年前對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出的憤怒反應截然不同。現在莫言說了這些話,令某些傳媒擔心。據網上消息說,國新辦已給各地各網站下達指示:關於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事,要加大微博、論壇、博客等關鍵環節的監看力度,堅決刪除借機抹黑黨和政府、抹黑文化事業以及與劉曉波、高行健獲獎等相聯繫的有害信息,云云。

  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將於今年十二月十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屆時莫言如何致辭,將會引起許多人關注。

爭鳴雜誌第421期

結局莫名其妙的戰爭──中印戰爭五十年祭 爭鳴雜誌第421期

 

結局莫名其妙的戰爭

──中印戰爭五十年祭

(美國)周 晉

  今年十月二十日,是「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爆發五十周年。這場規模不算太大的戰爭至今仍使中印兩國芥蒂不斷,難以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其影響可謂深遠。

  中國放棄「藏南地區」的歷史背景和原因

  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印戰爭的最大遺憾是中國為什麼沒有乘勝收割勝利成果,反而主動放棄了已到手的「藏南地區」。筆者將其原因歸納為以下幾大方面。

  一、戰略價值的不同。西藏的面積和戰略價值都比更加遙遠且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偏安一隅的藏南地區大得多也重要得多。在一九六二年的中國面臨空前內外交困的大環境和國力所限的嚴酷現實面前,中方能夠有效控制西藏已屬「竊喜」,對藏南這塊「化外之地」只能是「望隴興歎」或乾脆「得蜀不望隴」了。

  二、外交的需要。中印關係曾一度相當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周恩來訪問印度時首次提出來的,該原則後來成為「不結盟運動」的理論基礎。印度是倡導「不結盟運動」的三巨頭之一,中方始終認為中印之間有著更廣泛更重要的政治利益追求,不應為了邊界問題徹底翻臉,而邊界問題最終可以通過談判獲得解決。

  三、軍力、後勤供應不足。現代戰爭打的是後勤。從西藏各地的兵站向前線轉運彈藥和給養非常困難。西藏許多地區根本沒有路,山路陡峭得連騾馬都用不上,只能靠人馱。

  人數不多的駐藏部隊中有很大一部分要負責維持西藏各地的治安,防備可能發生的再次「叛亂」,無法調往中印邊境參戰。中方參戰的主力僅僅是一個師級的藏字四一九部隊的四個多團,能運到前線的最大重武器僅是一百二十毫米迫擊炮,且沒有任何空中支援。

  四、國內外政治/軍事因素的干擾和影響。一九六二年對毛澤東和中國仍然是難熬的一年。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被迫對因「三面紅旗」造成的大饑荒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公開的自我批評,會後正式退居二線。

  自一九六一年蘇共二十二大後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一九六二年四月和五月,新疆的塔城和伊犁地區分別發生由蘇聯策動的中國居民大規模外逃蘇聯事件,僅塔城事件中就有六萬多中國居民和二十三萬多頭牲口出走蘇聯。中方為防範與西藏接壤的新疆的騷亂擴大到西藏,自然希望中印戰事及早結束。

  一九六二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正式宣告發動「反共抗暴的革命運動」,即習稱「反攻大陸」、從一九六二年十月起直至一九六五年一月的一連串軍事行動。中方被迫在東南沿海和西南高原兩個地區同時用兵,二線作戰歷來是兵家大忌。

  「古巴導彈危機」剛結束,來自美蘇的大批新式軍事裝備即源源不斷地運抵印度,有些甚至直接運交到前線,印方甚至要求美方直接軍事介入。中國沒有實力同時對壘美蘇印三大國。

  筆者對上述分析的不同看法

  筆者認為:藏南地區並不是毛、周眼中偏安一隅、無甚用處的「化外之地」。由於西藏往南的陸路主要經過藏南地區,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佔有了藏南地區就等於永遠阻斷了藏獨者依靠印度及其他西方國家實現西藏「獨立」的夢想。藏南地區也是分隔中印兩大國的緩衝區,其作用猶如如今的北朝鮮作為中美兩大國的戰略緩衝國一樣。如果中國當年能畢其功於一役佔領藏南地區,印度今日或許如日本對美國一樣,對中國「徹底沒了脾氣」。

