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日星期一

邓小平生平最悔恨的一次决议 罗瑞卿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邓小平生平最悔恨的一次决议

2013-02-23 23:12:05

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生平最悔恨的事是跟了毛泽东或者是六四杀了这么多人。
邓小平生平最悔恨的一次决议

李奉先 文

“文革”中,罗瑞卿大将认为自己受到了错误批判,而被迫跳楼自杀,结果左腿致残。

再后来,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罗瑞卿再度复出,在邓小平的推荐下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其后,作为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助手,罗瑞卿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五六个小时不挪一个地方。然而,尚未恢复的身体是难以适应如此超负荷工作的。没过多久,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和帮助下,罗瑞卿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

除心脏方面的毛病外,罗瑞卿主要是腿伤。有时没走几步便疼得满头大汗。专家会诊后一致认为,医治罗瑞卿残腿的最好办法是进行人工关节的置换。

在罗瑞卿上任军委秘书长之初,有同志出于好意,请来两位西德的骨科专家看过罗瑞卿的腿,这两位专家答应为罗瑞卿安装一条质量好的假腿,既轻又方便。罗瑞卿很感兴趣,向他们详细询问。两位西德专家口若悬河的一番劝说,让遭残腿折磨的罗瑞卿又看到了希望之光。

对罗瑞卿出国治疗的问题,西德方面显得很友好主动,组织上也很重视。有关部门寄去了罗瑞卿的病情资料和伤残部位的X光片后,请西德大使馆的同志专门去西德方面交涉,西德方面答复说有99%的把握。

邓小平知道后,当即表示同意。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到西德去动手术,由医学专家余霞君陪同前往。

1978年7月18日,飞机降落在西德的科隆机场。在西德首都波恩,罗瑞卿以吴生杰的名字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决定于8月2日手术。

8月1日,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和张彤大使一起到医院看望罗瑞卿。他们俩还在一起合了影。最后,罗瑞卿对郝治平说:“你别担心,早点回旅馆吧,明天我还要手术。”郝治平动身离去,罗瑞卿笑眯眯地向她摆摆手,说了一句“一切都会好起来”,望着她出了门。郝治平放心地回到了旅馆。谁知,这竟是永诀。

原定8月2日上午7点罗瑞卿进手术室,可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被提前送进去做术前准备了。郝治平只好度日如年地待在病房里等待。中午12时左右,传来消息说手术成功了。

郝治平听后掩面哭了起来。她急着要去看罗瑞卿,被西德的医护人员挡住,说怕术后感染。一直到晚上12点,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但医护人员还是未让郝治平等人去看他。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不情愿地回到了旅馆。刚刚洗漱完毕,熄灯躺下,电话就刺耳地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有人重重地敲门,郝治平本能地觉得大事不好。等她心惊肉跳地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离开了人世。

罗瑞卿是被心肌梗塞夺去生命的。此时,波恩的时间是8月3日凌晨2点40分。

事后,秘书们都后悔地说,真的不该去西德。金耀铭秘书举了个例子:在国内,我们先后动用40个各科专家,在肖劲光大将突发心脏病时,进行全力抢救,保住了他的生命。在西德那里,由于语言不通,有什么情况不能很快沟通,这就耽误了时间。

8月10日,中共中央派专机接回了罗瑞卿的灵柩。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见到罗瑞卿的秘书金耀铭,悲痛地连连说:“不幸啊,太不幸了!怎么会这样呢?”

罗瑞卿的老秘书王仲方事后回忆说,邓小平还说生平最悔恨的一次决议,就是当初不该批准罗瑞卿去西德治腿。他说我们国内有不少优秀的骨科专家,叶道英(叶剑英之弟)的腿被卢世璧治好就是证明。

邓小平一生办事果断,也很少后悔,但这次决议批准罗瑞卿去西德,他悔恨到了极点!

罗瑞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任总参谋长
1959年9月 – 1965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
1954年195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1959年 - 1975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
1955年7月 - 1957年9月

別名
本名罗其荣,绰号罗长子

性別

出生
光緒32年5月31日(光緒32-05-31)
清朝四川南充

逝世
1978年8月3日 (72歲)
联邦德国柏林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语言
汉语

政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亲属

学历

勋章奖章

军衔记录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原名其荣四川南充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要职,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罗瑞卿早年考入黄埔军校,随后参加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红四军,担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位,之后改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随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等职位。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罗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率领第二兵团参与石家庄、太原战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担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第2、3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罗瑞卿事件而被批判,后跳楼负重伤。文革结束后平反1978年西德治疗腿疾时病逝。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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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生平

[编辑] 早年革命生涯

1906年5月31日,罗瑞卿出生于四川南充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此后在村中读私塾。1920年,考入南充北区大林寺高等小学。1923年,考入南充县立中学,后因家贫弃学当学徒。1926年,考入国共合作创办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次年毕业编进入伍生总队(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编入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参加讨伐夏斗寅和西征杨森的战斗。后因作战表现出色,团长蓝腾蛟调到团部当传令兵,后调往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二连任副班长,之后部队解散。1928年10月,经任伯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受中共中央军委派遣,离开上海赴湘鄂西苏区红军,后因交通堵塞折返上海。次月,赴正在闽西的红四军工作,后到闽西上杭蛟洋游击队任教官。5月,朱德毛泽东率部再次入闽。罗瑞卿与傅柏翠曾省吾率部协同红四军作战,掩护红四军向龙岩前进。同月,上杭蛟洋游击队改编为红59团,傅柏翠任团长,罗瑞卿任参谋长。次月,部队红四军第四纵队,傅伯翠任司令员,张鼎丞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处主任。9月,红4纵队参加攻打上杭的战斗,被调任第二纵队五支队任党代表。10月,率部随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长汀,随后调往二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12月,参加古田会议,次年改为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

