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體制造成官逼民反
作者： 鄭恩寵
更新於︰2012-05-05中共是「強徵強拆」之源
中國大面積的強徵拆房地，造成各地農村破產、官逼民反，究其因，來自九四年財政的「財權上收、事權下放」。逼得各地大興土木、資金缺乏，唯有賣地拆房。薄熙來折騰的錢從此而來。四月九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司法解釋《關於辦理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決定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自今年四月十日起施行。
文革後，興於「徵地拆房」，將亡於「徵地拆房」的中共，在十八大前為平息「官逼民反」的局勢，又新出台了一個維穩舉措。其實中共「強徵強拆」之源何在？中共「缺錢」，缺乏長期執政、維穩和應對民生的資金來源，至使各地政府不停地使用五花八門的「強徵」措施，否則便會失去壟斷權力的地位。
執行強徵拆土地法院政府踢皮球
二○一一年初，國務院出台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下稱《徵補條例》），各地強徵、強拆所引起的流血衝突不但未減少，且越演越烈。《農村集體土地上的徵補條例》至今未出台，若《憲法》和《土地法》不作修改，「新條例」就無法出台和實施。國務院《條例》的法律效力遠低於全國人大所通過的法律。中共的理念中，成熟的政策才上升為法，但實踐中多變的政策其效力往往遠高於法。
《行政強制法》和《徵補條例》之間就自相矛盾，給公權力侵犯民權留出了極大的空間。《徵補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由作出房屋徵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當局本希望減緩官民衝突，寄希望通過法院的司法審查，遏制各地政府的非法徵拆。但現行體制是黨政不分，黨領導政府，司法不獨立，法院實為政府的下屬機構。誰會相信黨和政府能夠向兒孫申請強制執行？
四月九日，最高法院發佈的《規定》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執行的，一般由作出徵收補償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執行」。
世人驚呼：法院又把執行強徵拆的「皮球」踢回給政府。現實中，執行強拆確是個燙手山芋，北京律師王才亮博士稱，其辦理的拆遷維權案中，幾乎沒有法官願意到現場執行。在「暴力抗法」前，法官的人身安全甚至會受到威脅，北京大學行政法教授姜明安認為：「讓法官帶頭去拆房子，會讓老百姓覺得法官怎麼這麼壞」。
最高法院的《規定》比國務院《徵補條例》是個退步，或是個「惡法」。政府在執行過程中若違法，被拆遷人還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但法院暴力執法，不可以上訴。《規定》，作出裁定的法院是市縣級法院，但市縣級法院往往是聽命於當地政府，所以公民的權益實際上難以保障。政府與法院來回踢皮球，證明強徵、強拆之源就是中共自己。
前財長項懷誠批評九四財政
九四財政是「暴徵」之主因，中共在一九九四年前的整個財政分配中，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的比重不斷下降，從一九八四年的百分之四十點五降到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各地腐敗蔓延，也是「六四」發生的誘因之一。
鄧小平「六四」暴力鎮壓之後，發表了九二南巡講話，將中國引入無序的「壞」市場道路中。江澤民主政後實行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九四財政」。對此，中共高層內不乏有批評者，出自官方的順口溜認為：
九四財政——「中央財政喜氣洋洋，省市財政勉勉強強，縣級財政拆東牆補西牆，鄉鎮財政哭爹叫娘」。
日前，前財政部長項懷誠接受《財經》雜志採訪時認為，「這個順口溜，很生動，但有些偏頗。縣級財政確實比較困難……是甚麼原因造成了地方財政困難的局面？最近在『兩會』上，人大代表劉錫榮批評現在『官滿為患』，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我認為這個意見是對的，二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十羊九牧》，批評過這種現象。現在要養的人太多了，財政當然困難了。實行分稅制以後，中央政府確實拿了大頭，但是後來這個比例不斷下降，二○一一年中央財政集中的財力已經不到百分之五十，地方集中的財力則超過了百分之五十……為甚麼會出現土地財政？根本原因在於許多地方政府不是專注於提供公共服務，而是忙於搞建設」。
眾所周知，各地政府自「九四財政」後承擔了百分之七十五的事權，所謂「搞建設」的資金從哪裡來？炒賣土地就是一條便捷及暴利的路。強徵、強拆何時了？當局若不改變「九四財政」，「血徵」、「血拆」不會停止。近年來，我在《開放雜誌》等媒體中不止一次提到：
「一年不炒地，經濟困難；三年不炒地，財政危機；五年不炒地，自動垮台」。
薄熙來唱紅打黑錢從哪裡來？
薄熙來倒台，繼陳良宇之後，又除掉一個「政敵」，陳、薄二人為何「開罪」於中央政府，這與中共至今尚未釐清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關係有關，尤其是稅制關係。
