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幽默
中國文化本來尚擅含蓄之美：佛像的形態、山水的恬靜、詩詞的意境、水墨畫的演化，無一不在「含蓄」兩個字上面做工夫。
但是半世紀以來，「工農兵」以暴力上位，摧毀了知識份子士大夫創立傳承的含蓄之道，沒有文化修養的人，「當家作主」超過半世紀，一個國家閹割了靈魂，消滅了精神，就變了種，狂躁而粗糙，隔三就「不高興」，差五就「引起公憤」，好像世界都欠了他三代的血債一樣，你就知道，一場他為自己製造的災禍，隱隱就會發生。
二十世紀初期，留學過英美的一代中國知識份子，如胡適和林語堂──他們去英美，不是讀金融管理或電腦工程，而是讀文史哲學──回到中國，都看出這個民族有遺傳和精神智障。胡適主張「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為你自己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就是預見一場愚昧的劫難在醞釀。
胡適講大道理，提倡理性；林語堂講小情趣，從英國人那裏代理「幽默」。林語堂發現英國七百年經歷改朝換代，沒有流血的暴民革命，而且有一個健康善良的中產階級，因為英國這副上等的機器，有一種可貴的潤滑油，叫做幽默。
林語堂說：「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
百年回顧，你就知道，不但胡適的診斷很精確，林語堂的預言，也說中了。
一個民族擁有GDP的實力，一缺乏理性科學的心智，二沒有幽默感，不但不可能產生牛頓、邱吉爾、差利卓別靈這等創造歷史的大人物，而且必然盛產穿金戴銀的奴才、家丁、打手、奴婢，而且當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喧嘩，以這種質素壟斷了現代「中國人」的定義，就像美國荒謬劇作家尤奧尼斯古的「犀牛」：四周的人，一個挨一隻變成了犀牛，當由人變獸成為主流，你自己就成為了異類。
二十一世紀，做一個清醒的香港人，而不是皮厚的角獸，就要有做異類的心理準備。有所不變的時候，你要在心中暗自憐憫四周因其生物基因規律，蛻變了的蒼生。
所以，當你表達的是含蓄，甚至是幽默，越來越多人當你是中國式的「嬉笑怒罵」時，你越知道你屬於胡適林語堂那一類，而且要體諒：中國人沒有理性這一科，也沒有幽默這一行，他們很容易暴跳如雷，而且將你的含蓄當做所謂的「嬉笑怒罵」的「抽水」。對於茹毛飲血的部族，well，你不能告訴他們：世上有一種廣東老火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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