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 戈
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從紐約趕回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北師大女附中），在東一樓，在安放著卞仲耘副校長銅塑雕像的會議室裡，宋彬彬向當年的老師、同學以及老師的後人道歉。這是繼陳小魯之後，又一起標誌性的道歉事件。之所以稱之為標誌性的事件，其原因在於：她和陳小魯不但都有中共高級幹部家庭的背景，而且都是紅衛兵運動中標誌性人物。一個是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主要負責人，一個是當年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帶上紅袖章，使之成為最著名的紅衛兵。當宋彬彬的道歉在媒體報道後，輿論很快出現認同的聲音；但很快又出現了質疑甚至「詰難」的聲音，這倒是宋彬彬始料未及。
我是認同陳小魯和宋彬彬的道歉的。相比那些不敢道歉、甚至沒有悔意的人，相比那些試圖重回「文革」的人，這種道歉說明她分得清善惡，說明她天良未泯。質疑宋彬彬道歉的原因，多少和卞仲耘校長之死有關。不過，這個有關只要不涉及刑事，宋彬彬的道歉是可以接受的。
道歉說明她分清善惡天良未泯
自中共建政以來，在他們的操縱下，以群眾的名義不知幹過多少傷天害理的惡事。從土改到清匪反霸，從三反五反到對資改造；在他們的慫恿下，多少人死於「群眾鬥爭」的現場？只不過紅衛兵運動涉及的範圍空前而已。
知道土改真相的人，誰能指出一處不打人、不傷人、無私刑的土改場景？在那裡，人性被扭曲，那些被操縱的農民以難以想象的野蠻，做出難以啟齒的邪惡刑罰。包括那些曾經善良的農戶，一時間也成為敢於作惡的痞子。不過這是在農村，沒有現場的閱歷，誰會相信這是事實？
五反運動始於五十年代初，運動的主要對象集中在工商業界。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電報：「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學哪一系統，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貪污犯（『大老虎』）。各單位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不要停留，不要鬆勁，不要滿足於已有成績。要根據情況，定出估計數字，交給各部門，為完成任務而奮鬥。在鬥爭中還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追加新任務。是指那些涉案金額較大的對象。」
「大老虎」是毛澤東設計出來的
「大老虎」是毛澤東設計出來的，至於這些涉案對象在哪裡、涉案金額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於是根據「大老虎」這個概念，就有了打虎隊。打虎隊當然是積極分子組成，其實也是搞的群眾運動。於是就有「群眾不太懂政策」搞的通宵戰、戴高帽子、掛黑牌、亂打亂綁亂罰跪、生追硬逼成為普遍現象。這裡當然有真「老虎」，更多的則是假「老虎」；苦打成招，甚至發生了多起自殺事件。其實打虎隊和紅衛兵是一回事，只是前者行於密室之內，後者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而真正的罪人，是他們背後的操縱者。
反過來再看宋彬彬的道歉。道歉當然是對過錯而言，如果是罪行豈能以道歉了之？況且，紅衛兵運動從根本上講，是中共運動群眾、再把群眾引向痞子運動的特例，特就特在這次運動的群眾，是多數尚未成年的中學生。不但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出現在中學，抄家、破四舊、打砸搶的「紅八月」的主力，也是中學紅衛兵，至於大學紅衛兵則是以後的事了。所謂群眾運動，從來就是中共在背後運動群眾，紅衛兵運動豈能例外？中共和他們的祖師爺毛澤東才是文革災難的罪魁禍首。他們所犯罪行，當然就不是道歉的問題了。
認罪比道歉好 伏法比認罪好
（大陸）張 堅
兩樣的道歉 一樣的特權
自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為自己積極參與文革而公開道歉之後，宋彬彬也公開道歉了。之後，大陸好像颳起一股小小的道歉風。筆者當年就讀的中學是幹部子弟較為集中的學校，現在舊日同學也有幾個為參與文革、紅衛兵之事，作出書面或口頭的道歉。
這些文革極左造孽的參與者今天道歉，各有動機。大多數都很真誠，但也含有其五味雜陳的味道。
陳小魯的道歉算是真誠的。其實陳小魯三十年前就以自己的行動作出了道歉。上世紀八十年代，他以總參二部的現役軍人身份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在鮑彤手下工作過。「六四」之後多少受到牽連，其官場仕途也就此葬送。當然之後經商二十年也沒有吃到苦頭。
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共高幹子弟在中共一黨統治下，不管處於什麼境地總是享有特權的，總是享有「不虞匱乏」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但陳小魯在八十年代所選擇的工作，起碼說明了他當時就是有志於改革的，有志於否定毛澤東式的政治模式的，有志於否定文革的。