1930年,部队进行整编,部队改为红四军第十一师,罗瑞卿任党代表,后改任政治委员。之后指挥参加攻占吉安峡江的战斗。12月,参加中共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并率部在龙冈战斗中与其他部队诱敌深入,一举全歼张辉瓒两个旅和师部,并活捉国军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次年,罗瑞卿与曾士峨率部向东追击谭道源师,歼灭三千余人。3月,随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转移,参与中共第二次反围剿战争;5月16日,与曾士峨奉命率红11师抢占观音崖隘口,协助红军主力围歼王金钰部第28师大部和第47师,在该战中身负重伤,直至年底才康复。12月,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四军随营学校政治委员。

1932年3月,红一军团进行整编,罗瑞卿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次月,与王良率部参加漳州战役,全歼张贞国军第49师。5月,回师赣南中央苏区。7月10日,指挥红四军参加南雄水口战役,先后击溃粤敌15个团。8月,罗指挥红四军主攻乐安、宜黄,全歼国军第27师,俘获五千余人。10月,率部参加建黎泰战役,次月占领建宁黎川泰宁广大地区。11月,部队北进,占领资溪金溪。1933年,罗改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参与指挥中共第四次反围剿战争。2月,罗与徐彦刚率红七师、九师参加黄陂伏击战,全歼国军第52师,活捉师长李明。3月21日,参加草台冈战斗,国军第11师大部被歼。同年9月,参加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1月15日,罗瑞卿赴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此后,随红一军团参加三溪圩、广昌、温坊战斗等。10月,率领一军团保卫局随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935年,参加强渡乌江。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作外围警戒工作。1月,率部六渡赤水,5月19日,罗瑞卿改任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并率先遣队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等。此后翻越夹金山、雪山,抵达毛儿盖,后到达班佑。9月20日,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陕甘支队,罗瑞卿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次月与彭雪枫李富春率第二纵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调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并参加直罗镇战役

[编辑] 抗日战争与二次国共内战

1936年2月至5月,罗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东征战役,之后返回陕北,担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随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赴西安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担任抗日红军大学校长。1938年,任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1]。2月,赴武汉,代表八路军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此后数年一直担任抗大校长,培养中共干部[2]

1940年2月,抗大总校从陕北迁移到山西,此后罗瑞卿调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8月,协助彭德怀指挥安排百团大战中的政治工作,并组织战地工作巡视团赴晋冀鲁豫地区帮助部队整顿。同年10月,参加指挥关家垴战斗。1941年,罗瑞卿在辽县桐峪镇与郝治平结婚。同年4月,被任命为华北军委分会委员。

1945年春,罗瑞卿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罗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此后赶赴张家口,与聂荣臻萧克等组织绥东战役。10月,担任新组建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次月,担任冀热辽中央分局第二书记、第二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随即率部赴承德。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并组成由国共美三方军事调处执行部,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方面参谋长[1]

同年秋,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部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同年7月,罗瑞卿协助聂荣臻进攻山西大同,但是并未攻下。1947年,参预指挥保南战役,其次组织晋察冀军区部队整训与补充。6月2日,罗瑞卿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杨得志任司令员。随后参与指挥青沧战役,攻克青县沧县永清。随后发起保北战役,攻克徐水固城。9月,率部发动大清河北战役,重创国军第16军。11月,与杨得志指挥部队发起石家庄战役,攻占石家庄。1948年5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第一政治委员。此后,率领其部连克古北口昌黎石门镇涞水等地,歼灭国军三万余人。12月,第二兵团再出平绥线,全歼国军第36军[2]

1949年1月,率第二兵团进至北平北部,进行围城。此后部队整编,其改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2]。同年3月,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和总前委第一副书记及太原军管会副主任,协助徐向前组织太原战役。4月下旬,协助周士第指挥最后攻城,并占领太原。6月,离开太原调往北平,出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并于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2]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主条目:罗瑞卿事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罗瑞卿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随后,其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讨论公安机关的组织工作及方针政策。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政法办公室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次月,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51年7月,罗瑞卿以公安部长名义公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并在该年起展开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3]。1953年,兼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

1956年,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公安政治工作会议等,主持肃反及经济保卫工作;次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户口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等。1959年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1]。1961年,与贺龙聂荣臻主持召开国防科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研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国防工业生产建设战线问题,对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基本建设进行调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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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由昆明临时调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进行突然袭击,被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随后,被调离军事工作领导岗位[4]。1966年3月,京西宾馆会议上,罗瑞卿被挂上“篡军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受到批判。3月18日,罗跳楼双脚跟骨致伤,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5]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刘少奇主持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该四人全部职务。罗瑞卿因此被停止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同年10月,罗瑞卿逐渐康复;但12月,被红卫兵劫出医院,押到海淀区罗道庄北京卫戍区部队驻地。1967年4月3日,因伤口长期未愈,被送入解放军总医院治疗,治疗期间经常被提讯或批斗。1969年初,做左小腿截肢和左股骨头切除手术。1973年1月,因冠心病、高血压等病住院治疗。之后复发再次住院。同年11月,被解除监护。12月21日,毛泽东在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时,表示其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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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上得到平反。1977年,参加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1978年7月赴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治疗腿病,于8月3日突发心肌梗塞病逝。两日后,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接回北京,邓小平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灵。1978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会,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邓小平致悼词[7][8]。罗瑞卿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编辑] 评价

1955年罗瑞卿谈公检法:不得用法律对抗党的领导。

1955年9月19日,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长)在全国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评价罗瑞卿时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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