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陈冠中写过一篇短文，以此为名。2000年，这位香港作家离开他觉得最宜居的台北后，回到1990年代初混过两年的北京。然后，一住就是13年。没人会完全根据是否宜居决定去哪里住。他这么认为。北京可批评的地方很多，却又有别的地方替代不了的吸引力。"对名、利、权有追求的人一定会选择北京。"
他追求的也是这些吗?
"我喜欢在那边混，能碰到各种有意思的人，给我很多启发。其他作家不见得非呆在北京，但我觉得我呆在那里有可能掌握一些素材，对我写中国议题有帮助。我搬回北京就是想写点关于中国的东西。"
非小说类的文字，关于中国，关于香港，都写了一些，最想写的小说却迟迟出不来。他怀疑自己够不够了解中国。每次觉得应该懂了，总有新一轮魔幻现实冒出来。
2009年动心写《盛世》，几个月后小说完成，陈冠中松了一口气。"2000到2009差不多是中国发展最快的10年，去做事或赚钱都是最好的时机，我完全没去做这些，就为了写小说，如果写不出来怎么向自己交代?写出来的同时也就清楚了，暂时我要以写小说为惟一的志业，其他文章能不写就不写了。"
小说写的是2013年——"世界经济于金融海啸后，全球格局进入冰河时期，中国却安然避过劫难，反而开始步入千年一遇的盛世。"陈冠中说他其实是想写当前：中国开始以盛世来想自己，而这意味着什么。经过了2008这一戏剧化的年份，周围朋友跟他观点不一样。"如果写2009年，他们可能还是会说中国不是这样，我干脆弄一个2013，解说我的观点。但我不想推得太远，因为就是要写当时。"
开始他就觉得小说大概不会在大陆出版，决定不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但始终有些焦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港台版推出之后，十几个国家陆续引译。内地倒也有几家出版社找来，只是后来都没了消息。其中一家出了他的另一部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他个人而言，的确至今"什么都没有发生"，倒是给网上书店带去了一点麻烦。有老板告诉他，卖过《盛世》之后，他的店被关了。
除了汉族，惟一熟的是藏族
《裸命》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盛世》之后，陈冠中原本想写《良民》。主人公是北京一个大学毕业生，1980年代胡耀邦主政时期，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入藏。时移世易，他经历了"动乱"，也经历了市场化大潮，援藏班子一轮一轮地更新，他却像"钉子户"般驻守西藏。当初的许多想法都改变了，他做了无数妥协，却仍不断地向自己解释，这几十年来西藏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但2012年初，陈冠中坐不住了。一年多来发生了这么多事，自己再慢悠悠地写一个良民怎么转变有点说不过去。裸命这个意象突然冒出来。只用一个下午他便想好了人物、主题和架构。因为，其实已经积累了二十多年。
1980年代末他还在香港做电影，机缘巧合结识了《教父》导演科波拉。当时科波拉想拍亚洲题材，请他做制片人。他就提议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故事。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就像末代皇帝。他跟英国人查尔斯·贝尔交过朋友，贝尔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那样的冒险家，在一些事务上指点过他。对好莱坞来说，这是一个末代皇帝加上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太有吸引力了。
于是，他们买了贝尔的传记开始筹备。陈冠中就在那时读了关于藏区的史料。电影因为科波拉的公司财务出现问题胎死腹中，当时他其实已经想过拍摄的地点，"在印度西北，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里面有一个佛教区，叫拉达克，那里有个叫小布达拉宫的建筑。"
为电影做调研时，知道了《西藏生死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于是在索甲经过香港时托人引见。索甲也很神奇，说他应该是宗萨仁波切的学生，宗萨过一阵会来，找他就行了。几个月后，宗萨来到香港，又去见他。宗萨说要回印度。他本就要去印度调研，自然跟着去了。在印度的住地离达兰萨拉——约两个小时路程，他便去那里见了些僧人和历史学家。
原本是淡漠的，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世界。而后因为想学佛教，他拜宗萨为师，跟着去了不丹、尼泊尔、印度以及大陆的藏区。
第一次到拉萨是1992年。当时陈冠中替香港的投资者做大陆地区的文化投资，其中一个项目跟拉萨有关。"我最记得拉萨新华社的记者，还有在拉萨文化机构的驻藏大学生。他们说他们的精神食粮就是每个月收到的《读书》，我很感动，在中国那么边远的地方还有人看《读书》。"后来他去台北，还做了3年《读书》的海外出版人。
有这些因缘，再加上慢慢结识了一些藏族知识分子和熟悉藏区的汉人知识分子，结果"56个民族，除了汉族，惟一熟的就是藏族"。
为了写《良民》，2011年陈冠中去过一次拉萨。既然改了题目，2012年他又去了一次。"这次是从格尔木坐小车进藏，想要完整地经历一下这段路程，一个地点一个地点过，再去看看最近情况怎样。"用他的话说，写小说"要事先准备很多对的资料，最后才可以虚构一点东西"。
到了拉萨，住在游客们住的酒店。"朋友介绍朋友，告诉我去见谁，我就会去找他们聊天。很多人都有担心，有非常熟的朋友推荐过去，才会稍微好好说点东西。"
拉萨已经相当现代化，同内地城市没太大分别。尽管这一段时间国际游客少了，涌来的汉地游客仍在刺激着经济。"因为繁荣，出现了很多娱乐场所，挺混杂的。"政府部门的大院旁边，可能就有豪华的大型"酒店"，门前一溜穿制服的"公主"。
"裸命"究竟是什么?
