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网易新闻「揭秘为毛泽东服务的秘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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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是反对特权的。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

　　但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医疗小组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一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毛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值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据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王新德2002年接受专访时称：第一次医疗组组长先是李志绥，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

　　>>尼克松访华促使毛泽东积极治病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虽然如此，毛泽东仍无积极配合治疗的意思。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忽然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尼克松将于2月21日抵达北京，留给医疗小组的治疗时间不到半个月。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毛泽东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都运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即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大约20分钟过后，毛泽东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这样一来，一度停滞下来的治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泽东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泽东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当晚6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励，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解决双眼失明问题

　　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四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小组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1975年2月，医疗小组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疾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三○五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医疗小组的四位医生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耐心的说服工作，毛泽东终于同意在1975年7月23日进行手术。手术只有几分钟，进行得非常顺利。术后不久，毛泽东觉得自己能正常看书了，固执地要求拿掉眼睛上的纱布，但唐由之觉得切口尚未完全愈合，眼睛容易感染，不同意这样做。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唐由之却坚持："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但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请人特制了一副眼镜让毛泽东戴上：眼镜由塑料制成，左眼这边，中间是一块11度的镜片，周边有网眼状小孔，能扣在眼周边的脸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大字本"组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印"大字本"的缘起

　　开始，我们要把毛主席要读的平装小字本的图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他老人家还有些不太同意。他对我们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 我们理解，这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如果从他和一些老同志当时读书需要和实际情况来说，印成大字线装本是最为合适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提出高中级干部要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他要求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并且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使书本减轻重量，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出大字本"。1965年，他老人家又提出"印大字本"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的二月初，他老人家要读《近代逻辑史》一书，管理图书的同志找出送给他的《近代逻辑史》是大32开平装本。2月13日，他老人家亲笔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道："田家英同志：此书印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毛泽东2月13日"。后来，经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同意，我们与国家出版局联系。国家出版局的同志考虑到毛泽东和其他年老的同志的读书需要，考虑到一些重要著作的长久保存和供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馈赠外宾，他们觉得可以印些少量的大字线装本。秘书徐业夫将此情况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印大字本的费用就从我的稿费中支付吧。"

　　>>"大字本"小组的日常工作

　　为晚年的毛泽东联系印制大字本线装书，是我们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项日常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又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起初，我们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资料，天天接触的主要就是书。从为他老人家查找图书、借阅图书，到为他老人家购买图书、保管图书，每天的主要服务工作就是围绕书在图书馆、毛主席书库、书店里跑来跑去。为了做好为他老人家的服务工作，我们当时也曾下了许多的功夫，学习钻研有关图书的分类、图书的保管和使用等知识，熟悉毛主席书房的存书情况。可以说，主席的存书和主席阅读、批划过的书我们都非常用心地一册一册翻阅过。有的我们曾先后翻阅过许多遍。特别是主席常看的和爱看的一些书，放在什么地方，有几种不同版本等，当时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工作的实践，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各类各种图书。因此，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图书的保存和使用有了点入门。

　　>>"大字本"用的什么字体

　　孟昭恒当年曾是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他说,毛主席很爱看书,尤其爱看线装书,看的书有铅印的,有荣宝斋木版水印的,也有翻印的雕版书,多数书籍都是宣纸印刷。毛主席晚年时,看用新闻纸印的书,时间一长总感到手腕疼,印在上面的铅字又小,老人家得拿着放大镜看。为满足毛主席的阅读要求,大字本应运而生。

　　孟昭恒他们曾专门开会讨论过大字本的相关问题。如果采用常用的铅字,有一定的不足,铅字不单纯是小,字体结构、笔画排列都不是那么理想;如果用宋体, 有横细竖粗的问题,印出来不太美观;如果用黑体,印出来显得老大黑粗。后来有人提议要设计一个类似黑美的字体——字体类似黑体,但比宋体要圆润,看着要美观,看起来更舒服。

　　当时相关部门负责人就从北京新华字模厂、上海字模厂、湖北襄樊文字605厂等地组织几位专门从事写字稿的先生进行设计,其中就有《人民日报》美术编辑牟紫东。在此之前他设计的"牟体"是用来美化报纸版面的标题字,当时中央发布的《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都是用3号长牟体发表的,但用到大字本上,看着还是不太舒服。

　　后来设计大字本字体的任务落到了上海印刷研究所活字室头上,最终设计出来36磅长牟黑,比起原先1号长宋要粗壮醒目得多。"他们拿出的这一套新字体, 字体圆润,匀称,看着非常美。大家公认这种字体很好看,算是新'牟体'。因为以前有'牟体'之说,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召开工作会议上,就让这种字体还叫'牟体'。"孟昭恒说,毛主席看了也非常高兴,说:"今后印书,都用这种字体。"在当时,牟体是极少数以个人姓氏命名的印刷字体。

　　雪茄特制小组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之所以改抽雪茄，要从贺龙说起。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没有惊动什邡烟厂。但这毕竟不是很方便。经研究后，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北京。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毛泽东特供雪茄制作过程

　　"贺龙元帅抽的是33号烟，味道非常浓，毛主席是中淡味的，食指粗的中号雪茄。雪茄烟的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 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说到这段经历，当年生产组的工作人员范国荣老人神采飞扬。

　　吟唱小组

　　毛泽东病逝前夕，患眼疾双目失明达600多天，党中央为减轻毛泽东的痛苦，绝秘组织有关人员为毛泽东录制古诗词，为的是让毛泽东能够以耳代目修身养性，故而又诞生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

　　据岳美缇回忆，他们被安排住在首都西郊的西苑饭店内，在那里的工作一律不能外传，即使给家人写信，也不能提起。当时还有好几位"没解放的"京剧前辈，如李少春、关肃霜、赵燕侠，等等。可是，很快，这些"专政对象"、"黑线分子"，竟和穿样板服和军装的人一起排戏，一起练唱了。被打倒了十几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这里"还魂"了。甚至，被批为反动黄色的《游龙戏凤》、《十八扯》等传统戏，也郑重其事地由各地召集来的京剧演员、梆子演员，用最好的进口器材、最好的进口胶卷，被当作艺术品录下来，或拍成电影。

　　据时任东方歌舞团的笛子演奏家张晓辉回忆，录音工作是三头并进。

　　第一头，"翻译"词牌。文化部从上海音乐学院调来两名音乐家廉颇、周大风。由他们"翻译"古书《粹金词谱》中古代的音阶标记，再谱成演员们能读懂能演奏的简谱和五线谱。

　　第二头，抽调演员。录制组抽调了许多当时文艺界的名流：像演员有唱样板戏《海港》方海珍的蔡瑶先、《龙江颂》里的李炳淑和演小英子的李之华、琵琶演员刘德海、王范第、二胡演员闵慧芬、许蒋德等人。吹笛子的演员之前先有一人可能试录效果不太好，又调我来，让我吹笛子并吹古箫。

　　第三头，讲解古词。当时从北京大学调来了4名古典文学的教授。每录一首古词曲之前，先由教授为我们这些演员讲解应当如何理解这首词。

　　毛泽东非常爱听为他专门录制的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多遍，有时兴致所至，还让改动古词的几句原词，让录制组重录。据张玉凤所写《毛主席晚年二三事》所说，毛主席眼疾开刀前，所听的正是岳美缇唱的《满江红》："这首曲子是上海昆剧院演员岳美缇同志演唱的，她演唱的《满江红》高亢、有力，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她还写道："毛主席听着铿锵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据《神舟》《百年揭秘》等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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