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0日星期二
毛澤東重新推出鄧小平是爲了鉗制周恩來
《新史記》鄭仲兵
毛澤東決定重新啓用鄧小平。
林彪死後，1972年1月中，毛病垂危，囑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五個月後，周也查出患膀胱癌。但周一直帶病堅持工作。在不長的時間裏，使經受“文革”折騰的危殘局面，有了明顯的改觀。他對經濟秩序的治理，反對“極左思潮”泛濫，可以理解為爾後鄧小平“治理整頓”的先河。尤其周在外交政策上調整的成效和中美關係長足的進展，所謂“功高蓋主”，不能不令毛為之疑忌。毛、周在中共數十年共事中，從來是貌合神離，毛也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周。但由於毛無法填補周處理繁雜國務政務的強勢，由於周待人處事（包括對毛）的謹慎周全，還由於周在黨內外的強大影響力（所謂“反周民必反”），毛曾幾度倒周而未果。毛澤東認為：現在應是時候了。一是憤懣難抑，歷史上對周又有積怨；從九大到九屆二中全會周與林的合拍；周主持中央工作以來反映出對“文革”的態度（如批林的極左）。二是劉少奇既倒，林彪已除，特別是鄧小平已然復出，即可以除周。
去周決意已下，更加速了鄧小平登上中央權力平台的步伐。
1973年7月3日，毛與張春橋、王洪文談話，無端大肆攻擊周恩來外交工作：“忽然來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356-357頁注1）7月3日，鄧小平在中共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11月17日，毛召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對周提出批林彪“極左思潮”，以及2月15-19日與基辛格會談時說，解決台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性”，大加撻伐。
11月間，毛指示中央政治局多次批周對美外交的“投降主義”，江青指責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397頁）
12月12日，毛在他的書房召開政治局會議，訓斥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不議政”，葉劍英主持的“軍委不議軍”。沖著周恩來說：“一打起（仗）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同時，毛提出讓鄧小平當軍委委員、政治局委員，並接受鄧小平建議，進行八大軍區司令員相互調動。（同上書，473頁）
為了考驗鄧小平對周恩來的態度，毛點名讓他參加12月14日政治局批周會。鄧小平說周：“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同上書，472頁）鄧對周畫龍點睛的誅心之論，道出毛對周的欲加之罪，令毛興奮不已，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同上書，473頁）
翌日，毛偕鄧小平見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在京軍區司令員說：“我們現在請來一位總參謀長，你們的老上司。”又對鄧說：“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建議，由周恩來起草關於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軍委委員，參加中共中央和中共軍委領導工作的決定的通知，並於12月22日一直下達到黨內外群眾。
從1973年底到1974年初，毛澤東一面佈置批林批孔，即批周恩來的運動，一面讓鄧小平一步步重登中共權力核心地位。這不能不惹怒了毛的政治妻子——江青。江青以及張春橋、姚文元等文革派核心人物自認為，而且事實上也是，自批海瑞罷官以來，打倒劉少奇及其“司令部”，打倒林彪及其“反黨集團”，批林整風以及1973年事實上就開始的批儒批周三次“路線鬥爭”中，為毛衝鋒陷陣，功勛卓著。對於毛如此看重並加權於鄧小平，他們心理上是無法平衡的。
誠然，毛澤東不是不想重用江青、張春橋他們，但作為權謀家他十分明白，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大有炸平廬山”之勢，究竟意味著什麼。雖然他已將林彪及其黨羽剪除，且把“文革”禍害加責於林彪頭上，但他畢竟看到人們對“文革”的厭倦和反感，以及江青、張春橋這些文革派核心人物的不得人心，用毛的話說是“積怨甚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394頁）毛不能不面對現實，做出必要的妥協。如放寬一些政策，壓制一下江、張等人的勢頭，起用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等。
曾記否？1967年發生在武漢——外國人稱之為“兵諫”的“720”事件，雖被彈壓下去了，但毛還是向軍方作了妥協，並將“文革”三員虎將——王力、關鋒、戚本禹以“毀我長城”的罪名犧牲掉。林彪事件後，毛自然也要做出妥協性的調整，以邀買人心，平息人怨。而起用鄧小平，就是他得意的一著棋。
然而，江青及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卻很難理會毛的心境和思路。他們還沈浸在衝鋒陷陣、功勛卓著的艱辛與喜悅之中。林彪事件以後，他們的權勢雖然大大膨脹了，但苦於權重而位低。他們無法理解，更無法接受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如此重用。（《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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