陈冠中原是好交游的，真到要干活时却相当有纪律。"我能坐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早上起来，不上网不看微博，差不多从8点写到12点，状态好下午继续，晚上再看一点东西，夜生活完全推掉。每天都写，要是断了一天，气都有点断了。"
就这样坐了八九个月，2012年10月，《裸命》完成。今年年初，港台各出一版。这部十余万字的小说由主人公强巴以第一人称口述，分为3个部分，标题醒目："肉团"、"刍狗"、"异域"。他既不想浪漫化汉人，也不想浪漫化藏人和西藏。
强巴是个普通的藏族青年，和汉族青年一样，喜欢性，喜欢车，喜欢上网，喜欢游戏。他没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生活得很本能。他从小就说普通话，但对成语却一知半解，称之为"四个字的句子"。
在拉萨做生意的汉人梅姐请他做专职司机和"助理"。朋友们都说他是梅姐的小藏獒，他不在意。因为跟着梅姐，钱、衣服、享受，什么都不缺，当然也不缺性。但他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提不起性欲，要靠想着别的女人才硬得起来，而且想过一次的女人再想就没用了。小头不听大头指挥，令他担忧现有的生活一去不返(小说中基本只剩器官和动作的描写，还要直白得多，没有丝毫浪漫的感觉)。
梅姐的女儿贝贝，更让他"移性别恋"，决意去北京找她。路上，遭遇飞蠓雨，上千条生命撞死在他的车玻璃上;之后又目击了一场车祸，沃尔沃跟夏利相撞，沃尔沃上的人吓破了胆却只轻伤，后者粉身碎骨断头而死，只因"配备太不对称、太不对称了"。最后，一位搭车客尼玛，给他讲了一路的历史课。
刚到北京，强巴就被贝贝指派去参加了志愿者的救狗行动。然后，两人很快好了又分。用陈冠中的话说，"他们没有很强的理由也可以有性关系，有了性关系也不一定要在一起，不在一起也不一定翻脸，甚至可以互相扶一把。关系挺平等，大家都挺想得通。"
贝贝推荐强巴去梅姐朋友公司做保安。他们的任务是堵截上访者，再关押到北京郊外的宾馆。强巴说服自己，这是在实现梦想，凭借自力在北京工作，一步步往上走，心里却总堵得慌。
陈冠中考虑最多的就是强巴这个人物。"我要跟着他的眼睛看，不超过他的理解范围。他去北京后碰到的事，他是一知半解的，而且他看到的也都很片面，好像推开门看到一些东西然后门就关上了。他都不知道有些事真的假的，短信里出现一下，微博上出现一下，马上就没了。他越来越感觉，事情不像他以前想的那么简单，有一些东西不太对劲。他心里很不舒服。却说不出来为什么。"
来到北京的尼玛说中了强巴心里的感觉：
现在做人不都是这样了吗?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不缺了，其实是都给撩起来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小范围东走走西看看，但是都走不远飞不掉，都给挂起来了，只不过是拴你的缰绳长点短点、松点紧点那种的。我们平常人模人样，其实心里明白，不都是弓着腰做人的吗?"
"裸命"是什么?往浅了想，是赤裸裸的身体本能。往深了想，道家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佛家说众生没有分别，一条命、一口气而已。而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概念"bare life"里，有些人被剥夺公民权，不受法律保障只受法律惩罚，是为"裸命"。小说中这一层意思最是触目惊心。强巴的"上级"阿力说，"像你这样的人，人人都可以杀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把你做掉，谁都不会有事，都没有刑法责任。你算是什么，不就是一条命，人命不值几个钱。像你这样的人，说你意外死你就意外死，说你是自杀你就是自杀。像你这样的人，叫你顶案你就顶案，说你犯过多少刑案你就犯了多少刑案，等判死吧。"
这并不是玩笑话。当3个穿制服的人走进宾馆时，要不是强巴反应快，差点真的被拉去做顶罪者。最后，他还是在贝贝的帮助下，离开了北京。他闭上眼睛观想自己那口气。一口气，一条命，一口气，一条命……
《裸命》的暧昧、矛盾、复杂，自然不可能在概述中传递。
对小说可能引起的反响，陈冠中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裸命》大概会得罪很多人：愤青会觉得不过瘾，文青会觉得太直接、赤裸，汉族知识分子会认为这个题材太边缘，而藏族知识分子大概会认为对今日藏人的困境着力不够。"他知道自己的写法未必能讨好，"但既然写了就这样吧"。
他心里有好多题目，越想越多，都是跟当下中国有关的。"对自己来说好像都挺有趣，挺有挑战的，然后都要做功课，要再思考，在小说上想到一个方法解决。可能一边写一边又有新的想法，最后未必能完成。我自己不太有信心，但我知道现在就是要做这个事情。我很愿意这样坐下来一直写小说，直到哪天写不出来。"
他觉得这是他晚年"最为得体的事业"。
"小说有一些位置是留给老性命的"
记者：前些天看到你接受采访说，差不多到50岁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真是这样吗?
陈冠中：做了很多事，到2003年，51岁，决定都推掉，连一些顾问都不做了，打算专心写东西。其实一直都想写，但之前这些年做电影、电视，写得很少。从1994到2000，我在台北呆了6年。其实前4年已经做完了我要做的事，最后两年基本上在混。台北这地方特别好，但我觉得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想知道中国有什么正在发生。所以回来了，回来就是为了写东西。但真的确定自己可以写小说要到2009年，写完《盛世》就知道我上瘾了，我要写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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