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 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

 

2011年12月28日星期三

韓寒: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

最近翻看了很多問題，革命和改革兩個詞被頻頻的問起。平時媒體也很喜歡問，但是也隻是一問一聽，無法見諸報端。寫下來無論什麼觀點，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為這次冬至回讀者問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個篇幅來回答我關於革命兩個字的看法。我綜合了讀者和一些內外媒的提問，在這裡一並作答。

問：中國最近群體事件頻出，你認為中國需要一場革命麼。

回答：在社會構成越復雜的國家，尤其是東方國家，革命的最終收獲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說，革命是一個聽上去非常爽快激昂並且似乎很立竿見影的詞匯，但是革命與中國未必是好的選擇。。首先，革命需要有一個訴求，訴求一般總是以反腐敗為開始。但這個訴求堅持不了多遠。“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沒有市場的，因為除了一些文藝和新聞的從業者，你走上街去問大部分人，你自由麼，他們普遍覺得自由。問他們需要公正麼，他們普遍認為不公正的事情隻要別發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個人都經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為他人尋求公正和自由不會引發人們的認同。在中國是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集體訴求的。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是可能不可能有的問題。我的觀點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問我中國需要更有力的改革麼，我說一定是的。

問：你為什麼不去領導一場起義呢？

回答：開玩笑，就算我認同革命，並在上海起義，而且還稍具規模，官方隻要一掐斷互聯網和手機訊號，我估計不用政府維穩機器出馬，那些無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網絡游戲看不了連續劇的憤怒群眾就足以將我們扑滅，你也別指望著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該恨我了。

問：那難道中國就不需要民主與自由了麼？

回答：這是一個誤區，文化人普遍將民主與自由聯系在一起，其實對於國人，民主帶來的結果往往是不自由。因為大部分國人眼中的自由，與出版，新聞，文藝，言論，選舉，政治都沒有關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說沒有什麼社會關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嘩，自由的過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點社會關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違章，自由的鑽各種法律法規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帶來社會進步，更加法制，這勢必讓大部分並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們覺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國人去了歐美發達國家覺得渾身不自在一樣。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聯系在一起說，我認為中國人對自由有著自己獨特的定義，而自由在中國最沒有感染力。

問：我認為中國頑疾太深，改革已經沒有用了，隻有來一場革命才能讓社會好轉。

回答：我們假設革命沒有遭到鎮壓，當然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們幻想一下革命，假設，革命到了中段，學生，群眾，社會精英，知識分子，農民，工人，肯定不能達成共識。而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人群，那就是貧困人口，這個數目大概是兩億五千萬。你平時都不能注意有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甚至從來不使用互聯網。既然革命能夠發展到中段，必然已經誕生了新的領袖。沒有領袖的革命一定是失敗的，白蓮教起義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領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裡去，太平天國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國式的領袖，絕對不會是你現在坐在電腦前能想象的那些溫厚仁慈者。這樣的一個領袖，八成獨斷專橫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動力，是的，聽著有點耳熟。但中國人就吃這一套，也隻有這一套才能往上爬，這個社會習慣了惡人當道，好人挨刀。文藝青年們看好的領袖一個禮拜估計就全給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與領袖。所以這些人肯定是最早從革命中離開的。隨著社會精英的離開，革命人群的構成部分一定會產生變化，無論革命的起始口號有多麼好聽，到最后一定又會變回一個字，錢。說的好聽一點就是把應該屬於我們的錢還給我們，說難聽一點就是掠奪式的均富。你們不要以為因為我覺得自己有點錢，所以我慫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裡，你擁有一個蘋果手機，你是開摩托車的，甚至你會上網，你平時買報紙，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錢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聯網上閱讀到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滿著原罪的被革命對象。有一億家產的人比起有一萬家產的人反而安全，因為他們打開家門，門口已經放的是紐約時報了。最后倒霉的還是中產，准中產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們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自相殘殺，現在的人們隻認錢，所以很多人民已經被訓練成隻認錢的自相殘殺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國人講究清算，這也必然導致鎮壓。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時間，中國那麼大的國家，不說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權利真空。稍微亂個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會特別期盼出現一個鐵腕獨裁者，可以整治社會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於從百花齊放重新看回人民日報，這個真的沒所謂。況且我們的一切假設都建立在軍隊國家化的前提下，所以這些都是幻想，連幻想都不樂觀，就別提操作了。

