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醞釀取消民族自治
──評政策邏輯上的謬誤
（瑞典）茉 莉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以下簡稱「民族自治」），到今天已經制定六十餘年了，從來就沒有真正實行過。但是，這個從未實行、徒有虛名的政策卻面臨著被取消的危機。近年來，一批包括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在內的高官、政府智囊和高校學者，正在緊鑼密鼓地展開論述，宣傳他們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議與主張。
一、爭議的起源與論述
在今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的頭版頭條上，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發表署名文章《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建議對中國現行的民族政策做出重大調整。過去，中共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大都只在內部進行，除了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時期之外，少有公開的談論。而這一次，擁有官方高級職務的朱維群卻公開發表此文，因此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朱維群的這個發言可以視為中共高層政策思路的某種轉變與試探，也預示著中共在民族事務上未來的政策走向。雖然文中沒有直接說出「改變民族政策」這幾個字，但任何人讀他的文章都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簡要地概括朱維群的建議，就是下面四點：（一）在將來中國居民身份證中取消「民族」一欄，（二）不再增設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三）不搞「民族自治市」，（四）推行各民族學生混校。
西藏等少數民族是否獲得了真正的自治權，這一直是有很大爭議的問題。朱維群的建議卻意味著，中共當局不但不想給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反而準備採取更為強硬的政策。他們想要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取消少數民族的「民族」身份，把各個少數民族統統歸入所謂的「中華民族」，從根本上否定西藏等少數民族作為獨特民族的存在。對中共當局來說，沒有了不同的少數民族，也就沒有了自治權的問題。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這篇文章的思路不是朱維群一個人的突發奇想，而是體現了中共統治者的現實政治需要，是一群中國專業學者多年來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者從大中國強權的利益出發，自詡提出了民族理論「新思路」。他們要求中共當局修改民族政策，但中共尚不敢放棄毛澤東自建國以來制定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直到二○○八年西藏騷亂，中共當局感覺到「中華民族」的最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脅，於是開始考慮這些建議。
我按照時間順序，列出幾位提出「新思路」的學者及其觀點：
（一）二○○四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馬戎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文章，提出「去政治化」的「新思路」。馬戎主張取消民族區域自治，淡化民族意識，只保留「中華民族」的概念，把五十六個「民族」改稱「族群」。
（二）二○○九年，中國知名自由派學者劉軍寧，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網站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的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但沒有解決預期的問題，反而使民族問題加速惡化。劉軍寧提出了「取消民族多元共治」的觀點。
（三）二○一一年，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重要智庫人物的胡鞍鋼，和胡聯合公開提出「促進國內各民族交融一體，不斷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和五十六個民族的觀念，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胡鞍鋼等人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就是要加強國家認同，取消民族差別。
其他還有一些中國官方學者和自由派人士的觀點和論述，這裡就不一一列舉。
長期以來，西藏等少數民族被中共剝奪了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現在，中共更要剝奪少數民族的最後一點尊嚴，即作為一個獨特民族的稱號及名義上的自治權。這群主張取消民族自治的學者，不論自稱其論述為「新思路」、「新民族政策」，還是「第二代民族政策」，我將在以下的論述中，以「取消派」統稱他們。我要著重指出他們在政策邏輯上所犯的一些謬誤。
二、「取消派」民族政策之認知謬誤
在純粹邏輯層面，正確的政策必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對現實的正確認識；第二是設定人民想要達到的目標；第三是設計符合因果邏輯的路徑，設計出來的路徑必須能讓既定的現實，依循客觀的因果邏輯，逐步發展到預設目標。
我將從上述三項條件來說明「取消派」的民族政策建議所犯的謬誤，並同時利用下圖一來幫助說明。
圖一上方標示著現實、目標與路徑三要項，其下方標示邏輯正確的民族政策：中國的現實是民族治理失敗，導致民族問題叢生，少數民族追求的目標是民族自治。因此，唯有徹底推行民族自治政策，才是符合因果邏輯的路徑設計。然而，「取消派」民族政策建議卻犯了圖中標示的四項謬誤：現實認知的謬誤、歷史認知的謬誤、法律認知的謬誤、路徑邏輯的謬誤。
