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09
余杰，你该反省什么？
作者：stranger (星星王子)
有一段时间曾非常喜欢过余杰的书，那还是在读他的《火与冰》的时候，总不自觉的被
他的激情所感染，为他咄咄逼人的气势而痛快淋漓。然而，激情毕竟只是短暂的爆发，
次数多了便显得矫情，在看完余杰一本接一本的书，如《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
说》《想飞的翅膀》之后，我对他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些冷静的思考。原先钱理群对余
杰的一个评价我是很看重的，具体的话我记不得了，大概意思是说余杰不仅能够批判现
实社会，其对自身的灵魂拷问也是很残酷的，这个评价是促动我阅读余杰作品的基本原
因之一；但可惜的是，看了这么多，只看到他骂了不少名人，却并没有看到他对自己的
批判，甚至较为深刻的对自身缺点的一点认识都没有。所以当余杰叫嚷道：“余秋雨，
你为什么不忏悔？”时，我却要在一旁冷冷地问他一句：“余杰，你为什么不反省一下
？”
据说余杰在参加活动时用的是青年思想家的称号，对此我相当不以为然。什么才能称得
是思想家，绝不是仅仅出版了几本书，发了几通牢骚就可以随便将思想家的帽子往头上
套的。在我心目中，真正的思想家必须有自己一整套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观，价值观
，美学观，政治观等等；简而言之，最基本的是不光有看到问题的敏锐，还须有解决问
题的能力。反观余杰，我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思想体系，有的只是些故作清高的忧虑与
不知天高地厚的谩骂。我的一个朋友说，把他的任何一个高中同学的日记本拿来发表都
会比余杰更深刻，只不过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发表作品罢了。
余杰曾在书中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其实他的最大缺陷便是没有找到思想的立足点，从而
思维混乱，没有说服力。其实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它也是整个一代新青年的通病
，我们对社会中的问题与弊端极端不满，并急于想改变这个国家；却找不到合适的思想
理论做武器，中国长期的思想压抑导致本土文化的畸形发展，而西方思想林林总总却未
必适应中国国情，而青年特有的急躁与盲目的所谓激情往往使他们随便抓住一个教条，
急于想表达自己；其实这是无益的，甚至是对国家民族更为有害的。这个毛病反映在余
杰的作品中则表现在他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言论乃至其性格的歇斯底里中。余杰在批判人
和事时是非常尖刻与生硬的，并常有想一棒子打死人的冲动；这倒的确表现其不畏权威
敢想敢说的精神，这若发生在一个普通青年人身上的确是件好事，因为在中国敢于说话
的人实在太少了，可余杰作为一个“思想家”，作为一个颇受青年学生欢迎影响很大的
杂文作家，就应该负起一定责任来。他的一些批判文章并没有什么道理，有的只是在细
枝末节上近乎无赖般的纠缠，甚至是血海深仇似的完全否定，这些都违背了他自厢情愿
的“自由主义”原则，甚至可以说是新时期的红卫兵风格，这与他一直所持的反文革态
度正好相矛盾，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像这样的矛盾之处在余杰作品中屡见不鲜，突出
反映他的不成熟与对自身人文素质的要求不高。建议余杰能暂停一本本的出书，而继续
静下心来学习，潜心钻研，完善了成熟的世界观与修养，理顺了思路之后再来作批判。
不可否认，余杰读了许多书，这从他在书中大量引用的书目名言便可以看出，这个数目
与他的年龄相比是相当庞大的，这一点他倒是相当不错的，毕竟在现今功利主义至上的
商业社会中还有青年能进行如此广泛的阅读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一向善于怀疑的我不禁
有些腹诽：他真的认真看过这些书吗？别的我不敢说，可我也认真地看过杰克凯普亚克
的《在路上》，于是便发现余杰在《铁屋中的呐喊》中介绍得并不得当，至少没有把《
在路上》真正的精神内涵把握住，而是用许多似是而非虚华的语句凑成了一整篇文章。
于是我便注意到其实余杰的许多文章，特别是读书笔记，往往看似华丽词藻丰富却空洞
不实没有表达出意义，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我自身的鄙陋体会不到吧！我不曾接触过余杰
，自然不敢对他的人品妄下定论，但我从他作品中所充斥的一股洋洋得意之气却能看出
他的确是个典型的北大学生，他似乎觉得自己真是“唯一醒着的青年”，觉得“举世皆
