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雲起時
故園師侶
2012年06月28日在華威大學文學院旁的圖書館，重逢從前的英文系教授夏德曼（ Dr Malcolm Hardman）。
夏教授年逾七十，一頭白髮，在電郵裡，他說仍然記得我當年班上這個學生：說話風趣，觀點機智。真的這樣嗎？我不記得了。也許這是老人家的謙厚奉承。畢業的那年，我在圖書館開了一個畫展。許多教授講師和同學都買了作品。我記得夏德曼教授在他的辦公室裡遞給我支票：「收下吧，算是兼賀你畢業的禮物。」三十年過去，他告訴我，當年那幅風景素描，仍掛在他書房的牆上：「而且與羅斯金的作品並列一起。」
夏教授已經退休，但還是英國十九世紀藝評家羅斯金學會（ John Ruskim Society）的會長。每個月他都坐火車到蘭開斯物大學授一節課。「我最近專研維多利亞時代，發現維多利亞的文學和藝術，受古典希臘的影響甚深。」老教授說。
「就像阿諾德的名詩《多佛海濱》（ Dover Beach）。」我答：「 The Sea Is Calm Tonight, The Tide Is Full, The Moon Is Bright.（大海今夜寧靜，潮水正高，月光正圓）。」我背了幾句詩：「我明白了。原來阿諾德最後提到希臘悲劇作家蘇福克拉斯（ Sophocles），他說：站在多佛海濱，遙望歐洲大陸淡遠的燈光，想起希臘悲劇的這位遠祖，三千年前，也站在愛琴海邊看海浪，由此而想起人世的悲慘，這不就是維多利亞時代文藝家對古希臘的致敬？」我說。夏教授拋來這隻皮球，幸好我接得住，雖然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和古希臘的關係，我沒有真正研究過。「確實是這樣。英國首相麥美倫，訪問美國時，有一句很精警的話：我們英國是希臘，而你們美國是羅馬。」夏教授說：「這句話啟發了我。原來希臘的古典精神，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影響，既深且遠。」
「我還以為英國受羅馬影響更大。」我說：「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不是十九世紀以來，歷任英國首相幾乎必讀之書？而且英國人比意大利人更覺得自己是羅馬文化精神的繼承人。管治全世界的殖民地，不就像當年羅馬人跨越地中海，從迦太基到康士坦丁堡，英國的管治從緬甸印度到非洲，那套深沉的智慧，不也是從羅馬那裡學來？」我故意與夏教授抬槓。
「不，希臘比羅馬更輝煌，維多利亞時代早就發現了這一點。」然後他滔滔不絕從羅斯金的美學說到端納的油畫，我仔細聽着。老教授今天說的話，我句句有感悟。等他發表高論完畢，我忍不住說：「夏教授，我多麼希望現在我是二十一歲，重新上你的導修課，我一定比當年的自己對你的課有更大的貢獻。因為那時年紀太輕，讀英國文學，還沒學懂觸類旁通。譬如，我上你的現代文學課，讀艾略特的詩，那時只知道是工業革命帶來心靈的疏離，離開大學之後，我才學懂把畢加索的現代畫、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第一次大戰之後，德國的表現主義，融通起來，與艾略特的《荒原》（ The Waste Land）平行並讀。我要很久之後方始開悟，覺得很悔恨，在你的課堂上，當年我若懂得這一切，一定會令你另眼相看。」
夏老教授笑了：「年輕讀文學，與年紀大一點不同，這一點不能勉強。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來自東方，當年能以東方的文化角度，看一本英國小說，提出新的觸覺和觀點，已經很不錯。」對於維多利亞時代，這幾年我倒有一點體會：十九世紀的歐洲，是一個輝煌的時代，但到了十九世紀末，極端思想抬頭，德國哲學家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德國人出了幾個偏激而冷酷的哲學家，如叔本華，馬克思則流亡英國寫成《資本論》，帶動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和納粹的極端思想興起，席捲歐洲，與蘇聯互為魔峙。
但隔一道海峽，英國紋風不動，沒有受到極端思潮波及，因為十九世紀初英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興起，像穆爾（ John Mill）、邊森（ Jeremy Bentham），還有洛克（ John Locke），十九世紀一開局，英國就通過了禁止販賣黑奴法，而且受到法國大革命的驚嚇，許多思想家分析法國革命對恐怖時代的極端尤有研究，於是避過馬克思預測的無產階級革命浩劫。我問夏教授：「是不是因為這樣，英國知識界為自己打了針疫苗，令這個小島免於歐洲大陸極左或極右的災難？」「你的觀察很正確。」夏教授說：「我們很幸運，因為君主立憲，在十九世紀不斷鞏固，自由黨和工黨相繼出現。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基本上把歐陸當做反面教材。」
英國有幸，如此對一場魔瘟免了疫，中國可交足了霉運。在舉世瘋狂之際，英國能獨善其身，這就解釋了英國與歐洲之間的疏離，從那時已經布局，直到戴卓爾夫人拒絕加入歐元區此一心理背景，源遠流長。
夏教授打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在香港，我也長久沒碰到過說話如此投契的人。上天下地，沒邊際的拉扯。最後，我告訴夏教授：一九九四年，我遇到車禍，差點沒命，從麻醉中醒來，我先想到莎士比亞《暴風雨》裡的名句：「我們是夢造成的材料，短暫的人生，由一場睡眠圓抱。」我告訴夏教授：值彼生死關頭，我方咀嚼得其中的大義，想起這句詩，在病床上我熱淚盈眶。「文學的力量，很不幸，要在生死關頭才領略到。」夏教授說。他告訴我，進華威教書前，他去土耳其教英國文學，誤喝了水喉的水，染上痢疾，送到醫院，也差點丟了一條命。
生死莫非有定？師生本來在不同的軌跡上，因為緣分交疊過，現在又重逢。英文所謂 Our Paths Will Cross Again，不就是此意？夏教授叫我下次回英，到他家裡的花園喝下午茶。此時我才知道他夫婦並無子女，時時與羅斯金學會的一眾愛好者聚會。「歡迎你隨時來，告訴我們一點東方的事。」
三十年前，我不敢亂說，現在多了一點自信，因為有一點通識。回香港之後，收到老教授的電郵：「與你重逢談天，很愉快的經驗，另一位教授李格諾（ John Rigna）向你問候，他現在果夫島，希望將來有緣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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