  戰爭規劃和設想應該隨著戰爭打出了與戰前的規劃和設想不同的結局而及時修正。中國軍隊雖勢如破竹般佔領藏南首府達旺,卻因事先沒有規劃因而沒有決心收復面積為台灣島三倍的美麗富庶的藏南地區。錯過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藏南很可能永遠也收不回來了,後人惟有扼腕歎息不已。

  在赤裸裸的國際政治的叢林生存法則面前,中方一直「很傻很天真」。歷史早已證明:中方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綏靖策略,與印度人一心追求的領土目標和國家利益完全是南轅北轍的。中方這種「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外交只著眼於構築能夠抗衡美蘇的「不結盟運動」的海市蜃樓,卻漠視中國國家利益的瓊樓玉宇,其結果是印度成為中國多年的死敵,中國也沒有收復國土,可謂「人地兩空」。

  中國面臨的種種後勤困難和軍力劣勢確實存在,但印度方面也面臨著同樣的後勤困難。戰爭不僅是武器裝備的較量,更是參戰者特別是決策者意志的較量。

  儘管當時印度獲得了大批先進武器裝備,但毛澤東早就說過:「決定戰爭勝利的是人,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尖端武器在藏南地區的複雜地形和密林中難以施展,美蘇也不會出動空軍和地面部隊協助印度參戰。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打得虎頭蛇尾,貌似雄才大略的毛澤東明顯是「廉頗老矣」。毛澤東以「宜將剩勇追窮寇」自許,可他偏偏在藏南問題上當了一次「霸王」,給繼任者留下了一個至今無法解決的大難題。

爭鳴雜誌第421期

育嬰堂被中共誣為「殺嬰堂」 爭鳴雜誌第421期

 

育嬰堂被中共誣為「殺嬰堂」

與龔品梅主教的獄友章真基先生一席談

((澳洲)章真基 張志強

  一九五七年起,章真基先生與我同在上海第五十一中學(位育中學)就讀。初中畢業後,各自去了別的學校,此後有半個多世紀未曾謀面。未想在退休之後,經老同學輾轉相告,得知他已在悉尼定居二十年,之後促成我倆建立了聯繫,我們很快約見。闊別了五十六年,昔日的少年,如今都成了白頭,相互傾談各自經歷,感慨唏噓,真沒想到章真基先生的人生如此跌宕起伏,文革中橫遭的政治冤案,竟讓他和龔品梅主教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有了三年同倉獄友的寶貴經歷。

  記得中共對大陸天主教最大規模的第一次迫害始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在上海展開,以「肅清反革命分子」為名,逮捕龔品梅主教和所謂的「反革命集團」。當晚十時左右,在上海的各堂區,各男女修會和公教家庭進行搜查和逮捕,計有龔主教和五十多位神父、修士、修女以及好幾百位教友被捕。九月九日,中共上海黨報《解放日報》曾以頭版頭條對此事件作歪曲新聞報道。

  一九六○年起,筆者張志強在上海徐匯中學讀高中。因徐匯中學前身是天主教教會辦的中學,又與徐家匯天主教堂毗鄰,淵源很深,所以學校曾多次舉辦詆毀天主教和龔品梅主教的展覽會,作為宣講校史和對學生的洗腦教育課。當然,共產黨的宣傳,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既然章真基君和龔品梅主教有三年近距離患難與共的經歷,不妨聽聽他帶來的訊息。

  以下是老同學章真基先生和我對談實錄。(張──筆者;章──章真基):

  被控反革命判18年徒刑

  張:真基,請你能否談談是怎樣在提籃橋監獄遇見龔品梅主教的?

  章:說來話長,一九六八年文革高峰時期,我被誣陷為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那個時代碰到這樣的冤枉官司真是百口莫辯。我想來想去,與其坐以待斃,還不如外逃,或許還有條生路。因為我以前是徐匯區游泳隊的,水性很好,所以準備從廈門下水出逃,不料事情洩露,被徐匯公安分局拘捕,關押在看守所,判了我十八年徒刑,在一九六九年將我投入上海提籃橋監獄。

  張:算起來那時候龔品梅主教已被關押十四年了,你一進提籃橋監獄就和龔主教關在一起嗎?

