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寬恕與李旺陽被自殺
海邊客
這是沉重的六月。柴玲公開信稱「寬恕鄧小平、李鵬、戒嚴部隊和現任中國領導人」；湘籍工運領袖李旺陽「被自殺」。兩人同為八九一代；不同的是「六四」後柴玲流亡海外，成為成功商人和基督徒，而李旺陽先後陷獄達二十二年、失聰失明和癱瘓。兩則信息讓人震驚，兩者命運對比讓人撕心裂肺。
「六四」屠殺扭曲了太多的人性
柴玲「寬恕論」動機不得而知，甫一公佈即招致鋪天蓋地的批判和謾罵。其對宗教寬恕與政治寬恕的一知半解，顯示其人性私欲的未可知。人們能夠理解宗教寬恕，是基於人類原罪的懺悔、公義和慈愛；而政治寬恕則首在釐清真相，清算審判，然後才是寬恕及社會和解。「六四」屠殺真相遠未公開，遑論寬恕。在現代文明社會，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對重大公共事件而言，不該有巨大衝突。即使宗教寬恕，倘若沒有負罪者真誠懺悔認錯，也不得寬恕。「六四」事件是涉及屠殺罪的重大社會公共事件，宗教應當讓位於社會公義與司法清算；在真相和清算未明時，即使個體受害者，也不能說寬恕。
宗教不能寬恕納粹希特勒，劃出了宗教寬恕的邊界。漢娜‧阿倫特言：「我們無法寬恕那些我們無法懲罰的人，我們無法懲罰那些我們無法寬恕的人。」柴玲現不得歸國仍是「六四」受害者，受害者寬恕有罪的施害者，這從邏輯上不能成立。柴玲「寬恕論」出籠幾乎與李旺陽「被自殺」同步，又逢「六四」屠殺二十三周年，冥冥中在證明前者的荒謬。
同為八九一代，與柴玲等學運明星不同，付出巨大代價的李旺陽，長期湮沒在人們的視野。如果說柴玲在「六四」後「讓別人流血」，尚能理解她的年輕無知，那麼「寬恕論」正好詮釋了她的一貫思維。柴玲凡事佔盡勝機，即使為曾經為她流血的同類也不願承擔道義。筆者作為參與「六四」的學生受害者，「寬恕論」像一把刀捅向心口，尤能體味柴玲的冷血和自私。「六四」屠殺扭曲了太多的人性。
「後六四」政治迫害推向極端
歷數二十三年來當局政治判決或刑事構陷個案，多以八九一代為對象。「六四」屠殺遠未結束，只不過轉換一種方式。李旺陽「被自殺」將「後六四」政治迫害推向極端。據香港電視台記者和李旺陽親友回顧，儘管他在監獄遭受非人摧殘，民主信念猶在，對新生活充滿嚮往。李旺陽離奇自殺，疑點重重，邵陽當局匆忙解剖與火化遺體，隔絕親屬和律師，愈加加重疑津。
八九街頭運動的無序和輕易成名，使得那些學生領袖往往陷於個人事業成功的迷思，從而無視同伴的流血和犧牲。柴玲的所謂基督徒「寬恕論」，還可從國人宗教功利性加以解釋。走進廟堂信神信主，跨出廟堂無神無主。無論宗教或世俗政治，如若背離人性良知和社會公義，那就會淪為謀一己私利的工具。
符合常理加以推斷，商人柴玲是否借「寬恕論」獻媚、取悅北京當局，以求得回歸家國和商業利益，有待時日加以證明。
無論如何，民主鬥士李旺陽的被死亡與柴玲的所謂寬恕，在專制的天空，上演了最為悲涼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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