問：那你看埃及，利比亞⋯⋯

回答：埃及，利比亞是被一個人獨裁統治幾十年，城市也不多，一個事件作為爆點，一個廣場用來演講，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國沒有一個具體的個人能成為被革命的對象，城市，人口眾多，而且各種千奇百怪的災難都發生過，G點已經麻木，更別提爆點了。就算社會矛盾再激烈十倍，給你十個哈維爾在十個城市一起演講，再假設當局不管，最終這些演講也是以被潤喉糖企業冠名並登陸海澱劇院而告終。

當然，以上更是廢話，最關鍵是就大部分中國人一副別人死絕不吭聲，隻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性，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

問：你的觀點非常的五毛黨，是被政府買通了麼？為什麼不能一人一張選票選主席。

回答：在這樣一個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對既錯，非帶路黨既五毛黨的社會裡，革命兩字說起來霸氣，操作起來危害更大。也許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一人一張選票選主席，其實這並不是中國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張選票，最終的結果還是共產黨代表獲勝，誰能比黨更有錢？五百億就能買五億張選票。不行加到五千億。一年稅收都十萬億呢。你和人家比有錢?你覺得你周圍的朋友的公正獨立，那樣的人加起來也就幾十萬張選票。你看好的有識之士，能有十萬張都不錯了。唯一能和共產黨抗衡的就是馬化騰，因為他可以在QQ登陸的時候彈出一個窗口：誰選我馬化騰，誰就可以得500Q幣。此舉估計也能獲得兩億張選票。但問題是，到時候馬化騰一定會入黨的。民主是一個復雜，艱難而必然的社會歷程，並不是什麼革命，普選，多黨制，推翻XX，這些脫口而出的簡單詞匯可以輕易達成的。如果你對司法和出版都從來沒有關心過，你關心普選有什麼意義呢。無非就是說起來更拉風一點。這和那些一說起賽車隻會提F1，一說起足球隻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麼區別呢。

問：我覺得中國的革命和民主隻是時機的問題。你認為什麼時機最合適。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兩個名詞，這兩個名詞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証就能帶來民主，這個咱們不是早就已經証明過一次了嘛。歷史曾經給過中國機會，如今的局面則是我們爺輩的選擇。現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國家，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國家。如果你硬要問我在中國，什麼時候是個革命的好時機，我隻能說，當街上的人開車交會時都能關掉遠光燈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這樣的國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國民素質和教育水平到了那個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許你能活著看見這個國家的偉大變革，也許你至死都是這個死結裡纏繞的纖維，但無論如何，你要永遠記得，錯車時請關掉遠光燈，也許我們的兒女將因此更早的獲得我們的父輩所追求的一切。

說民主

問：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鵝絨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認為天鵝絨革命能夠發生在中國。不談當時的國際局勢，也不說整個捷克的人口隻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鵝絨革命其實就是選擇相信了民眾的素質，執政者的忍讓，文人的領袖，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鵝絨革命，我認為這三者在中國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場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邊來反駁也許未來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國很多文人和學者對天鵝絨革命的感情，他們甚至能夠在腦海中將自己代入哈維爾的角色暗自感動。但無論中國發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處的地位和角色遠遠比他們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別說能作為領袖了。而且國民素質越低，文人就越什麼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權從字面上解釋應該什麼樣子的來逃避中國的現實。改革和民主其實就是一場討價還價的過程，你不能盼著執政者看了幾本書忽然感化把東西全送給你。你不能天天盼著天鵝絨革命，再由你來扮演哈維爾，並瞬間讓每個中國人有一張選票，還都不能被賄選。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選。所以我的觀點很簡單，暴力革命我們都不願意發生，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國發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出現，所以我們隻能一點一點追求，否則在書房裡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沒有意思，改良是現在最好的出路。