浊他独清”，于是自高自大卖弄自己的所谓思想与文采，还非摆作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
来，从此便可以看出他其实也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这一点便决定了他不可能至少现在
不可能是个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家。更可笑的是他还处处批判别人的虚荣心，余杰你为什
么不反省一下自己？
对了，最后突然想到余杰已出了五六本书了，大概赚了不少钱了吧，加之刚看完第二遍
叙述NIRVANA的主唱KURTＣＯＢＡＩＮ的一生的那本《灿烂涅槃》，我还想说说关于商业
利益对一个作家“思想家”的影响。我不知道余杰对于金钱的态度如何，我也不知道金
钱对他的影响会有多大；我只知道他对影响正版书销量的盗版书深恶痛绝，我也只知道
他出了一本无聊的《尴尬时代》让我为浪费的钱痛心了好几天。ＫＵＲＴＣＯＢＡＩＮ
因为陷入主流商业潮流影响创作而不惜举枪自杀，我不知道余杰会不会在商业潮流中迷
失自我他会不会有才尽的一天，我只知道那个越来越受商业媒体宠爱的余秋雨是越来越
让我讨厌了！
（此文原载于“网易开卷有益”）
歷史性變革前夜的一代新人
◎ 金 鐘● 編者按：北京知名青年作家余杰的最新政治評論集《天安門之子》由開放雜誌社出版，九月初在香港面世。這是本刊總編輯為該書寫的後記，對余杰和他的書作出評介。
繼二○○三年一月出版余杰的海外政論選《拒絕謊言》之後，現在我們榮幸地再推出這本余杰的最新政治評論集《天安門之子》。書名需要一點解讀。這本書當然不是專寫天安門六四問題，一九八九年的余杰還是四川一個偏遠小鎮的一名十六歲中學生，但是，十四年之後，他在紐約的一次演講中說，那個六四之夜，讓他「過早地結束了少年時代，一夜之間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透過大氣電波（沒有電視），聽到天安門的槍聲、吶喊和慘叫，他在淚水中明白了甚麼是善與惡、甚麼是自由和奴役。他說，從此之後，沒有人可以再欺騙他，「那座用謊言建構的宮殿像紙房子一樣坍塌了。」「我的生命從此改變。我是母親的孩子，也是六四的孩子。」
他對自己說：「一定要考北大，因為那裏有我的兄弟。」余杰引用十九世紀俄羅斯思想家赫爾岑的類似經歷（目睹沙皇處死十二月黨人後舉行盛大慶祝儀式而決心為死者報仇），發誓說，一定要說真話，拒絕謊言，爭取自由，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
十六年來，余杰勤學苦讀，考入北大，完成學業，埋頭著述，出版十七種著作，多數都有近十萬冊的銷量，處女作《火與冰》更在兩年間印行百萬冊，成為中國大陸青年一代最受歡迎的非官方作家，大人們，甚至監視他的年輕公安們也讀他的書。他說，「是六四的先輩們使我成為今天的我，而不是又一個為權力階層幫兇、幫忙和幫閒的文人才子。」放眼六四記憶漸行漸遠的神州內外，余杰不愧是天安門慘案播下的火種中，卓然升起的一顆最明亮的星。這符合一個思想者成長的邏輯——在求知三岔路口的少年時代，一個重大的啟蒙事件，將有畢生的導航意義，就像我們在斯大林和毛時代走過來的一代對蘇共二十大刻骨銘心一樣。「二十大之子」到「天安門之子」，顯示當代共產極權主義趨向衰亡的不可抗拒的軌跡。
境外寫稿：追求勇者的快樂
余杰這本文集，收集了近兩三年的七十篇評論文章，是從其二百多篇文章中精選出來的。和《拒絕謊言》的六十三篇文章一樣，絕大部分發表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媒體上，包括香港、美國和台灣的報章雜誌和中文網路，傳播甚廣。有些讀者不明白：身居一個「老大哥隨時隨地盯著你」的國度，為甚麼可以在海外各色媒體上發表如此尖銳的批評文章而安全無恙？這是我們許多次遇到的問題。其實，這問題並無神秘之處。首先，是大背景的變化：正如著名學者李慎之所指出，中國現在處於「後極權主義」時期，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共產黨的統治手段主要是利益槓桿與維持謊言，而不是毛時代的血腥清算和鎖國洗腦，加上現代傳播工具的日新月異，迫使當局對言論的控制侷限於其權力範圍，於是出現「內外有別」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只是對於珍惜言論自由的人才有利用價值，余杰就屬於這類人。他曾經這樣描述他為「境外寫稿」的心情：「好像突然從黑暗的屋子來到燦爛的陽光下一樣，我成了一隻掙脫繩索的風箏，奮力飛向遙遠的天際 ...... 這種幸福的體驗是那些禦用文人們所無法想像的，就好像一個被去勢的太監無法體驗正常人做愛的快樂一樣。」
