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日星期日

�果日�- 瓶中信 - 梁文道

蘋果日報- 瓶中信 - 梁文道


瓶中信 - 梁文道

大陸三不五時就會有禁書的消息,今年夏天我就聽過一則傳聞,關於一部很受歡迎的史學著作(不是余英時先生的書,請勿誤會),他們說那部書快下架了,要買得趕快買。起因是一封告狀信,大意是控訴這部書扭曲國史,詆毀光輝悠久的五千年華夏文明。根據傳聞,這封信寫得很「左」,看得出是外行人手筆,許多內容都和當今史學界的認知相去甚遠。例如中國信史的開端,那部書說夏朝的存在與否,仍有爭議;這封信的作者就很不高興了,覺得這些話非常惡毒,用心叵測。


有意思的是一封尋常告狀信又怎能有那麼大的威力呢,居然可以惹出這番小小風波?原來作者的身份不尋常,他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老科學家。朋友們說到這裏,也就明白了,「就是老頭嘛,頭腦頑固」。但我卻一直放不下這則消息,回頭反覆地想,一個有名望的長輩學者又怎麼會寫這樣的信呢?這再也不是一個需要用告狀來自保的年代了,所以揭發他人論著的「問題」並不會為自己帶來任何好處。可見他是真的很生氣,真的很看不慣那部史著,真的感到自己必需做點什麼。在他而言,那或許還是義憤吧。


然而,看完一本書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不能同意作者的見解,跟着寫一封信給政府部門,要求他們禁止這本書的出版,這難道是正常的嗎?一直以來,我都以為正常的情況是寫一篇書評,想辦法找個地方發表(就算自己貼到網上也好),好把你的看法公諸於世,讓讀者自己評理,不是嗎?你不贊同一種意見,究竟是該反駁它,還是乾脆委託權力去徹底消除它的存在呢(即便你認為那種意見是政治的,是『大是大非』的決斷問題)?


這則朋友們拿來在飯桌上當笑話的消息,讓我難過良久。因為那位老人相信告狀信是對付異見的方法,就算不是唯一,至少也是有效的方法。是什麼樣的環境和氣氛使他覺得這是個好方法?身在香港,我們或許很難想像,會有一個能接這種信的政府部門,它不只能接到這類告狀信,而且還有資格據此評斷一本書的價值,更可以決定它還能不能繼續在市面上流通。也就是說,因為先有這麼一個部門,並且真有這樣的渠道,所以那位老先生才能肯定那封信可以起到消除「邪說」的作用,於是他就不用寫書評了。他放棄了對公眾說話,也放棄了向那些已經看過這本書的讀者們講理的機會;他的選擇是對少數人說話,然後防止更多人成為該書的讀者。末了,他還要覺得自己站在了正義那一邊。


設法封堵自己不同意的異見,當然要比辯論有效,因為辯論和對話總是預設了自己會輸,而對手不被說服的可能。所以我們才會老是形容一個不容異見的政府「不自信」,因為他們不願把自己拖進一個交談的情境,不願接受自己可能會在道理上說不過人家的結局。但是對於這位非常憤怒又非常有正義感的老學者而言,他就恐怕不是在害怕自己無理了;恰恰相反,他是極有自信,認為自己知道了真理,並且認為告狀和禁書也是真理運作的正常方式。他是對的,他討厭的那本書是邪說;而真理壓倒邪說,自然也是對的,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來壓倒邪說。


前一陣子,禁書的傳聞終於也傳到我頭上來了,於是有記者採訪我的感受。但說實在的,我又能有什麼感受呢?除了和余英時先生並列一張名單,是我這輩子都沒想過的事之外。最大的問題在於假如這是真事的話,我也不會知道拙作在大陸被禁的確切理由;就像許多被「敏感」的人似的,你永遠無法得知自己為什麼「敏感」了,是你說錯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嗎?你不知道,你只能自己領會,也讓別人猜測其中的玄妙。既然不曉得自己寫錯了什麼,感受也就無從說起了。