宋彬彬的道歉是另一個典型。宋彬彬當年作為紅衛兵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上紅袖章，毛澤東一聲「要武嚒」，此舉不僅使宋彬彬成為紅衛兵的象徵，更使宋彬彬成為「宋要武」而開啟了紅衛兵暴力殘害「階級敵人」的血幕，甚至可以說是開啟了以後幾年全國武鬥的大幕。
所以，宋彬彬毫無疑問在政治上是有罪的。對成千上萬文革中死於非命的同胞即使不負有直接責任，間接的責任是難以逃脫的。可是幾十年來，宋彬彬沒有說出任何一句表示歉意的話，就是在她當年當紅衛兵的那個中學──北師大女附中的同學王友琴一再要求宋彬彬出來講清她們學校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真相時，宋彬彬仍然沒有出聲。
或許，宋彬彬早已厭倦這種政治，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遠渡美國當了自然科學的學者，所以才遲遲不發聲音以躲離這種政治。不過這樣的待遇也只有宋彬彬這樣作為高幹子弟的紅衛兵才能有。作為普通人的各地造反派，其文革行為無一不在八十年代遭到清算，哪有到海外當學者的機會？
宋彬彬現在的道歉，更多的是自我開脫。她明確說，她沒有參加打死她們校長的行動。這樣的自我開脫或者還能讓人理解，因為宋彬彬或者是沒有參加這次毒打，但是，她「沒把老師保護好」的說法十分令人氣憤和厭惡。難道過了幾十年仍然不知道，她當年的所作所為根本不是主觀上是否存有保護老師的動機，而是從主觀到客觀都在起著推波助瀾乃至動員紅衛兵同類殘害無辜的人們的作用，宋彬彬怎麼有臉在道歉的旗號下把自己形容成一個無奈的好人？這裡還有多少反省和懺悔的味道？難怪被她們打死的校長的丈夫嚴正聲明：不接受宋彬彬的道歉！
惡棍也有權鳴冤叫屈？
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讚賞一切因參與極左行為、因搞階級鬥爭而作的道歉。文革受到傷害的人數上億，可是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有幾個人出來道歉？推而廣之，中共統治幾十年，無端傷及的性命就有七千多萬，受各種傷害的民眾更不計其數，又有幾人出來道歉？
因此，每一份道歉直到今天都是彌足珍貴的，每一份道歉都讓人認識到文革的殘酷及過往所有政治運動的殘酷而喪失人性，每一份道歉都讓人看到文革及中共統治的荒唐。
在讚賞一切道歉的同時，我也認為，當年每一個惡棍都有權為自己在文革及歷次左傾運動中犯下的惡行鳴冤叫屈。王力、徐景賢、吳法憲、邱會作、丁盛之流都已經為自己辯護，而更多的是犯下滔天大罪的（譬如，文革中任廣西及廣東一把手、鄧小平時代仍然任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中共上將韋國清，對廣西屠殺手無寸鐵的地富分子及老幼家屬負有直接責任），幾十年來從沒有半點懺悔，反而自覺功績纍纍。那是因為所有那些荒唐統治及犯下滔天罪孽的罪魁禍首──毛澤東肖像依然掛在天安門城牆上，其靈堂神廟還沒有變成七千萬死難同胞紀念館。那些惡棍們就可以有理由把自己的惡行說成是追隨或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而心安理得──事實上的確如此。
那個罪惡的時代仍在發酵發臭
不過我更認為，道歉雖比不道歉好；但認罪比道歉還好；而伏法比認罪更好。有些罪孽不是道歉甚至認罪了就可以的。
現在中共官方一直在譴責日本不肯承認歷史侵略罪行，並常常拿德國的反省歷史罪行來比較。可是中國民間常常拿中共的歷史罪行比作納粹。納粹的許多罪犯臨死前也是有懺悔的。手上有六百萬猶太人生命血債的艾希曼據說臨死前也有懺悔，而納粹國家領袖、波蘭總督弗蘭克臨刑前說過：「千年易過，納粹的罪孽難消。」可是，這些納粹罪犯還是被送上絞刑架。只有經過審判的伏法才能張揚正義，才能讓那個罪惡的時代永遠過去。
聯繫到陳小魯、宋彬彬的道歉，即使陳小魯的道歉較為真誠。可是，陳小魯當年參與組織的「西糾」紅衛兵犯下的滅絕人性的罪行，難道就可以一筆抹去而不予追究嗎？
在當下的中國，連鄧小平曾經「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都不見了，到了習近平當上中共最高統治者時，反而聽到他這樣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清楚的說明，只要毛澤東的正統還在，中國就一直沒有走出那個罪惡的時代，那個時代的罪惡至今還在時時發酵發臭，哪裡會有多少對當年罪孽的道歉和真誠的懺悔呢？順帶說一句，中共當局怎麼還有臉一再譴責日本政府參拜靖國神社呢？
宋彬彬道歉事件潛在的意義
冉 升
紅衛兵道歉現象的來龍去脈
文革初期紅衛兵的符號化人物宋彬彬，與當年中學同窗於一月十二日去到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原號稱中共皇家女子中學的「北師大女附中」）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老師和同學表示鄭重道歉的事件，雖已過去二十餘天，但由此事件而引發的海內外網絡大討論，仍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當年的紅衛兵站出來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予以反思並道歉，其實並非始於宋彬彬，早在二○一○年，就曾出現過一股道歉潮，那年的某期《南方周末》就以放大式的版面，將道歉現象稱之為當年度的重大文化事件。著名的史學家朱彜尊先生之子、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博士也曾就此現象，在那年十二月在《東方早報》上發表過《無比艱難的道歉》一文。
