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婚姻：被第一任夫人背叛对不起第二任夫人
来源:北青网 发表时间：2013-10-10 08:34
核心提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金庸和第二任夫人朱玫曾一起开创事业 来源：北青网
本文摘自北青网 作者：傅国涌 原题为：金庸的三次婚姻
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他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副刊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大宅，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一天，他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十七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他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他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肯，所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里臣山道，附近不远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他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大陆，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罗孚说她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金庸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他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11岁。他们相恋时，他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仁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也正是《明报》草创之际，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他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查社长、查太”。《华人夜报》创刊，她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
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到此一游”，是餐厅的熟客兼老主顾。
一日，金庸又去这间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大家就闲聊了数句。结账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这位女侍受宠若惊，因为当时物价，十元是一个不小数目，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十元还给他。
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为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因为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他们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这十元小费，影响力这么惊人，不但缔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缘、另一段婚姻，亦改变了金庸与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
朱玫最初还蒙在鼓里，后来却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丈夫有外遇。金庸习惯每晚返《明报》写社评，但有段时间却甚少出现报馆。只是叫一位后生，将他写好的稿送去《明报》编辑部。
朱玫发现此事，就追问这位后生去哪里取稿。后生见无法隐瞒，便和盘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马地取稿。于是朱玫叫这名后生带她去跑马地，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林乐怡最喜欢《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
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
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
老同事罗孚说，“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1995年前后有人看见她在港岛铜锣湾的街边卖手袋。有人告诉金庸，他表示不至于。他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
1998年11月8日，她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六十三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竟然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
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的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没有老板太太那种骄横和颐指气使。有一次她到七楼的老板办公室，阿May也在，两人正在谈论去英国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这时阿May竟跟她说：“我说去伦敦应该去看看朱玫，他不愿意。人家其实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埋怨。现任妻子不满丈夫不去看前妻，这样的事她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认为这只能说明阿May性格爽朗，毫无心机。
记者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他说林乐怡最喜欢他的作品《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女人感情都比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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