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星期一

何伟:中国在路上

 

何伟:中国在路上

第1366期·2011.5.17-5.23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美国人何伟在中国待过十几年,写了三本书——《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统称“中国纪实三部曲”。而在为《纽约客》写专栏期间,他每发表一篇文章,都会被中国网友热情地翻译过来。今年,《寻路中国》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更多的中国人从字里行间,认识了他。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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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教中国
  来中国前何伟并没有打算来中国,他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完全是个巧合。”1994年,彼得·海斯勒取得英国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准备往东做毕业旅行,经俄罗斯直飞越南、泰国。中国并未列入计划,有人告诉他“中国不好玩”。
  可海斯勒发现,俄罗斯才不好玩,最常见的景象是“人们低头排队,沉闷无语”。他折向南方,来到北京。走在北京街头,海斯勒觉得这儿的人意气风发、灵活务实,他想:“这地方一定有前途。”
  两年后,海斯勒奔前途而来——他申请了美国“和平队”组织,到中国支教。领队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何伟。当时很高兴,后来才知道,这名字如日子那般平常。
  学习汉语后,海斯勒,不,何伟被派往四川涪陵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英文。支教期间,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学生多来自农村,家境窘困,对未来都抱有实用主义的想法。有一次何伟出了个作文题:“你是愿意在平凡生活中长寿而终呢,还是宁愿过仅有20年的好日子然后西去?”仅有一名女生选择了后者。
  这名女生后来去深圳打工,何伟去采访过几次。他日后描写了对深圳的观感:“横空出世,急速暴富。”他意识到,以中国之大,“北上广深”是概括不了的。这也是他的写作很少涉及大城市的原因。
  何伟的采写生涯开启于涪陵。“那时我经常给一位美国老师写信,他说涪陵这地方美国人没听说过,应该写本书介绍。”他觉得有道理:涪陵虽小而偏,但人们熟悉它,调查较容易,更能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想法。“于是我动手写《江城》,我的第一本书。”
  2001年《江城》在美国出版,让出版商惊讶的是,竟卖掉了15万册。涪陵,这个“美国人没听说过”的小城镇,引起了热烈关注。此前,何伟成为《纽约客》的撰稿人,移居中国北京。拿到中国的驾照后他开始租车,赴各地采写。“起初租车公司不允许我开车出北京,可我还是开出去了。”
  寻路中国
  2011年初,《寻路中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收录了从2001年起,何伟在中国南北行走七年的见闻与思考。
  他先从山海关出发,沿长城西行,经山西、内蒙、陕西,直抵青海湖。“花了两个多月,看到了几乎是前现代的中国。很多村落被遗弃了,人们都外出打工。”这令他感伤和疑惑。此后,何伟在距北京240公里的三岔村租下魏子淇家带土坑的乡村别院。“我希望观察这样一个村庄:人们依旧耕田种地,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
  但这样的村庄或许是没有的。何伟敏锐地发现,房东魏子淇是村里惟一的年轻人,他儿子魏嘉则是惟一的小孩。而且,他们并不种地。1980年代末,高中毕业的魏子淇进京打工做过工人、当过保安,因厌倦简单的劳动,回村做起生意。他先是投资养水蛭,失败后开客栈,经几年努力,办得颇有声色。
  从务农转向经商,魏家的收入翻倍,魏子淇还添置了手机。尽管当时三岔村还没通信号。但何伟观察到,有了闲钱的日子却让这个家庭变得焦虑。本来魏子淇偶尔抽烟,现在则一支接一支;即便没应酬,他也喝酒,妻子问怎么了,他答“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何伟写道。这种焦虑或许源自无处不在的“关系”——魏子淇做生意就靠拉关系,反过来,这张关系网又带给他更多的利益。但关系网复杂、微妙,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最初,何伟是以幽默的态度观察这特有现象的,没想到自己也未能免俗。有天,魏子淇的儿子魏嘉病了,何伟开车送他去北京的医院。医生要给魏嘉输血,何伟担忧安全性,和医生起了冲突。他动用了在北京的“所有关系”,弄清血源,才放下心。
  魏嘉痊愈后,何伟因为“讲义气”真正被村民接纳,甚至可以列席村里的会议,听他们激烈地讨论问题。他成了“关系”中人。
  2005年,何伟南下浙江丽水,跟踪采访一个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工厂,亲历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事。两年后他携妻子回到美国,“我怕在固定的地方待太长,眼睛可能不新鲜了。”而这本《寻路中国》,却让很多人,看到了一个“被熟视无睹的中国”。

  对话:我会让女儿来学汉语

  生活周刊:外国人写中国的并不少,但特别的是,你书中涉及了很多中国历史、地理资料,你是从何处得知这些知识的?
  何伟:我找过这方面的很多书,也采访专家、学者。但最重要的是时间,《寻路中国》差不多花了6年来完成。我相信,一般的中国作家也很难做到这点,因为他们的生活保障会遇到问题。但我觉得做得太快不行,那样会比较浅。
  生活周刊:你的书最早都在美国出的,西方读者对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认识?
  何伟:还是有偏见,经常有人会写些极端的例子,使美国读者误以为那是普遍的。反过来,中国也有这种现象。我感觉很糟糕。我想给美国读者一些关于中国的故事,而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或最好的。写书比较好,因为长,能交待清楚。
  生活周刊:你还和魏家保持联系吗,还会来中国继续寻路吗?
  何伟:前年我们在三岔村盖了新房子,是老魏帮我找人盖的。魏嘉常打我网络电话,我问他“你知道现在是美国清晨6点吗”,他说知道,但农村人觉得这不算早了(笑)。我会回来的,记录中国的新变化。我有两个女儿,双胞胎,现在9个月大,我给她们起了中文名字:张兴采和张兴柔。我希望她们能来中国学汉语。

  相关:
  何伟(彼得·海斯勒)
  1994年获得英国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赴中国四川支教。后成为美国《纽约客》记者,常驻中国。从2001年起,走访了中国的城市、乡村,2011年在中国出版《寻路中国》。

何伟:中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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