這一小股道歉潮， 一直漫延到二○一三年，而這年正是革二代的代表習近平一統黨政軍大權， 並公然聲稱要全面繼承毛鄧兩個時代政治遺產的一年，故此，紅衛兵道歉持續發展的現象，具有違逆習近平執政方略的傾向。僅在二○一三年的下半年，就先後有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前處長劉伯勤、河北邯鄲市委宣傳部退休幹部宋繼超、安徽的張紅兵、湖南的溫慶福、山東的盧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先生分別在媒體上刊登「道歉廣告」或撰寫文章等形式，反省自我並向當年的受害者公開道歉。
另一個道歉者，則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之子陳小魯。去年十月七日，陳回到其母校北京八中組織文革道歉會，以該校文革初期紅衛兵的精神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的身份，向當年被批鬥和侮辱的老師表示了公開道歉。宋、陳二人的父親在中共第一代領導群體中的地位， 皆高過習近平之父，所以他倆的道歉事件自然會在網絡上激起巨大反響。而宋彬彬於新年伊始回到母校向文革時期全國第一個罹難的中學校長卞仲耘和其他當年也受到該校學生羞辱、毆打與迫害的領導及教師道歉──「宋要武道歉」有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廣泛影響力。
從一份民調數據反觀道歉事件
文革，雖已過去四十多年了，儘管這一浩劫早被中共第十一屆六中全會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性為「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與「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但是，中共對於文革的否定並不徹底，迴避了毛與中共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以「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與「向前看，不爭論」為藉口，雪藏了文革的全面反思與研究。時至今日，文革仍是一個思想與理論研究禁區。正因如此，關於文革災難的集體記憶，對於中華民族而言，仍然是破碎的與晦暗不清的；也正因為如此，太子黨出身的中共第五代魁首習近平才敢提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在如此複雜的歷史背景之下，文革才具有還原歷史真相，追溯形成根源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隨著當年「八九點鐘的太陽」，今天已經「日薄西山」，於是，「再不道歉就沒機會了」。
更重要的是，伴隨著中國一九九○年代以來所堆積的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問題與社會衝突愈來愈多，文革的幽靈，也愈來愈清晰地出沒於今天的社會生活之中。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重慶模式，就是證據。宋彬彬道歉事件發生後，中國最大門戶網站之一的網易，在「網易博客熱點」第四○○期「誰該為文革道歉？」的專題中，設置了一項「您願意回到文革時的中國嗎？」的「觀點PK」自由投票民意調查，二十多天過去後，已有十二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人選擇了「願意」，而選擇不願意的人數僅為三千零十九人，兩者之比則為百分之九十七比三。這一比例懸殊巨大的數據，如果尚不能喚醒人們警覺的話，那麼，第二次文革的降臨，將不會是天方夜譚或空穴來風。
由個人道歉通往國家道歉的意義
中共當年的所有官方歷史文獻與官方報刊資料，以及文革過來人的個人記憶，都能證明文革的實質就是中共暴政集團在他們武裝奪得政權之後，對國家、民族與人民集體實施的一次最暴虐的共同犯罪。在這一共同犯罪中，無論中共高層在文革中的失敗者還是勝利者，只要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舉手通過全面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者，幾乎人人都有一份或輕或重的罪責，因此，即便是劉少奇與鄧小平也難辭其咎。
正是這個緣故，鄧小平才嚴令禁止文革的全面研究，才將一次集體犯罪的罪責推給了那幾個文革受益的極左派首領。