  章:開始時沒有。因為龔品梅主教屬於特別犯人,文革之前他被關押在一號監(十八年徒刑以上的大刑監)四樓,係專門關押外籍犯的地方。他一人擁有兩個二十平方米的監房,每餐可允許他點菜,替他送飯的是敵偽時期南京上海地區的憲兵司令馬嘯天。馬嘯天那時經過長年關押,身上穿的已是百衲衣,即打了一百多個補釘的衣服。不過龔品梅主教從來不點不要特供飯,而且他每周五不吃葷,把好吃的飯菜都留給馬嘯天。這些是馬嘯天親口告訴我的。馬後來年紀老了,監獄軍管後,他、龔品梅主教和我都被歸在同一個學習小組。

  與龔主教被關同一監房

  張:那你後來又是如何與龔主教合關一起的?

  章:文化大革命中,監獄由空四軍軍管,一切原有秩序都打亂了。犯人全部集中關押,三個犯人一小間監房,每間大約僅四平方米。獄方讓每八個監房共二十四個囚犯組成一個學習小組,龔主教的外籍犯監房也被取消了,他被分與我同牢房,同監舍另外一個獄友是李宗泰。李被控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判無期徒刑,他那時已經完全神經失常,不和任何人說話,對外部事物也完全沒任何反應。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是中國監獄最黑暗的時期。整個監房裡就一塊木板,三個囚犯白天就坐在木板上按規定的指標拆紗頭,完不成指標就餓飯,整整一年沒吃過肉,也沒放過一次風,真是暗無天日。晚上三個人擠在木板上睡,名副其實的蹲班房。

  張:龔品梅主教在監房中和你交談嗎?他不懷疑你是獄方派來監視他的線人嗎?

  章:龔主教是有信仰的人,他的心地很坦蕩。他從不諱言他是每天向天主敬拜和溝通的。其實,我和龔主教的家屬早就很熟悉。沒惹上官非前,一向有來往。龔主教的胞弟龔寒梅,與妻子龔姚秀娟育有三子一女,長子龔民權早年就去了美國,二子龔民義是五十一中學(位育)的。龔主教的弟弟龔寒梅是留學法國的醫學博士,學成歸國後在上海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任外科主任醫師。六○年代初,在為病人動手術時,龔寒梅醫生突發中風去世。那時我常去他們家,和他家過從甚密。常來監獄探訪的是龔主教的弟媳龔姚秀娟,也是我很熟悉的。所以我和龔主教談話時,相互沒有隔閡與顧忌,而李宗泰那時早已精神失常,根本不管我們的交談。

  張:你有沒有向龔主教詢問當年共產黨宣傳中抹黑教會的許多事情,以便澄清一些真相?

  章:當然有,我首先就問了當年共產黨宣傳得最多的徐家匯天主教育嬰堂殺嬰兒的事情。

  龔主教談育嬰堂被誣殺嬰事件

  張:這正是我最想知道的事。我是不相信共產黨宣傳的。自小我父母都是受洗的基督徒,他們有不少教會中的兄弟姐妹是在教會的孤兒院中被收養長大、接受教育和學會一種工作技能,在社會上都變成有用之材。怎麼可能被教會殘害呢?

  章:龔主教告訴我,徐家匯的育嬰堂是天主教會辦的慈善機構中的一個。當時教會有收養棄嬰棄兒的傳統,將他(她)們撫養成人,同時重視教育和技能的培養,使之長大後能服務社會。那時育嬰堂的大門上裝有小鈴,有人送棄嬰來,在門上按一下鈴,育嬰堂裡的門房會將門上的活動盒子推出來,送棄嬰的人將嬰兒放在木盒中推進去,鈴聲會再響一下,門房接收完了嬰兒,會按規定在木盒中放下一塊銀元,將木盒推出去,作為對送嬰兒做善事的人的獎勵。那時中國連年戰亂,拋棄的嬰幼兒甚多,不少流浪漢和乞丐都加入了搜尋和送棄嬰的隊伍,有不少嬰兒是直接從垃圾桶裡撿來的,只為了能得到育嬰堂給的銀錢獎勵。後來送來的棄嬰越來越多,不少嬰兒送進來時,已經患了傳染病,奄奄一息,也有不少嬰兒送來時,屁股上已紅腫潰爛。那時藥品奇缺,是沒有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的年代,育嬰堂雖竭盡全力,但無奈有些嬰兒救不活,只能在育嬰堂後院埋葬了。說育嬰堂殺嬰是誣陷不實之詞。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他們反對宗教信仰,要打擊教會,所以危言聳聽,使社會上的民眾曲解教會,遠離宗教。

