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

讀《柴玲回憶》,反思民族性

 

讀《柴玲回憶》,反思民族性

作者: 陳破空
更新於︰2011-12-08

柴玲自傳,英文書名比中文書名更為貼切:A Heart for Freedom(《向往自由的心》,副標題:柴玲回憶);中文書名:《一心一意向自由》,則有些落俗。展卷細讀,頗感意外。印象中,柴玲不常寫作,但這部文字洗煉的回憶,細節感人,文字感性,讀之感動,堪稱佳作。作為當年的學生領袖,自傳裏全無空洞的政治說教,而是娓娓道來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兼具鮮明的女性敘事風格。


●  柴玲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左起:香港演藝界人士岑建勳,柴玲,李錄和封從德。(本刊資料)
「六四」晨,柴玲與同學們最後撤離

  九十年代中期,海外出產題名《天安門》的紀錄片,把八九學潮期間,柴玲獨自對一個美國人和一名香港記者的談話錄音翻了出來,僅憑柴玲幾句不太成熟的表白,就塑造出一個「讓別人流血,讓自己逃生」的另類柴玲形象。於是,對柴玲的譴責與撻伐如暴雨驟至。柴玲為此備受壓力。

  不撤,成了「原罪」;言流血,更成了「原罪」。連柴玲也被逼得默認了這種「原罪」。關於那段話,「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柴玲在自傳中解釋,這段話,最先從李祿那裏聽來。但,即便是李祿先說的,又如何?以我們對當時民情的了解,多少人都喊出這樣的口號:「誓與廣場共存亡」、「頭可斷,血可流,天安門廣場不可丟!」與柴玲那段話,完全呼應,區別只是,一旦放到精心制作的電影中,便產生不同尋常的渲染力。

  其實,「因言獲罪」的柴玲,何須辯解?只須做如下聲明即可:當年,作為一個年僅二十三歲的女孩子,我還沒有成熟到如外界所想像、所期待的那種程度;難免說話不周全、做事不周到;但我追求民主的信念,天日可鑒;我只需要說明一點:我與天安門廣場的同學們一道,都是堅持到最後時刻,經過集體表決,才一同撤離的。

需要流血的,不是柴玲,是鄧小平

  大約也是九十年代中期,海外有一場關於八九期間「該不該撤出天安門廣場」的反思。按理,任何運動或革命,關於其方向、階段、策略,如何達到目標,都可以檢討;任何公眾人物,更可以接受評判。但有人據此把「六四」屠城的責任,推到堅守不撤的學生們頭上,甚至推到年紀輕輕的學生領袖柴玲頭上,則是本末倒置、罔顧事實的邏輯混亂,客觀上為「六四屠夫」鄧小平和李鵬提供了辯護詞。

  從《柴玲回憶》中,讀到一個細節,關於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人數變化。運動前期和中期,北京各高校的學生,是抗議主體;但到了五月下旬,北京當地的學生逐漸散去,外地的學生成為主體;到了五月底,外地的學生,也逐漸離去,僅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就有約三萬外地學生乘火車離京。到六月初,堅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

  只剩下不足五千人,到「六四」清場前,僅余三、四千人。

  以筆者幾次在國內組織學生運動的經驗,深知,盡管存在學生領袖或學生組織,但作用均有限,學生運動的自發性極強,自發而起,自發而落,出於激情而來,甚至出於浪漫心而至,但激情過後,容易回冷;浪漫心碰撞到現實,容易受創。學生自發離開,或因疲憊,或因失望,或因興趣轉移,都在預料之中。八九那一年,如果不是因為中共「四二六社論」或宣布戒嚴等手法的刺激,學潮應早已落幕。

  聚集天安門廣場的請願人群,從百萬之眾減少到只有三、四千人,再熬上幾日,這三、四千人大概也都散了。按理,當局已經沒有鎮壓的必要。為什麽還要鎮壓?為什麽非要鎮壓?筆者終於想明白了:權力鬥爭,中共高層的角力。

  試想,三十多萬大軍已經開到京城,才發現沒有鎮壓的必要,力主用兵的鄧小平,豈不理虧?不鎮壓,撤回去,鄧豈不大失臉面?在黨內,趙紫陽豈不就贏了?——看吧,我說過,學生是和平請願,好意給政府提意見,沒有推翻政府的意思,如何?趙派若贏,鄧的位置往哪裏擺?因此必須鎮壓,哪管它必要還是不必要。鄧的心思,一如1979年那回,對越開戰,本來沒必要,但卻借口開戰,從華國鋒手上奪走軍權。1989年的鎮壓,鄧憑藉手中軍權,鞏固了他在黨內一度岌岌可危的「太上皇」地位。