問：你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人素質太低，不適合民主。政府有沒有給你維穩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這個結論，我覺得我已經寫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適合不適合的事情，它遲早會到來。國民素質低並不妨礙民主的到來，但決定了它到來以后的質量，誰都不希望來個盧旺達式的民主，雖然這並不是真正廣義的民主。有時候緩緩來，有時候突然來。也許它來的不那麼徹底，來的不那麼全部，來的不那麼美式，來的不那麼歐式，但在你的余生裡，它一定回來，回首起來，可能還來的有點平淡。

問：你的意思是一切隻能靠執政者的恩賜，而不是人民自己的爭取？

回答：給執政者壓力當然重要，但遺憾的是，執政者的配合更重要。這的確需要運氣和人品。現在社會各個階層是割裂的，比如執政者，你動車事件鬧得再大，他們依然淡定，覺得這是民間的事情，不費一兵一卒，時間自動擺平，執政者的家屬可能完全不關心這事，隻關心誰要上誰要下，誰的歲數差一點，XX位置怎麼排。而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過去。當然，更有可能是他們都沒有感受到輿論壓力。好比你賬戶裡有十億，你丟了一千塊，你自然不緊張。文化界兜裡加起來的總和就五百，而他們認為統治者兜裡也就三千，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放大的統治者的焦慮。人家完全沒考慮你的問題。而文化界很多人認為一切的問題就是體制的問題，仿佛改了體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們雖然善良正義，嫉惡如仇，但要求農民和工人和他們擁有一樣的認知，甚至認為全天下都必須這麼思考問題。可事實往往有些讓人寒心。

因為拉力賽都在偏遠地方舉行，我這些年去了上百個各種各樣的縣城，這些都不算特別封閉和貧瘠的地方，我和各種各樣的人聊天，他們普遍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麼迫切，他們對強權和腐敗的痛恨更多源於為什麼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親戚得到了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監督，隻有倒霉到自己頭上需要上訪的時候才會從詞典裡撿起這些詞匯來保護自己，隻要政府給他們補足了錢，他們就滿意了。一切能用錢解決的社會矛盾都不算什麼矛盾。而知識界普遍把國民對這些詞匯的這種應急應用當成了他們的普遍訴求，覺得與文化界形成了共識。我不認為在分歧和割裂這麼大的國家裡能有一場美好的革命。你也許覺得這正是執政者馴化的結果，所以要改變執政者。但現實就已經這樣了，那一兩代人已經這樣了。但是幸運的是，我和他們的子女聊天時，互聯網和各種傳媒已經或多或少的打開了他們的眼界。所以我並不悲觀。