如今，宋彬彬站出來道歉了，她的自述與她當年的同學們的旁證與回憶，都已形成為一個完整並具有排它性的閉合證據鏈。所有的證據，都合乎邏輯與常識地證明了那一暴行的參與者就在當年高一三班之中。誰殺死了卞校長，誰就應該為此負責；誰非法剝奪了他人的生命，誰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這是一個簡單的法律認知常識。
如果說宋彬彬的道歉不盡人意的話，那就是她沒有膽量和勇氣，將真兇指證出來，儘管如此，她在其《我的道歉與感謝》一文的結尾處說道：「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
細讀這段話，潛台詞就是：用自己的道歉姿態來倒逼殺害卞校長的真正兇手們。
已經浮出水面的證據，皆已表明鄧小平的愛女毛毛──鄧榕，就是當年高一三班的學生，這麼多年以來，她作為其父親自抓的文革試驗田──北師大女附中裡的地位最顯赫的紅色公主，除了竭力抹去她當年的那一段歷史之外，從未就卞仲耘之死說過哪怕只有一個字的話。
當我們以足夠理性的歷史態度去面對卞仲耘之死的歷史事件，與宋彬彬走到陽光之下公開道歉這一非同尋常的現實事件之時，那麼就發現真相就在一步之遙的黑暗之處隱藏著。而當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之時，關於文革的全部隱秘才會被揭穿，那一天的到來，才會驅使我們去向文革責任的繼承者──今天的中共執政集團追討歷史債務，才可能由個人自發的道歉發展到要求國家道歉的層面上去；進而，才會徹底將文革的幽靈從中國驅逐出去。
鑒於陳小魯、宋彬彬等太子黨紅衛兵站出來公開道歉，僅僅只是個人的民間行為，而另一部分與習近平過從密切的太子黨人，如孔丹等在道歉事件發生後的表現，以及中共言論與媒體控制最高機構國新辦下令封殺消息的表現，宋彬彬、陳小魯的同齡人徐友漁教授等國內知名的文革史研究者及時發表意見，呼籲人們既要對他們的道歉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也更要保護、鼓勵並善待他們的道歉。在目前官方控制的話語環境中，道歉的聲音不僅極為微弱，而且更是珍稀。倘若過於苛責他們的道歉，就不可能鼓勵更多的道歉者湧現出來，其後果則是，文革的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將被時光所湮沒，文革的幽靈也將在中國的大地上繼續遊蕩。
宋彬彬道歉事件，無疑具有諸多潛在意義，而這些潛在的意義，只可能在歷史真相浮出水面的過程中逐漸生成與顯露。
文化革命的平民之惡
（美國）程 凱
宋彬彬還不是黑暗一頁的全部
新年以來，中國一個令人糾結的政治話題，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為她的母校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在文革中被虐打而死道歉；之前不久，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也為文革紅衛兵的暴行道歉。他們的道歉，引發熱議。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領袖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極其廣泛的全民犯罪活動，宋彬彬、陳小魯是參與全民犯罪活動的一員，他們與其他參與文革全民犯罪活動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具有「紅二代」的身份。其實「紅二代」參與文革犯罪的時間並不長，幾個月後，「紅二代」們隨著他們的父母一個個成了走資派，他們便成了「黑幫子弟」，在文革中被邊緣化了，就失去了繼續參與全民犯罪的機會。取代他們擔任文革犯罪主角的，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份子」這些平民群體。「紅二代」在文革中的暴力犯罪之所以備受譴責，是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成為當今中共權貴集團的成員，又參與了中共權貴禍害國家的犯罪活動、包括暴力犯罪，譴責他們的過去，也是譴責他們的今天。
「紅二代」的罪惡，不是我這篇文章的話題，我要講的是：從宋彬彬道歉說文革中的平民之惡。
當年卞仲耘被她的學生、文革紅衛兵虐打慘死的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用畢生積蓄，到西單商場買了一部照相機，拍下妻子滿身血污的遺體，他說「我就是要讓後來的人看看，這是人類歷史上多麼黑暗的一頁！」宋彬彬是這人類歷史黑暗一頁的一個符號，不是黑暗一頁的全部。宋彬彬這個符號顯示的是：中國人當年在中共驅使下向全人類展示的平民之惡是怎樣開始的。
文革十年，中國哪一個省、市、縣沒有發生過一場接一場任意批鬥人、打死人的血腥事件？我經歷過文革，我曾在文革中的一天，看到廣州市滿城的電線桿和大樹上吊著成百上千的屍體，這些人是被誰打死被誰吊上去的？文革中張志新被割斷喉管綁赴刑場，是誰把她的喉管割斷？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被凌虐而死、死後被剖開肚子，是誰動手把她的肚子剖開？當然那是發動文革的毛澤東的罪惡，但直接的兇手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份子」。
現今國人與文革時無本質的變化
