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見
習近平反腐敗，矛頭指向周永康，至少已經是兵臨城下的陣勢，不確定的只是，是否已經將其拿下，或者將來如何結案。至於傳說中還將打擊其他人，不確定性看來更大一些。
若公開處理有三種先例
對周永康，中共本來可以對他內部處理，最多像對康生、謝富治那樣，低調處理便是。不過，中國變化很大，且此案已弄成這個模樣，這樣內部處理，恐怕很難走得通了。
若超出中共黨規家法的範圍而公開處理，目前有三種先例。一是設立特別法庭審判江青和林彪兩個所謂「反革命集團」。儘管當時司法環境剛剛在恢復，但中共那時還真是很自信，開放程度很高。二是陳希同、陳良宇兩案，開放程度很低，但較為平穩。三是薄熙來案，司法實踐已行之有年，且有網絡環境相助，還有所謂「三個自信」，只是實際上已經很不自信，結果是開放程度與中共標榜、案件份量、社會期望，都形成鮮明落差。
這三個先例，共同特點是，其涉及的政治衝突和權力衝突，無論在中共黨內或黨外，都被扭曲，甚至諱莫如深。即使江青和林彪的所謂「反革命」罪責，也盡量迴避政治而偏於刑事。這個先例一開，此後的中共高層鬥爭，除胡耀邦、趙紫陽外，都走刑事之偏鋒，中共歷史上甚為重要的「路線鬥爭」，似乎已經銷聲匿跡。如此一來，若要擊敗對手，只有抓其腐敗之短，好在，腐敗已深入中共骨髓，小辮子或大辮子，倒也不難抓得到。
當然，其中也有變化。審判江青和林彪兩大集團，多數人都低下頭來，予以配合，盡量爭取少認罪。林彪案在相當程度上屬於「莫須有」，也還是大體成功地迫使案犯低頭認罪。「不老實」的只有兩個人，一是江青，一是張春橋。後來的兩陳，都不認罪，但不能不低下頭來。而薄熙來受審，他與兩陳一樣，也是低頭而不認罪，但是，他最後看來是被判決激怒，竟昂起頭來咆哮公堂，這也就致使案件的開放程度急轉直下。
後文革以來中共三大派的演變
不過，政治上失利而被迫承認腐敗之罪，這樣的處置模式本身潛藏著風險。這些人身為中共高官，要他們對黨低頭不難，因為這是他們在政治中失敗或失利的代價，然而，是否認罪，以及如何認罪，還是大有講究。畢竟，一味迴避政治，以刑事罪壓迫對手，依照高層定下的劇本表演，固然已成慣例，但現實千變萬化，一旦把握不好，還是有可能弄巧成拙。
習近平與王岐山決心反腐敗，發誓打老虎，把個周永康弄得如同「釘子戶」一般，然而到了臨門一腳，卻遲遲不能再進一步。據說，有元老反對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對中共造成嚴重威脅。這樣的擔憂，也有其先例，亦即當年葉劍英所謂「投鼠忌器」。
有人分析，當時中共的三大派，元老們反對文革派，但有心無力，中間派的華國鋒對文革派有不滿，但要下手則未免有力無心。而文革派，江青咄咄逼人，失策於對中間派逼迫過甚，尤其是對其重要人物汪東興，這就使得汪東興有力也有心對他們下手。
以這樣的思路來看，當年的元老派，如今演化為太子黨，而文革派遭打擊後散落無形，但其精神與理念仍根深柢固。此外，團派原本較為弱小且低調，其領導人胡耀邦，跟隨元老派鄧小平，試圖修正文革方向，遭到毛澤東打擊，反而促使他走向更為開明。後來他與中間派的開明官員如趙紫陽、萬里等人，成為改革派。不幸的是，元老派在謝幕之際更趨保守，甚至發動政變，阻止中國走向憲政民主，阻止改革派主導中共，致使改革派遭重擊而潰不成軍。
「投鼠忌器」與騎虎難下
中間派倒戈，文革派失勢，於是前者在後來的改革開放中大為發展，乃至江澤民得太子黨支持而站穩，太子黨的習近平則在江澤民支持下更上層樓。
龐大的黨政官僚集團，本身是中間派的基地，又是太子黨或「紅二代」以及團派歷練的土壤。這可能會使得他們之間的界線有所模糊，不過，他們之間的機會不平等，仍然潛藏著裂痕。先前，陳元等人吃過苦頭，而薄熙來有相當高的人氣卻仍倒台，他在官僚體系內寡助可能是原因之一。顯然，黨政官僚集團的動向，關乎黨國命運。
當年「投鼠忌器」，「器」為毛澤東，看似相對簡單，但須將毛澤東與文革派生硬撕開，而實際還是撕不開，則至今「毛派」或「左派」仍然堅信自己真理在握，氣壯得很。今日之「器」，變得更為複雜。狹義而言，「器」乃江林兩案之後有了不成文的默契「刑不上常委」，連中共所謂「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也是常委以下人人自我觸及靈魂。不過，常委們各自形成幫派，「器」在無形之中蔓延開來，也是不得了。
周永康不是太子黨，有幾分類似於當年中共的汪東興，或蘇共的貝利亞。然而，對周某人遲遲不能動手，其複雜性在於「刑不上常委」如今已經儼然體現黨政官僚的整體利益。周永康利益集團，權愈重則愈貪，在如今的中共之中，可謂志同道合者多，體現著中共黨政官僚的普遍特色，一旦打得起勁而順了手，中共說不定有大麻煩──但話說回來，弄成現在這個樣子，收手也同樣會有大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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