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系，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所以共產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我認為極其強大的一黨制其實就等於是無黨制，因為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制本身，所以問題並不是要把共產黨給怎麼怎麼樣，共產黨隻是一個名稱，體制隻是一個名稱。改變了人民，就是改變了一切。所以更要著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問：如果革命到來，有影響力的文人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回答：文人到時候就應該扮演一顆牆頭草，但必須是一顆反向牆頭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義，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能有立場，眼看一派強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絕對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張，不能跟隨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騙子，不聽任何承諾，想盡辦法確保不能讓一方消滅其他方而獨大。所以未來的中國如果有革命，誰弱小，我就在那裡，它若強大了，我就去它對手那裡。我願犧牲自己的觀點而爭取各派的同存。隻有這樣，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補加一個問答，關於素質和民主：問：我去了一些發達國家，我發現在表面的素質之下，其實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這樣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質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贊同。但我們說的就是表面素質，不要因為覺得人私底下都是怎麼怎麼樣的而小看表面素質。民主的質量就是由國民的表面素質決定的。一個人開車可能關遠光燈，看見人彬彬有禮，遵守社會功德，但一交往，發現其實也是自私懦弱狹隘貪婪……這又如何呢。素質和人性放在一起談沒有意思，美國人的人性和中國人的人性說到底當然是大同小異的，全世界人類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這裡就有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先有好的素質，再有好的制度，還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質。其實這個沒有疑問，在能出現好的制度的時候，無論素質的好壞，都應該保障好的制度，因為好的制度恆久遠，一顆永流傳，制度有實在的，素質是空幻的。問題是，當好的制度由於種種原因遲遲不能到來的時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從天上掉下來一個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開始的可能和動力，否則反正好的素質也沒必要，又緩慢又不見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兩個到來方式，一種是有一個紀念日，一種是沒有一個具體的日子，但要一兩代人的努力。我覺得還是要實際一些，美國的獨立宣言再好，美國的憲法再好，美國的憲法修正案再好，是因為他們的政黨和人民都做到了。我們憲法其實也好，我們的執政黨說過不少隻比獨立宣言好不比獨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數沒做到。他們是不會看著各種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價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國民素質又不高，的確看著像死結。但我依然選擇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隻能是督促改良的籌碼，但不能也不肯能真正的操作起來。

要自由

上上篇文章裡說，每個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樣的，上篇文章裡說，民主，法制，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聖誕再打折，東西還是不會白送的。那我就先開始討價還價了。

首先，作為一個文化人，在新的一年裡，我要求更自由的創作。我一直沒有將這個寫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為這兩個詞會讓你們下意識的覺得害怕和提防。雖然這些自由一直被寫在憲法裡。事實上，它一直沒有被很好的執行。順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體人們要一些新聞的自由。新聞一直被管制的很嚴。還有我的拍電影的朋友們，你不能理解他們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樣進行文藝工作，觸雷就炸死，不觸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這些自由是時代的所趨，也是你們曾經的承諾。我知道你們一定對蘇共進行過研究，你們認為蘇共的失敗，很大的程度源於戈爾巴喬夫開放了報禁，並將最高權力依照憲法約定，從黨返還給了人民代表大會。所以這讓你們對言論自由和憲政特別的謹慎。但是時代已經不同，現代的資訊傳播終於讓屏蔽形同虛設。而文化的限制卻讓中國始終難以出現影響世界的文字和電影，使我們這些文化人抬不起頭來。同時，中國也沒有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媒體——很多東西並不是錢可以買來的。文化繁榮其實是最省錢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榮。如果你們堅持說，中國的文化是沒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誠懇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鬆綁。

如能達成，從我而言，我承諾，在文化環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隻對當下社會進行評判和討論。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讓一步，互相遵循一個約定的底線，換取各自更大空間，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兩三年以后，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在每一屆的作協或者文聯全國大會時，我將都親臨現場或門口，進行旁聽和抗議。蚍蜉撼樹，不足挂齒，力量渺小，僅能如此。當然，隻我一人，沒有同伴，也不煽動讀者。我不會用他人的前途來美化我自己的履歷。同樣，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品質，所以我相信這些遲早會到來，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來。因為我覺得我還能寫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請讓我趕上。

以上是基於我的專業領域的個人訴求。我覺得在這場讓大家都獲益良多的討論裡，研究該是什麼樣，不如想想應該怎麼辦。據說一個人一次隻能許一個願望，我的願望用完了，其他的諸如公平，正義，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雖然我覺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沒有人願意常常感覺恐懼不安。願各位沒錢的能在一個公正的環境裡變有錢，有錢的不再為了光有錢而依然覺得低外國人一等。願所有的年輕人都能像這個聖誕一樣不畏懼討論革命，改革和民主，擔憂國家的前途，視它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骯臟的，政治不是無趣的，政治不是危險的。危險的，無趣的，骯臟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藥，火藥，絲綢，熊貓不能為我們贏得榮譽，縣長太太買一百個路易威登不能為民族贏得尊敬。願執政黨闊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們自己編寫的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