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二日，香港中文大學百萬大道之上，一萬三千多位大學生取齊罷課。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致詞，論中共套在港人頭上的假普選金箍，鞭辟入裏：「普選和民生息息相關。當局和財閥聯手，壟斷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權，助長財閥權勢，將令香港貧富懸殊更進一步，而為天下第一。」這是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大學生罷課，為一場公民抗命運動揭開序幕。
當局對學生罷課，態度很清楚，也很有中共特色。這邊廂，梁振英政府把好話說盡：「我們尊重同學對民主的執着，以及對香港未來的期望。」那邊廂，習近平就在周永康痛陳財閥禍港的時候，隆重接見香港財閥李嘉誠、李兆基等七十人，囑咐他們「顧全大局，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哄得眾財閥春風滿面，帖耳搖尾。
從前，我們儒家政治主張「損有餘，益不足」。《三國志》卷十六就有一段記載：魏明帝太和年間，倉慈拜任燉煌太守。當時燉煌富豪經商則「欺詐侮易」，居處則「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倉慈到任之後，制定「抑挫權右，撫恤貧羸」政策，減小民田賦，使得逐步擺脫富豪控制，同時致力促進公平貿易，於是萬民「翕然稱其德惠」。這位民之父母，絕不會像習近平那樣，一見到滿肚小民膏血的富豪，就趨前親切握手，協商共肥大計。
從前，學生罷課，統治者不會嗤之以鼻。《四朝聞見錄》甲集載：南宋嘉定年間，姦相史彌遠當國。當時大臣以外，不得用青色傘蓋；有太學生用黑傘，京兆尹程覃也視為犯禁，把持傘的僕人杖打一頓。太學生不平，群起詣闕投訴，不得要領，就回到太學，收拾行李，把太學生花名冊置於崇化堂，「望闕遙拜而去，學為之空」。寧宗皇帝畢竟愛惜未來國家棟梁，馬上把程覃免職，宣諭太學生「亟就齋（盡快回到學舍）」。新中國當然不會有這樣的事。他們只會出動坦克雄師剿殺學生，平息學潮。
史彌遠是堅決反對向太學生讓步的。他說：「若諸生納綾卷（花名冊）而去，當以諸庠職事（鄉學生員）補其缺。」這個「臺諫言其姦惡」的宰相，今天分明已經復活。
九月十五日，新香港政要李國章嘲諷罷課學生：「罷課不如退學，這樣，既表示不惜犧牲，又可讓副學士課程學生得補其缺，做件好事。事實上，大學生罷課，who cares（誰會關心）？」這位中文大學前校長、教育統籌局前局長，不可能讀過《四朝聞見錄》，但無疑和史彌遠異代同心，也無疑說出了新中國統治者的心聲。
習近平每次談到民主，就說「西方民主不符合中國國情」。但「抑挫權右，撫恤貧羸」以及「順應太學生，罷免京兆尹」等中國故事，今天看來，一定也不符合習近平所謂國情。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之國，不是中國人之國。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