我還永生難忘在文革中目睹的另一幕：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文革進行了八年，機關幹部都必須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和我的新聞界同事，前去廣州郊區三元里附近的農村，白天為農民收割稻米，晚上參加「貧下中農憶苦思甜」大會。那一晚的集會，有五六位地主的後人被定為批判對象，地主的後人有中年、青年、還有沒成年的兒童。那不是批判，那是「貧下中農」之惡的展示。批判會進行不到一個鐘頭，「貧下中農」們手持棍棒輪番上場，這些人白天還與我們在田間一起背誦毛主席語錄、高唱革命歌曲，晚上則是另一番亢奮：他們的批判，是不由分說掄起棍棒對地主的後人暴打，任由地主後人在地上翻滾、嚎叫、哀求，直到把五六位地主後人打得血肉模糊，當場斷氣。而台下，我們這群接受再教育的「革命知識份子」，則高舉雙臂，歡呼台上「貧下中農」的平民之惡。
中國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知識份子」自跟隨中國共產黨走上政治舞台，從來都沒有表現過善良與溫和，從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一直到「六四」、維穩。在文革中，這幾個群體的人，有誰能說自己沒打過人？即使沒有，有誰又能說自己沒有參加過批鬥會、沒有為血腥暴力歡呼？我曾經是這幾個群體中的一員，我不敢說自己沒有。
文革使我失去了對中國「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份子」的尊重。如果未經歷文革，我仍會認為這些群體是神聖的、天然正確的。這些群體的可悲、可鄙在於：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是中共施暴的對象，同時又是對他人施暴者。
文革結束後，我曾以為文革那樣的殘暴與荒唐，不會在中國重現了。但幾年前薄熙來發動唱紅打黑，從重慶幾乎盛行全國，有人為了唱紅竟然老父親去世也不奔喪，有人說唱紅治好了自己的癌症，這就讓人知道現今的國人與文革時的國人無本質上的變化。就在宋彬彬向卞仲耘的遺像鞠躬道歉前不久，宋彬彬還與毛澤東生前身邊的人，包括毛澤東的姘婦張玉鳳，在一起紀念毛的冥誕。人們從來沒有看到任何國人對參與文革暴力的平民之惡做過懺悔，看到的只是在毛澤東死去三十七年之後，舉國祭奠毛澤東冥誕一百二十周年，聆聽中共領袖對毛澤東的頌揚。於是就不能不相信，如果中國再出了一個毛澤東，指示又一個宋彬彬「要武」，又一個宋彬彬還會去虐殺又一個卞仲耘，然後作為一個符號，再啟動又一場億萬人參與的平民之惡。
文革是中共建政六十五年的縮影
文革十年是中共建政六十五年的縮影，王晶垚老先生記錄的人類歷史上多麼黑暗的一頁在中國翻過去又翻過來。六十多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七千萬人：土改中幾百萬農村經濟與文化的精英地主被消滅，鎮反中幾十萬未及撤走的國民黨人被殺害，反右迫害了上百萬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精英，大躍進後的大饑荒餓死四千萬百姓，「六四」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北京市民。而今日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黑暗：二十多年的維穩關押和虐殺了難以計數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法輪功學員、拆遷戶、上訪伸冤的民眾、爭取宗教自由和民族獨立的藏人和維吾爾人。一次次關押、酷刑和殺戮，展現了共產黨之惡，也展現了與共產黨合作的軍人、警察、城管、拆遷隊員、截訪人員的平民之惡。世界上從來沒有那一個民族、那一個國家的國民，對禍害民族與國家的邪惡政黨如此容忍，如此心甘情願助紂為虐。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黨，有什麼樣的政黨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黨和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這就是平民之惡之源。
中國人曾有反省和懺悔的機會，但不知珍惜，都錯失了，或者被阻止了。一個對自己的民族性和國民性不思反省和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未來的中國，也難以出現如在華沙二戰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前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那樣的領袖，中華民族也不會進化成犯下罪行後不允許罪行重犯的德意志民族。王晶垚先生之所以拒絕接受宋彬彬的道歉，是因為她沒有揭示暴力事件的真相，不反省文革，也不懺悔平民之惡，因此是十足的虛偽，那麽人們有什麼理由對宋彬彬的道歉給以掌聲和讚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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