（一）現實認知的謬誤
自二○○八年起，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相繼爆發暴亂和抗議示威，其聲勢之大，時間間隔之短，前所未有。這些事件的發生，證明了中共民族治理失敗的事實。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沒有真正地實行民族自治，中共沒有給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權，導致少數民族的不滿與反抗。但「取消派」學者的認識卻完全相反，他們將治理失敗歸咎於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認為中共不應該學習「蘇聯模式」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政策。
比如，馬戎認為，這些民族問題「與『西藏獨立』、『新疆獨立』等民族分裂活動密切聯繫在一起，不但使西藏、新疆等地的城鎮成為社會騷亂的常發地」，也讓中國面臨國家分裂的風險。朱維群和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吳楚克也持相同的論點。他們在蘇聯解體後擔心中國分裂，認為目前中國民族問題的癥結就在於中共學蘇聯，搞民族自治，助長了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分離主義。
民族自治是否真的是蘇聯瓦解的原因呢？我認為，是很多複雜的原因造成蘇聯解體這麼一個結果，應該說是「多因一果」，這裡暫且不論。現在我只從「取消派」將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看成是學蘇聯模式這一點，去分析他們在認識上的謬誤。
中國的民族政策絕對不是學習蘇聯模式的，我的理由有二：（一）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都有自己的憲法，有自己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最高國家管理機關，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等等，那是一種聯邦制的國家制度。（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大都由當地民族人士領導，在其權力結構中，尤其在法院、軍界以及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當中，俄羅斯族的代表性均不充分。
而在中國的民族自治區，如西藏、內蒙和新疆，都只是名義上的自治。中共建立的是漢族領導下的單一制國家，少數民族自治區完全不曾享有蘇聯加盟共和國那樣的獨立自主權。因此我認為，中國民族治理的失敗不是因為仿效了蘇聯模式，而是沒有真正地實行民族自治的結果。
（二）歷史認知的謬誤
「取消派」把中國民族治理的失敗歸因於蘇聯模式，為了改變這個現實，他們提出了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議，並大力推崇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模式。二○一一年十月，胡聯合、胡鞍鋼在署名的文章中指出，「實踐證明，『民族大熔爐』模式是解決民族問題比較成功的方法，能夠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演變為民族分裂問題。」而馬戎早就提出把族群「文化化」的思路，他認為：根本上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出路，就是學習美國和印度，強調國家憲法和國民的公民權，而把種族、族群之間的差異視為文化差異，不允許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權利。
美國民族大熔爐模式，早已是一個被放棄的過時的模式。「大熔爐」（melting pot）這個詞曾一度在美國風行。百年前的美國社會要求來自他國各民族（族裔）和文化群體放棄其民族（文化）特性，全面融入「美利堅民族」（American nation）。但之後美國社會出現了反對的聲音。猶太裔的美國學者霍勒斯‧卡倫（Horace Meyer Kallen）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反熔爐、反同化的「多元文化主義」。他指出：多元文化主義是一個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東西。真正的民主應該使人自由地保持族性，而不是消解人的族性。
從此，美國人不再提「大熔爐」，而以「百衲被」（patch work）一詞替代。「百衲被」又叫「百家被」，是用多種不同色彩、不同形狀的布塊拼接縫製而成的薄被，它意味著包容異己、尊重差異、消解中心。
美國的多元文化是從個人自由出發，到獲得集體的民族權利，其中的關鍵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公民擁有自由結社的權利，不同民族的人可以組織自己的宗教團體、政治團體。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結成社團，就形成了族群集體的力量，獲得某種特殊的代表權，以便爭取本民族的權益，更有效地實踐和提升其民族文化。在美國，任何一個族裔都有自己的學校、教會、電台、電視、報紙、雜誌等等，傳播自己的文化。此外，美國還有各種法律限制和約束政府，保障多種族權利，使政府在對待各民族的權益問題上不敢任性專斷。
「取消派」主張取消中國的民族自治，想要拿「中華民族」這個虛構的概念來凝聚人心，是不會被少數民族承認的。如果他們真要學美國，就應該要求中共當局保障中國每個公民基本的政治權利，包括自由結社、選舉權利和新聞出版自由等等，用普世價值來凝聚各民族的人心。但是，胡鞍鋼等「取消派」卻很奇怪，他們拋棄美國社會最珍貴的價值內涵，閉口不談美國「大熔爐」模式產生和被拋棄的歷史，更不談美國保障公民政治權利這個凝聚人心的關鍵原因。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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