  張:謝謝你的訊息。聽了你的一席話,我更相信當年教會的育嬰堂是盡了力量救死扶傷的。當今中國社會信仰全面缺失,道德淪喪,社會上偷嬰、拐賣嬰幼兒童的惡性犯罪事件屢禁不止,這和共產黨一貫宣揚無神論、打擊教會和禁止信仰自由所造成的惡果也是分不開的。

  章:我同意你的說法。從龔品梅主教身上,我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受益匪淺,還有很多內容,留待下次再談吧。

二○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於悉尼聞桂亭

爭鳴雜誌第421期

不見硝煙的內戰 ──國務院官員私譏溫家寶「玩網」 爭鳴雜誌第421期

 

不見硝煙的內戰

──國務院官員私譏溫家寶「玩網」

(大陸)聞佑平

  王晨整風政策無疾而終

  「網絡改變社會」漸成中國社會的一種共識。換言之,在這個幾無共識可言的國度,「網絡改變社會」是體制內外、上層社會與底層社會唯一的共識。官員們戰戰兢兢,唯恐哪一個出現在新聞媒體的細節被網民抓住,一下子擴大成全民道德問責。即便不是新聞上的細節,僅僅是工作中的不良表現被網民抓住,也會成為網絡社交平台話題。

  官員行為一旦引起道德問責或導致話題產生,即使前途不受明顯影響,也會使其所在的單位、系統、地方的首長大為不快。當然,中國社會發生實質性進步和制度改進並不能完全依賴網絡力量,網路僅為其推動因素之一。在另一端,為了抵抗網絡的推動力(在各級官員們看來是破壞力),權力體系進行過大量嘗試。比如說,力爭成為十八大後宣傳部長的現任國務院網絡辦公室主任王晨(正部級,以國務院新聞辦主任本職兼之,並有中宣部副部長之職),曾在去年發起新聞界的「走轉改」之整風活動,活動的基本目標就是改變紙媒(尤其各級黨報)跟著網絡走的趨勢,但活動最後無疾而終。

  以王晨為代表的中共反網絡勢力所採取的封堵、打擊的諸種措施,被民間學者指為發動網絡內戰。網絡戰爭不是使用槍炮的現實戰爭,亦有「不見硝煙的戰爭」之說法。因此,王晨發動網絡內戰亦可稱為「不見硝煙的內戰」。

  民爆官醜令當局憂懼

  「不見硝煙的內戰」在重慶事件發生後最具戲劇性。起初,關於周永康捲入薄熙來政變的網絡傳言不斷。對此,《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當前處於謠言敏感期」,並以一干網友的正面跟帖印證其論,要求民眾冷靜對待網絡傳言。中宣部機關報《光明日報》則無此含蓄,而是惡狠狠地宣稱「剷除網絡謠言勢在必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人民網在「多地幹部群眾」的名義下,說明打擊網絡謠言的必要性之後不到一周(四月十日),最高層宣佈對薄熙來問題由中紀委立案調查;人民網故伎重演,說「重慶幹部群眾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這個細節成了網絡時代的一個政治笑料,它的可笑程度絕不亞於《人民日報》今日否定一九五三年刊發「資料」證明釣魚島屬於日本的強詞奪理。

  對於網絡帶來的社會情緒變化,中共明說支持與歡迎民眾的網絡問政行為,但實質上懼怕無比。比如今年七月份,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的一篇報道說:「中國官方媒體近期發表一系列評論,承認政府公信力下滑,網上反政府言論激增,並對這種趨勢表示擔憂。」問題確乎如此,網絡輿情監督機構的首腦們在內部會議上曾歎氣,「互聯網如今成了八卦大舞台,各種各樣的醜事在這裡抖露出來」,以及「網絡揭官員的醜聞上了癮,中國已經是今日世界爆醜聞最積極的地方」,等等。