重慶唱紅打黑的錢從哪裡來？為開發紅色資源，一座高二十點六米、重四十六噸的毛澤東不鏽鋼塑像主體工程在重慶醫科大學城校區竣工。連底座在內高達三十七點四米，其一只腳便可坐六人，是目前全國最高、最大的一座毛像。「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活動，僅兩年多時間紅歌就傳唱十二點八萬場，經典誦讀展演二點八萬多場，故事會七百萬場，手機和QQ用戶轉發箴言一點三億多條次。二○一一年三月，在洋人街風景區「長城」景點紅歌會有三千人參加，共唱近四十首歌。如此連續、持久和大規模的活動，顯然每天都需要一筆數量可觀的經費，難道歸根結底不是來自五花八門的「強徵、強拆」嗎？
以大規模集中抓捕、在臨時場所關押數千人和數百專案組同時運動式打黑，必然發生嚴重的「黑打」。由鄧小平下令的數次「嚴打」運動後果表明，處處存在嚴重的逼、供、信和大量冤、假、錯案，這些成本哪裡來？毛澤東、鄧小平是重慶「黑打」的祖師爺，「九四財政」給薄熙來提供了資金來源的巨大空間，九四財政是暴力強徵、拆的禍源。
二○○五年一月，中共決定在全國搞新農村建設運動，需每年從沿海地區抽出七千億元資金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土地財政」是上海幫發家的命根，為籌辦二○一○年上海世博會的陳良宇必然會「頂撞」中央政府。陳良宇在「十七」大前倒台，薄熙來在「十八」大前倒台，這是中共政治遊戲規則的必然結果。
清末以來中央地方的財政關係
有人認為，中國近代化始於清末的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處於同一時段。比較二者的成敗，洋務運動的失敗，官督、官辦兼商辦是重要原因；而日本的官督私有、即果斷將官辦事業私有化是成功的主因。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不同的是，各自建立了不同的財政、預算管理制度。日本的君主立憲，開始走向民主和法制，議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節制政府的大手大腳「花錢」，督促政府做到預算基本平衡。因此，甲午戰爭尚未開打，財政「戰爭」已分勝負——李鴻章面臨的局面是要說服要修園子的太后不要佔用買軍艦的銀兩，而日本政府可以大舉戰爭債務，迅速動員海內外金融資源，因其早就開始實行了藏富於民的政策。
甲午戰爭失敗又導致了排外的義和團運動。因此，還覺得民氣可利用而貿然一搏的清延卻採取了「東南互保」的政策，其結果地方大員之間更加離心離德，加之根深蒂固的滿漢「內鬥」，終使大局不可收拾。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的那篇《別了司徒雷登》，將傳播人類文明的二千多傳教士趕出中國，將流傳三千五百年之久的《聖經》趕出中國……
中共建政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根本不會治理國家，稅制相當淡化，中央地方間財政關係很簡單，工業利潤全部上繳，然後統一分成返還，農業則多年統購統銷。
中共建政後至朝鮮戰爭，實行的是「戰時財政」，之後仿蘇聯，才由「戰時財政」進入「建設財政」。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後，中共黨內才有人對「建設財政」提出質疑，呼籲進入「公共財政」，但至今仍處在從理論到理論的爭論中。中共為避免管死，也曾數度分權，然而行政分權，或朝三暮四，或左或右，都陷入「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失敗循環中。
「強徵」導致鄉村全面破敗
四月九日，《長江日報》刊登禾刀《清明祭祖見聞》：「清明祭祖回家。行程雖然短暫，卻無處不切身感受到，老家的鄉親們正在淡去昔日對土地的那番深厚感情。許多未耕田地，一眼便可以看出，拋荒久有時日，因為用來維繫水源的田埂早已千瘡百孔。老家村莊不大，原本三十多戶百來人口。此番返鄉，從村子走到那頭，居然碰到三五人，無一青壯勞力。
更讓人感到納悶的是，鄉親們談論最多的不是如何種田致富，而是城裡的那些事兒。比如家人務工收入情況、購房、購車等問題。在那些依舊待在鄉下的鄉親中，很多人在盤算何時搬住附近的城鎮……」。
不久前，中國科學院發佈的《中國鄉村發展研究報告──農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認為：「農村常住人口減少，造成了農村人走房空，大量『空心村』湧現，面積達一點一四億畝，將近五個北京城的面積。『空心村』中一個突出問題，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數量增加，農村主體老弱化嚴重。東部沿海一些省市，新一輪農村建房的熱潮正在興起，『只見新樓，不見新村』，今後一旦出現類似情況，未來恐怕想整都整不動了」。這是中科院專業團隊歷時四年 ，首次利用高分辨遙感影像，對山東等地四點六萬宗宅基地，六千五百餘農戶調查的研究報告。官方數字，今年三月進口糧食已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如此下去，街頭政治和全民直選的風暴，正在逼近中國大陸。中共走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對不斷上收的財權和不斷下沉的事權，中央地方關係和官民關係面臨重構的挑戰。
最高法院《規定》，若沒有配套的政治、行政、財稅體制改革，必然進一步加劇各級政府對經濟的汲取力度，或以政府投資公司收益的名義實行所謂「第三財政」──法外財政，此種殺雞取卵之舉，將損害市場的發展。當局若不將「建設型財政」轉為「福利型的公共財政」，不構建法治為上的治國框架，而被各類特權利益集團所綁架，將使富者更富，貧者更貧，或被動地實行民粹式的「普惠制」，終致現行體制不可持續。中共體制是違法「強徵強拆」之源，若不進行自身的改革，人亡政息並非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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