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人就該說廣東話？ - 梁文道
在香港堅持說廣東話，推動粵語文化；這究竟是一個香港主體的體現，甚或包含了些許港獨的意味；還是一個歸根認祖的愛國行為呢？
過去幾年，因為政治形勢的緊張複雜，時常會出現一些讓我覺得難以理解的現象。舉個簡單的例子，晚清陳澧著有《廣州音說》，其中有這麼一段非常有名，時常被人引用的論斷：
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為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余廣州人也，請略言之……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故讀古書切語，瞭然無疑也。余考古韻書切語有年，而知廣州方音之善，故特舉而論之，非自私其鄉也。他方之人，宦遊廣州者甚多，能為廣州語者亦不少，試取古韻書切語核之，則知余言之不謬也。朱子云：「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語類一百三十八），此論自朱子發之，又非余今日之創論也。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請以質之海內審音者。
這一段話，我曾經在廣州許多力撐廣東話的文章裏見過，那些論者引用這段話，目的當然是要對抗「普通話霸權」。而站在這種主張對立面的，自然就是那些認為凡是中國人就應該講普通話，任何推崇地方方言的行為，都代表着不認同這個大一統的國家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言論並不代表着廣東人和「外江佬」有着任何本質上的分別，更不意味着廣東因此該和中國割裂開來；恰恰相反，它是要從一個歷史的源頭證明廣州話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甚至比今天的普通話還要純正古老。也就是說，一個操粵語的人可能比今天講普通話的一般國人，更像是個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
有趣的是，陳澧這同樣一番話，也曾見於香港不少「城邦論」同情者的言論當中。在今天的政治局面底下，「城邦論」和最廣義的「港獨」是沒有任何分別的。然而，「城邦論」者之所以如此重視這一段話，其實同樣也是為了說明廣東話要比今天的普通話更加貼近他們想像中的「華夏正統」。和在廣東捍衛廣東話的那些人所不同的是，「城邦論」還想進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國根本就不再是原來那個最值得珍愛認同的祖國了；相反的，只有還在從早到晚講着廣東話的香港人，方是華夏天下的真正傳人。
於是每次一有新聞傳出當局如何在廣東打壓粵語，廣州人異議紛起的時候，香港受到「城邦論」影響的這些朋友就顯得很尷尬了。照道理講，既然大家都是陳澧那番話的信徒，都相信粵語保留了最原始的中古唐音，同聲同氣，自然是要隔江聲援的。但問題是雖然大家在語言問題上的言論大同小異，可最終目的卻又根本不同，那又怎麼能說得上是同一條陣線的人呢？反過來看，在廣州的人大概也很怕這些香港人的支持吧？因為只要和這些「港獨分子」一沾邊，他們自己的動機就會顯得十分可疑了。
曾經在廣州中山大學任職多年，最近兩年才回到香港執教鞭的程美寶教授，在她的大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當中，還能把這幅圖景描繪得更加複雜。在這本書裏面，她提到同樣是廣東人的梁啟超曾經說到「廣東民族」的殊異（請注意，在「民族」這個概念還是嶄新的外來詞語的時候，梁氏會用「民族」這樣的字眼去描述廣東人）：「而其民族與他地絕異，言語異、風習異、性質異，故其人頗有獨立之想，有進取之志」。梁氏甚至認為：「他日中國若有聯邦分治之勢，廣東必為首倡者之一」。此外還有一個叫做歐榘甲的廣東人，在美國的報刊發表了一篇名為《新廣東》的文章，甚至主張「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也，非他人之廣東也，廣東為廣東人之廣東，非他人之廣東，視廣東人者為廣東之地主也」。這本書的研究範圍涵蓋了清朝道光年間一直到一九四零年代，從地方誌、民俗學、經學、語言學、民謠、戲曲、大眾小說，乃至於文化展覽等方方面面所呈現出的廣東文化論述，前引兩段看似離經叛道的言論，在這本書的材料當中，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
但是千萬別把這本書，當成是坊間那許多地域文化通俗讀物的一本學術補充，更不要以為程美寶教授要在這裏聲揚一個和中原文化大不相同的廣東主體。程教授真正想要做到的，首先是要借着廣東的個案說明，所謂的地域文化絕非一個具有任何清晰界限的實質對象；它其實是一個不斷被構造出來，被述說出來的一則故事。而晚清以來，包括陳澧那番關於粵語的描述在內的各種廣東文化故事，與其說是要標榜「廣東民族」的殊異，倒不如說是為了要把廣東和國家拉得更加貼近。簡單的講，所有那些高談廣東文化的知識份子，到了最後都是為了促成更加一統的國家觀念。
且以陳澧那段至今仍然被人不斷引用的名言來說好了，仔細看，它的邏輯我們難道不會覺得十分熟悉嗎？沒錯，與操粵語者並列廣東三大語群的潮州人和客家人，在近代開始，也都很喜歡把自己的語言追溯到隋唐古音。從這類語言流變的痕跡，還可以進一步推出有名的「北人南移說」，附麗於梅關珠璣巷的傳說，廣東人不妨標榜自己才是五胡亂華年代南下避禍的最純種的漢人，北方各省居民反倒是蠻夷遺種。這類言論出現的背景，是因為在北方人看來，粵語、潮語和客語這三種語言都是很難理解，甚至十分難聽的「南蠻鳥語」，它們和它們所承載的風俗文化皆是在近代所謂的中原文化底下被歧視的對象。在民族主義開始形成，現代國家的觀念逐步興起的年代，這三個語群的文人和知識份子反擊偏見的辦法，並不是乾脆的另起爐灶，尋求自主認同；反而是利用語言等各種資源的重新描述，去訴說一個華夏文化和他們的深遠關係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旨不是一個和國家文化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卻是中國文化在地方上的完美體現。
往後退一步看，這本書還能夠為今天甚囂塵上的種種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帶來一個十分值得參考的視角。因為不管是「城邦論」，還是「愛國愛港」的大中華主義，這些說法都具備了一個非常近似的構造，就是追溯源頭，從歷史的資源證明一種身份認同的合理基礎。或者從隋唐古音和北人南移的傳說，去支持今天的香港人是和大陸人不同的純粹華夏文化繼承人的主張；又或者是從同一組傳說出發，力證香港絕對不可能自立於大中國之外的政治結論。幾乎一切圍繞着身份認同的言論，都帶有事實和規範等兩個部分，都試圖從你是個什麼人的事實，推導出你應當如何表現，如何行為，以及如何思考的結論。可能是你是個中國人，你就應該說普通話；也可能是由於你是個廣東人，你就應該說廣東話；甚至還有可能是由於你是個歷史遺民香港人，你就應該要說中州正韻廣東話。隋唐古音和北人南移這類講法，在此就起到了一個權充歷史事實的作用，不同的論者都相信這個事實自然會為我們帶來不同的身份認同主張。唸哲學的人，大概會關心你是個什麼人的事實，如何可能推出你應當如何做的規範式結論。但是在身為歷史學家的程美寶教授這裏，就連大家以為確定無疑的事實，也都成了一個有待探索的問題。不只是因為廣東只不過是一個行政區域的劃分，歷史上常常變動不居，由於行政界限的重新區劃，一個人的祖先可能是廣東人，可今天他自己忽然就不算是廣東人了。更重要的，是通常被我們相信的歷史事實，往往是我們為了達到某個目的所描述出來的故事。從這種角度來看，身份認同可能不是一個從事實推出規範結論的推導過程；而是一個因為我想當某種人，所以我才看到了某種事實的逆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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