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阳光时务:被驯化的 《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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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 『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 」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 」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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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承刚

写在前面的:
在南瓜泡沫实习的一年,最大的收获是遇见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是否出现在新闻纸上,都让我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最近整理了几个故事,来自于《新话字典》这篇报导的边角余料,俺想探讨的是:人在面对所谓体制时,为何总不能Hold住?

就像俺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1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 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彷佛给我们打击节拍。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然而,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钜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2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 「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

3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钜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 『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 」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 」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

4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 」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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