是的，今天那些被酒色財氣所熏陶的名流、生怕熱水燙傷手指的小市民怎能體驗余杰的快樂？當然，為了這種快樂，余杰和他的同道們是有心理準備付出代價的。因為這是勇者的快樂，不被中國法律所保護的快樂。余杰在自序中記錄了一段他被威嚇的經過，那是一個他不曾領略的恐怖之夜，去年十二月他被北京市公安帶去折磨了十四個鐘頭。利誘在先，恐嚇在後，揚言要他「人間蒸發」。余杰沒有被嚇倒，他以內心的尊嚴，看透了鷹犬們的虛弱，而且把這一幕公之於眾。我認為，余杰在此事件中作出了一個示範。那就是在日益式微的專制面前如何自處，如何維護自身可以維護的權利。因為余杰和許多境外寫作者一樣（網上寫作均可視為境外寫作，因為網絡無國界，大陸許多網上文章與資訊都被境外所用），他們行使的只是一個現代社會最起碼的「言說」的權利，無涉「國家機密」，這是中共加入世貿以來一直承認的權利。敢不敢使用和如何使用這項權利，就像在官方媒體上尋找「出格」的機會一樣，全在乎一個公民的自覺。
基督教文化：新的精神資源
余杰認為這本書比《拒絕謊言》有長足進步。作為編輯，我們可以加以補充。本書和兩年前的《拒絕謊言》一樣以政治觀察和文化思考的批判性為基調，但在選題的廣度和思考的深度上，都有明顯的提升。
打開《天安門之子》，前面就是幾篇在美國的演講稿。余杰應付演講十分認真，都有悉心撰寫的講稿，主題鮮明，誠摯感人，毫無嘩眾取寵之意，讀來都是好文章。這幾年，余杰出訪美國、香港、法國、日本，受到海外讀者的熱忱歡迎，二○○三年，他在香港出席開放雜誌為他舉辦的演講會，吸引了許多知名的政治評論員和專欄作家，極一時之盛。他的《拒絕謊言》也得到海外不少青年的共鳴。余杰的寫作走出大陸，和海外知識界溝通，讓外部世界瞭解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抱負和情懷，也開闊了自己的視野，這是《天安門之子》新的特色。
和余杰以前的作品另一不同之處是，這本新著沁透著一股與基督教原罪感相呼應的懺悔意識。余杰在文章中常常援引《聖經》以彰顯論說的信心。在那次被公安審問中，余杰回憶道：「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禱告，求神賜予我智慧和勇氣，也求神赦免你們的罪行，因為你們說做的一切，你們都不知道。」他把寫給「警察讀者」的公開信當作自序收入書中，是因為「這封信也是一個自我療傷的過程，我將努力去掉心靈深處的憤怒與怨毒，而填充進仁愛與寬恕。」本書附錄「余杰和蕭然的通信」，是兩個青年朋友的心靈對話，他們從對余秋雨的批評入手，深入交換對「懺悔意識」的觀感。余杰認為，「懺悔是有尊嚴的生活的前提，是人類精神自覺的開端。懺悔體現了一個人一個民族的理性成熟和道德的誠實。」
余杰在大陸文化思想領域全面出擊的同時，不隱諱他和他的朋友們精神上的苦悶和掙扎，他們借鑒國內外學界的宗教研究，特別從特蕾莎修女、曼德拉、圖圖主教、哈維爾、瓦文薩、金大中這些有宗教背景的偉大人物的生平事跡中探索人生的信仰和終極問題，基督教文化就是他們探索中的一個選擇，成為他們新的思想資源。據說，和余杰具同質性的群體中，已有不少人選擇歸依主耶穌，他們上教堂，或者在家庭中聚會做禮拜。沒有任何趨時和功利動機，只為了尋找靈魂的歸宿，為了一個自我完善的信仰。他們同氣相求，「活學活用」，提倡以懺悔精神反省歷史、拯救民族道德的墮落。這是當代中國後極權主義社會思潮的一道值得注意的風景線。無法判斷這股思潮的未來，但是，面對被毛澤東狂暴肆虐留下的一片廢墟，重建精神家園的工程，不難想見其艱巨將超過「指日可待」的專制政體的結束，其意義則可喻為近百年來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二十一世紀版。
追隨先賢：懷一顆赤子之心
回到論政層面。有一次，余杰的朋友王怡告訴我，他和余杰聊天，彼此都有一個心願，做一名像儲安平、張季鸞那樣的報刊主筆，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政見。余杰在本書中，也陳述過他的志向，他回答「希望他多做學問」的批評時說，在今日中國說出常識比做「專業學術」更重要，他不明白何以那麼多人夢想創造「思想體系」？他說，中國更需要的是恢復常識、言說常識、實踐常識。因此，他選擇「說出真相」。甚麼是真相？他說，他每次回到家鄉，都有王怡那樣的痛感：「我們的家鄉都在陷落」，但是誰承認這個常識呢？他認為，不參與公眾生活，學問再大，只是一方面的專家，而不是「知識份子」。他心中的明燈是梁啟超、陳獨秀、遇羅克、林昭這些憂國憂民、學以致用的偉大榜樣。
余杰的文章，八年來，依舊如《火與冰》的出版人賀雄飛所言「充滿純真和鋒芒，帶著血的蒸氣，是真北大的聲音，是真青年的聲音。」以傳媒經驗看，余杰文章也是上乘的評論，樸實無華，一針見血，可讀性高。他是這樣一類讀書人：為人隨和，行事低調，悲天憫人，但是內心有著火一般的熱情，在暴力和邪惡面前堅毅不屈，顯現古賢人弘揚的信念——柔弱勝剛強。
今天，毛時代過去近三十年，中國經濟開放已經為結束千年「帝制」奠定了空前有利的物質基礎，在這歷史性變革的前夜，像余杰這樣懷有赤子之心、自強不息、勇於跳出舊巢又能自食其力的一代新人，帶給我們許多想像的空間。
在《天安門之子》出版之際，特地寫下這篇讀後感，以就教於讀者諸君。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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