  中共自己發動的「不見硝煙的內戰」已經絕無勝算的可能,調整對網絡態度的措辭僅僅是保面子而已。不過,按體制內上層人士的抱怨看,在「不見硝煙的內戰」中,中共方面也不是沒有人受益。國務院網絡方面的高官私下有言(大意):只有溫家寶一人會「玩網」,而且是「玩網高手」。這樣抱怨不是一點道理沒有,而是有實例證明。比如說,數位頂尖級紅二代面見溫,要求在轉基因食品政策方面卡死有關實驗,但是溫回以「全面取消或禁止某個事項會引起網絡輿論的極大不滿,你們反映的問題只能在安全管理上採取更嚴格的措施」云云。

  網絡輿論關聯群體事件

  如果說頂尖級紅二代被溫以網絡輿論為由而拒絕聽命有傳說的成份,那麼,溫在今年天津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則是其「玩網高手」的最好證明。溫說(大意):二十年前建工廠當地老百姓歡迎,現在不行了,人們會考慮耕地權益、環境後果,許多群體事件都與這類的疑慮有關。儘管溫沒直說網絡輿論,但是群體事件與網絡輿論的互相推助作用是中共高層最明白不過的事情。

  以百姓意見為主體的網絡輿論究竟能對中國社會轉型產生何種作用,現在還很難完全界定,因為事情正在進行之中。可以看到的各種具體變化則給出積極的信號,比如說,司法判決現在不得不「考慮人民群眾的感覺」。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專家坦言:「我們的法律倫理性已經難以經得起網絡輿論的質問,尤其是錯案、糊塗案不僅僅是法律倫理問題了,實質性地涉及到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問題!」

  網管當局力推網絡實名制,尤其微博博主個人資料的實名制(掌控在門戶網,網名仍可自選),並引數國網絡管理措施為援例。但是,韓國憲法裁判所今年八月下旬的裁決著實令中共遭受打擊,前者裁定韓國政府推行的網絡實名制違憲。之於韓國案例,早已超越了網絡政策層面,帶給中國的問題是要不要實行違憲審查。一旦中國確立違憲審查機制,中共在社團方面的非登記而運行就將被確認為違憲行為。

  惡劣提案遭網民唾棄

  一個執政黨若連自己制定的憲法都不遵守,怎麼會建立一個法治社會?怎麼會如自己所言「要在法律和憲法範圍內活動」呢?二十一世紀,由於網絡政策的官民博弈而涉及憲法執法將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看點──向來打擊「非法組織」不鬆手的中共,自己一下成了中國乃至於全世界的最大的非法組織,豈不是笑話!

  整個社會因網絡中的官民博弈而變化,「人民書寫歷史」的統治謊言吊詭地在網絡時代成為現實。微觀變化可以說是不勝枚舉,而最有說服力的是:在二○○九年對禁止「人肉搜索」呼聲(提案)最烈的浙江、上海、寧夏三省市,均未能實際立法,其他省份也沒有跟進。到目前,連提案都沒有了,倒是楊達才之類的陝西「錶叔」、蔡彬之類的廣東「房叔」不斷被網民們推上網絡大舞台。

爭鳴雜誌第421期

蘋果日報- 25歲無月經 美女教師竟是男人

靚女miss有睪丸 嚇到腳都軟

湖北省荊門市一名美女教師,於過去十年無月經。她近日到醫院求醫,經醫生詳細檢查後,才發現她不但沒有子宮、卵巢,就連基因也屬於「男性」。


這名教師姓張(25歲),外形亮麗,裙下之臣一大堆,父母也一直催她結婚,但過去10年來,她卻為沒有月經而煩惱。因考慮到婚後生小孩,於是便到醫院求醫。


醫生檢查後發現她沒有子宮,卵巢也呈多囊性改變,腹部有兩個球狀陰影。經深入檢查後,不但顯示她睾酮增高,染色體更顯示為XY,即生物學上屬於男性的染色體。醫生為她割除卵巢的囊性組織及化驗後發現,組織是分化不良的睾丸組織。《武漢晨報》

