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報人羅孚老先生逝世。羅孚前半生，在民國儒雅的氣氛裏長大，後半生，則在共產黨的文化圈裏供職。說羅孚，千言萬語，可以歸納為一條線，一個對國家熱誠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由人性的理想而誤踏「黨性」的政治網，最後澈悟，又衝出「黨性」之網，回歸人性的長卷。
中共的「黨性」，與中國傳統的人性，水火不容。當你「黨性」堅強，服從組織，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終身」，你以為你比常人進步和優秀，但是在經歷苦痛和創傷之後，又發現此一當初令你熱血投身的「偉大事業」，原來是一場騙局，像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的結局，打破窗戶，跨越籬笆，告別那座精神病院，向着綠水青山，逃了出來。
但是「黨性」的囚錮業力，十分巨大。「黨性」之所以可以統治一個思考能力甚低的民族，正因為「黨性」的法力無邊，而人性，雖然有耶和華的靈光，卻時有力所不逮的時刻。所以極權與自由，「組織」與個人，黨性與人性之間的對立，如果看穿了，就知道終極不止是政治的爭議，而是神學的問題。
像羅孚先生一類人也，多年來的破壁而出的，也有幾位，像劉賓雁，王若水，甚至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至少在思想上，也差一點點，也越柙了，於是這些人，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異類。
由人性而誤陷「黨性」，然後由「黨性」的泥淖掙扎以圖回歸人性，就是羅老先生一生令人唏噓的故事。這卷長篇，旁涉民國的人文智者，無數背景的過客和配角，有的在大陸，有的在台灣和英治的香港，因羅孚特定的工作，令羅先生的一生，像一部旁支的統戰鬥爭和中國文學藝術編年史。但這一切，今日香港只懂飲食或佔中的網絡一代，不會明白，也不屑了解，他們認為羅先生的經歷與他們沒有關係。
羅孚最早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當中一段，見山非山，見水非水；這三十年，終於又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了。在中國人社會，做人難，做「文化人」更難，做了「文化人」而迷失，最後回歸做一個普世的人，更難。羅老一生，茲為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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