我真正在意的,卻是好些歡欣鼓舞的網民,他們看到了傳說中的禁書名單之後,很是暢快。有的說:「這堆垃圾早就該拿去燒了」,有的認為「那些廢物留在這裏一點用都沒有,禁得好」。看來他們也和那位老科學家一樣,十分自信,十分同意禁書是證明真理的途徑。但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肯定自己,又如此肯定禁書是個比交談更有利於通向真理的道路呢?我難以理解,因為我幾乎從未擁有過這份信心。每次寫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我總會後悔,生怕自己見識不夠,思慮不周,言不盡意。我想,我和他們的最大分別,就是我時常暗自懷疑自己其實錯了。


故此,我愛看批評我的文字,近乎自虐般地愛。就算發現它們並不總能叫我心服,但也一定能啟發我想得更多。例如一位常常斥責我「賣港求榮」的博客,我就跟隨了他好一段日子,甚至想過好好回應。只是這位博客也是個有自信的人,他的首頁銘言是要叫「君子笑,小人哭」,可見他不只正確,而且還是道德上的正確;笑着贊同他的人都是君子,哭着臭罵他的人則都是小人。你該如何與一個這麼正確、永遠正確的人對話呢?或者是有辦法的,起碼他不會贊成禁書;只不過我累。看見那些歡迎禁書的網民,想起那位寫信向政府告狀的學者,我的感受就是疲憊。


文革結束之後,中國上演的第一齣外國話劇是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傳》。根據導演黃佐臨的回憶,曾經在學術界「又紅又專」的氣氛底下備受折磨的大數學家華羅庚,當時正好就坐在他身邊,在看到最後一場戲時,華先生終於忍不住哭了。為什麼以「疏離效果」著稱,反對引動觀眾情緒的布萊希特竟能令華先生哭了起來呢?那是因為這次演出的改動相當大,把原著裏比較複雜的伽利略變回一個大家熟悉的科學英雄。他被人告上宗教法庭,迫着為自己的「邪說」認錯屈服,埋沒良心,原來就是想要換回一點時間,好完成自己的論著,留諸後人評判。那最後一場戲是他的懺悔,雖然一時忍辱是為了更遠大的目標,但他究竟出賣過自己的信念,想來還是難過。華先生就是看到這裏,感同身受。當年,看過這戲的知識份子又有多少人能不聯想到自己的遭遇?他們大概都會悲哀過去幾十年的遭遇,同時又不免長嘆,那段靠權力來判定學術真理的日子終於完了,以後大概不會再臨。今天寫下那封告狀信的老科學家,當時是否也曾如此想過?


後來有人闢謠,說包括余英時先生在內的那張禁書名單不實,便有朋友替我鬆了一口氣,同時勸我這兩年最好避避風頭,少談政治。但是一個做評論的人,活在當下,又該如何寫一些可避風頭的事呢?除非我能知道天體運行的原則,或者類似的真理;可我不能,我只有一點極可能是錯的觀察和意見,說給同代人聽。


加拿大作家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近寫成一部小說,要直到一百年後才能公開。那是個蘇格蘭藝術家的主意,叫做「未來圖書館」,設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近郊一塊種了一千棵樹的小林裏,就像個書的時間錦囊,此後每年邀請一位作家提供一部新著封存,直至2114。2114,那時候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挪威仍然存在?這個計劃還在執行?還有書嗎?還有一種叫做讀者的人嗎?這真是作者與讀者之關係的終極挑戰,名副其實的「讓時間來證明一本書的價值」。忘了在哪兒讀到這句十九世紀某位法國作家的話:「憑什麼相信時間能夠淬煉出經典?憑什麼相信後人的眼光?我們怎麼曉得以後的人不會像我們一樣愚蠢」?再說,你又怎樣去為一些百年後的讀者寫作呢?你知道他們是誰嗎?


艾特伍德闊達,她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反正一個作者「不會知道誰在讀她的書,也不知道讀者的性別、年齡、職業、種族、國籍和身份。寫作,本來就像瓶中信。」如果不能說話給同代人聽,那就把自己這番關於今日的造像留給後人罷。他們或許會笑話我錯得離譜,發現我們這一代人並不比他們聰明,看見我愚蠢地生活在其中的這個昔日世界;又或許,有極大的可能,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收到我的留言,因為大海表面早已被玻璃瓶子填滿,浪潮碰撞出一片片碎裂殘渣。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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