  撇開空泛的語言,可見,事實上,並非柴玲們「期待流血」,而是鄧小平和中共頑固派期待流血,他們需要聽見槍聲,需要制造血流成河的效果,不僅要借武力鞏固權位,還要借武力恐嚇民眾,看你們日後還敢不敢示威抗議占領天安門廣場?「我們不怕流血。」鄧早在1987年初,針對八六學潮,就撂出了這句狠話。筆者曾參與(1986年冬,上海)的八六學潮,乃自發落幕。胡耀邦因八六學潮而遭鄧小平罷黜。

學運自發性極強,撤與不撤,並不簡單

  「應該撤」、「早就應該撤」,「見好就收」,這類觀點,當然具有鬥爭策略上的價值;但,面對自發性極強而如洪流洶湧的群眾運動,操作起來,又談何容易?不僅柴玲回憶揭示,而且當年參與者都有感受,撤與不撤,並不簡單。

  有政府方面的人,來與柴玲等人溝通。一類人說:鄧小平希望「學生們能多給大家留一點時間,不要把運動深化,免得給大家都帶來危害。」(傳話者自稱與鄧家有關系。)另一類人說:「如果你們真要行動的話,那就幹脆徹底一些。」(傳話者聽上去屬於趙派。)

  而在廣場,當柴玲等學生領袖宣布停止絕食時,憤怒的學生們沖著他們吼叫,指責他們背叛,「他們瘋了似地把公交車(總指揮部設在這部車上)使勁往後推,直到整輛車都搖晃了起來。有人扔了一塊石頭,把一個車窗砸碎了。」

  「六四」前夕,柴玲還受到兩起面對面的威脅。一名工人闖進帳篷,拿一把槍指著她:「我們那麽多工友都為保護你們學生死了,如果你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我就拿槍崩了你!」另一名學生衝進來,拿一把刀指著她:「柴玲,這麽多學生被殺害了,如果你不讓學生們撤退的話,我會捅死你!」

  最後,柴玲和學生領袖們認定,撤與不撤,只能由廣場上的學生們來投票決定。可見,年輕的學生領袖們,並不能控制廣場局面。當時的情況是,缺乏一個堅強、有準備和訓練有素的組織擔當運動中堅,不可能讓學潮做到收放自如。「見好就收」的策略,理論容易,實踐不易。

反思争策略,也須反思民族性

  放到突尼斯,因一小販自焚,民眾抗議便如沖天怒火,一舉趕走獨裁者;放到埃及,統治者已經接受抗議民眾要求,答應下臺,並公布政權交接時間表,民眾卻不依不饒,非要獨裁者立即走人;放到敘利亞,民眾示威,迄今已9個多月,抗議民眾被殺超過4000,當局先後承諾改革、對話、釋放政治犯,民眾不僅不撤,反而持續抗爭,一浪高過一浪;放到利比亞,民眾不僅不撤,還武裝反抗,直到顛覆政權,殺死暴君……

  誠然,突尼斯與埃及等國相對開明的獨裁統治,有別於中共極端暴戾的獨裁統治,前者留予民眾更多空間。筆者此前也曾撰文,闡述兩種統治的區別及民眾的不同選擇。此處不贅述。今年,利比亞與敘利亞的統治者,鎮壓和屠殺示威民眾的殘暴程度,看上去不亞於中共,卡扎菲公開承認,他效法中共。然而,民眾不懼、不撤、不動搖,反映的,必然有其民族性。

  鬥爭策略固然需要講究,但,不撤,不達目的誓不休,幾乎是所有民權運動、民主運動、以及所有造反或革命中,參與者的基本態度、基本立場,從最溫和到最激進的訴求,哪怕是一樁拆遷案的補償要求,概莫例外。否則,所為何來?