蘋果日報- 萬瓶紅酒來歷不明 丟空別墅藏億元Lafite


萬瓶紅酒來歷不明 丟空別墅藏億元Lafite

神秘來電 揭別墅藏億元Lafite

天降橫財!浙江溫州一名男子打開別墅大門,竟發現樓上樓下堆滿上萬瓶來歷不明的法國名酒Lafite,數量達全國供應量五分之一,市價高達億元(人民幣.下同)。對於這批來歷不明的名酒,警方亦難辨真假。

鄒先生於2003年買入當地一幢300平方米別墅,別墅位處偏僻,九年來沒有裝修,連門都沒有裝上。上月25日,他突然接到來電,詢問別墅是否出租。當時他感到很奇怪,別墅長期空置,沒有掛牌出租,怎麼會有人打來電話?


大堆酒盒散落在別墅外。互聯網

發現大批Lafite紅酒的別墅,已空置九年。互聯網

達全國供應量五分一
深感疑惑的他於是趕到別墅看個究竟,當他抵達別墅時,差點認不出自己的房子,原因是別墅已被人裝上門並鎖上,後門還養了四、五隻狗,當中有兩隻還是藏獒。他從窗口望入屋內,大吃一驚,「樓上樓下全部堆滿了紅酒,我當時就懵了」!


及後,鄒先生報警,警員破門而入,經粗略估計後,屋內有約一萬瓶法國名酒Lafite。按現時內地一支Lafite售價約8,000元至10,000元計,全屋一萬瓶Lafite市值就達億元。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市場每年的份額僅五萬瓶,屋內Lafite紅酒達全國供應量的五分之一。


經警方調查後發現,當地一名老伯受僱他人,專門到別墅養狗和看貨,但他堅稱沒有貨主的聯絡方法,也對事件全不知情,有村民則曾看見有車輛進出該別墅。浙江《錢江晚報》

上一則: 胡溫十年 權鬥不息 強國崛起 內部不穩

下一則: 25歲無月經 美女教師竟是男人

墙外楼 | 为什么说中国的资本外逃加剧是可信的? - 中国数字时代

墙外楼 | 为什么说中国的资本外逃加剧是可信的?


在中国,"资本外逃"话题持续受到关注。

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出现负增长,引发"资本外逃"说。为此,10月26日晚,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专门就近一年中国出现"两三千亿美元资本外逃"的说法,正式作出回应称,这种说法不属实。外汇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媒体所称的资本外逃规模,是以外汇储备变动扣减贸易、直接投资等项目估算得出的,在概念、方法等方面并不科学。

官方认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854亿美元(含误差与遗漏),主要是由于在近期外汇储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国通过贸易等经常项目交易获得的外汇资产,不再为央行持有,而主要转为境内机构和个人分散持有。这部分外汇资产必然由其以对外投资、借贷和存放等方式在境外运用,体现为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流出,并不等同于资本外逃。

但是,民间观察者与舆论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卡耐基基金会高级副研究员Michael Pettis在福布斯网站撰文,分析为什么说中国资本外逃情况趋于严重、以及这事为什么值得重视。

文章如下: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写过不少关于中国资本外流不断攀升的文章,但在我看来,这个话题似乎始终没有得到投资者足够的关注。然而,随着资本外逃正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问题,投资者对这个问题关注不足的状况很可能会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发生改变。

但在继续深入探讨之前,我倒是想要先澄清一个问题。许多分析师对资本外逃予以忽视,因为他们表示,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有,他们会对自己的投资组合进行分散配置,并且会购买更多的海外资产,资本外流只不过是正常现象。根据这种观点,中国的资本外流只不过是国内富裕阶层对自身的资产组合进行普通的分散配置所致。

但是,普通的资产组合分散配置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说,其原因有三。首先,虽然中国一直存在资本外逃现象,但这种现象似乎是在2010年初左右开始激增的。

