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分霸權的地方，人權就削弱一分。
香港地產霸權，腐蝕了香港人分寸的生存空間。香港的酒家食肆，只要不是集團經營，桌椅都擠得像一隻籠子，顧客像籠子裏的家禽。
兩人走進食肆，明明角落裏有一張四人的空桌，侍應會把你引導到另一張早有兩人在進食的四人座。這樣就變成了搭枱。那半座桌子，由兩張小桌拼成，除非硬將小桌拉開可憐的一寸，才可以開闢丁點隱私。
你指指角落的那張四人桌問：可不可以要那張呢？侍應面有難色。她也是打工的，可否將就一些。在一個昏暗的城市，人在雞肚小腸地苟活着，像一炷點燃着的幼檀香，一直往下燒，香灰在抵抗着地心吸力，但是很無聊地軟軟挺着、挺着，最終塌下來，然後從頭再幼幼地積上去。
香港人的日子像一寸塌下來之後又從新向上積的灰燼。七一遊行一次，就是那條燼柱塌下來的片刻，據說這叫做宣洩排洪，然後回家，再讓香繼續點下去，香灰從頭再向上增長。
漸漸，此一「理性」定律，有人看穿了，只要讓灰燼自然跌下來，火繼續燒，不會有火災。
眼看小生意的食肆，桌子間那條縫越來越窄，香港人的一生，耗費在這條縫的邊緣：拍拖約會、介紹工作、買保險時解釋條文。有錢人在會所裏的雪茄吧做的事，香港的小巿民，一生都condemned to這條茶餐廳桌子的夾縫。
然後是地鐵車廂自由行的皮箱子，回家面對蝸居壓人的四壁。當你感到呼吸困難，想吶喊的時候，學校的試卷，叫你要保持必要的沉默，因為吶喊而謀突破，據說是很偏激的，而在狹縫裏沉默，方是「理性」。
中國前文化部長王蒙在他的自傳「不革命行嗎？」裏說：「我堅信中國的人民革命是上千萬年的擠壓、冤仇、抑鬱的潛能積蓄的結果。幾千年的為富不仁，幾千年的敲骨吸髓，竇娥的冤案到岳飛的慘劇，暴力反抗的認知與能量，不可避免，決心讓一切阻擋復仇與突圍的勢力化為韲粉。」
日子在夾縫裏，像餘燼一樣，幽狹地長長細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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