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雲起時
遍插茱萸
我在席間問龍女士：「今年是中日戰爭結束七十周年。英美和歐洲都大舉紀念，不忘歷史。但我有點失望，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馬英九先生，似乎沒有準確運用此一歷史時機，向世界和華人的下一代，鄭重提醒：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遠東區最高司令蔣中正先生，奮勇抗日，如李光耀一人為新加坡立國，蔣中正是中國的愛國英雄，苦戰東亞，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有巨大貢獻。」
遍插茱萸
也就是說，我們在香港至今未見台灣大事宣傳「蔣中正」這三個字，堂堂正正，是為中國洗雪國恥的偉人，沒有鄭重提醒世界，抗日戰爭由哪一個人和哪一個黨領導浴血八年成功。
龍女士說：「我要向你解釋幾點。第一，馬英九很想做點事，但這個問題在台灣，政治不正確。任何提到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歷史，會被視為『豎立』中國的形象權威。而『中國』一詞在台灣，特別是年輕的下一代心中，不受歡迎。政府不是忘記了歷史，而是怕民進黨藉此興風作浪，挑動族群仇怨。」
我聽了，沒答話。
龍女士繼續說：「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曾轟炸台灣的一些軍港，投下炸彈，炸得很乾脆，將停泊在台灣的一些日本炮艦一舉炸光。不要忘記，那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盟軍飛機在新竹和其他港口造成的轟炸，也炸死了不少台灣人。他們對此未能忘懷。如果我們大張旗鼓，強調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抗戰成功，只會令一些台灣人痛苦，對國民黨不利。」
我聽了皺皺眉頭。龍女士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善良的知識分子，但是從政是不一樣的事業。八年抗戰由蔣中正的民國政府領導，是一件科學客觀的事實。今年全世界都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羅斯福、邱吉爾、戴高樂、艾森豪、麥克阿瑟，星光熠熠，又重現英美傳媒和學術界。為什麼蔣介石這個名字，在閃爍之間，好像缺了席？
我忍不住說：「首先，如果台灣本地人覺得抗日戰爭這抗日兩個字太敏感，或他們天生親日，不錯，這等反感是對岸中國大陸的形象和政策造成。但國民政府可不可以強調：中國戰場，其實也是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蔣前委員長是太平洋戰爭的勝利者，而不是什麼抗戰領袖？而且為政者要有自信，不能因為懼怕別人怎樣說、如何批評就放棄原則，應該做的事，退縮不敢做。如果民進黨和台灣下一代對蔣介石極度反感，不錯，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來台灣後推行過白色恐怖，但此舉別有因由：老先生是痛感於三四十年代在大陸太多自由，令共產黨和左傾分子利用自由空間，丟失了大陸。二、三十年代在大陸，並無所謂白色恐怖。一九四五年之間，南京和重慶有一點點，但這是國民政府開始兵敗之際。台灣人如果有理性，不應將此兩事混淆。太平洋戰爭的勝利，與蔣介石陳儀在台灣的一些屠殺應該分清楚，不損蔣介石的歷史功績。」
龍女士為國民黨辯護可以理解，但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台灣號稱民主普選，民主須有廣泛的理性教育為基礎。如果蔣介石因為與美國一齊抗日，而美國軍機在日據的台灣炸死過一些台灣士兵或平民，國民黨就不敢提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之功，台灣的選民大腦會不會有先天缺陷？思考方式是不是有大問題？而且馬英九還算不算一個有效執政的總統？「伊索寓言」有一故事：一對父子拉着一頭驢進城。父親讓兒子坐驢，旁人批評：為什麼這個兒子如此不孝，讓老爸走路。父親聽見，想想眾人說得對，叫兒子下來，自己騎驢子。這時又有另一些人在背後議論：這個爸爸為何如此自私，小孩年幼，他卻自己貪舒服坐驢子？做父親的趕快跳下來，左做又不對，右做又得罪人，索性兩父子一齊騎上驢子，這時又有人說：真不人道啊！一隻驢子怎能背負兩人的重量呢？於是兩父子只能都下來，抬着驢子進城。
二千年前的希臘奴隸，智商比今日的國民政府高。事實就是事實，怕什麼指指點點議論？事實理直，則必須氣壯。一個政府因懼怕街談巷議，東也不是，西也不對，一事無成，難道馬總統今日的民望低至百分之九，這是應該的，不該叫馬英九，而是「馬應九」了。
邱吉爾轟炸漢堡和科隆，何嘗不炸死六、七十萬平民？英國今日大張旗鼓紀念，擊敗納粹勝利，何來顧慮過德國人因此而怨恨英國？侵略在先，衞生國抗擊在後，自然有敵對國生靈塗炭。一個婆婆媽媽、思考不清的民族，如果模仿西方一人一票，是不是太危險？十年前對台灣，我有信心，但今日尤其與龍女士一席話，我對台灣人的思想質素有點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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