长期读者想必记得,在2010年初我就开始提到,我在北京大学不少家境较为富裕的学生告诉我说,他们的父母对中国目前的环境日益感到担忧(有时他们指的是对经济环境的忧虑,有时指的是对政治环境的忧虑),因而迫切想把资金转移到海外。这个传闻很快得到了证实——跟踪中国非法资金流动的一些研究人员得到的相关调查结果对此提供了证据,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的一组研究人员。这些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外流大约是在2010年夏季开始出现激增的。

刚开始,很难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数据上看到证据,但后来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的时期,而其驱动因素是市场预期人民币将会大幅升值,加上中国房地产的投资回报惊人。换句话说,在此期间中国的热钱流入远远超过了国内资本的外流。

然而,到了2011年底,好几项指标都表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已大幅减退,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降温,热钱流入似乎已经枯竭,因而中国的资本外逃情况开始在国际收支数据中显露出来。起初,这只是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低于经常项目盈余,而到了2012年第二季度,资本净流出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外汇储备首次开始下降——即便中国的经常项目仍然存在大量盈余。

第二,在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外逃正在激增的同时,在海外购买住宅并持有外国护照的中国富豪人数似乎也在相应出现激增。这其中既有美国、新加坡及澳大利亚等显而易见的国家,也有塞浦路斯和圣基茨(St Kitts)等移民居住要求容易达到的小国。这实际上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不太受好评的行为。

第三,鉴于目前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前景黯淡,而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非常迅速,从正常的经济决策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中国富豪为何突然希望把资金转移到海外,尤其是考虑到有关中国人正在大举购买各种海外资产的所有报道。当然,大家都听到过有关房地产公司把多幢美国住宅销售给中国富豪(而且事先未经现场看房)的报道,而我也得知,中国买家在海外的一些非常特殊和高风险资产(比如澳大利亚陷入困境的农业资产)上拿出了志在必得的报价。这听起来并不像是普遍的投资组合分散配置,而像是急于把资金转移到海外的行为。

如果中国的资本外逃目前确实出现激增的话,那么我们对此为什么要在乎呢?我认为其中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资本外逃的增加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中国商人对国内前景预期的重要变化。我们这些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多年的人都非常清楚,资本流入或流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标——可以告诉我们总体而言往往消息非常灵通的一批人对本国政治与经济所持的信心强弱。

其次,资本外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外逃资金来自于投资撤离的话,那么就会降低国内的经济增速;而如果外逃资金来自于银行存款或者抛售投资组合的话,那就会破坏银行体系的稳定。第三而且最重要的是,资本外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外逃资本具有极强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国内境况越糟糕,就会有越多的资本外逃,而越多的资本外逃,国内境况也就越糟糕。

—————————————————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百科对"资本外逃"一词的解释:

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是资产流出中"非常的"那一部分,其中既包括规模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出口低报和走私等;也包括渠道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资产项下的资产混入经常项下流了出去等。当发生资产外逃事件时,通常是经济将遭遇衰退的前兆。

从中国实际情况看,资产外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移非法所得。如贪污、受贿、寻租等所获得的资金,侵吞的国有资产,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所攫取的巨额财富,都构成了资产外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实现化公为私。由于中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国有和集体企业激励、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境内母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境外子公司或外商转移资产、利润,使少数人在境外获得了更大的公有资产支配权、或老直接化公为私。相当一部分人由此获得了投资移民身份,在境外购买房地产,将子女送出国外。

(三)逃避管制。比较突出的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由于中国对境外投资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制,一些企业或个人将资金未经批准转移或截留境外,企图投资获益。

(四)趋利避险。较为突出的是,国内一些企业将外汇资金转移境外后又作为外资流回国内,以享受各种税收和其他优惠待遇,这也被称之为"过渡性"的资产外逃。同时,当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为获取高收益,也会引起违规资产外流。另外,当市场预期产币可能贬值时,为避免汇率风险,会形成资产外逃,出口推迟收汇、进口提前付汇就是企业比较常用的方法。

(五)转移个人财产。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产被侵占,一些私营企业主采取抽逃资产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产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同时,由于中国仍然对资产项目严格管制,移民的财产只能汇出收益部分,而产金部分不能转移,也会引起变相抽逃。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发自我的 i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