  別國民眾不撤,唯獨中國民眾需要撤?而且是那般溫和的中國民眾,那般天真的中國學生,那般和平、理性、真誠的中國式請願。恕筆者言,那種片面強調妥協忍讓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應了中國人的民族性:軟弱,怯懦,膽小如鼠,消極被動;不敢謀反,只敢請求,至多造次,而且,邊造次還得邊看統治者的臉色行事。(中國人民族性難以準確定性,大致或部分如此。)

  筆者贊同策略上的反思,以為後車之鑒。對抗中,適當的撤退,以退為進,原本也是古法。但,是否也是因為民族性的局限,使反思者們無法反思到另一個方向?——當時的百萬之眾,何不發一聲喊,一鼓作氣,沖進中南海,沖進人民大會堂,占領國防部,占領中央電視臺,以人民起義的方式,推倒獨裁?如果中國人具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那等民族性,勇敢,有種,彪悍,生猛,堅韌不拔,敢於造反,敢於復仇,那麽,盤踞北京的那個曾經屠殺幾千萬中國人、當時又把屠刀揮向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的殘暴政權,又豈有不倒之理?據傳,當時的老鄧,心生恐懼,已經準備好,若鎮壓失敗,就帶全家出逃巴基斯坦。

  中國民眾若能同心協力,堅持抵抗,鄧的鎮壓未必就能成功。觀察今年的利比亞和敘利亞,正是民眾持久的浴血抵抗,才逐漸召喚起軍人倒戈、軍隊反叛,以及國際社會的介入。中國民眾若能不屈不饒,感召被稱為「子弟兵」的解放軍,最終促其分化、倒戈,並非不可能。諸如38軍軍長的陣前抗命,就是端倪。

八九民運失敗,是民族性的失敗

  記得1989年6月4日後某日,身在廣州的筆者,曾與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葛天豪見面,葛問:或許暑假過後,學生回校,學潮又會再起?我立即回答:不會。之所以回答得那麽幹脆和肯定,正是基於我對中國人民族性的感知。不久,筆者入獄,遭審問時,了解到,高墻之外,當局正在搞「人人過關」,學校、機關等單位,參加過八九民運的,人人需要寫檢查,或者揭發。很現實的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剛忙完學潮,就開始忙「人人過關」,他們中,有幾人尋思讓學潮再起?

  八九風雲,春夏之交,前後兩個來月,那些富有閱歷、甚至富有聲望的知識分子或社會賢達,有幾個,真正挺身而出,站到運動前沿?寥寥無幾。再次印證民族性的軟肋:瞻前顧後,明哲保身,貪生怕死。更有當時親筆書寫聲明要求學生不撤的知名學者,事後竟搖身一變,淪為今日中共之禦用文人。見風使舵,見利忘義。

  八九民運失敗,是民族性的失敗,又何必嫁禍於一個遠非老練政客的學生妹?對柴玲的責難,是五十步笑一百步?還是一百步笑五十步?正是這個緊守活命哲學的民族,可嘆的民族性,才能讓那個當今世界最殘暴、最腐敗的獨裁政權,霸占中國大半個世紀,時至今日,其橫行,仍仿佛遙遙無期。

  作為八九學潮期間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的言行對錯,大可爭議。但其歷史地位,自然形成,逃亡海外後,連柴玲本人都不曾意料,身影所至,造成轟動,乃至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國際社會認同柴玲和中國學生的勇敢精神,絕不會因為她或者他們說過幾句不成熟的話而輕易否定。

宗教信仰或可救中國

  《柴玲回憶》的最後篇幅,記錄了她從一名學生領袖轉變成一名基督徒的心路歷程。「人到盡頭神擡頭」,曾經遭遇的人世打擊、精神創傷,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柴玲接受耶穌基督的引領。自由,柴玲依然使用這個詞,來定義她「獲救」(信主)後的心境。肩負神的使命,柴玲轉而從事維護婦權,為女童發聲,揭露中共「一胎化政策」對女性和生命的戕害。

  筆者閱讀《柴玲回憶》期間,中國正傳出一樁聳動新聞:一名兩歲女童,連續被兩部車碾軋; 18個過路人熟視無睹,見死不救;直到第19個人,一名拾荒婦,才將這個血淋淋的小生命抱起。女童送醫後,不治身亡。

  經共產黨長期洗腦和毒化的中國人,道德滑落,良知淪喪,冷漠冷血,一至於此!

  建立分權制衡的民主制度,國家硬件,已非易事;重建一個民族的精神與道德,巨大的國家軟件,更是一大難題。柴玲的信仰歸宿,讓筆者聯想到,如果有相當部分、比如半數以上乃至多數中國人,皈依宗教,仰望於神,那麽,獨裁者的宣傳與洗腦、偽善與謊言、暴力與恐嚇,豈能不失效於無形?由此也可明了現政權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恐懼所在。在信神的境界裡,懷仁懷德,行善行慈,中國人的道德可望獲救,進而,中國人可望獲救。這大概是「一生都夢想救中國」的柴玲,最後悟出的真理:靠信仰而獲救。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1年12月號)

讀《柴玲回憶》,反思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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